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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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放他一头地”(1)

这是北宋的欧阳修给梅圣俞一封信中的话。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信中所言的“轼”,即苏轼,上年他首次出川,赴京应试。试毕,他与苏辙,兄弟为同榜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激动之余,给同为考官的梅圣俞写了这封信。“当避路”,“放他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老作家、老诗人,有这等扶掖后来者的心胸,难能可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作家、老诗人,都有如此雅量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尤其这些年来,文坛上前辈斤斤计较于晚辈,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

而若细细品味欧阳修的这两句话,那才体味大师那达者的识见,和智者的参悟。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一份感情的流露,成为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颃,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与文人,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过于拥挤的人口密度,过于紧绷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脚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巴巴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碴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蛋挞只有一块,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的。犹如自然界,一定数量的花,和一定数量的蜂,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个不停,也是不好的。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让那些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棵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的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位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等,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之比,那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毛,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那名着《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初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壤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年产长篇小说一千部到一千五百部,中国当之无愧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从不值得费眼睛的一千四百九十部小说之外,找到十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

“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农”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二三十万字,四五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柜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可能,不过是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机会。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分作品,逃脱不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作出他能为他所作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公元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3300万,以公元1110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4673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二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也不到。即使将如今的十四亿,除以二,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来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

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的欧阳修,受命主持这届会试,梅圣俞也是考官之一。时间为公元1057年(仁宗嘉佑二年),地点为当时的首都开封。苏轼苏辙兄弟,一举中的,双双上榜。消息传到宫里,皇太后都向宋仁宗祝贺其得人之盛。

欧阳修所以连呼“陕哉,快哉!”其间还有一段隐情。苏轼的考卷,显然先由梅圣俞阅核,拟为第一。宋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在为最后圈定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实在精彩,但生怕这份糊名的卷子,会不会为其门生曾巩所作?因之不禁踌蹰,为总主考官的他,居然高中了自己的门生,居然还让他名列榜首,倘如此,必定要遭人物议,难免要被那些爱嚼蛆的家伙们拿来说事。于是,大笔一挥,将此卷改判第二。结果,一发榜,不是曾巩,乃是名字相当陌生的眉山苏轼,令他大喜过望。由不得感慨系之,庆幸国之得人。“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文忠公文集》)

更有趣的,试后,苏轼谢师,拜谒梅圣俞。“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驰,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中也载:“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幙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那年,苏轼才20岁,而欧50岁,梅55岁,这些近乎父执之辈的文学大师,对苏轼为自己杜撰之典故,那种毫不觉得有什么差错的堂皇神气,一笑了之。

古人之厚道,之宽容,之海量,之理解,着实令人敬佩。如果落在那些“魑魅喜人过”者的手里,还不得大做文章,以逞己能,而大嗡特嗡。

现在回头去看一千年前的宋朝,经过五代十国的相互残杀,狼烟四起,兵匪肆虐,天下大乱,终于得以弭平战祸,政求清明,休养生息,民生安宁。也许那时的文学大师们,处于辽阔弘大的日月天地之间,心胸要自由开阔许多,处于疏朗宽松的人际环境之中,襟怀也就要坦荡赤诚一些。因此:

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有足够的自身实力,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他,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作推手,甘当人梯,作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推诚相与的这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