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玛斯洛娃跟着押送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漫长的石头路，来到区法院楼前时，诱奸过她的老姑娘的侄子聂赫留道夫公爵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抽着香烟。床垫很柔软，床单已经被他揉得皱皱巴巴。聂赫留道夫穿一件荷兰式睡衣，睡衣十分干净，胸前熨得一点褶子都没有，领子敞开着。他的目光盯着前面的东西，心里却考虑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已经做过的事。
他回想起昨天在远近闻名的富户科尔恰金家举办的晚会，大家都认为他一定要娶科尔恰金家的千金，他想起这事就很感慨，他叹了一口气，扔掉烟头，想从银烟盒里再拿一支香烟，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又光又白的腿伸下床来，用脚找到拖鞋，往他那肥胖的肩上披了一件绸子睡衣，迈着沉重的步子，迅速走进卧室旁边的卫生间。卫生间里充满香精、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用一种特制的牙粉把他那多处补过的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用香气扑鼻的漱口水漱了口，然后开始洗手、洗脸、洗澡，并且用不同的毛巾擦干。先是用香皂把手洗干净，用刷子把长指甲认真刷了一遍，然后是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的洗脸池里洗了脸和粗脖子，最后来到卧室旁的另一个房间，这里有洗淋浴的喷头，他在这里冲了个凉水澡，把他那健壮、白胖的身体冲洗了一遍，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然后穿了一件干净的、熨得很平的衬衣，穿了一双像镜子一样发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他那稀稀疏疏鬈曲的黑胡子和他那头顶上已经没有几根毛的稀稀疏疏鬈曲的头发。
他穿的用的全是高档货，衬衫、西服、皮鞋、领带、别针、袖扣，全是极品，这些东西耐穿耐用，价格昂贵，但却不显眼。
聂赫留道夫从十几条领带和十几个别针中随便拿了一条领带和一个别针，过去他挑选领带和别针时，觉得很新奇，觉得是一种乐趣，现在却无所谓了。他穿上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走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却也很整洁，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走进长形餐厅，昨天三个干粗活的男佣人把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餐厅里摆着一个很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活动大餐桌。餐桌的四条腿雕成狮爪形，整个餐桌显得特别沉稳、气派。餐桌上铺一块挺括的薄台布，台布上绣着一个巨大的家徽。台布上放着一把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味儿的银咖啡壶、一个银糖罐、一个盛着煮开过的凝乳的凝乳罐和一个装着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这些器物旁边还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道夫刚想拿起信来看，这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突然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她穿一身丧服，蒙一块网扣头巾，盖住了头上的发缝。她就是这所住宅里不久前死去的聂赫留道夫母亲的侍仆阿格拉费娜，现在是儿子的管家。
阿格拉费娜曾跟随聂赫留道夫的母亲多次出国，在国外一共住了有十多年，所以她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道夫家，当大家还叫聂赫留道夫的小名米坚卡时，她就熟悉他了。
“早晨好，聂赫留道夫少爷！”
“你好，阿格拉费娜。有什么新鲜事吗？”聂赫留道夫开玩笑地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女佣早就送来了，她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费娜说着，把信递过去，意味深长地笑笑。
“好吧，我这就看，”聂赫留道夫说着，接过信，他发现阿格拉费娜在笑，于是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为什么笑呢，因为她认为，信是科尔恰金的千金小姐写来的。在她看来，聂赫留道夫有意和她结婚。可是阿格拉费娜的笑所表示的推测令聂赫留道夫很不愉快。
“我去告诉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费娜拿起一把放得不是地方的清扫桌面的刷子，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就从餐厅走出去了。
聂赫留道夫把阿格拉费娜递给他的散发着扑鼻香味儿的信封拆开，拿出信来开始看。信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纸上，字写得稀稀拉拉，字迹清晰。
我既然是您的记忆力的助手，我就有责任提醒您，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就不能陪我们和科洛索失去看画展了。您虽然昨天答应陪我们去，可这次您不能再轻率从事了；否则，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您就必须支付给法院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想买又不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您千万别忘记。
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
她在信纸的背面，又附笔写道：
妈妈让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一直等您到深夜，请您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来，悉听君便。
科
聂赫留道夫皱了皱眉头。两个月来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用了不少手段，想用一根无形的线把他俩紧紧拴在一起，这封信就是这种手段的继续。聂赫留道夫已经过了痴情的青年时代，也已经过了热恋的年龄，他面对婚姻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他即使下了决心，也不可能马上提出求婚。这个原因并不是他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抛弃了她，实际上他早已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成为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就是，他曾经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暧昧关系，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已经断了，但是她却不认为断了。
聂赫留道夫和女人交往时，总是表现得畏畏缩缩，正是他的畏缩使那个有夫之妇产生了征服他、使他就范的欲望。这个女人是聂赫留道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勾搭上了聂赫留道夫，聂赫留道夫越来越迷恋她，同时也越来越讨厌她。起初，聂赫留道夫抵挡不住她的勾引；后来，他又觉得自己对不住她，所以没有她的同意，他又难以割断这种关系。这就是聂赫留道夫认为即使自己想向科尔恰金娜提出求婚，但也无权这样做的原因。
桌上恰好放着一封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道夫一看到他的笔迹和印章，脸就红了，心情马上就紧张起来，就好像大难将要临头似的。但是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位丈夫，作为县首席贵族（聂赫留道夫的大部分田产在他的县里），来信是为了通知聂赫留道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紧急代表会议，他要求聂赫留道夫务必出席，并在有关开办学校和修筑铁路专线等重大问题上支持他，因为这些问题肯定会遭到反对派的激烈反对。
这位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全身心投入和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的反动势力所做的斗争，至于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不幸变故他却一概不知。
聂赫留道夫想起他和这个人相处时的那些令人难堪的时刻，他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他们的事，他准备好了同他决斗，并打算在决斗时对空放枪。他还回想起那可怕的一幕：当她完全绝望的时候，就跑到花园里，打算投湖自尽，他跑到花园里去找她。
“我现在不能去，也不能采取任何步骤，在她还没有答复我以前。”聂赫留道夫这样想。一个礼拜前，他给她写了一封口气坚决的信，他在信中承认自己对不起她，愿意用一切代价赎自己的罪，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断绝关系，这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等着她的回信，可是回信还没有来。没有回信说不定是个好的兆头。如果她要是不同意分手，她早就写信来了，甚至她亲自跑来了，过去她又不是没有这么做过。聂赫留道夫听说，现在有一个军官正在追求她，他顿生嫉妒之心，但同时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快要摆脱这偷偷摸摸、昧地瞒天的关系了。
另一封信是田庄上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聂赫留道夫必须亲自去一趟田庄，一方面是为了依法取得继承权；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如何继续经营田庄的问题，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立下的规程经营呢，还是按照他过去曾向公爵夫人提出、现在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经营呢，这个办法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种经营方式收益大。总管同时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汇去三千卢布，但还没有汇出，一定随下班邮车汇出。这笔钱所以拖延了时间，是因为农民老是拖着不缴租金，结果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对农民采取了强制手段。聂赫留道夫看了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他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年轻时，曾是斯宾塞（英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狂热信徒，可是他本人却占有大量土地，所以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阐述的私人占有土地是不公正的论点对他触动很大。他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有正义感，行动很果断，他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他不仅上大学的时候就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而且他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把从父亲名义下继承的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有两条路可选择，或者是像十年前把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分给农民一样放弃母亲的遗产，或者是默默地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虚伪的。
他不可能选择第一条路，因为他除了土地，一无所有，土地是他的生活来源。他不想外出做事，可他又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也用不着改变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毅力、荣誉感和一鸣惊人的欲望，现在都没有了。另外，他也不可能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道理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了解到的和接受的，后来，过了许久，他又从亨利·乔治（美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着作中得到这一道理的光辉论证，所以要否定这一明确的、毋庸置辩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因此，他看了总管的信，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