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聂赫留道夫走进法院的走廊时，这里已经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
法警们拿着委托书和公文，有的朝前，有的朝后，脚擦着地，气喘吁吁地一溜小跑着。警官、律师和法官们有的朝这边走来，有的朝那边走去，有些申请人或是没有在押的受审人垂头丧气地在墙边徘徊，或是坐下来等着。
“区法庭在哪儿？”聂赫留道夫问一名法警。
“您问的是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么说就清楚了。从这里往右走，然后向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道夫照他指的方向走去。
法警指的那道门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商人——此人又高又胖，面容和善，看样子已经是酒足饭饱了，所以情绪极佳；另一个是伙计——此人是犹太血统。当聂赫留道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议论羊毛的价格呢。
“是，先生，这里就是。您跟我们一样吧，也是陪审员？”面容和善的商人愉快地问道。当他得到聂赫留道夫肯定的答复后，继续说道：“那好，让我们一块儿工作吧。我是个中级商人，叫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宽大而柔软的手。“这样的工作应该做。真是幸会，请问尊姓大名？”
聂赫留道夫报了姓名，就走进议事室去了。
议事室不大，里面有十几个人，都是刚来，他们职业不同，身份各异，有的坐着，有的随便踱着步，他们互相打量着，自我介绍着。一个退伍军人穿着军装，其余人有的穿礼服，有的穿西装，只有一人穿紧腰衫。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丢下正事来当陪审员的，他们嘴上都说，干这件工作太辛苦了，可是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几分高兴和满意的表情，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互相认识了，有的还在猜测谁谁是干什么的。
他们互相交谈着，他们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的人不认识聂赫留道夫，就赶紧过来同聂赫留道夫认识，显然他们认为认识聂赫留道夫是一种光荣。聂赫留道夫也认为不认识他的人这么做是应该的。如果要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至于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至于他穿的是名牌衬衫、名牌西装，戴的是名牌领带，佩的是名牌袖扣，这都不能成为他产生优越感的理由，这一点他很清楚。可是同时，他又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应该的，如果别人对他表示不尊，他倒好像是受了屈辱似的。
不过在陪审员的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没有对他表现出尊敬，他就感到不愉快。陪审员中间有聂赫留道夫的一个熟人。这人叫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道夫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还因不知道他的姓而自鸣得意），当过聂赫留道夫姐姐家孩子们的老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现在仍然在这个岗位上。聂赫留道夫常常不能忍受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洋洋自得的狂笑和“公社习气”（聂赫留道夫的姐姐这样说他）。
“哈哈，您也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哈哈大笑着朝聂赫留道夫迎上来，说。“您也没逃避得了？”
“我根本没想逃避。”聂赫留道夫不高兴地和严肃地说道。
“一个公民应该有这种忘我精神。不过等着瞧吧，当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时候，您就不唱这个调子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道，这次他笑的声音更大了。
“这个神甫的儿子现在跟我说话就要不称‘您’而称起‘你’来了。”聂赫留道夫心里这样想，他脸上露出悲哀的表情，只有得知双亲去世的噩耗后才会有的那种表情。他从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身边走开，来到一群人跟前，这群人围着一个个子很高、脸刮得光光、仪表堂堂的先生。这位先生正在讲述目前民事厅审理的一个案子，看来他非常熟悉案情，他连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和参与这个案子的着名律师的名姓都知道。他说，由于一位着名律师的辩护，这个案子发生了转折，本来案子的一方，一个老妇人，是占理的，但是她必须付给案子的另一方一大笔钱。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他说道。
大家都听他讲，有的人想插话，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是都被他打断了，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案情的真相。
聂赫留道夫虽然迟到了，但是他还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因为审理案子的一个法官还没有来，只好推迟开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