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他怎么对我说：“哎呀呀，瞧瞧，我们的孩子王来了，电影真是个神奇的玩意儿，你是放电影的，不要说孩子，就连我们当大人的也都着魔，不要说孩子们天天想围着你转，就连我们大人也想围着你转呢。那么多娃娃整天围着你转，太羡慕你了。”看着我越听越迷糊的表情，宋站长停顿了片刻，然后异常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益西同志，我明天就要离开这舍不得的地方回老家了，委托你办一件既光荣又神圣的事，”说罢便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一箱子像章，说，“替我把这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发给那些孩子们吧。”
嘿嘿，不瞒你说我是毛主席像章的痴迷收集者，面对“从天而降”的一大箱子伟大领袖的像章，汇集在心脏的血液汹涌澎湃，澎湃得让我有些眩晕。如梦如幻中，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没有做梦吧？”我端起茶杯猛喝一口，以便凉凉“燃烧的胸腔”。
而今我红着脸坦白，我没有把那些像章按宋站长的要求发给孩子们，而是被我截留了，说截留是对自己客气，其实那完全就是“贪污”啊！一种充满热爱、善意混着羞耻的“贪污”。
但这事差点败露，二十年后宋站长满怀“老西藏”的心情故地重游，在兵站为他举办的“老站长回家”的欢迎宴会上，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老站长在酒后还颇为惭愧地向我一五一十地吐出了当年毛主席像章的真相。
虽然一张老脸皮没有发红，但皮肤像浇上了酥油一样在燃烧。没办法，当时那个年代，收藏毛主席像章成为一种爱到骨子里的时尚。这跟时下的拜金和物质主义的贪婪无关。
我的大女儿已参加工作，今年春节正月初八完的婚，办过酒席之后便搬到了婆家；小儿子在省城一所大学念大四，扬言毕业后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这个边远的县城，大三春季开学临走时，曾横眉竖眼地对我和老伴说：“你们在山里蹲了一辈子还嫌不够，还要让我蹲一辈子吗？等我在外面闯荡出名堂来，就把你们接去一块儿享福。”儿子前半截的话让我直想给他两巴掌，难道在大山里蹲一辈子就不如别人？后半截的话听上去还蛮有孝心，真闹不懂现在的孩子在想什么？想来想去，儿子的话又不无道理，至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就像市场经济为我们小卖部提供了赚小钱的机会一样。
反正退休报告已经递上去了，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我悠闲地朝办公室走去。所谓的办公室，就是同阿里布琼的收发室紧紧挨在一起的陋室，临街的两个门面早已被“破烂王”亚德租去经营，现在收“破烂”的概念早已不是收废书废报子、木箱纸板、玻璃酒瓶、塑料瓶的时代了，如今的亚德早就发了，发得跟他的身体一样像个大雪球。
“破烂王”的收购站不时传来刺耳的金属切割声，那些大件金属在切刀下发出耀眼的火花，弹射出的火花射出了亚德的最爱火花——效益！效益！效益！
收购站同县文化馆仅一壁之隔，但却是冰火两重天，一边静得跟沙漠一样，一边闹热得跟开庆祝大会一样。嘿嘿，如今人们越来越有钱了，但越来越没有文化了，一个县的文化馆跟没有腥味的沙地一样，连苍蝇都不肯光顾。
走进办公室，馆长的座位仍然空着，我不问小卓嘎也知道馆长去了哪里，不是去开会就是去什么培训班或是去县武警中队搞合唱指导一类的事情去了。电话机边仍然是小卓嘎用手捂住话筒在煲热恋电话，说话声小得蚊子一般让我没法听清一句，但从抖动的身体能感受到对方的甜言蜜语让她开心得不得了。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年龄，我准备浏览一下报纸的标题就离开，让她开心地聊，聊成了我好喝喜酒。
听见开着的门有人在用手敲，“门开着哩，你找谁？”我依旧盯着报纸问。
“请问一下，‘红旗渠’叔叔在吗？”一个成年男人很有礼貌地问。
“红旗渠”叔叔，一听就知道在叫我，而且一定是从农村来的，我放下报纸看见一个个子高大穿着蓝色冲锋衣的小伙子在冲我笑。
“你是？”我问。
“嘿嘿嘿，”小伙子没有回答，径直朝我走来。走来伸出手笑眯眯地说：“你好，‘红旗渠’叔叔，我是绒旺塘村甲波扎西的儿子扎西绒塔。”
“绒——旺——塘”，脑子里立刻闪出那片山间台地的景象，它是一个能看见金沙江但没有能力把江水引上山的干旱村落。河谷干热的风把山麓和半山腰的植物“烧”得精光，得不到灌溉的土地干裂成碗口大的块状，像围棋盘子的线条，耐寒的荆棘艰难地从土地的缝隙里长出，蔫巴的叶片毫无生机，裸露的石头上甚至没有生命力极强的苔藓的依附，一个比《红旗渠》描述的林县还缺水的村子。
“甲—波—扎—西，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绒旺塘村的村长吗？你不就是那个最调皮捣蛋的，经常带领一帮小娃娃在银幕后面看‘反银幕’（绕到银幕后面反着看电影，农村放电影常常在晒场上竖起两根杆子，将银幕挂在其中，这样的话银幕背面也能看）的捣蛋鬼吗？不就是那个把放在电影机箱子上的鸡蛋坐碎，满屁股挂着稀糊糊蛋清蛋黄的小鬼蛋子吗？”我忍不住高兴地伸手去摸扎西绒塔的头，“鬼蛋子，长成大人了。”那一刻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亲切、喜悦，略带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也许是即将退休的某种失落在作怪吧。
多亏小卓嘎周到，递来茶杯客气地对绒塔说：“请喝茶。”
绒塔接过茶杯在漂亮的姑娘面前说不出话来，小卓嘎笑嘻嘻地说：“益西叔叔，你同客人慢慢聊。”说罢便拎着挎包笑嘻嘻地走出办公室。
“哎呀，你看看，人老了，不中用了，”抱怨自己的同时我仔细端详着绒塔，仿佛想在他的身上获知更多的信息，急忙问，“家里还好吧？”
绒塔不作答，而是从用毪子编织的挎包里掏出两个罐头瓶子，“这瓶装的是岩蜂糖，这瓶装的是醋海椒，”说着把两个瓶子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阿爸说这是你来村里放电影时最爱吃的两样东西。”
“哦呀呀，卡作卡作（谢谢）。”我喜出望外地看着一个深黄色一个咖啡色的瓶子。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七年的夏初绒塔的阿爸把我送出村子时的场景。那是一个走路就出汗的干热午后，绒旺塘村依旧迎来久旱无雨的年景，我们不时在路边上看见有村民表情沮丧地把撒播后多余的麦苗从地里清除，拿回去喂牲口。甲波扎西看看地里因得不到灌溉而焦干的麦苗，沮丧地说：“如果再不下雨，高山上的水又引不下来，麦地得不到漫灌的话，春节前撒播的麦种又将颗粒无收了。”
我知道，在麦苗需要漫灌的时节无水可灌的话就全完了，全村放水的时间是分段的，如果有限的水在有限的时段里还没有浸润到土里时就轮到下一户，那之前的地就成了“水跑地”（当地人称“水跑地”就是因水少而浸不到麦苗的根部时水就流走了）。
走到村口甲波扎西将驮骡的缰绳递给我，用手拍拍骡子的脸，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干胡豆递进骡子的嘴里，之后他拍了拍手，取下挂在我肩上的空水壶，将自己的水壶用牙咬开塞子，将两个水壶嘴对嘴地凑在一起，“留着吧，扎西。”我用力去抢水壶。
抢夺中水洒了一地，扎西嘴里发出吱吱吱的责怪声并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吼道：“‘红旗渠’你干什么！绒旺塘再缺水，总不至于缺到没水喝啊。”声音大得像要打架一样，一头骡子听见巨大的吼声后咿唔呀唔地跑开了，同时一群在荆棘丛中觅食的麻雀受到惊吓后哗啦啦扇动翅膀飞走了，在干热的空气里飞得慵懒而疲惫。
为防止我抢水壶，扎西转过身子背对着我，待灌满水壶后才转过身用满意的笑容看着我，朝我努努嘴，意思是不好意思刚才吓住你喽。
扎西把水壶递给我，眼角的鱼尾纹充满了布施者的温情，说：“红旗渠，要是银幕上的红旗渠能流到绒旺塘的麦地里，那就‘俺根铛布（万事大吉）’了！”他伸出手指指远处那细得跟线似的金沙江支流——脉曲。随后手在齐胸的前方比画着，手势就像把红旗渠的水搬运到绒旺塘村一样。之后谁也没说话，良久地俯瞰着远处的江水，千年来望梅止渴的尴尬折腾着绒旺塘村。
阳光把空气中的水分烤得氤氲蒸腾，有一种沙漠中海市蜃楼的幻影，幻影热腾腾地在眼前晃动，晃动出透明的烟雾一样的热浪。身临其境就能感受到这里的人、动物、植物是如何忍耐着干旱的。他们的祈求、抗争和忍耐深深地记录在我心里。看得到的东西却得不到，“望梅止不了渴”，你说有多难受。
扎西摇晃着脑袋用不太流畅甚至有点结巴的汉话说：“可惜啊，我们这里的山太大，金沙江离我们又太远，用红旗渠电影里的水让我们做做梦总可以吧。”说话时那双一只大一只小的眼睛直勾勾地俯瞰着江水，说话的表情有比话语更丰富的含义。似乎在说要把江水在崇山峻岭中引到这里是异想天开的事，接着便哈哈哈地笑了，笑声干哑、缺少水分，笑声很快被干裂的土地吞噬了。
我深知他的无奈。缺水！把金沙江沿岸山腰上的那些村落永远定格在一个“穷”上！
没想到翅膀才刚刚长硬的绒塔在一旁咯咯咯地笑，笑声让我回过神来，用充满疑惑遗憾的语气说：“哎，你们这一代的确忘本了。”
“嘛热（不不不），‘红旗渠’叔叔，千万别这样想，如今村里的年轻人终于醒悟过来，你放映的《红旗渠》才是绒旺塘村致富的指南针啊。”绒塔双手合十赔罪似的要我不生气，接着说出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话，他说，“我这次来就是请你临阵助威的。”
“什么？请我临阵助威？”我很是纳闷儿，抬头凝望天花板用调侃的语气问，“我这快要退休的老头，老骨头一把了，肩不能挑背不能驮的，有什么本事给你们年轻人临阵助威呀？”
“‘红旗渠’叔叔，你的作用大呢。”绒塔像敬高僧那样躬身抬手说。
“哈哈，什么作用？说说看。”我问，说话的表情和声调略带小瞧的意味，意思是难道你们几个农村的毛孩子能干些什么？
绒塔说话不紧不慢的，不像他阿爸一着急就吹胡子瞪眼，而且夹杂着胡乱的手势。他吞下一口水，暴突的喉结在极富弹性的皮肤里上下滑动着，似乎想把堵在喉头的话尽快说出：“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过年，大年初三后就聚在我家，东南西北地畅谈各自在异乡遇到的新鲜事，等众人把话题转到家乡时都沉默了。”绒塔若有所思片刻，合掌的指尖搭在一起，像是在寻找最适合的表达。
当他的目光落在指尖上时，似乎找到了准确表达的话，说：“很多人都把家乡的落后归结到深处大山沟，都归结在行路难、信息闭塞之类的问题上，但这些并不光是我们家乡的情况啊，这样的情况整个西部都一样啊，这还不是我们村的贫困征兆。”
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心想，“这些娃娃们非我想的那么简单。”我掏出一支烟递给他，他摇手回绝，我给自己点上后说：“有意思，听听你的高见。”
“话题谈到家乡时，大家的话就像流进了干涸的沙土，散尽了，都郁闷不语。虽然在外打工，看见的毕竟只是皮毛。恰恰在这时，在四川农业大学读书的格桑看见我家墙壁上挂着的你和阿爸的合影照，相片的空白处写了‘同好友张丹增同志合影留念’十二个字。格桑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是看着《红旗渠》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两部电影长大的，但我们这些死脑筋，《红旗渠》看了那么多年，怎么就没有开窍呢？”
“你的意思是你们想照着电影《红旗渠》演的那样做？”我抢话问，自信揭开了谜底，表情略带不屑，心想，“绒旺塘崇山峻岭，你们几个毛孩子想干成这件事？！”
“‘红旗渠’叔叔，你听我说。”绒塔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示意我别抢话。
“还是读书人强啊，”绒塔用佩服的口气说，“格桑告诉我们，绒旺塘穷的主要原因是缺水，一旦有水的话，我们这里就是歌中唱的‘香巴拉’。他用绒旺塘的气候特征、气温、地温、降水、日照、土壤给伙伴们上了一堂‘天书’，大家都听得晕晕乎乎的，不过，大家无一不口服心服地接受了他的‘天书’。都问他有什么办法让绒旺塘致富？他说到我们那里的土壤时特别感慨，说因为他就是放羊娃出身，每当他赶着羊群回家的时候，早就变成了泥人，满头的泥，满身的泥，满脸的泥，那呛鼻的粉尘留在鼻孔里，流出的鼻涕都是黢黑的，对家乡的土壤他有深刻的体会。他接着说，绒旺塘村的土壤是褐土类，土壤较厚，有较强的碳酸盐和石灰岩沉积，如果水源充足，灌溉有保证的话，我们这里的两熟作物都有丰产的保障，具体来说就是冬小麦收成后种玉米，产量都在八百斤上下；加上我们的经济作物，核桃、苹果、梨子、葡萄还有虫草和松茸，如果这些都变成了钱，那是什么效果呢，比大家出去打工就强十倍二十倍了……”绒塔越说越带劲，他们的观念和实施方法像绒旺塘核桃树上的核桃，一个接一个地掉进我的记忆里。
嘿嘿，实话实说，那一刻我真有些心潮澎湃，但外表装得很平静，其实，我早被这一代农家孩子震慑了！真的，说震慑一点都不为过。在绒塔的讲述中，我只觉得血管里的血热乎乎地涌着。的确，这些年轻人已经不能同他们父辈们的老观念同日而语了，进步的时代造就了进步的人群。嘿嘿，说实话，我刚才那种带有大人低看小孩的态度被绒塔这孩子深深地上了一课，纠正着我的偏见。
“孩子，听我说，”我伸手示意他打住，“你们想照着《红旗渠》那样自己动手修渠？”我持巨大的怀疑态度问道。
绒塔坚定地点点头，“俗话说，积水如积金，屯水如屯粮啊。”
“说得好，孩子，但说实话，这听上去有点听天书的味道，不是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你们考虑过没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修渠得到乡政府和村委会支持了吗？即便是得到支持，我最担心的是资金，修渠的钱从哪里来？由谁来承头……”我问了一连串自以为是的话，他都一一作答。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资金，说村里每家每户承诺将卖松茸和虫草的款拿出一半集中起来修水渠。“对啦对啦，这就对啦。”我用握做拳头的手不停地敲击另一只手的掌心，“那么，你说说，要我这个放电影的人做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兴奋点。
“就想请你在开工的前一天晚上亲自为绒旺塘放一场《红旗渠》，为我们打气、加油。让乡亲们找回修红旗渠的劲头。拾回红旗渠的灵魂。”
“拾回红旗渠的灵魂，”我愣了一下，心里在问，“红旗渠的灵魂是什么？”突然又猛地惊醒，“这还用问，你这个老不死的电影丹增，就是自力更生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顿时，银幕上林县人挑灯夜战的画面、拴起大绳在腰间手拿大锤和钢钎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的画面、四个人一组在堤坝上打夯的画面，这些熟悉的画面在脑中像《红旗渠》一样源源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