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艾森豪威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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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和平(5)

虽然艾森豪威尔对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陷入冷战初期席卷美国的那种歇斯底里,也并没有将苏联人视为超人。美驻苏大使比特尔·史密斯曾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无所畏惧。”艾森豪威尔由衷地表示同意。他说道:“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拥有强大的力量。忘记这一点,哪怕只有一秒钟,也是个严重的错误。”

1947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五十七岁。不久之后他将离开五角大楼(杜鲁门已经答应过他,他的参谋长任期不会超过两年)。他已经拒绝从政。作为一位五星上将,按规定来说他是终身服役,年工资为1.5万美元。但他没有存款,也没有地产、股票或债券。

他将做什么?住在哪里?在整个成年阶段,他不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军队早就已经安排妥当。

他收到的邀请数不胜数。大公司想请他去当总裁或董事会主席。他们提出了“丰厚的薪水”,艾森豪威尔告诉岳母,“如果大家说某个职位的目的只是借我的名气替公司‘打广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它。”因此,他想在某处一个不大的学院里当个校长是最佳选择。这样工作几年,他就准备正式退休了。他和玛米想回到圣安乐尼奥去,在威斯康星州西部过夏天。

1946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说,然后作为汤姆·沃森的客人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沃森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正在物色校长人选。艾森豪威尔当时的答复是,哥伦比亚大学找错了人——这所大学应当去找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教育家。沃森回答说,哥伦比亚大学请的是将军您。艾森豪威尔说,接下来两年内自己无法脱身,因此当时无法考虑沃森的建议。

十三个月之后,沃森前来拜访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米尔顿说:“我很懊恼。”沃森再次请他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并强调“我在这个职位上能为公众作出重大的贡献”,还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说会在生活便利、费用及报酬等方面向我提供良好的条件”。艾森豪威尔仍然说米尔顿是哥伦比亚大学想要的人选;沃森则一再重复哥大要的是将军,催促他尽快答复。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受人催促,所以告诉米尔顿,如果沃森催自己马上答复的话,他就说“不行”。

沃森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一职位,他就能免受政治上的胡乱猜测。这一说法正中艾森豪威尔的下怀。值得注意的是,外界普遍认为沃森及其他富有的共和党校董邀请艾森豪威尔,目的就是想让他出马竞选美国总统,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47年11月,沃森曾“劝告”艾森豪威尔“不要与这政治行业有什么瓜葛”。实际上,沃森及多数哥大校董都是杜威的支持者,希望杜威能够赢得1948年大选,然后连任至1956年。

曾经作为无数次重大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发现,这次选择的过程极其痛苦。他告诉史密斯:“这几乎是我生平第一次做出直接与我本人有关的决定,”为此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全部本能作斗争”。

1947年6月23日,艾森豪威尔致信哥伦比亚大学,表示如果哥大正式向他提出聘请,他将接受任职。他说,他和玛米再三犹豫,想到自己要居住在纽约而“有些沮丧”,但是经过数小时“焦急不安和认真的思考之后……最终的选择还是哥伦比亚”。他坚持,所有的校董在发出邀请之前,必须理解他与沃森达成的口头协议的性质和范围。协议规定,他不参与纯学术性的事务,不负责筹措基金,没有过多的应酬,也没有繁重的行政琐事。

那么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呢?用他的话来说,他将“遵循广泛和自由的原则,全力为大学本身提供内部领导,在民主国家中倡导基本教育思想。”哥伦比亚大学根据这些含糊的条件,请艾森豪威尔出任其校长,年薪为2.5万美元。他接受了邀请。他将于1948年6月毕业典礼后就职。

艾森豪威尔担任陆军参谋长共27个月。当任期过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期,挫折远远超过成就。”在1946年10月,他抱怨道:“我的生活就是一长串的人事、预算和计划问题。我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因此,他很高兴将这一职位移交给布雷德利。交接仪式在1948年2月7日举行。就在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口授了告别文告《致美国军人》。在文告中,他谈到了自己近四十载的军旅生涯,对陆军及其成就表示自豪,对自己的事业深感满意。他最后这样写道:“今天,我只想对你们这些仍在服现役和已经离开部队的军人说,我最感自豪的一句话始终是:‘我是你们的战友。’”

然后他穿过大厅向陆军部长的办公室走去,并在那里主持了布雷德利的就职宣誓典礼。杜鲁门总统为艾森豪威尔的服役优异勋章添上了第三枚橡树叶束(译注:表示他第三次获得该勋章)。根据事先的协定,在艾森豪威尔一家当年5月移居纽约市之前,他们将继续住在一号寓所。

他的前景应该说相当不错。他可以继续领取陆军的薪水,不久之后还能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薪金。他终于空出了一段时间(1948年2—6月)来撰写自己的回忆录。1946至1947年,出版商曾与艾森豪威尔接洽,要求他撰写回忆录。12月,道布尔迪出版社的社长道格拉斯·布莱克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威廉·鲁宾逊(艾森豪威尔与此人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了知交)来找艾森豪威尔,指出艾克撰写回忆录是对“历史”应尽的职责。每次艾森豪威尔与出版商谈话,他们总是向他解释各种选择,还有首次连载版权、第二次连载版权、电影版权、翻译等各种问题,把他说得晕头转向。他比较中意布莱克和鲁宾逊提出的方案,也就是一次成交,出版社买断所有版权。接下来数天,艾森豪威尔发现出版社提出的这笔交易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在谈判中非正式地担任艾森豪威尔法律代表的约瑟夫·戴维斯告诉他,对这笔稿费他只需付资本利得税,而无须支付个人所得税。

这个消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艾森豪威尔为此咨询了财政部副部长,得到了官方解释,证明戴维斯所言非虚。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如果他将手稿及相关版权全部卖掉之后,就有权只付资本利得税。财政部告诉艾森豪威尔,这种事早有前例。于是,艾森豪威尔同意撰写回忆录。布莱克和鲁宾逊向他支付了63.5万美元,他交了15.875万美元的税。他实得近50万美元,成了一名富翁。

这本书多次重印、连载,以许多不同的版本问世,并被翻译成22种语言。它卖了数百万本。据说,在20世纪之中,只有本杰明·斯波克超过了他。

为了给写书做准备,艾森豪威尔开始阅读格兰特的《回忆录》。这是最好的蓝本,而艾森豪威尔也充分借鉴了它。他收集了自己战时的信件、报告、日记及其他文件。他雇用了三个秘书,把工作移交给布雷德利之后,他立即开始写作——确切地说,是口授。他的做法是每天早饭后7点钟开始工作。午饭时,他经常与编辑一起进餐。他会继续口授至晚上11点。2月的大部分时间,再加整个3月和4月,他都是每天坚持工作16个小时。他称之为闪击战,不但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很少能够做到,甚至许多年纪比他小的人也办不到——他为了遵守这一作息时间,投入了极大的决心、自制与专注。他从不抱怨,事实上反而很喜欢重温战争。书写完后,还能领到一大笔稿费,可以让他退休时买下夫妻俩想要的一处住宅,这使他大感振奋。

《远征欧洲》一书出版于1948年末,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赞扬。人们称赞作者的谦逊、坦率、公正、机智和博大的仁慈之心,将其称为美国最佳战争回忆录(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格兰特的回忆录),还说这“可能是自恺撒撰写战记之后,最优秀的军人撰写的历史作品”。《远征欧洲》不仅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经济上的保障,还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在20世纪80年代仍极为畅销),使他的声望剧增。这本书的确配得上艾森豪威尔本人和他对国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