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艾森豪威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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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哥伦比亚大学 北约与政治(2)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候选人,他不得不假装自己无意参加竞选。在获得提名之前,他必须避免党派偏见。他的演说必须有力,但不能引起争议,要寻求美国政治中伟大的中间立场,避免对当前的特定争议做出具体表态。他需要在全国各地经常露面,不能成为一名拉选票的候选人,而是要成为公仆,就多数人已经同意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他必须与民主党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能显得对罗斯福和杜鲁门为他提供的机会毫无谢意。他必须接近那些富豪,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关于税收和经济的观点)绝对处于保守。他必须保持自己最高统帅的形象:强硬、果断、充满智慧、庄重,与丘吉尔和戴高乐等同时代的伟人谈笑风生;同时又要做好“艾克”:友善、随和、风度翩翩,一个普通人,为人谦逊,甚至对自己受到的关注觉得有点好笑的堪萨斯农家孩子,一名只想恪尽职守的普通军人。

他所做的一切使他直接入主白宫。但是,他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他经常抱怨,没有人相信他的这些话,甚至那帮好友也是如此。但是看到他的这些行为,有谁会相信他的话?回顾一下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看到一点:那就是他并非是在杜鲁门再次当选后的某个晚上才坐下来,给自己规划了一条入主白宫的道路。倘若1948年杜威赢得大选,艾森豪威尔依然会做很多他从1948年11月至1950年底做的事情,只是如此一来外界就不会说他想入主白宫了。但他心中比谁都清楚,这些做法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了后路。他并未决定是否竞选总统,也并未以此为目标展开行动,只是小心地确保自己参选之路依然通畅——实际上,他参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并没有刻意谋求总统职位,但他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公开及私人生活,使得总统职位反过来找他。在这方面,他要胜过美国历史上除了华盛顿之外的其他所有总统候选人。

他说,自己决不愿意四处拉票。如果公众没有提出强烈要求,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参选,他决不会同意成为候选人。接着,他创造了说服自己参选的条件。

艾森豪威尔挺进白宫的工作,开始于杜鲁门获得连任的那一天。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埃德·伯明翰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投资经纪人。他邀请艾森豪威尔作为贵宾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宴会。出席的人有美国中西部的主要的商人、出版商和银行家。艾森豪威尔立即接受了邀请。他在宴会上谈到大政府(译注:奉行干涉主义政策的政府,一般被理解为意味着经济管理与社会控制。)、大工会、高税收和四处蔓延的社会主义构成危险。他的演讲得到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回到纽约后不久,他又受大通银行的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之邀,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在曼哈顿墙球网球俱乐部举行的宴会。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弗兰克·亚当斯请他就“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给公司内的高级职员做一次内部演讲时,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接受了邀请。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建立了一个活动模式,接下来两年之中从未间断。两年之后,美国所有成功的商人、出版商或金融家,基本上都与艾森豪威尔握过手,见到过他的满面笑容。他的满腔热情使他们心动,他的坚定信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他设法避开各路政治家。但是他们都来找他,通常是秘密求见,或是通过中间人传消息。在公众场合,他不想见的人就是杜威州长。因此,当杜威在1949年7月秘密求见时,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要求杜威从后门进来,以免引人注意。

杜威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是“公共财富”。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同样是公共财产”。他必须“小心维护”自己的形象以便“为全体人民服务”。杜威解释道,艾森豪威尔是“挽救美国免受家长式专制之害”的“唯一”人选。艾森豪威尔答道,自己从来“不想从政”,绝不会拉票;当然也会尽自己的职责,但是,“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认识到自己有从政的职责。”这些话对杜威而言,只能是老调重弹——因为他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艾森豪威尔认清他的“职责”所在。

从1949年至1950年,艾森豪威尔多次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或将来都不愿进入政界,”但后面总有“除非”这样的词。“如果我真的从政,必定是各种情况否定了我所有的理由,必定是有某些重要理由来迫使我进入政界。如果加以拒绝,从今往后我就会觉得自己未能恪尽职守。”他说不相信自己会被说服,并说,“如果我将来确实做出从政的决定……原因就是我受到了朋友的过度吹捧。”接着,他给朋友们提供了劝说他参选的全部理由:他周游全国各地,强烈批评美国国防现状、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独裁的趋势。

1950年7月,他前往共和党右翼的中心“波希米亚丛林”。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疗养地,百万富翁们每年都在这里聚会交谈,听演讲,吃喝玩乐,休闲交友。赫伯特·胡佛是那个地方的领袖人物,会员们称他为“首领”。艾森豪威尔乘坐由圣达非铁路公司董事长提供的专列前往该地。在加利福尼亚,他不拘礼节、友善和对新政的批评使那里的人(其中就有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初次见面时,曾简短地聊过几句)大为受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杜鲁门立即做出反应;联合国采纳了美国提出的决议案,对侵略提出谴责,决定以联合国的名义保卫韩国。杜鲁门出动了美国海军与空军,地面部队随后跟进。

政府内没有人想到邀请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华盛顿,咨询他的意见。但战争开始三天后,他还是去了那里。在五角大楼,他与最高统帅部交谈后,倍感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以为他们会积极行动,想方设法调集解决朝鲜争端所需的部队及补给,”但是“他们似乎不够果断。”艾森豪威尔向他们保证,自己支持杜鲁门的决定,并强调,“诉诸武力从其性质来看并非全部手段……看在上帝分上,赶紧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全面研究问题,防备出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考虑最后使用原子弹。”

一周之后,他回到华盛顿,会见五角大楼官员,在参议员委员会上作证,并与杜鲁门和乔治·马歇尔共进午餐。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告诉杜鲁门,他们“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并建议尽快派遣尽可能多的兵力进入朝鲜。虽然杜鲁门和五角大楼官员保证,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一切如愿”,艾森豪威尔觉得“美国似乎没有认真实施动员的意图……(杜鲁门的)军事顾问过于自满。”

1950年6、7月,华盛顿的气氛与1941年12月那时紧迫、投入的氛围全然不同。艾森豪威尔这次只是个局外人,但是,这种身份也有优点。艾森豪威尔处于提建议而不必作出决定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只需告诉杜鲁门迅速实施重整军备的计划,而不必考虑总统面临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难题。他可以辩解说,自己已经建议政府在朝鲜进一步采取行动,只是政府置之不理而已——后来朝鲜问题引起争论时,他也的确如此为自己辩解了。

到了1950年秋,艾森豪威尔显然要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已然参战,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这位老兵想要再续征程。

他的运气不错,机会终于来临。1949年,美国已经与西欧国家一起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朝鲜战争之前,欧洲几乎没有重整军备,现在这些国家开始行动。杜鲁门要美国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并表示他将派一部分部队前往欧洲,加入北约军事组织。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指挥北约部队的“唯一”人选。1950年10月,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参加在白宫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请求”艾克接受任命。艾森豪威尔表示,“我是一名军人。无论上级下达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即服从。”

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命。北约的司令部设在巴黎。作为北约的司令,他可以不用再对国内和党派问题发表评论。他重返欧洲,将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新闻。他可以有说服力地谈论自己最关心的大西洋联盟问题。他每天都会与西欧各国政府的首脑进行工作上的联系,这将有助于塑造他世界主要政治家的形象。他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军人,这一声誉将得到加强。这一任命将艾森豪威尔置于重大事件的中心,这样的挑战才能体现他的才干。他向儿子约翰解释:“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工作。”他能够恢复并加强与许多英法朋友的关系,并与西德领导人建立新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维护自己在1945年取得的胜利。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解放的欧洲可能受到红军的控制——在1950年末,这种情况似乎完全可能发生。他对斯韦德说:“我甚至把这次努力看做是西方文明得以保存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如果说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表现舞台,必须上台表演的还是艾森豪威尔自己。这并非礼仪性的工作,而是真实的挑战,甚至还有失败的可能。北约部长理事会所做的唯一明确决定,就是他们想请艾森豪威尔来担任最高统帅。

艾森豪威尔觉得,“西欧的安全需要德国的积极参与”,但西德还不是个主权国家,更不是北约成员国,更何况法国、荷兰、比利时及其他国家一想到自己从**占领下获得解放仅仅五年,德国就重整军备,这种前景令他们不寒而栗。德国重整军备将是一个很难说服众人的工作。欧洲的重整军备问题也是如此。

对于欧洲人一说,北约是美国不会弃自己于不顾的保证,他们可以依靠原子弹来吓阻红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北约增设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尤其是在各国刚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就要付出一系列高昂的代价,如德国重整军备、更高的税收和经济上更大的牺牲,这样做实在不值。批评家说,重整军备只会刺激苏联人,而不能召集足够的兵力来击退苏军——至少不动用原子弹就做不到这点。而美国加入北约,早就使欧洲得到了原子弹的保护。作为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说服欧洲各国,德国人是他们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他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地面部队与空军,足以击退红军;由北约成员国组成的真正的军事联盟是切实可行的,虽然此举在历史上称得上绝无仅有。

美国的领导人使他苦恼不已。共和党中的塔夫脱及其他孤立主义者不可救药,而杜鲁门也好不了多少。1950年末,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向南挺进,而欧洲各国继续拒绝接受德国人,拒绝德国重整军备;美国人继续在美国对北约的责任问题上争执不下。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事大错特错。”

到了12月,民主党只要再取得一次胜利,就会结束美国的两党制,但他对塔夫脱很不满意。他担心塔夫脱的政策。在国内问题上,两人的思路一致,但在外交事务上,尤其是塔夫脱对北约的态度(塔夫脱曾投票反对这一条约),艾克很有意见。

因此,在启程前往欧洲之前,艾森豪威尔设法与塔夫脱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希望塔夫脱支持北约。如果他得到了肯定答复,他准备“消除外界关于我参选总统的种种猜测”。在塔夫脱到来前,艾森豪威尔拟好了一份准备在当天晚上发表的声明,前提是塔夫脱同意集体安全原则,让美国全力承担对北约的义务。艾森豪威尔在声明中写道:“我已响应号召,再次担任军事职务。我宣布任何人不得推选我成为总统候选人。如有发生,我将拒绝接受。”

但是他与塔夫脱的会谈令人沮丧。参议员反对杜鲁门向欧洲增派美军的计划,称总统无权如此行事。艾森豪威尔坚持称总统拥有这一权力。接着,艾森豪威尔问塔夫脱,他与支持者是否“同意西欧的集体安全政策确有必要”,是否会跨越两党分歧,支持北约。

对此,塔夫脱含糊其辞。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似乎“正在大耍政治把戏”,主要对“打压总统或是限制总统权力感兴趣”。他将讨论的话题从原则转移到了具体细节。他几次含糊地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投票造成派遣四个、六个,还是两个师。”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并不关心这样的细节问题。他想对方支持北约这个概念,但是塔夫脱不愿回应。在参议员离开后,艾森豪威尔把两名副官叫了进来,当着他们的面撕毁了拟好的声明。其实这份专用声明与谢尔曼当初的声明如出一辙,足以让他永远退出总统竞选。他决定让自己的计划保持“一种神秘感”。

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成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1951年1月,他访问了北约11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他从巴黎出发,在那里向全欧洲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欧洲的热爱:“欧洲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土地,欧洲人民英勇不屈,他们愿意为了持久和平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去生活,去牺牲。怀着对这一切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回到了这里!”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能够创造奇迹的计划”,也没有带来部队或军事装备,但是他带来了希望。

还有他的声望,他非常清楚它的威力。美国空军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回忆起北约最初的计划会议:“我这辈子从未听到过这么多喊叫声。”来自各个国家的参谋军官都说自己缺这缺那,自己的军队有哪些薄弱点。“看得出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这种消极的做法越来越不耐烦。最后他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满脸通红……用楼下两三层里的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说,他知道薄弱点是什么……‘我知道大家缺东西,但缺东西部分我来负责——我会全力做好这件事,但其余部分要你们负责。现在,快去办事!’他又拍了一下桌子,走了出去。他就这样转身,一句话都没多说,走了出去。相信我,大家的态度大有改观,感觉马上有了决心——我们要放手去做。”

艾森豪威尔一月份出行的目的,就是争取欧洲方面对北约的积极支持,以便他能在美国回击塔夫脱、胡佛及其他人的指责。这些人说,既然欧洲不愿重整军备,美国就不该负这份责任,也不该负担相关费用。在里斯本,艾森豪威尔告诉萨拉查总理,欧洲人“必须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具备紧迫感,追求统一,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持和平”,并请萨拉查作出“具体的表示,便于我向美国人民证明,欧洲国家正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国防建设”。每到一处,他都会毫不避讳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还利用此行,对欧洲人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他在巴黎的讲话最激动人心。他告诉普利文总理,“法国人对自己的潜力缺乏信心。毕竟你们只战败过一次。这个国家具有光荣的传统,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呼吁民众再创法兰西民族的辉煌成就。”他要求普利文“大张旗鼓地宣传法国的荣耀”。官方记录员写道:“艾森豪威尔显然给普利文留下了深刻印象。普利文说道,‘感谢你;你已经让我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