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艾森豪威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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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开始工作(2)

这张床就是她的指挥所。她喜欢躺在床上,一直到中午才起来,有时甚至整天不下地。她在床上写信,管理家务,接待访客。艾森豪威尔喜欢宠着她,结果这反而更使大家以为她懒惰,被宠坏了,或多或少属于没什么头脑的人。实际上,她像丈夫一样,也在辛勤工作。她对丈夫也很忠诚。虽然她从不参与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但却为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当丈夫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时,她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羞怯,在他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招待他有钱有势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主持了无数大型和正式的社会活动;认真回复每封来信;对艾森豪威尔手下一大帮助理、顾问和秘书,她都会做好准备,保证能让他们在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收到礼物。在公开场合,她神情愉悦,举止高雅,衣着入时地站在将军身旁。总之,她尽到了艾森豪威尔妻子的本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艾森豪威尔的确曾与一位女性共同工作过。这位女性曾担任秘书工作,她的名字叫安·惠特曼。1952年竞选开始“前几天”,安加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团队。她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了八年多。她工作能力强,聪明伶俐,为人友善,非常熟悉艾森豪威尔关心的问题。他常常向她深入分析世界重大事务。他知道,她能够理解最隐晦的言语。他甚至知道,她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因为她有着无可置疑的忠诚。他从早到晚让她苦苦操劳,像一个奴隶。他对她提出一些无法完成的要求——比如他会说,让某某人把这份文件写出来——而她就会完成任务。和她在一起,他可以随意表达愤怒或者蔑视,而不用担心自己大发雷霆的故事第二天传遍全城。

1952年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飞往朝鲜。随行的有布雷德利、威尔逊和布劳内尔。途中在硫磺岛停留时,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加入他们一行。接下来数天之中,雷德福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决定,一旦1953年8月布雷德利参联会主席的任期结束,就由雷德福来接替他。关于雷德福的决定是此次出行仅有的几项积极成果之一。

实际上,对朝鲜的视察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做的事。韩国总统李承晚博士急于说服艾森豪威尔,再次对朝鲜发动进攻将发生作用。但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理会李承晚。他只与李承晚见过两次面,时间加起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也没给李承晚说明全面进攻计划的机会。

驻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也制定了攻势计划,想把中国人赶过鸭绿江,统一朝鲜。使克拉克感到惊讶的是,艾森豪威尔不给他说明计划的机会。三天之中,艾森豪威尔视察前线部队,与高级指挥官和士兵谈话,与部队交谈,用野战餐具在野外就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局势难以忍受。

这是此次访问的真正结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没有下决心在最好的条件下尽快准备结束朝鲜战争,而是他对地形的研究支持了这一本能判断。他认为李承晚和克拉克发动全面攻击的计划近乎疯狂。他写道:“鉴于敌人在阵地上所部署的兵力,正面进攻显然极为困难。”

既然排除了进攻的可能,剩下来的选择自然是认真展开谈判(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近两年,但是由于战俘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者继续保持军事对峙,既不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也不寻求胜利。而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的困难在于,要将朝鲜让给共产党。而对于曾经誓言要攻下朝鲜的美国而言,有此举动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接受继续对峙的局面,麻烦更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当我离开朝鲜时,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永远固守在静止不动的战线上,在看不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继续承受伤亡。向小山发动小规模进攻的做法不能结束这场战争。”

1月18日,艾森豪威尔带着妻儿、儿媳、孙儿女和助理们坐火车前往华盛顿。他们一行人入住斯塔特勒饭店。在那里,艾克见到了自己的兄弟和亲友们,与家人及自己那一小帮人欢聚在一起。

1953年1月20日就职典礼当天,艾森豪威尔一家由36个亲友和约140名新一届政府官员陪同,在全国长老会教堂做礼拜。他们回到斯塔特勒饭店后,艾森豪威尔对玛米说:“你向来在这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得体。我想在就职演说中加一段祈祷词,你觉得合适吗?”玛米非常赞成这个主意,于是艾森豪威尔用十分钟时间写了一段祈祷词。

接着,就到了他们坐车去接杜鲁门夫妇的时候了。去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曾有过短暂的会晤,但之后,艾克只在1月15日给总统发过一份电报。

当艾森豪威尔家的车来到白宫门前时,新当选的总统不愿接受邀请,进屋去喝咖啡,以此表示他对现任总统的反感。艾森豪威尔坐在车内等杜鲁门出来。他们冷漠相对,一起乘车前往国会。据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打破沉默说道:“1948年我没有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是替您考虑。因为如果我出席,我会从您那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杜鲁门立即回敬道:“艾克,当时我并没有请你——否则你一定会来。”艾森豪威尔否认有这么一段对话。不过,他的确记得曾经问过杜鲁门,是谁下令让约翰从朝鲜回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据艾克说,杜鲁门坦率地回答:“是我。”据杜鲁门说,他当时这样说:“美国总统命令您的儿子参加你的就职典礼。本总统认为,您的儿子见证自己的父亲宣誓就任总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两人一起坐车去国会三天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杜鲁门,“感谢您在执政最后阶段给予我及我的家人的许多照顾……您下令让我的儿子从朝鲜回国,这份关怀尤其令我心怀感激……特别是您不让我们父子知道您的照顾,更是让我感动。”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杜鲁门通信。在艾森豪威尔离开总统职位之前,除了乔治·马歇尔的葬礼,这一年的1月20日是艾克与杜鲁门最后一次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穿过圆顶大厅,来到国会的东翼。那里为了就职典礼,搭建了一个平台。听众云集——这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就职典礼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到场的共和党人人喜形于色。电影演员、未来的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莫菲说:“这一切太美妙了,就像经过漫长黑暗之后,终于走入明亮的阳光。”这时,阳光穿透云层,带来了稍有寒意但舒适的一天。所有人都同意,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好运气。艾森豪威尔身穿深蓝色双排扣大衣,脖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12时32分,弗雷德·文森大法官开始主持宣誓仪式。

艾森豪威尔发表就职演说时,他原本严肃坚毅的表情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满脸笑容。他将手举过头顶,比出代表胜利的V字。欢呼声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念当天上午写的祈祷词,请求全能的上帝“使我们能全心全意为在场的人和全国同胞服务。”他没有忘记民主党人,说道:“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希望我们能够根据宪法的精神,让合作成为持不同政治信仰者的共同目标。如此一来,大家都能为了祖国的福祉和上帝的荣光而工作。阿门。”

随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他说:“世界和我们已经度过了充满挑战的半个世纪。”他坚持认为,现在必须面对的挑战,就是战争的危险与共产主义。在专门谈到外交政策的部分,他承诺自己的政府“不会妥协,不会厌烦,更不会停止”寻求体面的、世界范围的和平。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善与恶已集结、武装并对立起来,这一现象以前极为罕见”。在这样的敌对气氛下,寻求和平变得尤为迫切,因为,“科学似乎已经准备赐予我们最后的礼物,那就是从这个星球消灭人类的力量。”

对于这位1928年之后首个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而言,这篇演说其实并不是共和党保守派所期待的东西。他没有谴责新政,没有谴责雅尔塔协定,也没有承诺减税或平衡预算。相反,艾森豪威尔号召美国人民再次发动进军。如此一来,他听上去像是宣布遏制政策的杜鲁门,而不是太像塔夫脱或其他共和党人。民主党少数派新任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这篇演讲是“近二十年来民主党计划的极好声明”。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开始工作。这一天结束时,他用一分钟时间写了篇日记。他写道:“我在总统办公室的第一天面临着许多焦虑与不安。但我早就对此习以为常。这就像我在1941年7月之后所做工作的延续——甚至在此之前,也是如此。”

同样是第一天当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自信态度与他前任的反应截然不同。1945年4月13日,哈里·杜鲁门对记者们说:“兄弟们,现在给我祈祷吧……他们昨天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时,我觉得天一下子塌了下来。”

很显然,艾森豪威尔对于总统工作的准备远胜杜鲁门。罗斯福的去世让杜鲁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他全然陌生的世界。但是艾森豪威尔只是继续过自己早已习惯的生活。自从1942年6月他抵达伦敦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了私人生活。十年之中,他身边都是助理与顾问。他已习惯于在公共场合受到记者的簇拥,被人拍照,被人引用他说过的每一个词。最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习惯于感受众人的敬畏、关注,习惯于拥有决策权。

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迫放弃了许多普通人才有的乐趣,但也学会了接受职位带来的特权。除了偶尔举办私人宴会外,他在十年之中从未在某家饭店用餐。由于事务繁忙,他很少有时间认真研讨自己喜欢的历史。他学会了偶尔短时间休一下假,只是休假时不但怕有人打扰,同时还要处理许多工作。为了放松思想,空出时间,他让别人来做最基本的杂务。而且从不随身携带支票本,也不会管理自己的账务。只有在高尔夫球场或桥牌桌上,他才会亲自处理钱的问题。而在这两个地方,他既不愿失败,更不愿意输钱。他的旅行安排也是由别人一手包办。

艾森豪威尔也为总统工作在体能方面的需求做好了准备。1952年大选前三周,他庆祝了自己的62岁生日。虽然年事渐高,但艾森豪威尔身体很健康。他体重175磅,只比在西点军校打橄榄球时重了几磅。他饮食很有节制。1949年,他突然之间戒了烟。他定期锻炼身体,不是打高尔夫球就是游泳。他脸色红润,经常晒太阳。他举止一副军人气概,肌肉匀称,身强体壮。虽然他身材中等(5英尺10英寸),但看上去比较高。不管在哪里,他都很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名气,还因为他很有活力。艾克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和和蔼的态度。他的助理们利用了他无穷无尽的精力,而他的政治对手则为此惊慌失措。

艾森豪威尔激发了多数群众的自信。那些熟悉他的人和数百万不认识他的人,本能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指引与领导。但是哈里·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的可信度感到怀疑,并相信艾森豪威尔无法为美国提供适当的领导。虽然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一职位带给自己的生活方式早有准备,但杜鲁门认为,他根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能应付今后真正的工作。1952年末,杜鲁门认真思考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即将面临的问题:“他会坐在这里说‘做这个!做那个!’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这与军队根本不一样。他会发现这非常令人沮丧。”

艾克可能会感到厌倦,对国家治理问题漠不关心;也可能会倍感沮丧,发现自己孤立无助,指挥不了任何人。结果究竟如何,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