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对白:文字、舞台、银幕的言语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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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表达Ⅰ:内容

《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

贾克:(对大公爵说)大千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不过戏子,登场退场,一生扮演几种角色。

贾克相信在人生舞台上,经年累月,每个人从小到大到死会演出好多角色。他从哲学、客观、长期、由外到内、公众等各种视角研究这种模式。但为了创作贾克的黑暗学说,莎士比亚(我猜)则由相反的视角切入——心理、主观、当下,由内往外,以及极度私密。

组合对白时,把角色设计想象成三个同心球体会有帮助:三个球体互相叠加,一个在另一个里面——自我包含在另一个自我内,这另一个自我又包含在第三个自我里。这个三层的综合体使对白有思想和情感内容,又能形塑外在姿势和话语的表达。最内核搅拌着说不出口的,中层控制着没说出来的,外层则释放说出的话语。

◎ 说出来的

外在说出来的话,不管是通过说还是通过写,都直接表达明说和暗喻的含义。举例说,“蛇”表面指的是无足之爬行生物,但在西方文化中它又象征了“狡猾”和“邪恶”。“房子”(house)不只是居住地,也暗喻了家、家庭,也有小屋、住所、监牢等等含义。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常被引述的对白如《肖申克的救赎》中之“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或《穿Prada的女魔头》中“我再得个肠胃炎就达到目标体重了”等句子都流传得比故事和角色更广。不管谁说,何时说,它们都清楚表意。

遣词用句(忙着死,肠胃炎)当然因着虚构环境外文化赋予的含义而丰富了台词内容。但随着特定角色在特定情况下因为特定目的而说出这些句子,则在戏剧中创造了一个完全新鲜而更深刻的王国:考虑到角色的智力、想象和基因等其他因素,这无异于角色在台词下看不见的人生。

通过创造出原创的对白风格,包括词汇量、措辞、句法、语气、语调和口音,作家刻画角色。言语的选择表现了角色的教育或教育的欠缺、机智或机智的欠缺、他对生命的看法、他情感行为的幅度——所有组拼成个性的可观察特质。

◎ 未说的

第二个层面,没有说的,围绕在角色内里。角色从这个内在空间看向世界。思想和情感会在这个层面形成,而自我会有意识地隐藏它们。不过,当角色说话(文本),读者和观众会本能地跳过他的话,而猜到角色真正在想、感受到却不说出来的意思(潜文本)。所以作者必须琢磨对白,使没说出来的可以被感受或暗示得知。

在《穿Prada的女魔头》中,当艾米莉(艾米莉·布朗特饰演)告诉安迪(安妮·海瑟薇饰演)说“我再得个肠胃炎就达到目标体重了”时,她没说出口,但我们知道她想的应该如下:“时尚世界逼迫我过着厌食症的人生,但我在乎职业生涯胜过健康,永远挨饿就是我很愿意付出的代价。如果你在乎你的工作,未来你也应该这么做。”

小说往往在没说出来的部分里充分活跃着。在伊恩·麦克尤恩[47]的《爱无可忍》第一章中,一个男人死于意外。在下一章里,乔·罗斯站在其他幸存者中了解后果,他向读者倾诉:

克拉丽莎走到我身后,手环着我的腰,脸贴在我的后背,我吃惊她已经在哭泣(能感受到衬衫后的湿块),但于我而言,悲伤似乎很远。就像身处梦里,我是主角也是旁观第三者。我行动着,也看着自己行动。我有思考,也看着思考飘浮过银幕。好像在梦中,我的情感反馈是不存在也不恰当的,克拉丽莎的眼泪仅仅是个事实,但我很满意双脚还分开站在地上,还可以把手交叉在胸前。我望向外面思绪流转:那个人死了。我感到一股暖流,自己的爱,交叉的手抱自己更紧。结果好像是我还活着。谁活着谁死了,这好像是随意之事。我碰巧活着。

◎ 说不出口的

躲在没说出的部分里的则是最深的说不出口,扰乱着促使角色做出决定和行动的潜意识之需求与动机。

角色的真正内在,往往只出现在压力之下,他选择行动以追求一个足以定义生命的欲望之时。压力越大,角色的行动决定越发彰显他的隐藏自我,直到压力达到极值,促使他做最后抉择,暴露出他最原始深层的自我。几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辩论,促使一个人做行动抉择的动机是有意识的还是本能的?无论结果为何,抉择始于最内在的层面。

所以,语言不能表达一个角色的性格真相,只能表达“他好像如此”。圣经就说过,了解一个人要“不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过,当作者了解语言也是行动时,真相兜了个圈,又回到原地。

说话是人们行动的最好的工具。当一个人说话时,他其实就是在行动。他说话,可以是安慰所爱之人、贿赂一个敌人、乞求帮助或拒绝帮助别人、听命于权威、挑战威权、付账、回忆某天等等数不尽的人类行动。对白往往表达出远比其使用的字句更多的意思。作为语言,对白传达角色塑造,但作为行动,对白可以表现角色的性格真相。

每时每刻,角色挣扎奋斗于她的欲望,采取行动并也用所说的话表示。但同时,她选择的言语表述了她的内在生命,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内心世界,而不需要大声广播。好的对白,不论是写出来或演出来,都有一种透明度,让读者/观众穿透话语的文本,使看故事成为对心灵的阅读。

当你阅读有表达力的一页对白,或观看好演员表演一个复杂场景时,你的第六感就侵袭了角色。像是心电感应,你比角色更清楚她真正在想什么。你那受过故事训练的声呐直透角色潜意识的震动,直到台词潜文本下的行动宣告了她的真面目,而你也发现了她深沉的个人面。

如果有人坚信,所有事都能用言语表达,那我们应该不要再写故事而只写论文就好。但我们没有停止,因为在最底层,潜意识那说不出口的力量真实存在,并需要表达。

对白把这些领域结合起来,因为话语可以同时表达这三个层面。对白舞着双刃剑,既可表达可形容的(角色塑造),也能彰显不可名状的(性格真相)——前者可以通过语言,后者只能通过行动。因此对白是作者赋予角色内容最重要的工具。

◎ 行动vs行为

有句格言“表面所见未必为真”(Nothing is what it seems)说的就是人生的模棱两可。表面生活看似如何,我们看到和听到的行为,角色外在的言行,都只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而生命的本质,却是角色表面行为下的行动。

外在事件如打牌、锻炼、饮酒,以及最重要的,说话,都只是行为。它们遮掩角色真正在做的事。即使是表面看似无目标的行为,如在公交车站与陌生人对话,都从来不是表面所见。所以任何对白在没有回答以下问题之前不算完成:角色言语行为的潜文本中,真正的行动是什么?

就说冰激凌吧。我们从来不是因为饿才去吃冰激凌的。如同所有行为一样,这个行为之下存在有着意识或潜意识的行动。吃冰激凌的人真正在做什么?有可能他用甜品打发自己的忧愁,或反叛医生禁吃的命令,或因为坚持节食而犒赏自己。打发忧愁、反叛医生、犒赏自己,都是真正的动作,表现在吃冰激凌这行为上而已。

说话也一样。角色A和角色B说话,他们在干吗?A在安慰B还是取笑她?B反应的对白是臣服于A还是控制他?A假装有兴趣还是爱上了她?B欺骗了A还是向他告白?问题不会终止。在角色的文本行为下,什么才是真正驱动此场景的行动潜文本?

所以,行为只是行动之表面呈现,是角色对行动的外化表达。行动是说故事的根本,每个行为都有着置身于其下的行动。

戏剧(Drama)即源自古希腊文的“行动”,意为“做”或“行”。古希腊古典戏剧的观众知道,不论戏剧表面发生什么事情,内里总有行动在驱动外在行为。将这原则放到编剧上,我们明了即使沉默不语下面也有行动。应说话时不说话是一种行动,也许很残酷,目标指向另一人。当角色说话,他就在做什么事,帮忙或伤害、乞求或贿赂、劝说或不劝说、解释或误导、攻击或防守、恭维或侮辱、埋怨或感谢……这份行动清单没有尽头。就连暂停也是一种动作反应:当角色等待时,她要么是对场景前面的行动做出反应,要么是正在准备她的下一个行动。

对白这名词也常被用来与独白对比,好像对白必须得有两个人介入。不过这说法是错的。我在第一部分已经说过,对白由两个希腊词(dia-和legein)组成,意指“经过”和“说话”,对白的意思即经过说话的行动。所以,一个角色独白,就是她自己采取行动。独白意指有人说话但没有对象,但事实上那不可能,每个说出来的字或想的词,总有人、事,或自己的某个面在接收。

◎ 文本和潜文本

行为和行动与另一对名词一样是平行的,即文本和潜文本。

文本(text)指一件艺术作品之表面或其经过媒介之实践:画布上的油彩,钢琴之琴弦,舞者之舞步。故事的艺术中,文本指的是小说纸本上的字,或角色表演行为的外在一面——读者的想象依据,观众之所见所闻。在对白的创作中,文本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即角色真正说了的字句。

潜文本(subtext)指的是艺术作品之内在实质——在表面下流动的情感和意义。人们互相经过字底下的意义“交谈”,这种沉默的语言与字并行,但往往在意识觉察之外。故事里的潜文本包含角色隐藏的思想、感情、欲望、行动,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没说出的还是说不出口的。

有技巧的对白创造出一种透明度。角色的语言文本将她的内心世界隐藏起来,不让其他角色知道,但能让读者/观众穿透他行为的表面看懂。好的对白传达内在观点,传递角色真正的想法、情感、行为,让读者/观众比角色更了解他的内在和他自己。

欧陆传统中以字词为中心建立的文化,让我们相信语言已为经验设限。的确,语言以微妙的方式塑造着思想,作家必须理解其他表达方式——姿势、表情、声调、衣着、动作等等——如何影响角色内在自己和外在生命之经验,以及更重要的,他如何使用或不使用字词来进行的自我表达。

比方,当角色A对角色B说:“嗨,好吗?你瘦了”,表面文本上,角色A的行动是向B打招呼和恭维,但依他俩的过去关系来看,其潜文本是角色A可能在鼓励、引诱、嘲讽,甚至轻蔑角色B。依据说话者的角色不同,看似中性的表达下,潜文本行动的可能性有无限多种。

人类本性一贯将外在行为(文本)与潜意识自我(潜文本)互相结合。有少数奇怪的人会将未说的直接表达出来,显得僵硬、不真实、少人性、疏离,甚至疯狂。如希特勒说话就是没有潜文本的。他的自传《我的奋斗》[48]毫无隐喻,几乎就是消灭人种的时间表。他在表面文本上不讳言其意,但因为观点太恐怖难以置信,以至于联军政治家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在书中自我安慰式地查找并不存在的潜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