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过程与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相吻合。在人类政治、社会、科技、经济等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后，战争样式也会相应地出现重大变化。虽然不排除某些军事领域独立发生变革进而导致战争样式发生变革的情况，但这种变革往往只是表现为与人类社会其他领域发生的变革不同步而已。
一、影响战争演变的因素
战争期间及战争前后的时期，寄希望于依靠先进武器赢得战场优势和军事优势，各国除了加大武器装备生产、战争物资储备外，还往往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迅速应用于军事领域，转化为战斗力，随之还会引发编制体制、指挥体系等方面的改变。这些时期，同时是军事领域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保守”是军事组织的内在特质之一，军事变革的诱因往往来自军事组织的外部。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军事组织是强烈的等级体制，任何变革都需“自上向下”推动实现，并将带来军事组织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军事变革往往会遇到较大阻力。另一方面，新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理论，部队需要通过学习、训练加以掌握，并经过实践进行检验。和平时期，实践检验更多地采取演习、演练等方式，这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保守”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军事组织具有极大的“惯性”，从而造成国家在进行未来战争准备时，往往是以上一场战争为模板和依据，只是认为下一场战争样式是上一场战争样式遵循逻辑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和延续，而无视或不愿考虑到政治、科技、经济等领域发生的变革对未来战争样式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这样，军队在编制体制、组织指挥、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等领域的军事斗争准备，必然会存在与未来战争不相适应的情况和可能，甚至会导致未来的军事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变化是累积和渐进的，而以微电子技术、核技术、航空航天、计算机、生物科学、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与网络为代表的科技领域发生的变化可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另一方面，以科技领域的革命性进步为牵引，同时其又反作用于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引发这些领域发生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战斗。”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生产方式主要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相应地，“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因此，作战方式主要由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决定。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是战争的最基本要素，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武器，战争无法进行；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也意味着掌握了一定的战争优势。
技术不断地在改变着战争样式。正是由于上述各个领域发生变革的综合作用，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战争演变进程持续得到加速，并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其中，航天、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得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战争样式再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
近20余年来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传统上，冷兵器、热兵器和核武器注重的是对人体、武器装备和设施的“硬”毁伤效果，而现代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但可作为硬杀伤武器的“力量倍增器”，而且依靠信息战、网络战和电子战造成的“软”杀伤和“软”毁伤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剥夺敌方抵抗能力，使其丧失抵抗意志，从而赢得战争胜利，进而达成战争目的。
本书所涉及的“未来”这一时间概念，限定为2050年之前的未来中远期。之所以如此设定这一时间区间，是根据世界上主要军事强国进行中的新型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研发和部署进度、军事变革或军事转型的实施规划和进展情况，经综合判断和预测后给出的。
在此期间，世界上主要军事强国大都将完成新一轮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许多种类和型号的基于新概念和新物理原则作用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将交付部队或实战化部署，并开始下一代武器系统的探索和研发。为与之相适应并相伴随发生的，是各国通过持续的军事改革或军事转型，军队的编制体制、作战理念、指挥体系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服从政治，使用军事手段的目的是为达成一定的政治目标。因此，还应考虑到未来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会作用于军事领域，并对战争样式的演变产生巨大影响。
二、战争演变进程中的核武器因素
1945年8月6日，美国对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造成该市建筑物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中，有78150人于当日死亡，死伤总计20余万，城市化为废墟。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广岛成为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3天之后，美国又向长崎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造成全市60%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
当初投掷到广岛和长崎的“小男孩”和“胖子”原子弹，使得各国看到了核武器的战争威力和潜力。二战结束后，各大国都大力研发核武器，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达到巅峰，发展了规模庞大的由陆基固定发射井、陆基机动型发射装置、战略轰炸机、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等运载工具及其搭载的核弹头、核炸弹、核导弹等组成的陆、海、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为与战略核力量构成相互补充，并可以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弥补常规力量的缺欠和不足，美苏还发展了大量种类和型号的战术核武器，如前线战斗轰炸机搭载的核炸弹、携带核弹头的陆基和空射巡航导弹、携带核弹头的陆基短程弹道导弹、核地雷、核炮弹、核鱼雷、核水雷、核深水炸弹等。这些战术核武器大都部署在美苏冷战的前沿地带——欧洲地区，战备水平较高，使用门槛相比战略核武器要低。
美苏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库均可毁灭地球多次。即使经过近几十年来数轮较大力度的核裁军，目前，美俄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库仍可毁灭对方多次。核武器因其展现出的恐怖威力，使其成为难以使用的“终极”武器。
尽管核武器作为一个武器门类却几乎不会得到使用，多少有些“讽刺”味道，但是，其主要功能—“威慑”和“遏制”，却是其他任何武器都不能相比和替代的。此外，自核武器出现以来，就一直对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样式、规模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着巨大和深远影响。
大当量的战略核武器可以毁灭城市和大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体系也会随之毁灭，从而使得使用非核武器进行的战争，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将不复存在，也将不再需要。因此，大规模核战争除了毁灭人类自身外，无法达成其他政治目的，达成战争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基于此，战略核武器被作为保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最终手段和可靠基础，是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威慑和遏制力量。甚至可以说，其主要用途，似乎只有威慑和遏制。这也是为何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一些国家仍在千方百计、不懈地研发和追求拥有核武器，寄希望于依仗核武器保证自身安全。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组织主义为增强自身的袭击能力，也通过多种渠道谋求获得核武器。而《核不扩散条约》等军控条约、联合国决议和制裁等国际性约束和限制机制，面对这些国家和国家性质主体的强大意愿时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正因为核武器的特殊性和对战争影响是如此之深刻，可以简单地将战争划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这两大类。这种“二分法”，自核武器出现后直至核武器依然存在的未来，将一直保持有效。
海湾战争后，或者说“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没有中断放宽核武器使用条件的研究。作为研究依据之一，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不到30年期间，2个城市得以重建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但成为了旅游胜地，市民安居乐业，广岛还在1994年成功举办了亚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2个城市还于2009年联合申办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
目前，美俄都在对各自的战术核武器进行现代化改进和升级，主要方向是小型化、提高打击精度和减小当量。战术核武器不会造成战略核武器那样的灾难性后果，战场使用门槛相对较低，战备水平较高。
“冷战”期间，北约将战术核武器用于弥补其在常规力量上相对苏联的劣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欧洲大陆部署战术核武器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1990年，北约和华约成员国首脑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旨在削减双方在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在条约生效的20年期间，条约国裁减了近7万件武器和军事装备。截止至2012年统计数据，加入该条约的22个北约成员国在欧洲拥有11624辆坦克、22788辆装甲车辆、13264门100毫米或更大口径火炮、3621架战斗机、1085架攻击直升机，而俄罗斯的相应数字为3660辆、7690辆、4634门、1542架和365架，全面处于劣势。
目前，俄罗斯拥有的近2000件战术核武器中，1100件部署在欧洲。美国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德国、土耳其等5个北约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有36万吨当量的В-61-7航空核炸弹，未来还将部署更高精度、更小型、5万吨当量的В-61-12航空核炸弹。此外，法国和英国共拥有近500件战术核武器。部署有美国战术核武器的上述北约成员国飞机，定期参加一些空军演习。演习中，飞机携载В-61常规航空炸弹模拟航空核炸弹，并演练向假想敌性目标投放战术核武器等科目。演习中，还有其他北约成员国参加，虽然在这些北约成员国领土上没有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但都加入了北约“使用常规空中力量实施核作战”计划。根据计划，北约成员国在进行核作战时将相互支援和协作。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千吨当量的“掩体粉碎者”常规航空炸弹，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头目藏身的地下掩体和萨达姆住所。这类常规炸弹的破坏力已经与小型战术核武器无异。
因此，“核武器不能使用”不是绝对的，需要重新审视这种观点。未来战争中，不排除“小型、高精度、威力适当的战术核武器可能会得到有限使用”的情况。在2014年发布的新版《美国核战略》中，已将“恐怖主义”列为使用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对象。
三、多极化、非国家行为体、信息化和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了掀起了一波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浪潮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主权国家急剧增多，表现为联合国成员国数量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签署时的51个，增长到现今的189个。
这些新成立国家，大都脱胎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地时期存在的和殖民者撤走后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以及民族、种族、宗教、教派等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争端和纠纷长年不断，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直至今日，仍然是造成地区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策源地，同时，还被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有机可乘，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温床。
国际秩序方面发生的最显著事件，当属以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同盟的建立。其中，联合国下属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众多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大国博弈的重要场所。中小国家也可以通过联合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
在推动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消除国家间争端和纠纷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面对强权国家或国家同盟时，联合国常常表现得束手束脚甚至无能为力，个别强权国家或国家同盟绕过联合国独立行事的案例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联合国又成为强权国家或国家同盟的“代言人”，强权国家或国家同盟从自身利益需求和意愿出发，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利益”之实。1999年，美国和北约未经联合国决议通过，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开启了“单边主义”军事行动的恶劣先河。
虽然“多极化”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多极”之间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严重不均衡，从而削弱了“多极”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效应，而美国仍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作为其国家战略的基础。需要承认，当今世界，仍是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由其牵头的西方国家军事同盟—北约主导的世界。
近些年来，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上的活动日趋活跃，如绿色和平组织、激进和极端主义组织、恐怖主义组织、国际贩毒集团等，其中，又可分为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不受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是国际舞台上的自由行为者，其主要特征就是“国际化”。其人员构成、活动区域不受国家疆界限制，虽然综合实力相对单薄，但为达成自己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目标，主要采取“多样化”和“不对称”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目的是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施加影响，进而限制和削弱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行动能力或行动自由。
尽管人类社会自“工业化”步入“信息化”区区三十余年，但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牵引下，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在经历着革命性的加速变化。得益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应用和普及，这些变化，从幅度、深度和广度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作为其主要的外在表现和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网络、通讯等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和不断成熟，国家间的商业往来成为国家活动的最主要和最重要内容，相伴随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提高，且发达、完备的网络和通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些都对主权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主权国家在使用强力手段、解决国内和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主权时要受到更大和更多的制约。
信息化和全球化同样也对军事领域带来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战争样式发生了改变。正如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为“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战争进入到“信息化战争”时代。
四、向未来战争转变
自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美军参加了“冷战”后的几乎所有局部战争，且都轻松取胜。在这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针对不同军事实力和不同性质的对手，美军采取了不同的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样式。“向战争学习战争”。上述几场战争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理解、思考的素材。
海湾战争中，美军首次普遍使用了高精度武器，并初步实践了“网络中心战”这一作战样式。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单纯依靠空中打击就达成了战争目标。阿富汗战争可称为“无人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主要使用高精度武器，并已经能够打较为成熟的“网络中心战”。利比亚战争是“空海一体战”作战理念的首次实战检验。
2012年9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10》报告认为，“未来的安全环境将会变得比当今更加无法预测和更复杂。未来，联合部队将面对一个更复杂、更不确定、更具竞争性、变化更迅速和更透明的战场环境。”事实上，在美军各种指导性文件中，上述表述几乎无处不在。
2012年底，美军提出了“全球一体化”作战理念，提出将“特种作战、网络战、侦察与监视”等新型作战力量和作战样式集成，以应对更为不确定、复杂和多变的未来安全环境。为此，在战术层面，美军提出“任务驱动”和“委托指挥”等作战和指挥理念，以充分发挥基层指挥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未来战争之所以区别于“过去战争”和“现在战争”，是由人类社会在政治、社会、科技、经济等领域发生的变革决定的，这种变革即使会进行得非常迅猛，但也不会是突然降临的。因此，未来战争样式的定形不会是一蹴而就，下一代战争也是上一代战争的自然继承和逻辑上的延续，下一代战争的样式总是蕴含在上一代战争之中并逐步显露轮廓。
未来战争必然处在信息化战争的更高层次阶段。正如信息化战争虽然取代了机械化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将机械化战争形态将被彻底抛弃。信息化军队，首先必须是机械化军队，信息攻防替代不了武力摧毁。未经过机械化阶段而直接步入信息化阶段的军队，其战斗力存疑，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积沙成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