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习近平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深圳罗湖区渔民村。在一座铜质的浮雕上，邓小平站在村民中间。
那是1984年1月25日。
3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渔民村，现在早已远离它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而被视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在村子300米的长廊里，20幅青铜浮雕纪录了渔民村从“水草寮棚”、“海上飘零”到“翻身解放”、“春到渔村”的曲折历史。
1980年8月26日，深圳罗湖区渔民村村民的贫穷终于有了一个尽头。中央决定，将深圳列为四个新的经济特区之一。渔民村得天时，占地利，它首先受益于土地收入。当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当时渔民利用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贩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参与陆上的运输生意。短短一年里，全村30余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到了1981年，这里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富裕的村庄—正是这一名声，吸引了邓小平于1984年前来视察。
浮雕“春到渔村”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并且，在他离世后，他的“南方谈话”，被理论界称之为“政治遗产”。
邓小平使深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从农业化到工业化，深圳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深圳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离京视察“第一站”就来到深圳，对深圳30多年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动情地指出：“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代表作，是一个中国奇迹，也是一个世界奇迹。”
一、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中国化”的
理论联系实际，又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毛泽东历来倡导并坚持的重要思想。因此，将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的首条，有其特殊意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作了以上表述。此外，他在报告中还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这次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中，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作风，也是党风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决不能脱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没有理论，就会变成乱碰乱撞的鲁莽家和事务主义者；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决不能使理论同现实实践脱节，不懂实际，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家和教条主义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密切联系实际，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前四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即出了全书的中文单行本。此外，广学会在189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泰西民法志》的书，系英国人所写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其中也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这本书发行小，影响有限。
第一次透过评论把马克思介绍给国人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刘师培等，也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
1905年，孙中山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也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预计十几年内中国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此文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认为它不同于那些“空言无所稗”的空想社会主义言论。1906年9月，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麦喀士（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曾陆续翻译和刊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中国2132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归于失败。因此，它被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失败后，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孙中山的一些良法美意，比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均化为泡影。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脱离苦难，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继续为国家寻找出路。辛亥志士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到上海，并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其后，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进行斗争。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在长期禁锢下，好像“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喷沫鸣溅”，各种新思潮滚滚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作为新思潮的一种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更成为这种新思潮流传的催化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它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立即投入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在开辟党的历史纪元的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获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
真理总是在与谬误的较量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少数中国共产党人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原理，坚持“本本主义”，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断地形成“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和挫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遵循这一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在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左”倾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渐带领党和人民军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在批评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时就指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著成《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发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号召。
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系统批判了那种割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对客观情况不调查研究、不作具体分析、不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做法，为全党形成和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随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出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
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历史性飞跃。主要体现在：一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三是构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创立了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的毛泽东思想。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较多曲折的一段历史。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年，党的八大成为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然而，由于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成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再次发生了偏移，脱离了实际，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彻底克服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实现了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随后，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这段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又是对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注重以多种视角，从多个侧面，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这一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鲜明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思想。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管理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相应地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求真务实的思想。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就提出了“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习近平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促进观念更新。习近平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在谈到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时，不仅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解释，还从现象与本质、现象与必然联系、本质规律上辨析实事求是的动态性。他把实事求是与基本国情、人民利益、理论创新联系起来。
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的历史的主线，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启示。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对于如何进行革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时作了以上这段精彩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成功指引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夺取全国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的变动问题，而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将革命的立足点放在何处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中国社会的性质来看，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从农村的武装斗争开始。毛泽东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制度，从中心城市发动和平斗争开始，再转变为武装夺取政权。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来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分布来看，革命力量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未形成清楚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所以建党初期党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
大革命是指从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反革命叛乱，推动革命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掀起了全国的群众革命高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攻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国民党右派加紧勾结帝国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占据领导地位，一味妥协退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标志大革命局部失败。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亦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城市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多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为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曾付出很大的代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摆脱、克服城市中心论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过程。
所谓城市中心论，主要是指主张革命发展道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和平时期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在城市中举行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即瞿秋白所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参加长驱直入、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战争，并在上海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即使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党内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依照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组织―暴动三个阶段发展的理论来进行。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主要方针是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待时机成熟，再举行武装起义。由此，党只注重于群众运动，而忽视对军权的争取，以致国民党一反动，大革命就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但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摆脱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仍然在中央处于支配地位。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党内的“左”倾情绪潜滋暗长，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误判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严重脱离实际，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此观点。
1930年夏秋期间，是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集中表现是，中共中央不仅强调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城市，并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布置了城市起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党在当时总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为此，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同时要求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作为中心策略。与此同时，《通告》还批评了农村割据的做法，指出：“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1页）4月3日，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进一步对红四军的正确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并重申“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9页）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召开会议对此作了具体部署。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党内刊物和会议上陆续发表文章和讲话，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系统的错误主张。他一再强调加紧城市工人工作对于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与几省政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0页）
为了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重要性，李立三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作如下的比喻和描述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2页）
李立三在一次讲话中还指名批评毛泽东的路线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有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82页）可以看出，李立三从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冒险路线出发，把毛泽东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作为“狭隘的”、“保守的”路线，完全加以批评和反对。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的通过、贯彻执行，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决议》除集中了他在有关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党的策略路线、革命转变等问题上已有的错误外，最突出的是，在上述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由于李立三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提出的行动计划和要求，纯粹是建立在城市中心论加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的，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脱离了群众，难于实现。它在执行中也就不能不处处碰壁，不能不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首先使党的城市工作受到很大损害，许多党的省委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同时，使进攻中心城市的红军遭到损失。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部长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实际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样，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绝境。
实践反复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只有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正确出路。
八七会议后，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基本都失败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革命者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力量，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赣南、闽西根据地，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相继建立。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大小小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主阵地。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半殖民地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要“必须这样”做，即必须走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里已没有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关于“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最大任务”、“农村斗争的发展”是“帮助城市斗争”等提法，表明毛泽东已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上述这个著名论断，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不久，在1931年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不仅奠定了调查研究的理论，而且做了很多农村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毛泽东文集》选入了他的一些著名的调查报告，比如《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录。
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前提是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典范。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崇尚调查研究，常常利用暑期开展“游学”式社会调研。1925年初，从《共产党宣言》中拿起了“阶级斗争”武器的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一边搞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一边研究实际的农村阶级斗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1951年，毛泽东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作为全书的开卷篇。
1926年年底，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做了一次详细调查。
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那些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他们甚至愿意拿出些钱来，请求农会干部批准他们加入农民协会。这一切，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但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让毛泽东大开了眼界，也使他兴奋不已。他对农民革命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认识得更加清楚，体会更加深刻。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结束32天的考察，从长沙回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农民运动政策有很大的缺点，并很快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兴奋地感叹：“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连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接着，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随后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远方的共产国际也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个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超出中央的认识。他从对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此外，《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寻乌县进行调查后，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写出的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而写的，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
193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农民的重要性，认为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感受农民的生活疾苦，了解农民内心真正的渴望与需求，从而紧紧抓住农民这一最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为他的土地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为他的革命奠定群众基础。同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农村调查。1931年，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把在寻乌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这就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寻乌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作社会调查期间，还写下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此文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列主义，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却喜欢夸夸其谈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响亮地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谆谆告诫同志：“一切结论的产生都是在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不论做什么工作，了解和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20世纪30年代初，可谓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高峰期，他深入基层，除了上述调查报告外，还连续写出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解决土地革命中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1933年11月，为总结和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他又接连完成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解剖了典型，推动苏区各级苏维埃工作健康发展。
毛泽东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他不仅自己注重调查研究，也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二、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由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经过充分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1月13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196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如今，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至理名言，依然像警钟长鸣，时刻提醒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深入唯实的作风，对于我们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四、中央党校的著名校训—实事求是
北京颐和园北方的玉泉山，离山脚不远处有一座大型院落，四周高墙围绕，里面有秀丽的人工湖，点缀着亭台楼阁，中国传统的和苏联风格的巨大建筑错落其中，这个神秘的大院，就是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
一说起中央党校，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地方。
毛泽东、董必武、胡锦涛、习近平……没有哪所学府会像它一样，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任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地位之特殊，还体现在理论创新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依法治国”、“和平崛起”……几十年来，众多对不同时期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创新理论，都从这里传播出来。
在中央党校广场上，有一尊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长方形巨石。这四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中央党校校训，是中央党校最负盛名的“景点”。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省瑞金市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是轮训和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935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中央党校，1937年迁入延安。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1941年年底，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什么。毛泽东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彭真和中央党校的领导人员规定了3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首次对“实事求是”作了解读。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解读和强调“实事求是”的用意，不是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客观事物都搞清楚，都能找出一切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现所有规律。其要义在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研究得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使这座建筑物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始终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做事历来认真，他不是解读完“实事求是”或为中央党校确定校训和题个词就万事大吉。据中央党校科研部倪德刚教授在“纪念毛泽东提出中央党校校训70周年”时于《学习时报》撰文介绍：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以《实事求是》为题作了报告，这是毛泽东一生，以此为题作的唯一一次报告。《毛泽东年谱》对这个报告内容只做了简要介绍：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要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作报告决不会干巴巴的仅这几句话。不知何故，《实事求是》这篇报告全文，未收入到毛泽东公开出版的著作之中，权且遗憾吧！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就这样，“实事求是”进入中国哲学的最高领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疯狂的军事围剿，惨烈场面前所未有。
从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参加“围剿”的兵力逐次增加，从第一次“围剿”时的10万人增加到第五次“围剿”时的50万人。在前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方略，机动灵活地阻击敌人，均获得胜利。然而，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却未能取得成功，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史上有名的长征。
在这四次反“围剿”中，中国共产党均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为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呢？
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作认真准备。相反，此次反“围剿”刚一结束，就命令连战场还未清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攻取乐安，以贯彻其扩大苏区和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此后，红军多次发动对乐安、宜黄等城的攻击，但由于国民党军构筑了坚固的堡垒而未能奏效。
1933年6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却错误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在此期间，由于中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立即命令东方军撤围将乐、顺昌，北上就敌，恢复黎川，在洵口打了一个胜仗后，接着去进攻有敌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等据点，使红军连遭失利。
在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畏敌如虎，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大量构筑防御工事，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迟滞敌人的进攻。“福建事变”时，不是乘机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是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线。蒋介石在武力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将进入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苏区的地域日渐缩小，红军力量严重削弱。
仗，越打越被动。损失，越来越惨重。而“左”倾错误则“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至兵日少而地日蹙。”此时，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但此建议又为李德等人拒绝。经过一年，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
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这是刘伯承元帅后来对当时局面的感叹。
除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所著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记载：
当时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吃尽苦头得出的沉痛教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全党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
六、“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比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7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更重大的损失。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饥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作出了不同推算。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一直争论不休。这个疑问的解决，目前我们还只能期待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与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那就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会上，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196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及“大跃进”教训时指出：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老实说，过去战争期间和解放初期，还是注意调研的，工作也是深入的。最近几年，工作好了，舒服了，就不搞调研了。中央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到也不重视，对各阶级的动态，群众的意见知道得少，许多事就是那么一下子下去，又不经过试验后再推开，都是一哄而起，结果‘一平二调’发展了。这些教训首先是没有从调查研究着手。总之，过去几年的方法不对头。”
可见，“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失误，同时也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依然有着现实的警示意义。
七、真理标准讨论是实事求是的回归
一个伟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前景，我们深深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30多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主要障碍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十年“文革”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另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文革”这样严重的错误都无法纠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仍将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不破除“两个凡是”，人们看不到希望，对社会主义前景没有信心。
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但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严肃地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只许照抄照转、不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奇谈怪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指出：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8、9、10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这场讨论之所以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它不但有大破，而且有大立。《求是》杂志原总编辑邢贲思撰文认为，这场讨论的大破表现在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僵化思维模式；它的大立表现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执政党，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治国理政方略。
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经过讨论，全党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纠正了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我们才能认真审视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才能结束“文革”动乱，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这一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八、“中国的事情须按中国实际来办”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
这首一度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曲《春天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而对那位中南海“画圈”的老人，人们印象最深莫过于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以超凡政治智慧和过人胆识让深圳这个小渔村神话般崛起的那场大变革。
抚今追昔，从老人1979年春天“画圈”开始，中国就以改革开放的雷霆之力，拨正了“中国号”巨轮前进的航向；用新思想新思维打破坚冰，使中国改革如一江春水，浩荡东去，势不可挡。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复杂形势面前，邓小平坚定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考验，才有1992年中国的南海边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让改革开放继续乘风破浪前进。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生在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当时已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凭着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深切期待，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大社论报道，并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内容。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上海等地也可以发展更快一点。邓小平进而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首先，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有落空的危险，在指导思想上则面临着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和动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危险。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在理论上面临被从根本上否定的危险。第三，对外开放举步维艰，在理论上遭遇重重责难。与此同时，“左”的思想与势力趁1989政治风波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获得了抬头与发展的“契机”与“势能”。
在今天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不难发现，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和世界，从一开始就很不太平。经历了1989政治风波的中国，在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时，接连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不仅标志着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了一个很深刻很准确的历史评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最简明概括。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再次对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作了精辟论述：“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正是当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廓清了“姓社姓资”的疑惑，才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从而推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正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鲜明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的要求，才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挣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束缚。正是因为新世纪初“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正确发展理念，才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以物为本”的观念桎梏，从而使中国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轨道，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这样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
这个“中国梦”与当年毛泽东的“强国梦”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亿万民众上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都是举国上下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大战略的基础，那么这一大战略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即在世界上诸多的大国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目标。他说：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自1955年起，毛泽东在不断受到西方霸权对中国实施经济政治挤压的情况下，顽强地生成了一种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民族抗争意识，形成了一股赶超列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冲天豪气。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地重复发愤图强的话题。
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球籍”的著名演讲：“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纲末尾写下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这些言论，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历史考验，又如实表露了毛泽东的焦虑心理和应战决心。
从积极意义讲，毛泽东已清晰而又尖锐地看到，中国人民必须以经济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昭告天下，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站稳，昂首挺胸。
可见，1958年“大跃进”的爆发，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早已蕴积于心的尽快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状况的梦想，经过帝国主义施压与人民共和国抗争的互动，经过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竞争乃至利益碰撞的互动，经过国内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各种力量的多层互动，梦寐与热情相结合便酿成了举国上下的“大跃进”运动。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在《“大跃进”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一文中总结道：“也只有这样一种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才能够使全国亿万人都陷入那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
如今，“中国梦”又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奏响了时代强音。当然，实现中国梦，关键是中国道路要立足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回顾历史，“大跃进”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当时国情认识不清。在结束了过渡时期取得一些成就后，对中国的落后性认识不足，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中国国情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依据，如今中央高层对此的认识深刻而清晰。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而早在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就强调，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每一次党强调实事求是都是一次思想启蒙、思想解放。那么习近平是怎样强调实事求是呢？
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关键点：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二是按实事求是办事。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三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打牢理论基础，修炼党性，转变作风，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达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有机统一起来。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也有人盲目乐观起来，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忘记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依然未根本改善。中国梦不是个人主义之梦，更不是脱离国情之梦。因此，实现中国梦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能盲目乐观，要以史为鉴，任何时候都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六年下降，不过，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容易导致经济社会失衡。在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需要有效地推进社会公正，比如做到机会均等，缩小差距，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因为，公平正义是中国梦的主要题中之义。
可见，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依然存在，人均GDP、人均资源的占有率都较低，仍居世界后位。把蛋糕做大，夯实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国梦的根基。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离不开“做大蛋糕”这个常理。“人均”的提高总是基于分子的扩张。对中国而言，没有“总量”向着“第一”继续迈进并最终把别人都甩在后面，根本谈不上“人均”排名的明显位移，但显然，“共同富裕”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理，也是炎黄子孙对共享的初级理解。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立志带领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1945年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今天，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并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由此，我们还需要从国情出发，继续不厌其烦地向外界讲述中国“发展中”的实情、不加保留地展示中国发展失衡之痛的同时，要下更大气力改变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达”与“欠发达”并存的景观，特别是要切实改变贫困人群的生存境遇，让中国的发展面貌最大限度地减少“双面性”。
我们必须承认经过三十多年粗放型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更加突出，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更加迫切地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一步一个脚印，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勇气，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尽快实现中国梦提供持久不衰的强大思想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