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在晚清与民国的学术界，王国维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座遥不可及的山峰。很少有一个学者能获得那样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也极少有一个思想家抵达那样遥远的精神境界。可是，无论学术成就再丰澹华美、精神境界再高蹈出尘，他这个人与尘世总显得隔着一层幔帐。正是这层美妙的幔帐让王国维显得既出世、又入世，这是他在他的巨著《人间词话》中阐述的最高境界。现在我们要是谈起梁启超或章太炎、鲁迅或者胡适那样的学者，完全可以激昂起来、亢奋起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一提到王国维，就有点提不起精神，甚至有些委顿、有些空虚——而这正是王国维要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在晚清与民国不可多得的精神品质，让王国维在他一生孤寂的文化之旅相遇同样的独行客陈寅恪——大师与大师的相遇是彗星与彗星的相遇，这千年不遇的际遇是文化的艳遇，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大师世界却不能从这样的艳遇开始，从学术成就、政治立场着手当然也不行，非得从大师之死开始——这是第一步，就如同解读贾宝玉非得从他撒手红尘、入寺为僧一样，老北京的昆明湖因为有了王国维的纵身一跃从此就名载史册，昆明湖的烟波水气就凝聚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缕经久不息的文化芬芳。
这一天是1927年6月2日上午八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这一天久雨初晴，初夏的阳光分外灿烂，它照耀在帝都那些巍峨宫殿的红墙碧瓦上，显得美不胜收。街头路旁，槐花一嘟噜一嘟噜从青青槐叶间悬挂下来，不时掉下一朵，不时又掉下一朵，像一朵朵小白蝶扇着翅膀飞下大地。几乎每一棵槐树下都铺满了这种白色的槐花，看上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王国维就这样踏着满地落花来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这就是著名的国学研究院所在地，昨天的喜庆气氛似乎还没有散去，一切均历历在目——国学院第二班三十六名学生昨天就在此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宴会也设地这里。宴席共设四桌，所有国学院的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他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这天晚上，学生谢国桢来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他们一直谈到很晚，送走了谢国桢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首诗截然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不过，从以上的几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王国维照常来到国学院上班，那就是一个我所形容的阳光明媚的日子，王国维在缤纷落花中来到清华国学院，他和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还与他们商谈了下学期招生计划。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向研究院办公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上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国学院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对此并不奇怪，也没有人问他借钱干什么。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的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十时左右到达颐和园，王国维让车夫在园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许久，约半个小时后他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然后从容地掐灭了烟头，走到鱼藻轩的石阶上，看了看平静的湖水，猛然纵身一跃——此时大约十一时左右。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正在清扫垃圾。听见水响抬头一看，发现有人跳水，他即刻奔来跳入水中将王国维救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意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最终离奇地窒息而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晚上七点，王国维之死才传到清华园。经过紧急商讨，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二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已十分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要办理的丧事。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其状惨不忍睹。等到第二日下午四时，检察官才来验尸，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九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吴宓和北京大学的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王国维遗书装在一个信封中，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全文仅有百余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其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从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指定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大学的看重，而委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吴宓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分量。从这封遗书中我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为人为文的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投水自杀，像一枚炸弹在中国文化圈引爆，上海著名的《申报》刊发了“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死”的北京专电，天津的《大公报》则在“国学家王国维在颐和园石舫投水”的报道上加了“因悲观时局”等导语，因为六月四日这天正是端午节，人们很快把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屈原投汨罗江联系起来。北京的《顺天时报》刊发了题为“继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报道，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也拿王国维与屈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种自沉方式虽然有别于陈天华的投海自杀或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但这种非功利性的毁灭生命却有一种审美的惨烈，这也印证了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文学、美术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如果说悲剧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审美快感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沉则正好是这种快感的全身心体验，他用他的生命的投入来完成这个审美的过程。我想，他走向昆明湖的脚步应该不是迟疑的、沉重的。相反，它带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平静与满足。因为这脚步既没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相反，它洋溢着“梦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和飘逸。
昆明湖的波澜经久不息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他瘦小的身躯可能只在快要干涸的昆明湖上荡起浅浅波纹，并且很快平息。但他毕竟是国内首屈一指屈指可数的大学者，在昆明湖之外的人世间，他引发一连串巨大的波澜，至今也没有彻底平息。
自沉当天，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急电身在天津的罗振玉：“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大吃一惊，很快，“王国维临终所作”的遗折敬呈到已逊位离京的末代皇帝溥仪的手中。溥仪读罢深感凄哀，随即下“诏”加恩赠谥，赏银治丧。这份假冒王国维笔迹与口气的“奏折”称：
臣王国维晚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抒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有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樯才为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已、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
谨奏。
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起“乌龙奏折”：“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溥仪其实很快就知道了事实真相：当年围绕着末代皇帝溥仪，各种势力形成各种各样的圈子，钩心斗角，包括没有任何实权的仆役与随从。就是这些人为了一己之利，互相从对方阵营中买通小人打探皇上不为人知的隐秘，喜欢在这上面花工夫的郑孝胥与罗振玉多年来就是一对冤家。罗振玉的造假很快被郑孝胥探明，他转眼就密告了皇上。在公开出版的郑孝胥日记上，清晰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端午节（6月4日），诣行在，罢行礼。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初六日（6月5日），诣行在，罗振玉来，为王国维递遗折。奉旨，予谥忠悫，赏银二千元。派溥致祭。见王静安遗嘱。清华学校诸生罢课一日。北京各报并记其自沉之状，众论颇为感动。梁启超亦为清华教授，哭王静安甚痛。
初九日（6月8日），晤罗叔蕴，定以20日公祭王静安于日本公园。
二十日（6月19日），午后二时，借日本公园公祭王静安。
作为儿女亲家，两家反目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断了来往。在王国维自沉之后他为什么要突然弄出个假奏折欺骗皇上欺骗世人呢？据事后诸多材料分析，他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洗刷“罪名”。王国维去世后，坊间流传罗振玉逼债活活逼死王国维的传闻，罗振玉假冒王国维奏折表露心迹，最大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开脱。为了将这个谎编圆，罗振玉继奏折之后，又在北京和天津举行的王国维追悼会上，分别致祭继续吹捧溥仪圣恩浩荡，谥赏王国维是“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回顾了罗振玉王国维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最后感叹：“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黯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仟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的太太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罗振玉此举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分。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国维自沉最痛心的一个人应该是他的知己陈寅恪，两人虽然年龄差距大，共事的时间不长，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学术心境的高度契合使他们成为真正“相知”的朋友。学术对于王国维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冯玉祥即将入京时，有一位山西学生劝王国维到他的老家去躲避。王国维思忖良久，最后还是拒绝了，他的理由是“离开清华园不能进行学术活动，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他这话的潜台词是，离开了国学研究，我就没有活着的必要。对王国维的理解莫过于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其他清华师生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把心中神圣的孔孟之道化为最具体的虔诚，即便在场的全是研究国学的师生，所有人也目瞪口呆。而最能体现对王国维敬仰的则是陈寅恪撰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于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为之序。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故受命不辞。谨以所见质正于天下后世之同读先生之书者。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以示来著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於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著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理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之一时间一地域故也。
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岁次甲戌六月三日陈寅恪谨序
在两年后陈寅恪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他再次重申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并写下一首长长的挽词：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愈野领编修。
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
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清誉。
闭门人海恣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
剖别派流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
沈酣朝野仍如故，巢南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促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
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船。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
高名终得彻宸聪，徽奉南斋礼数崇。
屡检秘文升紫癜，曾聆法曲侍瑶宫。
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盘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
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
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王国维自沉对陈寅恪来说，痛苦最深领悟也最深。他早年认为“而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王国维的自沉让他恍然大悟：虚理与济世并不全然一致，文化精神并非与历史进程并行不悖。由此他认领了自己的文化角色，倾心于学术，醉心于学问，和一代大师王国维一起将空谷足音般的传统文化精神传递给后人。
自沉之谜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激起了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一片柳叶一样的小鱼花，它跌落水面顶多溅起几圈水纹而已，很快恢复平静。但是王国维不是，他仿佛一头深潜海底的大鲸鱼，如此庞然大物在昆明湖纵身一跃，想不起波澜不见水响也都不可能。只是如此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为什么要跑到昆明湖自沉？这是一个谜，这是一团雾，云山雾罩迷雾重重，一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
同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把王国维比作为楚国投江而死的屈原：“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与王国维关系极为密切、几乎无话不谈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还未见到王氏遗书的情况下就断定：“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尤为未能知王先生者。”北大文学院教授黄节先生则认为：“王先生之死，必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在与吴宓交谈得知遗嘱种种后，他认可王国维志在殉清的说法。而在吴宓看来：“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殉清与殉文化是合二为一，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也倾向“殉清”说，他认为王国维的赴死是因为忧主忧时，过度悲愤。许多人赞同此说，认为王国维是传统文人，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有些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把王国维长子王潜明故去、亲家罗振玉绝交当成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郭沫若的认可，溥仪在写回忆录时，也认同了郭沫若的说法。还有人从心理层面上分析说，王国维致力于学问，晚年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下去，精神无法寄托，再加上“家境贫寒，身染重病，又逢爱子之卒”，悲观厌世走上了绝路。总结王国维之死，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罗振玉的逼债说。多种说法的原因在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说话要有证据。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的话值得体味：“先生为什么死，没有人知道，遗老们说是由于‘主辱臣死’，青年们说是由于‘国内政争势力的消长’，文学家说是由于‘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某氏说是由于‘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概念’，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a说：‘自杀者，自然赋与的最高权力。’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一条死路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太可怜，太浅俗了！”
在所有分析王国维自沉之谜时，“殉清说”最有说服力，大概因为众人均被王国维生前外在形象所迷惑。王国维生前的模样确实有些怪，典型的一个遗老遗少形象：面色青黄，长袍马褂，显得干瘪瑟缩。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脑后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正是这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长辫子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可是了解王国维的人却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教授更有着精辟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根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清朝小朝廷的象征。两位大师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揣测的殉清。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陈先生不仅否认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原因外，还着重阐明了他的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之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这样的说法有点接近于后世有学者提出的“文化遗民”之说，这一说似乎说到根子上，王国维无论从外形还是所从事的国学研究，都是一副典型的“文化遗民”形象。
“文化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自伯夷叔齐以来，遗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作为一种传统慢慢形成，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好像只有中国才有的独特文化现象。“文化遗民”属于遗民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朝代更替、时序鼎革等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辱的历史转折期，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传统的文化价值、思想或观念等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文化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与开拓。宋亡有宋末遗民，明亡有明末遗民，“文化遗民”之于过去的遗民传统则又大不相同，因其不是执著于某个王朝而是执著于某个文化。如果说伯夷叔齐式的遗民所恪守的是某个种姓的王朝或某种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那么王国维作为一个文化遗民，他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历史的本真精神。历史无论再进化，文化却具有天然的恒常性。当王国维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凝聚了整个文化精神之后，他的生命之于历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在王国维身上，生命的空间性消解了生命所置身的历史的时间性。所谓的文化遗民，其实不过相对历史的进化或历史的更迭而言，就文化本身而言，王国维恰好是存在本身的象征。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被历史的遗弃，而是其生命以拒绝指认的高贵姿态遗弃了一部可疑的历史。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被动的遗弃，而是在于主动将浊世从自身的生命中整个地抛了出去。因为生命临世可能呈现为被抛，但生命的弃世在生命却是主动的抛弃。在这里，重要的是生命的能否拒绝。
严格说起来，中国晚清时期的遗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这一点上来说，王国维应该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典型，从他瘦弱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苍凉的背影。他的全部意义主要体现于文化——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的文化环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是站在新文化对立面，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晚清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作顽强抵抗之时。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的，他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化进步的包袱。在这里还是陈寅恪看得最深最透，他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根子上，“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心态。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唤发起士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士大夫的心灵无法承受时，紧绷的生命绳索往往会在这一刻断裂。陈寅恪分析得很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所有的忧伤悲伤哀伤，到最后全化成湖殇
王国维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与当时正在经历的长子之丧和挚友断交之痛密切相关。他本来就是一个忧郁型的人，所有的忧伤、悲伤与哀伤，到最后全化成昆明湖的湖殇。
王国维的长子叫王潜明，是与第一任太太莫夫人所生。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896年与王国维结婚，1907年病逝于海宁，生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太太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结婚，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王国维一生不想让孩子子承父业，他按照实业救国的思想安排子女的未来。众多子女中，王国维最器重长子王潜明。王潜明学业优异，1919年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结婚，并通过了香港大学的考试，还有机会留学英国。但这条人生之路却被他放弃，他服从父亲的安排投考了当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王潜明英语极好，在数百考生中名列前茅，最后被海关录用，月薪很快从最初的四十元增加到一百四十三元。王国维十分高兴，给亲家罗振玉报喜说：“但愿此后循分而进，则其一生幸福较我辈多矣。”
王国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王潜明因伤寒症英年早逝，他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整个人精神似乎也被摧垮，像祥林嫂一样“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回忆，王潜明去世后，王国维脸上绝了欢笑，成为一个面色悲伤的老人。这时候，又一个巨大打击接踵而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到上海，刚刚办完潜明的葬礼，他就匆匆带着女儿罗孝纯回家，而且还是不辞而别。这对于亦师亦友大半生的王国维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绝情。王国维得知消息后气得浑身颤抖，声音喑哑地说：“难道我连个儿媳妇也养不起？”其实罗孝纯二十四岁守寡，王国维心里也不好受。尽管自己悲痛欲绝，他还是为罗孝纯安排好了后半生，一是立嗣：王潜明无后，王国维将二儿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给罗孝纯。二是恤寡：将海关所有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家。同时致信罗振玉：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命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罗振玉复信假托“小女屡次声时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断然拒绝了王国维一番良苦用心。王国维再次致信，言辞恳切劝其收下，而罗振玉复信再次拒绝。两个人来来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二十多日。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振玉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罗振玉不顾三十年的交情，断然寄来绝交书：
弟交公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扬。此不能讳者也。
当然，女儿孝纯是罗家的掌上明珠，罗振玉痛其年轻守寡。但是，王国维难道不悲痛？据说两家早就不和，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丽正关系处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罗孝纯将在王家经历的一切泣告于父亲罗振玉，罗振玉便迁怒于王国维，怪他偏听妇言，一怒之下携女不辞而别，三十年交情一朝了断。而另外早先发生的两件事也让罗振玉心生不满：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溥仪宫中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溥仪。罗振玉亦趁机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让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矛盾不断，不想卷入内斗，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振玉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国维不必做书套代呈，将原书交人“携津”。另一件事是王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两亲家见面的话题便是溥仪宫内的人事纷争。罗振玉以荐王国维入“南书房”的功臣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国维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罗振玉“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振玉知道了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振玉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是出于一番好意，没想到罗振玉却很不高兴，两人关系急骤转冷，后来便在王潜明葬礼之后爆发。
中年丧子、挚友绝交，两记重创将身处绝望的王国维又往悬崖边猛推了一下。一生忧郁的王国维面对国殇与家难，再无法找到生活的勇气与信心，死亡在这时对他来说是唯一的选择也是一生的选择——这也是忧郁症患者的典型症状。其实王国维的一生，始终处于一种“内向的忧郁型”人格之中，其弟弟王国华对他幼年的印象就是“寡言笑”。他的童年在清苦自处中相当孤独，刚四岁生母凌氏就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可见王国维一生五十年都处在一种不断地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其实就在他投湖四十年之后，他最宠爱的二儿子王高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虽然他写了一部被钱钟书称为“这是本奇书”的书稿却无法出版，最后走投无路生活无着，又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最终也来到颐和园王国维自沉的石舫前准备自杀。但这一天昆明湖游人实在太多，他只好回家服下“敌敌畏”自尽，这种忧郁之气在王家家族内代代相传，王国维在文章中这样说：“体素嬴，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他早年写给朋友的信也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叔本华那种弥漫着悲剧情节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王国维忧郁型人格实际上就是对叔本华的呼应与投射。其实丧子之痛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悲伤，而他内心深处那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灵魂几十年的忧郁海洋，是向人说不出、道不明的、理论起来又莫名其妙的痛苦深渊。所以他才会在“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可见他这五十年短暂的生命，都是伴结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忧郁度过，也正是他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在所有解释王国维死因的文字，只有陈寅恪最透彻：“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荣辱委琐龌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的诠释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创伤：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悲伤的一生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他在文章中曾不止一次的这样写道：“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他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幻灭感。他的遗书中，“经此事变”为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诱因，而生活颠沛流离形成的心灵之痛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老友失和以及冯玉祥进京是其自沉的直接导火线。王国维之死，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这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的大悲怆与大哀伤，只有心智澄澈的大智者才可能感受到，这是王国维自沉之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世纪之谜。
大喇叭声中溘然长逝
在王国维去世半个世纪后，一代宗师陈寅恪也溘然长逝。作为名闻后世的文化泰斗，他可以悠然自得地活在晚清、活在民国、活在炮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抗战时代，甚至可以紧紧夹着尾巴、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活在某一个五七干校或牛棚里。
所有的人全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文化人对政治的敏感比普通人更加强烈。作为从旧中国过来的一代宗师，他身上的“辫子”实在太多，只要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自然没一样是好的，到处都是毛病。有关陈寅恪的大字报在校园内张贴得到处都是，唐筼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心中十分恐慌，主动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封长信，加盖上陈寅恪的印章。信中说：
我的爱人陈寅恪因为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所以我代他写此信，面交声明下列各点，请加注意是幸。
一、他因骨折长期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湿疹症，经由中山二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琼（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二、1963年1月中由人事科长张春波送来三百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不收，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捐助陈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察鉴。
三、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间。海关税自当偿还（以前不知）。
四、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品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
唐筼诚惶诚恐，将家中事无巨细悉数向上级汇报，她能做到的恐怕只有这些，这对改善陈寅恪的处境却并无用处。很快，陈寅恪的学术助理被取消，这对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来说，意味着学术活动中止。接着，护士也被清理，几个孩子远在外地，唐筼本人也年老多病，腿伤后卧床不起的陈寅恪很快陷入困境。红卫兵们破窗而入，大字报一直贴到病床上，并且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陈寅恪的房间。从喇叭中传出的最高指示和宣传员金属般铿锵有力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切割着陈寅恪脆弱的神经。当时陈寅恪居住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造反派占据的制高点大钟楼正好就在对面。大钟楼上安装了许多高音喇叭，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同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原文如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可以想见陈寅恪当时承受的巨大压力，身体的疾患，包括高分贝的高音喇叭对其精神无休无止的摧残，他虚弱的身体终于顶不住了。女儿陈流求从外地回来探望，多年之后她这样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在1967年7、8月间，因母亲病重，由周伯母（黄萱）与护士小朱（自出资所雇）商量，电报通知我即搭班机返穗。那时家中仍住东南区一号楼上……我在家住半月余，母亲告诉我去年年底来抄家，取走贵重东西。抄家难计次数。当时父亲关心在川旧友‘文革’中遭遇，屡屡问我川大等高等学校大字报情况。”
对于陈寅恪来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到了第二年，他被列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工资与存款全部停发，生活一下子陷入绝境。雪上加霜的是，陈寅恪与唐筼的身体状况都极度恶化，老两口谁也不愿看着对方等死。陈寅恪第一次以恳求的语气向组织写下了申请书：
申请书：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处方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
陈寅恪参加了几次“口头交代”，终于卧床不起。这期间也没有人照顾他，到五六月间已经发现有心力衰竭的现象。一直捱到中秋节后，终于在高分贝的大喇叭声中溘然长逝。
南下的脚步停留在广州
1948年年底，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有太多的机会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甚至他已经坐上国民党派出的专机与胡适一道离开北平南下南京。但是，他最后还是留在了广州，留在了大陆。
1948年冬天，当时被政治绑架的文化人开始出现分野：北上还是南下，是对政治的选择也是对人生的抉择。这时候国民党败局已定，已经开始组织人员撤退台湾。他们出台了一个“学人抢救计划”，抢救人员包括四大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
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这四条无论从哪一条来说，陈寅恪都在入选之列。其中的主将胡适却迟迟不肯动身南下，直到12月12日，他接到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南京）。”胡适才决定离开北平。早在几天前，他就在北平到处寻找陈寅恪。陈寅恪虽然对党派之争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北平城被团团包围，战火一触即发。即便他眼睛看不见，内心也是惊恐不安，陈寅恪躲避在城内，兵荒马乱中胡适总算找到了他。胡适认为任何学人可以舍弃，但是像陈寅恪这样三百年难遇的大师不可以放弃。他亲自坐车来到北大教授邓广铭家，请求邓广铭寻找陈寅恪。邓广铭很快就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陈寅恪，问他是否愿意与胡适一道飞离北平，陈寅恪马上接口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能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其实，即便胡适不请，陈寅恪也决定离开北平。北平就要成为一座孤城，而战争似乎也已不可避免。没有人喜欢打仗，陈寅恪也一样。他对兵荒马乱的日子十分恐惧，再加上身体本来不好，连医生也建议他“宜住南方暖和之地”，他其实早就有了南下之心。早在一年前医生提出建议后不久，他就和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取得了联系，决定赴粤疗养。此举对于爱才心切的陈序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他聘陈寅恪为岭南大学教授。对北方还颇觉依恋的陈寅恪并没有马上成行，他似乎也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这个时机一旦来到，他便决定马上离开。就在邓广铭传信给他的当天中午，陈寅恪本来说好等午睡过后再雇车去胡宅，可邓广铭刚回胡适处复命不久，胡适就赶过来了。陈寅恪也不迟疑，马上掣妇将雏和胡家汇合，两家就坐上了北大的汽车向宣武门驶去，准备离开这座风雨飘摇的古城。可是，这时候的北平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出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适与陈寅恪一时竟然出不了城，只好重返东厂胡同。白天不行，天黑以后胡适再一次联系傅作义，终于商定十五日去换乘司令部汽车出城。当晚陈寅恪与邓广铭说：“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联系陈寅恪此后包括此前的生活来看，这确非托词，当为实语。
第二天，胡适和陈寅恪他们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前乘上傅作义提供的专车，而后又经后者专门下令给守城卫队，最终才得以出城，赶赴机场坐上等候了一天的专机匆匆南下。此时的陈寅恪心里涌上一层悲哀，在去机场的路上默成小诗一首，“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曰：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祖，蒋介石与毛泽东都在争取胡适。一个要他南下，一个要他北上，延安方面甚至派出了胡适得意弟子吴晗来劝胡适，胡适没有听从这位爱徒的安排。
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胡适。据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的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
胡适和陈寅恪坐上了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飞机抵达南京。那天正逢胡适的生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宴款待胡适。按着老习惯，宋美龄下厨做了几个蒋家私房菜，当然少不了胡适爱吃的上海点心。看着满桌精美佳肴和酒水，胡适分外感动。他知道蒋介石从来不饮酒，破例在桌上摆上酒只是因为胡适。可是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大家心乱如麻，面对美酒佳肴，胡适倍觉凄凉。蒋介石说：“此次从北平南下，我希望适之先生能去台湾。”蒋介石迎着胡适温和的目光，继续说：“适之先生应该明白，形势于我们不利，划江而治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大陆是守不住的，所以我决定‘引退’，派陈诚前往台湾经营。适之先生是国内知识分子之代表，我们没有理由不妥善安顿好。”那一顿寿宴吃得索然无味，临别时蒋介石送胡适出门，对他说：“我要你到美国去，不要你去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什么，都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将来我们会用得着。”胡适站起来，冲蒋介石郑重地点点头。
与胡适赴海外相反，不少身居海外的文化人成为海归，回到大陆报效祖国。也有不少文化人随胡适南渡海峡：于右任、苏雪林、傅斯年、朱家骅、梅贻琦、钱穆、蒋梦麟、林语堂、梁实秋、赵元任、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罗家伦、叶公超、蒋廷黻——他们的目光全投向那个茫茫大海中的孤岛：台湾。陈寅恪与他们不同，他的心里却始终只想着事先早就联系好的广州岭南大学，他是一诺千金的人。与胡适一同飞抵南京之后，他仍然放不下岭南大学，再次联系陈序经询问赴粤之事。陈序经的回答依旧肯定，这让陈寅恪十分满意。他随后来到上海，在这里胡适去了美国。而他则一直停留在这里，整整一个月之后，他携全家乘招商局“秋瑾号”客轮南下广州。三天后抵达，陈序经派一位与陈寅恪夫妇熟识的秘书在广州鱼珠码头迎接他们。
陈序经是胆识过人的大家，他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是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他绞尽脑汁网罗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陈国祯、陈辉真、毛文书，以及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家汪得亮、经济学家王正宪、法学博士端木正、生物学家廖翔华，外国文学专家杨秀珍。他们有的是陈序经的南开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学生（如端木正）。作为教育家的他最懂得陈寅恪的价值。但是，国民党既然将陈寅恪接出北平，当然不愿就此收手，他们希望南下的陈寅恪能往南方再迈一步，跨过台湾海峡。但是陈寅恪一生飘零的脚步却停了下来，停在南海之滨。也许他老了，再也走不动了，他的人生最后的驿站就落在了花城广州。
“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
陈寅恪之所以在广州停下自己的脚步，是因为他不想离开祖国。在他的身上有着浓重的爱国情节，这是与王国维一脉相承的士大夫情怀。据他后来的学生回忆，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居住时，牛津大学曾有一位高级讲师（Reader）来访，重申牛津过去的邀请，陈师谢绝了。他走后，陈师对石泉说：‘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这句话后来陈师在不同场合对石泉说过好几次”。陈寅恪家族自一代豪杰陈宝箴至晚清公子陈散原、再到不世英才陈寅恪，虽都曾逢种种变故而命运多舛，但衷心爱国的一脉家风却绵延不绝、代代相传。到了1949年，他依然像祖辈那样不改初衷。
陈寅恪南下之后，战事急转直下，1949年6月，国民党广州战时内阁成立。二十八岁即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一职。当时的情形已经很清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国民政府很快就会败退大陆，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新任的教育部长唯一的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派人做工作，动员学者们离开大陆，毕竟教师力量的丰厚和壮大是他以后有声有色展开工作的基本条件，没米下锅的日子任你怎么能耐也做不出香喷喷的米饭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身处广州的陈寅恪自然是重中之重。然而动员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杭立武的多次尝试均碰了软钉子。九月的一天，他携当时的财政部长一起去找陈序经，请他协助劝说陈寅恪，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只要陈寅恪能答应去香港，就马上给他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房。陈序经没好气地回答说：“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作为大学校长的他当然不会同意陈寅恪赴港，陈寅恪本人也没有走的意思。据说已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也曾多次电催陈寅恪赴台，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陈寅恪在文革中如此交代：“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陈寅恪素来不说假话，而且又是交待材料，内容应该是肺腑之言。著名学者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避地难希五月花”写于1949年1月，由上海至广州的轮船上，全文是：
又附楼船到海涯，东归短梦不胜嗟。
求医未获三年艾，避地难希五月花。
形貌久供儿女笑，文章羞向世人夸。
毁车杀马平生志，太息维摩尚有家。
另一首“浮海宣尼未易师”写于1951年，全文是：
短檐高屋总违时，相逐南飞绕一枝。
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惜十年迟。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
赖得黄花慰愁寂，秋来尤作艳阳姿。
两首诗中陈寅恪计划出国和没有出国的心理一览无余，而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余英时也修正了自己的推论：“在1949年10月之前，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转而有意迁往台北，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陈先生在1938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那么他在1949至1950年这一段‘疑虑不安’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浮海’之念？。”这份新发现的材料就是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
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
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另发现一封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时间是1949年5月28日，内云：
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
从复信的口吻不难推测，是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家骅向傅斯年咨询，这是傅斯年的答复。这个询问的人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从傅斯年的口吻中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也不太相信此事是真的。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寅恪一家到台湾来，而陈寅恪一直迟迟未见动身。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有可能是陈寅恪的夫人唐筼。
唐筼给傅斯年写信询问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唐筼与傅斯年有姻亲关系，傅斯年夫人俞大彩正是陈寅恪的表妹，也就是说，傅斯年既是陈寅恪曾经的老上司、老朋友，也是他的表妹夫。其实朱家骅与傅斯年通信还有一个背景：“台湾戒严令”的颁布。戒严令自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这必然要对进出台湾的人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傅斯年在函复朱家骅的第四天就为陈寅恪来台一事专门致电台湾省警务处。从这些零零星星的信息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陈寅恪在1949年去不去台湾问题上曾经犹豫过、矛盾过。有一个焦点必需要和盘托出：1920至1930年代，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这既与傅斯年“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进入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惹不起躲得起，没有重大的事他基本上躲着傅斯年。最终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大致也与此有关。
其实在去与留的问题上陈寅恪和唐筼有着很大的分歧，唐筼力主离开大陆，她提笔给傅斯年写信询问，应该在情理之中，也许她的行动对陈寅恪全部隐瞒。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钱穆回忆，是唐筼在争执后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也有这样的记载：“夏，师母因故至香港，后由陈序经校长带小彭、美延去香港，师母与小彭、美延回广州。”其时已经是1950年夏天，广州已经解放，何以在此时唐筼才与陈寅恪就“去留”问题发生争执并独自去香港？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建东推测：“其时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唐氏大家族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唐筼内心焦虑不安，这是她去香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唐筼漂泊的脚步最终停留在广州。
留在了温暖如春的南国花城
1952年11月，女作家张爱玲只身南下，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小镇深圳，心惊胆颤地跨过了罗湖桥。她此时不叫张爱玲，用的是一个笔名梁京。虽然用的是笔名，却被检查的民兵发现，一脸惊喜地问她：“你是张爱玲吧？”张爱玲当时吓得浑身瘫软，战战兢兢地答：“是。”民兵并没有为难她，很客气地放她过去。后来在她的小说《浮花浪蕊》里，她重现了当年从深圳罗湖桥“出逃”的一幕：“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的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洛贞）跑累了也便坐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洛贞是《浮花浪蕊》的女主角，我们完全可以把她当成张爱玲，过罗湖桥这一段，显然是张爱玲个人的真实心态与经历。
但是对于文化人陈寅恪，却死活不肯离开大陆。之所以不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屡次历经离乱，他已经厌倦了逃难。更何况此时的陈寅恪已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妻子的身体也很糟糕，携妻带女漂洋过海再去谋生，对他来说也有种种难言之处。他的一生除去大学教授之外别无他业，生于乱世，终生流离失所，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香港、昆明、桂林、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地，他实在厌倦了漂泊，当务之急无非是选定一个温暖安宁的养老之所。而远赴台湾，另辟新土，肯定不适合他这样的眼盲之人，也不适合这个漂泊不定的家庭。
陈寅恪能有如此坦然心境，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分不开。岭南大学创办早于清华大学，学术氛围自由，更获得多方的投资赞助，是战乱之中学者教授难得的庇护所，学术者的天堂——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所在。为什么有很多教授停留在这里而没有选择去台湾？我想不单单是对政权变革的站队问题可以解释的，而是岭南大学与陈序经确实独具魅力吸引了他们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学者们也都是人，他们面对陌生的新时代虽然不免忐忑不安，但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留在国内，留在岭南大学，陈序经的人格魅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对岭南大学怀有很深的感情，对老友陈序经也是如此。陈序经多次邀其前往岭南大学任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是岭南大学最高的薪水，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界最高的薪水。陈寅恪是传统学人，“士为知己者死”早就烂熟于心，遇到一位知己般的校长和一片可得安下疲倦身心的“世外桃源”，这远比政治立场更能左右他这样一位纯粹的学人的人生选择。当然，这或许也是先生出于“爱国”或“眷恋故土”。陈寅恪一辈子也没考虑过“学而优则仕”，只想踏踏实实做学问。
一切和陈寅恪的想象一样，最初的日子他是幸福而自由的，受到中央和省市高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商谈国家大事的间隙，斯大林竟然出人意料地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说他阅读过陈寅恪的历史著作，很受启发。这一次询问竟然让毛泽东愣了一下，他很抱歉地对斯大林说：“我回国后马上查找陈寅恪其人。”斯大林的话毛泽东当然不会大意，回国后他马上查找陈寅恪，发现此人现在广东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省政府注意优待。此后不久，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他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组织上的态度就是基层机构的工作指南，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对陈寅恪的工作和生活都相当照顾。陶铸对知识分子陈寅恪的生活极为关切，甚至在他调到北京之后，他仍然不忘打电话给有关方面要求保护陈寅恪。当时中国各级部门仍然沿袭着战争年代工薪分数制和供给制，陈寅恪工薪分数是一千分，约合人民币旧币两百七十万元，在中山大学是最高的。而且由于生活实行供给，陈寅恪挣得的这一千分属于净得。从1954年唐筼所填的《中山大学教师登记表》中备考栏来看，当时学校每月还另行给陈寅恪家补助六十万元（折合新币六十元）。后来实行工资制评定等级时，学校对陈寅恪初评意见是特级。1956年在小汽车仅有三四部的情况下，学校还做出决定：陈寅恪、姜立夫、岑仲勉三位教授可随时乘坐，享受校长级待遇。同一时期中大学报也作出规定，陈寅恪的文章享受二十元的特级稿酬，较一般水准高出四分之三。
如此优待让陈寅恪渐渐爱上了温暖如春的南国花城，但是对北国的思念也在与日俱增。清华大学多次派人联系让他北调回京，过去的故友旧教也都一致劝他北返，包括郭沫若、李四光等学者。后来陈寅恪交代说：“1954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作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1954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陈寅恪当时曾口述、由唐筼执笔写了封长文答复：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1954年1月郭沫若又提笔写了封信给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