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所知所识都是有限的。如果以这种有限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就会产生成见，进而产生无谓的争论。正如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虽然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感知到的大象确实像一把扫帚，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感知到的大象也确实像一把蒲扇，但如果他们将自己感知到的东西当作大象自身，就会出现问题。
推及一般，只要我们将自己有限的所知所识当成了事物自身，就会产生成见、产生争论。反之，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识是相对的、有限的，就能消除那些无谓的争论。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不仅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识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还能忘我地与事物融为一体，那么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处理好世事，无需用心就能合乎世俗习惯，恰如庖丁解牛故事中的庖丁，无需刻意运用感官就能将宰牛变得像演奏乐曲一样轻松自在。一旦达到了这种境界，我们就能逍遥自在地栖息在天地之间。以此境界对待自身，就能达到养生的目的；以此境界与人交往，就能在社会上如鱼得水；以此境界治理国家，就能实行无为的善治。这正是《庄子》一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
庄子（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之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人，与孟子处于同一时代。与普通人一样，庄子过着娶妻生子的正常日子。他所著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真经》。据记载，汉代时《庄子》有五十二篇，十余万字，但这个版本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庄子》是由晋代郭象所删订的，约七万字，包含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
《庄子》问世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无法理解其思想。直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三玄”（《易经》、《老子》和《庄子》），才掀起了研究《庄子》之风。在这个背景下，郭象的解说脱颖而出（有人说他是剽窃了向秀的成果），成了人们最为认可的注疏。到了唐代，成玄英道士又在此基础上加以详细地注释。二人的解读合在一起成为了注解《庄子》的权威。除郭象、成玄英之外，其他人也对《庄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到了清末民初，郭庆藩将前人对《庄子》的解读集结编纂为《庄子集释》一书。这是研究《庄子》的权威读本。另外，宣颖的《南华经解》也别出新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庄子集释》和《南华经解》已经解决了《庄子》中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不少人注解《庄子》时带着明显的偏见，有的人是从佛教的视角出发解读《庄子》的，有的人（如宣颖等人）是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来解读《庄子》的。这些解读方式极易误导读者。其次，不仅很多注解存在明显的错误，而且还有一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此外，对文言文的理解、古今不同的阐释习惯都成了现代人阅读《庄子集释》和《南华经解》的障碍。
基于这些原因，作者着手对《庄子》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解读。本书除了一般同类著作中所具有的词语注释和译文之外，还对《庄子》的每一段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对每篇的主旨进行概括，对每篇的结构进行相对合理的划分，对前人在个别地方的误读（如对“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之非指”的理解）也重新进行阐释，以期读者能更顺畅地阅读《庄子》，更加准确地把握庄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