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注定一生传奇的男人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被母亲称为“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这个体重只有6磅、早产5周的小男孩自从降生到世上以来，似乎对数字就有一种本能的迫切渴望……
一、对数字，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迫切渴望
沃伦·巴菲特被喻为“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1930年8月30日，这个注定一生传奇的男人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被母亲称为“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这个体重只有6磅、早产5周的小男孩自从降生到世上以来，似乎对数字就有一种本能的迫切渴望。巴菲特会经常到朋友鲍勃·拉塞尔家玩，他们一起坐在拉塞尔家的门廊前，静看门前的车水马龙，记下过往车辆的车牌号码。等到天黑了两个孩子就回到家里，在桌上铺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数着每个字母在报上出现的次数，在小贴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算术列式，看起来就像他们在算数学难题一样。拉塞尔会拿出一本年鉴，逐个大声念出一些城市的名字，巴菲特则会一个接着一个快速报出每个城市的人口数。棒球得分、赛马胜率……任何数字都是这颗早熟的大脑的养料。巴菲特的母亲每到周日都会让他洗漱干净，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带他去教堂听布道。他倒也不会浪费时间，老实地坐在那里扳着手指头开始算起神职作曲家的寿命来。无聊的时候他会站在起居室里手握乒乓球拍颠球，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富翁》游戏他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兴奋地数着自己不断累积起来的虚拟财富。
1.注定了传奇
巴菲特蓝色眼眸、皮肤白皙、脸颊泛着一丝粉色，他不仅对数字很着迷，对金钱更是极为热衷。他得到的第一个和财富有关的礼物是艾丽斯姑妈在圣诞节送他的货币换算器，他自豪地将它一直别在腰间。5岁那年，巴菲特就在自家门外的过道上摆了个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口香糖。后来他又换到了地段更加繁华的拉塞尔家门口卖柠檬汁。
等到了9岁的时候，巴菲特和拉塞尔在他家对面的加油站数饮料售卖机里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小孩无聊的游戏，他们实际是在做市场调查。市场上卖了多少瓶某个牌子的橙汁？卖了多少瓶可口可乐和无醇啤酒？他俩会把这些瓶盖运到巴菲特家的地下室里分门别类地堆在一起。他们想知道哪一种饮料的销量最大，哪家公司的生意最好。
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父亲霍华德的证券经纪人工作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致使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丈夫和孩子吃得更饱些。直到巴菲特开始念书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渐渐得到好转。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岁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富有。巴菲特曾经平静地对他的好友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胀的迹象，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赚那么多钱，巴菲特答道：“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巴菲特10岁的时候，父亲霍华德带他乘上了开往纽约的夜班火车。他带几个孩子轮流去纽约旅游，他们的行程包括看一场棒球赛，参观一个集邮展，去一个有玩具火车的地方玩耍。他们还去了华尔街，参观了纽约股票交易所。
巴菲特显现出来的对股票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孩子对飞机模型的喜爱。他常常跑到父亲生意日益兴隆的证券经纪公司去玩。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巴菲特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放在镀金专柜里的股票和债券单据。它们对年幼的巴菲特有着一种奇异的诱惑力。巴菲特也经常兴冲冲地跑到楼下的哈里斯厄珀姆证券，那里的股票经纪人也对这个小小年纪、长着一双大耳朵的小孩很是放心，让他把股票价格抄写到黑板上。巴菲特回到家中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股价走势图，观察它们的涨跌趋势，试图参透其中奥秘的念头让他兴奋不已。11岁的时候，巴菲特大胆地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了3股城市设施优先股，他还让他的姐姐多丽丝也买了3股。多丽丝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知道他很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他满脑子想的全是数字。”不过可惜不久后股价下跌到27美元。历经波折之后，股价终于回升到了40美元。巴菲特抛出股票，扣除佣金之后，赚到了他在股市上的第一桶金——5美元。有意思的是，他的股票刚刚清仓，股价却飙升到了每股200美元。这也给小巴菲特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股海沉浮中，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和定力。
小时候的巴菲特在赛马场也表现得极为出色。受到赌马胜率中概率论的启发，他和拉塞尔甚至开发了一套供赛马者使用的参考系统。不久以后，他们就发现事实证明用自己的这套系统来帮助投注，效果非常明显，所以他们就把这套系统命名为“必胜马仔系统”，然后带着一大堆复印件来到阿克-萨-本赛马场。后来据拉塞尔回忆说：
“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卖几套赚些钱，我们四处叫卖道：‘买份必胜马仔系统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营业执照，后来他们就把我们给赶跑了。”
在外人看来，巴菲特家是个理想的完美家庭：家人互敬互爱，生活红红火火，人人品质高尚，而且重视家庭。母亲利拉认为自己遇上霍华德的那天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利拉对待自己的丈夫就像伺候君王，尽管这个君王很仁慈，但毕竟还是个君王。她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巴菲特的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身材娇小、性格乐观、笑靥迷人的女人，她就好像电影《绿野仙踪》里的善良女巫一样，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微笑，落落大方而又充满活力，但是当追求完美的压力太大时，她就会迁怒于巴菲特和他的姐妹。她会突然之间大发雷霆，而利拉狂怒时，好像有恶魔附身一般，几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要是孩子们稍有一点过错，都会招致她一顿恶毒的咒骂。孩子们有时候或许根本没有犯什么错，但是多疑的她都能想出些莫须有的罪名来。
巴菲特却从不会向朋友们抱怨母亲的脾气，而且他天生的乐观开朗也不会使自己流露出这种不满。不过，久而久之，有的男孩注意到巴菲特待在他们家玩的时间可能要比他待在自己家的时间更长。多年之后，巴菲特的儿子彼得甚至曾经怀疑，在一定程度上，父亲的成功是否应该归功于内心想要离开这个家的渴望。答案不为人知，但冥冥之中有种力量驱使着巴菲特，巴菲特愿意埋头苦读自己最喜欢的《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这本书对那些想要今后成为洛克菲勒一样大富大贵的人来说就像《圣经》一样，里面充满了“以自制软糖起家”、“如何用38美元生出百万财富”之类的故事。巴菲特津津有味地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人物，幻想自己站在一座高大的金山旁边，金山给他带来的狂喜远远胜过一座糖山。他用自己的实践再次演绎了书里的故事。在第53北大街，巴菲特是有名的书虫，邻居公认他“过目不忘”的本事。在同龄的孩子中，他算个高的，喜欢运动，但打什么球都很笨拙。不过只要谈起金融知识，他就会滔滔不绝，而且引人入胜。每当巴菲特一开口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会竖起耳朵倾听。他并没有刻意地要求那些朋友当他的听众，而是他本身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他父亲给他起的外号一样，他就像一个“火球”，火球是会吸引飞蛾的。
2.为什么与众不同
沃伦·巴菲特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排第二，也是唯一的男孩子。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性情严肃但却为人和善，对沃伦·巴菲特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他把儿子带入了股票和债券的世界，并且为儿子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就目前来说老巴菲特对于数字的精明似乎还不敌儿子，他对赚钱的兴趣也不像儿子那么浓厚。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沃伦·巴菲特宁可从舒适安逸的家中跑出来，甘愿在赛马场的泥地上爬来爬去捡票根，就好像地上扔满了珠宝呢？而又是什么，使得多年以后的他在商业伙伴面前大显身手呢？他能够心算复杂的数学题，记忆力之强就活像一部百科全书，连阿克伦城的人口都能脱口而出。沃伦·巴菲特的妹妹罗伯塔断言：“他生来就如此。”
巴菲特身上的某些特点可能要追溯到他善于经商的祖先身上。最早来到美国的巴菲特家族先辈名叫约翰·巴菲特，他是来自法国的一名纺织工人。1696年，他在长岛北海岸的亨廷顿与汉娜·泰特斯完婚。老巴菲特夫妇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都在长岛居住，家里面以种植业为生，不过他们志存高远，这样的理想与家族的简朴生活很不相称。悉尼·巴菲特在1867年受雇为他的祖父泽布隆·巴菲特开垦农场。但当他听说每天的工钱只有50美分时就愤愤地离开了农场。他找到工作后，驾着马车离开了奥马哈。1869年，他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巴菲特杂货店。当时，奥马哈城还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巴菲特一家的商业氛围已经很浓厚了。这家杂货店的位置与后来美国富人办公林荫区只相隔1.5英里。
悉尼·巴菲特的杂货店在一个黄金时间开张了，当时正值铁路贯通美国大陆之后三个月。奥马哈成了一个全国瞩目的交通枢纽，火车隆隆驶过的声音响彻整个中西部平原。来自四面八方的拓荒者、流浪汉、投机商、老兵、铁路工人、被释放的囚犯以及妓女蜂拥而至，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光顾巴菲特家的杂货店，来买鹌鹑、野鸭和松鸡。但是泽布隆·巴菲特有些担心悉尼·巴菲特的前途，在写给他21岁孙子的信中，他一再强调说巴菲特家族的生意经就是“谨慎为本”：
“你不要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我也希望今年春天生意能变得更加红火。”
“如果不行的话，就赶紧关张，把欠债还清，维护好你的信誉，因为这比金钱更重要。”
还好，年轻的奥马哈城日益繁荣，悉尼·巴菲特一家也随之变得更加富裕。悉尼·巴菲特扩大了杂货店，还把两个儿子叫来给他帮忙，其中小儿子欧内斯特·巴菲特遗传了家族经商的本事，他就是沃伦·巴菲特的祖父。他曾和哥哥同时追求一个女孩，最终他获得了女孩的芳心并娶她为妻，自此兄弟两人形同陌路。1915年，欧内斯特离开位于闹市区的这家商店，在城西开了一家新店，名叫巴菲特父子商店。这一次他再次精明地抓住了商机，因为奥马哈城的居民逐渐迁往河西岸。欧内斯特开始了送货业务和赊账销售。不久以后，富豪家的厨师纷纷打来电话订货，店里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兴隆。
霍华德·巴菲特是欧内斯特·巴菲特的儿子，他对成为第三代杂货店老板没有一点兴趣。霍华德和欧内斯特一样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且他不像父亲那么暴躁，反而显得温文尔雅。他曾在怀俄明州的一家石油管道公司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于思考行为。所以当霍华德在位于林肯镇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时，就当上了《内布拉斯加日报》的编辑，他渴望着以后能在新闻界打拼出一番天地。尽管霍华德算不上十分英俊，不过他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有神。而作为校友会的主席，他也有很多漂亮的女追求者，但在大四时，他遇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乡下女孩，这个女孩除了善于交际之外别无所长，她就是利拉·斯塔尔。
利拉·斯塔尔在内布拉斯加州西点镇长大，她在高中毕业以后为了筹集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费，不得不去打了3年工。这一天，她忽然出现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恳求在《内布拉斯加日报》谋一份职位。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让她变得出语泼辣，幽默之中带着一点刻薄的味道。她长相美丽，身材娇小，淡棕色的卷发富有光泽。照她自己的说法，她“主修的专业就是结婚”——相对于一个找不到出路就必须重返西点镇的女孩来说，这也的确是一门实用的专业。
霍华德痛快地给了她一份工作，并且很快就跟她约会了。两人快速坠入爱河并准备结婚。利拉的父亲约翰·斯塔尔是一个读书人，他本希望女儿能念完大学再结婚，不过还是同意了两人的婚事。1925年12月26日，两人在西点镇举行婚礼。利拉在的回忆录中提到，霍华德后来曾对她说：“和你结婚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交易。”他俩根本没有闲情逸致度蜜月，婚礼一结束两人就直接坐上了去奥马哈的汽车。
霍华德在报社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保险公司给他找了个周薪25美元的职位，所以他只好妥协了。霍华德放弃了自己理想职业的消息当时还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但正像利拉所说的那样：“他屈从了父亲的主见，因为是父亲供他念的大学。”
他们两人搬进了位于巴克大街的一座只有一个壁炉、两间卧室的小平房。对于利拉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开端。她由疾病缠身的母亲带大，并没有什么干家务活的经验。由于霍华德要用车，利拉在去工作时就只能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后还有一大堆家务活得干。那时她赚钱甚至比霍华德还要多。1927年，利拉做了一个眼科手术，不久她的头疼病又复发了。第二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多丽丝，两年之后，他俩又喜添贵子，这就是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似乎自打出生那天开始，就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显得老成得多。他学走路时总是弯着膝盖，好像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他不会摔得太惨似的。而当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多丽丝去教堂时，多丽丝会到处乱跑，巴菲特却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地坐在母亲旁边。所以利拉称他是“一个从来都不惹麻烦的乖小孩”。
巴菲特两岁时的照片上样子非常可爱，他矮矮胖胖、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穿着小靴子和白色短袜。一只手里握着一块积木，抿着嘴微笑，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头发后来变成了浅褐色，不过他的性格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从来不会去陌生的地方瞎逛，也不会去调皮捣蛋。更有甚者比他小3岁的妹妹却要常常保护他不受附近伙伴的欺负。有一次，霍华德带回家一副拳击手套，还找来一个男孩与巴菲特“决战”。利拉回忆说：“那些拳击手套后来根本就没用过。”巴菲特天性温顺善良，总能激起他的姐妹或是其他人对他一种本能的保护心理。小巴菲特似乎天生就不会打架。
在巴菲特刚出生时，家里经济很困难。当时，霍华德在联合街道银行担任证券销售员，而脾气暴躁的欧内斯特认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职业，他在给巴菲特的叔叔克拉伦斯的信里面写道：
我对股票相当了解。简单地说，“任何人含辛茹苦攒钱到了50岁却要去股市上投资，那么他在我眼里绝对是个傻瓜，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
当霍华德看到这封信时，他却只是在信笺旁不屑地写道：“这真是对我事业的莫大鼓励。”然而还不到一年，欧内斯特的预言就应验了。就在1931年8月13日，离巴菲特周岁生日只有两周时，霍华德失业了。这是大萧条时期常见的情形，人们对生活的激情被无情地浇灭了。他的工作没有了，所有的积蓄都打了水漂。欧内斯特给了儿子一些时间来偿还他欠杂货店的债款，这对于霍华德来说无疑是一颗苦果，因为他和巴菲特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一向都反对借钱度日。霍华德觉得自己事业的前景暗淡，甚至一度考虑要迁回西点镇。
不过没过多久，霍华德便宣布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在法纳姆大街联合州立银行大楼里开业了，这里就是后来巴菲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此时霍华德和他的合伙人乔治·斯克莱尼卡四处出售“投资证券”，包括市政公司及公用事业股票及债券。关于这次投资，霍华德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的，因为大萧条冲击了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奥马哈市民幻想着能逃过一劫，但是到了1932年，小麦价格暴跌，农民只能靠救济金过活，连填饱肚子都成了一种奢侈。
等到巴菲特开始念书时，父亲的生意已经开始有了成果。在巴菲特6岁时，全家搬进了郊区一座砖房里，这是一所以前都铎王朝式样的房子，比原先的住处要宽敞许多。巴菲特一家曾经历过的苦难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淡忘了。
然而那段艰难岁月却在巴菲特心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自那以后，他就迫切地想要变得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种念头，而且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从他脑中消除过。
在巴菲特6岁时，全家人一起去艾奥瓦州北部的奥科博古湖度假，他们在那儿租了一间小木屋。度假时巴菲特绕着湖边到处找人出售可乐，最后赚到了5美分。回到奥马哈之后，巴菲特从祖父的杂货店里买进一些廉价的饮料，在夏日的夜晚挨家挨户地兜售，而这时同龄的孩子还忙着在街上嬉戏打闹呢。
自那以后，这样的赚钱点子便在巴菲特的脑中层出不穷。巴菲特挣钱并不是用来零花，而是有特别的目标，他在一笔又一笔地勾画自己未来的宏伟蓝图。
巴菲特在7岁时因为发了一场高烧住进了医院。在医生切除了他的盲肠后，他身体十分虚弱，大家甚至担心他会小命不保。不过，每当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会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不停地写下很多数字。当护士问他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这些数字代表着自己未来的财富。巴菲特带着一脸憧憬的神情说：“虽然现在我没什么钱，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变得很富有，我也会成为报纸上的焦点人物。”医生都觉得他危在旦夕了，但他却从对金钱的渴望中找到了慰藉。
霍华德不希望再让儿子经历自己曾经忍受过的苦难，他还觉得作为一个父亲，不能像欧内斯特那样贬损自己的儿子。因此，他对巴菲特一直抱有非常大的信心，对巴菲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坚定地给予支持。所以，尽管巴菲特遗传了母亲积极向上的性格，但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围绕着父亲运转。
在霍华德看来，政府正在使货币贬值，于是就把家里的金币发给孩子们，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装饰，不仅有水晶吊灯、纯银的碟子，还有来自东方的挂毯。因为霍华德觉得有形资产比美元更能保值。他甚至储存了大批罐头，还买下了一个农场，为的是在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能给家人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霍华德一直重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秉持这一原则比他对任何政治观点的信仰都要更坚定持久。每当孩子们围坐在他身旁时，他总是会背诵一句爱默生的经典名言：
“伟大的人，是能够大隐于世且保持独立人格者。”
霍华德不仅牢记这样的名言警句，重要的是他能做到身体力行。他烟酒不沾。有时跟他关系很好的客户购买的股票价格下跌，霍华德会觉得十分内疚，甚至还会用自己的钱回购。
这位平凡的股票经纪人不知道，他的行事作风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小巴菲特的心里。
二、19岁的巴菲特，却已拥有13年的商业经验
巴菲特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家，因为我同时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家，因为我同时是一个投资家。”
大多数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投资家，他们只在一方面擅长。而身兼两职，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硬，这种独有的交叉性经验（crossover experience）是巴菲特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经验使他在商业和投资领域都能从容地作出正确决策。
巴菲特的才能也不是一出生就具有的，而是一步一步逐渐积累下来的。先是小企业家，然后成为投资家，最后他成了既通过股市投资企业又在股市外收购企业的投资家加企业家，而且他通过保险业务创造的巨大现金流把股票投资和收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他的投资策略进化到一个新阶段，他的财富也不断积累到新的高度，最终成就了世界首富的惊人财富传奇。
1.少年企业家
6岁时，他晚上挨家挨户地去兜售批发来的可口可乐，他还把邻居都动员起来去捡别人打飞的高尔夫球，擦拭一新后转手加价卖出。
13岁时初到华盛顿的巴菲特便找到了一份投递《华盛顿邮报》的工作。送报员的工作此时成了巴菲特的生活重心。年仅13岁的他已经向税务部门登记收入，并提交了纳税申报表，他坚决不再让父亲替他缴纳税款。
当巴菲特几乎连刮脸都不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作出努力。他不知疲倦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研究着企业财务报表，琢磨着股票图表。关于他是股票投资专家的传言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千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虽然那时他还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的业绩，但是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不过，除了送报工作以外，巴菲特总是显得闷闷不乐。在艾丽斯迪尔念初中的时候，他给老师招惹了不少麻烦，而且他学习成绩平平。由于他在班上年龄算小的，又跳过一级，因此其他同学都排斥他。他还总是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以至于校长亲自提醒利拉该把孩子好好收拾一番了。
终于巴菲特在那个6月逃离了家门，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叛逆。他甚至还叫上密苏里州一名议员的儿子罗杰贝尔，还有另一个好朋友，一起搭车逃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市。因为巴菲特知道那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认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当球童过上几天没什么问题。这一回，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做一件事的动机并非为了赚钱，而是实在很讨厌身边的那些人，讨厌成天待在华盛顿的学校里，讨厌周围的一切。
这几个孩子在夜幕降临时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由于匆忙甚至忘了带牙刷。他们住进了社区旅馆的一个房间。不过一大早，他们刚要出门就被警察拦住了。罗杰贝尔身材十分矮小，而巴菲特和另一个朋友个子都接近一米八。乍一看上去，警察怀疑是否是这两个人把罗杰给绑架了，于是就把三人带回警局去盘问。大家或许可以想象得到结果，尽管巴菲特还不到14岁，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警察，警察不仅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并且连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都没问，就把他们释放了，但他们却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天就垂头丧气地又搭车回家了。
看上去，巴菲特并不喜欢这种随心所欲的叛逆生活。他在学校里突然变得很乖，也很用功学习，用他妹妹罗伯塔的话来形容，“叛逆”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有些分量过重了”。
然而，对于巴菲特的做法，霍华德和利拉却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在巴菲特回家后对他态度十分和蔼，试图扭转他的这种叛逆心理。他们警告巴菲特说要不就把学习赶上去，要不然就不许再送报了。这句话仿佛是给巴菲特的学习劲头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从此在学习上格外用心，送报的工作不仅没有放弃，并且“生意”还越做越大。他很快接手一份送《时代先驱报》的生意，《时代先驱报》是《华盛顿邮报》的竞争对手，这两家报纸覆盖的区域也大致相同。据巴菲特自己后来回忆说，假如一个订阅者取消了一种报纸而订阅了另一种报纸，“第二天我就会高兴坏了”。不久以后，巴菲特就拥有了5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要送将近500份报纸。母亲早早地就得给他准备早餐，而他很早就要去赶通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偶尔遇到他生病的时候，利拉就要代替他去送一天报，不过她从不敢碰儿子挣来的钱。利拉写道：“他攒的钱就像是他的命根子，谁都不敢去碰他装钱的那个抽屉，一分钱都少不得，不然他会跟你拼命。”巴菲特的代表作就是在韦斯特切斯特公寓区的送报路线，那是一片由红砖砌成的八层公寓区。他不久之后制定了一条可以和年轻的亨利·福特相媲美的“作业流程”。他总是将每幢楼的报纸一半放在第八层电梯的出口处，剩下的放在四楼。而后他就自上而下地一层层地往下发放报纸，把每家每户的报纸塞进门缝里。等到了收报费那天，他就必须挨家挨户去跑腿。当全家回奥马哈度暑假时，巴菲特总是会把自己的送报工作托付给一个朋友沃尔特·迪尔，并教他该如何去送报。迪尔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你面前有一堆小山一样的报纸，但是用他的方法来送报的话，只需要一小时一刻钟时间就能送完。这真是一条完美的送报路线，小区的每幢楼在地下都是相通的，你根本不用走楼外。”那时巴菲特同时还在公寓里兜售杂志增加自己的收入。他的推销秘诀就是在恰当的时机对那些住户推销。巴菲特回忆起他的一些客户“总是会把家里的杂志放在楼梯口。你可以用撕下地址标签的方式去提醒他们征订期到了。这样我对每个客户的订阅情况都了如指掌”。巴菲特在这片高档公寓区里甚至还碰到过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布维尔，但是这里依然还是会有住户赖账。“二战”时的华盛顿，很多人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可能就忘了给巴菲特付钱。所以，巴菲特就和电梯里的女服务生做了一笔交易，她们可以免费得到报纸，作为交换条件，假如有人要搬走，她们就要立即向巴菲特提供情报。不久以后，巴菲特就把自己的送报工作发展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元，这可是相当于一个年轻职员一个月赚的钱，并且他从不会乱花一分钱。1945年，巴菲特虽然不过14岁，却大方地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200美元，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一片40英亩的农场去投资。巴菲特在华盛顿居住的那几年中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1945年8月，那时巴菲特全家正在奥马哈过暑假。巴菲特突然听到了有关广岛的消息，于是他和邻居杰里·穆尔展开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的激烈讨论。后来穆尔回忆说，巴菲特对广岛事件非常关心。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精神近乎惶恐。“当时我们讨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俩就在我家门前的草坪上。他很害怕原子弹爆炸带来的连锁反应，害怕整个世界会毁于一旦。”
后来巴菲特回到华盛顿，他在伍德罗·威尔逊高中适应得比初中稍好一些。他的送报事业让他能够暂时忘却思乡之苦，而后他开始结交一帮新朋友。就像在奥马哈一样，他又组织一帮同学朋友跟他一起捡高尔夫球，他还因此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高尔夫球手，而且加入了校队。
之后他继续做着他的送报生意，津津有味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找到的商业书刊，钻研精算师看的报表。唐纳德·丹利也是威尔逊高中的学生，后来成了巴菲特的好友，他认为巴菲特“正在一步步规划自己踏入金融界的道路”。
丹利是美国司法部的一位高官的儿子，他学习用功，而且天资十分聪颖。乍一看来，丹利和巴菲特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丹利的女友很漂亮，而巴菲特从来也没有约过会。丹利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巴菲特则相反。年少丧母的丹利在战后经常待在巴菲特家，那段时间两个孩子经常一起弹奏音乐，巴菲特会在夏威夷四弦琴上乱弹一气，丹利则演奏钢琴。后来大家发现，热爱自然科学的丹利和对商业着迷的巴菲特其实有一种共同语言，就是数字。有时他们会在一起计算每一把扑克牌的输赢概率，或是在一间有几十个人的屋子里，计算所有人中每两人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丹利也会飞快地报出一堆两位数字，等着巴菲特迅速算出它们之和。
丹利在他们高三时花25美元买了一台旧弹子球机，两人一起整天玩个不停。不过可惜，这台弹子球机经常出故障，丹利总会一次又一次地维修，而巴菲特也发现这位好友的维修技能实在不错。巴菲特突然这样想到：为什么不把这台弹子球机放到威斯康星大道上的理发店里，然后按小时收费供人娱乐呢？
巴菲特找了一家理发店，和理发师谈了这个想法，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赚了14美元。后来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又把生意扩大到7家。巴菲特是那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理想的人，他给两人的事业想了一个公司名字——威尔逊弹子球公司。“最后，我们每周都能挣到50美元，”他回忆道，“我从来都没有奢望生活能够如此美妙。”
巴菲特负责筹集资金继续购买二手弹子球机，价格每台从25美元到75美元不等。同时还负责掌管财务，每月他都会打印出财务报表。丹利负责修理工作。如果机器出故障了，理发师们就立刻告诉他们。有一台机子总是出问题，两人一得到通知，就会立刻跑进丹利那辆卸掉后座的旧别克车里，迅速地出现在理发店前。
巴菲特坚持只选择那些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理发店，所以不必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当地的黑道盯上。而且他俩总是通过伪装表现出他俩只不过是这家公司跑腿的小伙计而已，而他的身后就像是有一个对这项生意很重视的大老板。巴菲特回忆道：“理发店老板总是催我们更换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假装只是受雇搬搬机器、点点钱的小喽啰而已。”
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到各家弹子球店巡视一番，有时还会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玛·让·瑟斯顿。每次回到车里巴菲特会向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起理发师，告诉他们理发师说了些什么搞笑的话，接着三人就会狂笑不止。巴菲特看到了他们的滑稽之处——几个孩子觉得自己就像非常了不起的大商人一样。
巴菲特总是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很多人都喜欢从众，不过巴菲特和他们不一样。他总是活力四射而且喜欢搞恶作剧，他身上总是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当有人指责他的那些古怪做法时，他总是坚持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
巴菲特每晚在家里的餐桌上都能从父亲那里学习怎样更好地固执己见。霍华德曾许诺家人只会担任一届议员，但他又在1944年和1946年两度在形同虚设、橡皮图章似的众议院里获得席位。他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能够和民主党的杜鲁门阵营竭力对抗的“伟大”事业。
巴菲特虽然嘴上假装附和父亲的政见，但其实心底并不完全赞同。他吸收了父亲的爱国思想，但他的爱国主义情结没有受到父亲那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影响。
但是，巴菲特也和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生计。他认为政府是社会的维护者，理应捍卫大众的利益。虽然他对父亲可以说是服服帖帖，他的政治观点也很不成熟，但在绝对支持政府的立场上，他已经表现出独立的思想了。
巴菲特很早就决定绝对不像父亲一样去从政。有一次诺玛问到他是不是要在华盛顿生活，巴菲特毫不含糊地答道：“不会，我要住在奥马哈。”
慢慢长大以后，巴菲特已经把自己的方向定在了投资业。坐在家里吃早饭时，这个年纪的男孩大多都只对电视里的体育节目感兴趣，不过巴菲特却已经在研究股价走势图了。
这时巴菲特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惊人的成就，然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内行。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说服力，或许是由于他早年就不断储备知识，并且他能够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把知识转变成创造财富的方法。可以打动别人的绝不是什么信念，而是那些逻辑严谨、连贯缜密的分析依据。丹利曾经形容说：“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远见，他在谈话的时候对自己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也让别人觉得他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
2.集腋成裘
巴菲特1947年6月高中毕业，在全年级374人中排名第16。在威尔逊高中毕业照上，他双眼漆黑，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梳着整齐中分的头发，笑容内敛。在他的照片下面注有评语：“喜欢数学……是一个未来的股票经纪人。”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去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念金融与商业专业，巴菲特却觉得到那里只是浪费学费。那个时候他已经递送了大约60万份报纸，赚到了5000多美元。这些积蓄或者来自送报，或者来自威尔逊弹子球公司，还可能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户佃农。此外，他读完了不少于100本商业相关书籍。他还需要去商学院学什么呢？
霍华德提醒巴菲特说他还有两个月就17岁了。最终，巴菲特只好妥协了。当年8月，巴菲特和丹利以1200美元的价格把威尔逊弹子球公司出售给一个退伍的大兵，巴菲特拿着自己得到的那些钱去了沃顿。
不过霍华德这一次可能真的错了。虽然沃顿商学院声名远播，不过那里的课程实在是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巴菲特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比教授懂得还要多。对沃顿商学院的不满，成了他日后对商学院普遍感到不满的一个伏笔，因为他对商学院模糊宽泛的教学方法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这里的教授都会讲一套完美的理论，但他们对巴菲特渴望得到的赚钱诀窍却一无所知。
于是在沃顿商学院期间，巴菲特只好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费城的一家经纪公司办公室里，他跟踪各种股票行情。同时仔细研究每只股票的走势图，偶尔也会听取别人的建议，但此时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投资方法，他正在不断摸索。
巴菲特上大一时的同屋是查尔斯·彼得森。查尔斯也是奥马哈人，并且后来成为巴菲特最早的投资者之一。此外巴菲特很快又结识了哈里·贝雅，这人是个和巴菲特一样错误地来到这所东北部校园的墨西哥人。他们俩的工业经济学课程都得了A+，但哈里·贝雅感觉自己在这门课上花的工夫比巴菲特要多得多。虽然哈里·贝雅对巴菲特轻轻松松就考出高分有些嫉妒，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喜欢巴菲特。哈里·贝雅认为他是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人：一个诚实、不装腔作势也不摆架子的中西部人。
哈里·贝雅有个室友名字叫杰里·奥兰斯，这个人和巴菲特志同道合。他们俩在健身房里第一次相遇时，膀宽臂圆的奥兰斯立刻就发现巴菲特是一个天才。奥兰斯对新环境还不太适应，常常会想家，有时还以泪洗面。但他反应灵敏、笑容真诚，是一个青年才俊，巴菲特和奥兰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巴菲特在不知不觉中就为自己的事业找好了合伙人。但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干些什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待了一年以后，他已经想要辍学了，不过父亲坚持让他在那里再熬上一年。在华盛顿过暑假的时候，巴菲特为成为富人又找到了一条富有喜剧性的道路，这一次又是和唐纳德·丹利一起。他的弹子球伙伴花了350美元买下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车。他们花了一天时间把车修好，当然主要是丹利动手，巴菲特则坐在一旁，没事给他的朋友优哉游哉地读些有趣的故事来解闷，或者是读那本让所有人拍案叫绝的书《如何失去朋友和疏远他人》。这辆车是一款1928年为女士购物设计的车型，前排只有一个座位，后排有很大的空间。丹利和诺玛把它漆成了深蓝色。他们曾经将它租出去几次，不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别人看见车上的人。巴菲特建议驾驶这辆车去市中心，于是他们三人扮成一对贵夫妇和家里的司机。但是巴菲特要求扮演贵族，丹利只好担任司机。于是丹利只好穿着巴菲特父亲的衣服，手握着方向盘，巴菲特则穿上裘皮大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优哉游哉地坐在诺玛身旁。当他们经过《时代先驱报》的大楼时，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情节，丹利把车熄了火停下来。然后他起身下车，在发动机盖下面不停地鼓捣，好像要搞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样。当所有路人都开始驻足留意他们的时候，“贵族”巴菲特举起手杖敲了敲挡风玻璃，朝某个方向指了一下，就好像是在告诉丹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结果，不大一会儿工夫，车子就“修好”了。
但若非事先安排，巴菲特也并不总是这样风度翩翩。他和诺玛的表妹芭芭拉·沃利曾经在夏季有过一次约会。虽然巴菲特生性活泼，但他无休无止地“逼”芭芭拉猜谜和脑筋急转弯，最后芭芭拉对浪漫约会的幻想荡然无存，其实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掩饰自己和女生单独相处时的尴尬。当他后来鼓起勇气邀请芭芭拉到宾州共度周末时，她婉言拒绝了。
但是相比于和女生约会，巴菲特更渴求生活中的刺激。1948年美国的校园话题都是围绕排名前十的橄榄球队展开的，而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是一所体育传统悠久的大学。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巴菲特的照片竟然登在了学生杂志《宾大画报》的封面上，并且俨然一副铁杆球迷的模样——头戴圆顶礼帽，身穿浣熊皮外套，一只手挥舞着小旗，另一只手将一瓶香槟酒递给女友，他满脸笑容，叼着烟斗，模糊的背景处是行进中的校乐队和一群戴皮头盔的球员。这张照片事实上只是个恶作剧，因为巴菲特的朋友杰里·奥兰斯是这家杂志的编辑。奥兰斯后来成为巴菲特的忠实的投资人和终身追随者，他多次劝说哈里·贝雅也把钱交给巴菲特去投资，但贝雅决心证明自己照样能干好。贝雅回忆说，奥兰斯一年会打好几次电话给他，说巴菲特是多么富有，形容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巴菲特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如此的幼稚。他不仅没有和女孩亲密接触过，而且在男生宿舍卧谈时也觉得很不自在。每当周日阿尔法·西格马楼举办啤酒晚会的时候，这幢平日相当清静的房子里会突然间挤满了女人。但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约会对象，但是即使不和热闹的人群打成一片，他也觉得十分安然自得。当大多数小伙子都挽着一位美女卿卿我我的时候，巴菲特则只会端坐在椅子上，谈谈股票市场，来活跃一下聚会的气氛。但他的演说是如此富有吸引力，每次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逐渐向他围拢，向他提出一大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巴菲特的朋友对他的才智都十分赞赏。他能够读出书里的一个章节，而后一字不漏地把原文背诵出来。以至于在课堂上，当有个担任助教的研究生在复述课文中的一个问题时，早就已经对课文烂熟于胸的巴菲特脱口而出说：“你落了一个逗号。”不光这样，他批评老师时巧舌如簧，让他的伙伴都听得目瞪口呆。他的朋友理查德·肯德尔回忆说：“巴菲特得出结论，认为沃顿商学院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东西，他确实有资格说这话。”
当同学们1949年秋季开学回到沃顿时，惊奇地发现巴菲特没回来。安东尼·韦基奥说：“在第二年他就忽然人间蒸发了，没有他的音信。”巴菲特再一次逃离了。霍华德在1948年的议员选举中失利了，于是全家都回到了奥马哈，只把巴菲特孤零零地留在美国东部。沃顿商学院没有任何可以让巴菲特留恋的东西，自己失去了送报的业务，也没有弹子球公司。于是他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念书，20多年前他的父母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巴菲特解释道：“我觉得在沃顿学不到什么东西，内布拉斯加在向我招手，而沃顿却让我感到厌倦。”不过他也只是在大学的花名册随便留个名字而已。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准备发展自己的事业上。那年夏天，他在J.C.彭尼零售公司找了份工作，不过他却拒绝毕业后继续留在那里工作。巴菲特觉得自己回到家乡会更加自在，也不会有太多的就业压力，因此在这段时间他的约会也更多了。在写给“亲爱的魔鬼”（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巴菲特的兴奋溢于言表：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因此我想我可以借此向她展示我这个穴居男人的魅力，让她对我刮目相看。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看我怎样在球网的那一边大展英姿。结果我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在那段时间里，巴菲特的日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1949年秋季修了5门课，1950年春季修了6门课，而且其中多数是商业和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但其实巴菲特依然把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校外。他重新找到了一份送报的工作。他兴奋地对朋友说，“这份工作使得50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巴菲特先生’”。他时常开着一辆1941年款福特车在美国西南部奔波，为《林肯周报》掌管着6个县城的报童，他的工资是每小时75美分。开始时，《林肯周报》的发行人马克·西克雷斯还一度担心一个学生能否胜任这项重要的任务，但他干劲十足。他每周会去取报纸，随后闪电般地完成任务。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可是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他回忆道：“如果你在内布拉斯加州有一条送报路线，你得找一个小报童每天发15份报纸或是做类似的工作，你当天下午或晚些时候还必须能找到他，自己还要在大学念书，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巴菲特很快就完成了学业，他一方面干着相当于全职的工作，一方面潇洒地打着桥牌，随手还拿了一大堆A。冬天的时候，巴菲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高尔夫球事业。这一次他做得就更像一个正规生意了，他找到奥兰斯作为费城的代理人。1950年1月，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开始着手准备生意：
“我保证3月1日你可以开始销售你看好的那种高尔夫球。别犹豫，可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任何“次品”都会赔偿损失，并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一流。但是，他还不忘交代一句：“不要让它们靠近太热的地方。”他告诉朋友自己又拿了一大堆的A，并把自己下学期的课程安排好。到了4月，巴菲特给奥兰斯发了第一批货，同时用一种轻松但却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好友注意，“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可不是一家慈善企业。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着。他搬回到父母身边，同时他还在奥马哈修3门课以便拿够学分毕业。这年7月，他一共卖掉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获利1200美元。这时的巴菲特既是小老板，又是自己的经理人。
巴菲特在大学毕业时已经攒下了9800美元。与其他只会花钱的同学相比可以说富有得很，甚至相比那些全职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也高得多。这个万元户，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小富翁了。用集腋成裘来形容巴菲特挣的这笔钱实在合适不过了。他欣喜地用歪歪扭扭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是怎样含辛茹苦地赚来的——城市设施优先股、送报、高尔夫球销售和弹子球公司。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在投资业取得赫赫业绩。
这时的巴菲特年仅19岁，却已经有13年的商业经验。
三、“如果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巴菲特从小就有强烈的赚钱欲望，12岁时发誓要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楼上跳下去。”虽然年少时的赚钱经历有些小打小闹，但正是这些小打小闹得来的宝贵商业经验使巴菲特对企业经营有着深入的了解，而分析企业经营的竞争优势，正是巴菲特一生投资成功的根本所在。
1.打工仔巴菲特
巴菲特的父亲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从小就经常跑去父亲的办公室，因而对股票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刚满10岁就已经开始进行股票投资。到高中时他已经是学校里的炒股高手。但一直到巴菲特大学毕业前，他和大多数散户一样，也只不过是看图表，作一些技术分析，猜测股价趋势，四处打听小道消息，追涨杀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股民，业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巴菲特在大学快毕业时，读到了格雷厄姆的投资名著《聪明的投资人》，茅塞顿开。原来真正的投资之道在于价值投资。因此，他投身到哥伦比亚大学格雷厄姆门下攻读了研究生学业。本杰明·格雷厄姆为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口味刁钻的巴菲特竟然很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因为老师教给他各种方法研究市场的变化规律，而且他的教学方法也正是巴菲特所一直期望的。有了格雷厄姆这样一个典范，巴菲特决心活出自我，去股市大展雄风。
格雷厄姆相比其他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不同，他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沟通各自的见解。华尔街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金钱本身并不能激起他任何兴趣。在这一行业里，很多执业者的思想和才能都很有限，但是格雷厄姆却堪称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他对多种语言都颇有研究，偶尔会翻译几首西班牙诗歌，甚至还写过一部话剧，在百老汇上演了4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像他这样一位给投资业带来崭新面貌的开山大师，却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他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订造了一种“更实用”的家具。他个子不高，嘴唇厚厚的，不过浅蓝色的双眼目光犀利。有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有意思的小矮个，长得有点难看”，但浑身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不久以后，巴菲特和其他的格雷厄姆拥护者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而且这个小团体逐渐以巴菲特为中心，因为大家都觉得巴菲特聪明伶俐、招人喜欢，此外他们心里都明白巴菲特在股票投资上比他们更有心得。汤姆·克纳普对他的印象是：“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巴菲特几乎都如数家珍。”不过格雷厄姆在巴菲特毕业时却劝他不要去炒股。他似乎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依然心有余悸。格雷厄姆指出，除了当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会在某个时候跌到200点以下。格雷厄姆建议他推迟到第二次大萧条过后再进入股市，这时可以先在类似于宝洁公司的地方找份安稳的工作。
但巴菲特觉得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与格雷厄姆原先说过的不要试图预测股市的信条也不吻合。最终，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年有1万美元，”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可能到现在身上仍然只有1万美元。”
巴菲特是一个善于发现和把握时机的人。得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执教22年以来唯一给过的A+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让他的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无偿地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不过格雷厄姆竟然一口回绝了这一请求。因为那时犹太人很受歧视，他希望把机会留给犹太人。没人知道巴菲特是在当时还是事后才知道格雷厄姆拒绝他的原因的，不过他被拒绝之后，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耐受力的考验”。在以后的公开场合中，巴菲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替格雷厄姆圆场，他说自己毛遂自荐后，“格雷厄姆习惯性地算了一下我的性价比，然后拒绝了我”。
巴菲特没有继续在华尔街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了家乡。奥马哈国民银行想要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但巴菲特拒绝了，他倒很愿意去他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因为他对那里的环境比较熟悉。一次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是，”巴菲特幽默的地回答说，“是去巴菲特及父亲公司工作。”
在公司里，巴菲特可不是那种常见的股票经纪人。他销售的第一只股票就是一笔不好做的买卖，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他克服了很大的障碍把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并且把这些股票推销给城里其他半信半疑的人。结果，股票在第二年就大涨了50%。
作为股票经纪人，巴菲特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对知识与研究的渴求。为了查找股票买卖的线索，他不知疲倦地一页一页地翻阅厚重的《穆迪手册》，那种热情就像一个小孩捧着漫画书一样。用这种方式，他终于发现了一些投资洼地——那些无人问津的廉价“烟蒂”型股票。他在买进这些股票后不久就能以几倍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让人难以置信。巴菲特心里在盘算：如果那些优质股票价格也如此便宜，那肯定会有人也会买进它们。不过，慢慢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没有人能告诉你哪只股票实在是太便宜了，买了就能发财，你得靠自己来判断和操作。
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似乎选错了职业，不管他研究多么精细，判断多么准确，最后只能拿到微薄的佣金。很多投资者都认为巴菲特只是一个新手罢了。他们会试探地听听他的看法而后去找从业更久的经纪人，听他一番讲解，最后也不会从巴菲特手里买股票。巴菲特在奥马哈城的一个朋友莫内恩说：“这可把巴菲特给气坏了。”
所幸的是，巴菲特确实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鲍勃·德怀尔说：“让他们知道你能帮他们节省一些税金，他们自然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了。”
但他不喜欢劝说别人去投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取得佣金）和他们的利益不是一码事儿的时候。这让他感觉双方好像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似的，甚至还有一点冲突的火药味，这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
在推销股票的同时巴菲特还买下了一家加油站，并且投资了房产，但是这些创业经历都没有取得良好的收效。他还为格雷厄姆做了一些调查项目，向他推荐了几只股票。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趁格雷厄姆还在世的时候为他打上几天工。
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耐基的公众演讲艺术课。虽然巴菲特上课时心情十分紧张，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可是为什么一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要去学习公众演技呢？假如巴菲特只有成为一个投资家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面对大庭广众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想到有一天他需要作生动的即席讲话，并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清晰明了，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笃信他一定能够成功。
1954年，格雷厄姆打电话给巴菲特说工作的事情已经没有问题了。巴菲特连薪水是多少都没有问一句（后来发现年薪高达12000美元），就急匆匆地搭上了下一班飞机直飞内布拉斯加。巴菲特在华尔街开始自己的事业时，正值股市处于低迷时期。许多老一代股民都害怕会出现下一次经济大萧条，而新一代股市投资人才还没有崛起。当时每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只有2.9%的毕业生到华尔街工作，年轻人觉得在华尔街工作没有激情。从外表上看，这里的建筑就像高耸的怪异堡垒，让人感到沉闷压抑，大批豪华轿车死气沉沉地停在外面，等候着大脑疲惫不堪的主人出现；而在大楼内部，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陈旧的、不随技术因时而变的社会。在美林证券公司，客户的下单都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然后放在传送带上，它们就“朝着各自的使命愉快地一路蹦跳而去”。
这时候美国经济开始日渐复苏，道·琼斯指数站到了3800点高位，但是大家仍然时刻不忘“投资需谨慎”的忠告。历史上股票行情上一次达到这样的高位是在1929年。对于格雷厄姆这样曾经在股市被套牢的人来说，根本不用提醒他们，他们就会对当年的痛苦经历心惊胆战。他对所谓的“新一轮投机浪潮”心存疑虑，手头还一直留着1914年的《穆迪手册》，似乎发生的一切依旧让他忧心忡忡。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位于第42大街上的查宁大楼。刚进公司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大玻璃罩下放着一台股票行情机，不停地发出滴答声。整个公司总共只有六七名职员，巴菲特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这是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它有着自己的一些选股技巧。格雷厄姆热衷于猎取那些股价比每股净运营资本要低1/3以上的股票，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价格相当便宜的股票。一旦巴菲特或他的同事发现此类股票，就会马上告诉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当场就会拍板是否买进这些股票。他买不买股票和你能不能说服他是两码事。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每一只股票只会存在两种可能性，符合他的买入标准，或者不符合他的标准，他作出的判断靠的是具体有形的数字。
但让巴菲特感到无奈的是，每次他找到可买的股票都会比他认为可以抛售的股票要更多。他没事就会仔细地研读《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对他而言，这就像是《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的成人版，他非常迫切地想要成为格雷厄姆第二。
一次另一个股票经纪人向他推荐一只保险股票，每股股价仅为15美元，因为公司没有提供公开的资料，因此他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估价。但是巴菲特还是锲而不舍地找到了位于哈里斯堡的州保险办公室，搜集到了一些数据。他眼前的这些数字告诉他，这只股票的股价被大大低估了，于是巴菲特就用自己的钱买进了该股票，没用多长时间，股票价格就飞涨到70美元。
巴菲特又发现新贝德福德联合铁路公司的股票只以45美元的低价位在交易，而这家公司光是现金流分摊到每股就有120美元。巴菲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虽然这一次连格雷厄姆都没下决心买入，可巴菲特再次决定自己买进一笔。
1954年，一家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名叫罗克伍德的巧克力生产公司宣布用可可豆回购部分股票，他们有大量的可可豆库存。巴菲特估计，如果用可可豆换股票，然后把价格上涨的可可豆售出应该可以赚取巨额利润。后来他形容自己“好几周以来，我一直在忙着买股票、卖咖啡豆，然后会不时来到施罗德信托公司待上片刻，把股票凭证换成存货凭证，利润相当丰厚，而我唯一的开销就是地铁费。”
这种交易是充分利用了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大家称这种方式为套利。虽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人都把重视套利挂在嘴边，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巴菲特绝对是独领风骚的。
事实上，巴菲特做任何事都比别人领先一步。格雷厄姆有一点令其他人都刮目相看，他能够快速地浏览报纸上一栏栏的数字，然后从中挑出错误。相比格雷厄姆来说，巴菲特在这方面的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格雷厄姆一直把巴菲特当做他最钟爱的门徒，他觉得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一次，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饭，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都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太太都会生活得更好。”
格雷厄姆对员工们十分周到，当巴菲特的儿子出世时，他送给巴菲特一台摄像机和投影机，这对于一个仅仅工作了几个月的雇员而言，可谓是十分贵重的礼物了。格雷厄姆自己过生日时，每次都会向雇员们分发礼物，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然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亲密无间。按照巴菲特自己的说法，格雷厄姆“总是令人感到和他有一层隔膜，人人都喜欢他，人人都尊敬他，也喜欢和他共处，但没有人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巴菲特。
总之，巴菲特在公司受到一些束缚，公司基金只有几百万美元，这几乎无法给巴菲特提供很多大手笔买卖的空间。公司的合伙人还经营着一个私募基金纽曼-格雷厄姆基金，不过把这两项业务的总资产加起来也只有1200万美元，即便在当时这个数字也算不得太大。加之格雷厄姆对股市运作非常谨慎，不久他让合伙人又抽走了一部分资金。
简而言之，巴菲特遇到了一些“瓶颈”。有一次，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鲍勃·德怀尔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同时也提到格雷厄姆“口袋里揣着400万美元，却在坐等什么时候入市”，这几乎与巴菲特想象中创建事业的做法大相径庭。
其实巴菲特自己一直暗中在做投资，而且他自己的投资远比公司更赚钱。自从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已由9800美元突飞猛进到14万美元。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又想回家乡奥马哈了。对于他来说，站在城铁的平台上，四周挤满了人来人往的通勤者，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2.创建“巴菲特王朝”
1956年春天，巴菲特搬到了昂德伍德大街，这里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只相隔两个街区。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想法了。当年5月1日，其实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当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斯姑妈、岳父汤普森、从前的室友查尔斯·彼得森、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律师唐·莫内恩，他们总共筹集了105000美元，巴菲特作为普通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个数目不算大，但他已不再是个打工仔，而是为自己的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出谋划策了。
那时候公司的一位投资者道奇曾经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格雷厄姆说可能是沃伦·巴菲特。当霍默·道奇驱车去西部度假时，在奥马哈待了几天。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答应给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此时巴菲特已经拥有3个小型合伙公司，而他自己则每天坐在自己的卧室里运筹帷幄，他早就预见到自己的家庭合伙公司必将日益壮大。当年8月，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曾向人提到他正考虑是否要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制公司，要求最低的合伙资金不低于5万美元。然而谁又能说他能否继承格雷厄姆的衣钵呢？当股东大会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解散的时候，一位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颇具讽刺意味地赞美了巴菲特一番，这个叫格林的人也是曼哈顿一家证券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他讽刺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他接着说道：“格雷厄姆之所以经营不下去，是因为公司运营几乎全靠这个小伙子，他就是沃伦·巴菲特。谁想继续跟着巴菲特干呢？”
巴菲特那时甚至就开始担心当自己的钱太多了时应该投向何处。“虽然现在还不成问题，但随着公司运营，这种担心可能就会变成现实，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不想给孩子们留下一大堆钱，除非等我岁数再大点，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才后再做决定。不过，要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该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真是让我大伤脑筋。”
其实那时的巴菲特年纪轻轻，身家也不丰厚。要是换作其他人还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就对处置未来的财富忧心忡忡的话，一定会招到别人的冷嘲热讽。但对于巴菲特，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正如周围的人所能预见到的一样，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变得非常富有。他也预感到自己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而且会富有得让自己面对巨额的财富感到头痛。他所忧虑的是该怎样“花钱”。确实，以前他也曾经有过对怎样花钱的忧虑，而不是像别人对于如何赚钱忧虑。
巴菲特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他身上具有的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自信心正是激励他锐意进取的不竭动力。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还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打理区区30万美元。假如他不甘心只在奥马哈当一个平庸的股票经纪人，那么他就需要有充分的资本来施展拳脚。而如果巴菲特想要筹集大量的资金，除了向朋友彰显自己坚定无比的信心之外，还有什么能帮他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呢？
巴菲特从来没有独立经营公司的经验，也没有任何业绩成果来博得别人的信任。而他所追寻的不仅仅是自由地运作客户的资金，他还希望自己能绝对地控制它。他在选股上的任何决策都不需要和别人商量，他不想要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那些小心谨慎的客户，也不想要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那种疑心重重的上司。
到这个时候，巴菲特已经对所有的股票和债券如数家珍。他认真地研读了每家公司的财务报告，翻看了所有的《穆迪手册》，日复一日，他在心中对“华尔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他在看待每只股票时就像辨认地平线上的每一座山峰一样。他相信在分析股票方面，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强。
1957年夏天，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人给巴菲特打来了电话，他是奥马哈一位著名的泌尿科医生。他俩之前从未谋面，但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位名叫阿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这个人认识巴菲特。当威森伯格听说巴菲特正在募集资金的时候，就建议戴维斯给巴菲特打电话。戴维斯其实对把钱交给巴菲特并不放心，他毕竟还是个没什么经验的新手，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见面的那个周日，他让全家人都对这个年轻人做一番评价。巴菲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这次会面对巴菲特来说意义非常。戴维斯医生不仅能够给他资金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还能给他一种肯定。假如他能和戴维斯家签约，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只能为父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的家庭理财人身份，而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了。
但巴菲特并没有迎合戴维斯家人的一些想法。他的某些说法是想故意引起戴维斯的注意，他告诉他们，他不会向他们透露资金的投资流向。他可能每年只会给他们一个年度报告，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另外，巴菲特每年有一天会用于与投资者会面，也就是在每年的12月31日那天，在那一天戴维斯家可以决定增加或拿回资金。但在其他时候，这些资金，包括巴菲特自己的资金都要由巴菲特来全权处置（巴菲特向他们保证，他会遵循格雷厄姆的方式来运作这些资金）。他用平和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清晰，毫不遮掩。尽管巴菲特渴求能够得到戴维斯的资金，但他并不希望对方给他提出任何的限制条件。
接着巴菲特提出了自己接受他们的条件——戴维斯家作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可以提取巴菲特所撰总利润不高于4%的部分。剩下的利润由双方分成，75%归戴维斯家，25%归巴菲特。这样巴菲特就不是在让戴维斯家孤身奋战了，他自己的利益也会因此与此休戚相关。假如他的经营业绩平平或是赔了钱，那他自己就得不到任何东西——拿不到工资，也得不到佣金，什么都没有。据戴维斯医生的女婿李·希尔曼说：“当时，这件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我们喜欢这种投资方式，你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他的利益是怎样捆绑在一起的。”
巴菲特走后，戴维斯一家为此事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反复讨论了投资的事情。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判断的依据。但是，戴维斯的妻子多萝西坦言“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很不错”。就这样，埃德温·戴维斯拿出10万美元交给了巴菲特管理。
1957年年末，巴菲特找到了5个主要的合伙人，他所控制的总资金达到了50万美元。在这一年里巴菲特运营的各项投资赢利10%，毫不费力地把当年的道琼斯指数甩在了身后，该指数全年下挫了8%。到了1958年，他经营的合伙企业利润率达到41%，比全年上涨到39%的道琼斯指数更胜一筹。到创立公司的第三年年末，公司的总资产已经翻了一番。
巴菲特本人却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得很低调。他知道，说不定哪一年市场就会突然大变。他提醒自己的合伙人说：“注定有几年我们的业绩是跑不过道琼斯指数的。”要想每年都跑赢道琼斯指数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在巴菲特并不长的从业记录中，他的经营业绩依然还是无比辉煌。需要知道的是在大多数年份里，绝大多数基金经理都很难使自己的投资收益率与道琼斯指数比肩。然而他刚刚开始从业的头5年之中，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绩就让道琼斯指数望尘莫及。
巴菲特是位投资奇才的消息在奥马哈城不胫而走。熟人会到他常去的罗斯牛排屋，装作是偶遇，向他打探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会非常幽默地建议他们拿出一支钢笔，闭上眼睛，在股票列表上随便点一只就能买。他还会穿着休闲的咔叽布裤子光顾奥马哈乡村俱乐部，那些穿着高尔夫球鞋和运动服的人向他蜂拥而来，但是他们谁也别想采到花蜜。
1969年，巴菲特决定解散合伙公司，因为他认为投资分析的作用此时越来越小，人们都处在疯狂的投机狂热之中。巴菲特对合伙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牛市最高峰出现很早之前就彻底退出了股市。在1957～1969年他从业的13年里，他取得了30.4%的年平均收益率，远远超过了道琼斯8.6%的年均收益水平。在这13年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5次，而巴菲特的合伙投资公司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亏损。此时的巴菲特身价己达上千万美元。
巴菲特成功的个人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是智商。巴菲特是非常聪明的。但这绝对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他对人对事，尤其是对市场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总是能把握市场中最本质的东西，总是能用最简单最轻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次是财商。巴菲特在多年的投资生涯中，形成一个综合的商业投资思考模式，他总是能抓住最关键的因素，提前很多年就能够准确判断出一家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对公司的内在价值作出极为精准的估计，这使他能够在价格合理时大笔出手投资，却从不会有任何亏损。此外巴菲特还把股票投资、企业收购和保险经营三种商业模式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营模式。最后可以说是情商。巴菲特说“投资必须是理性的”。巴菲特在市场大起大落中始终保持高度理性，让人敬佩。于股市低迷时介入，在疯狂牛市中退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巴菲特曾经这样说过，他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享受赚钱过程中的快乐。我们学习巴菲特的目的同样不仅是赚钱，更是学习巴菲特做人、做事、做投资的基本原则，这些大师智慧的结晶可以让我们长久地从中获益，帮助我们解答人生、事业、投资中的种种迷惑，寻找一条真正通向成功的正确道路。
四、巴菲特对外界只需要一件东西——资金
对于巴菲特来说，他和所有的合伙人都愿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来说，巴菲特对有些问题的原则是非常关切的。假如说他在合伙公司中的工作是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的话，那么他所书写的那些半年一次的给合伙人的书信恰恰彰显了他自身的性格。这些书信给合伙人提供了更多可靠的信息，让他们的预期以及想法尽量和自己保持一致。与其说是在写信，不如说是他们心与心的沟通：
“我的工作并不是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走势和波动情况。如果你认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项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入股这个合伙公司。”
1.寻找合伙人
1960年，年轻的巴菲特遇见了一个叫威廉·安格尔的热心合伙人，他愿意为巴菲特做任何事，还为他做了一个火车模型礼物放在阁楼上。“巴菲特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10个医生每人投资1万美元，”安格尔回忆说，“于是，我就在道奇大街49号的一个餐厅里开会，召集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巴菲特在公开场合必须以一个出色的基金经理身份示人。所以那天在那家名叫山巅小屋的餐馆里，巴菲特拿出自己在卡耐基演讲课上学到并在实践中提高的演讲技能。在夏夜黑色天穹的映衬下，他逸兴勃发地从本杰明·格雷厄姆谈到莎士比亚，不时还穿插几个善意的玩笑，他讲了近一个小时。
一个产科医生第二天来到克拉克森咖啡店里：“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卷着钱跑到国外去的。”阿瑟·格林之前曾经听过巴菲特的演说，他说自己不会把钱给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甚至讽刺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是一只“像老妇人一样的股票”，而格林恰好持有这只股票。格林自己后来回忆说：“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不过至少另外的11个医生决定赌上一把，毕竟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业绩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让世人刮目相看。
1961年，巴菲特做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给一家公司投资100万美元，要是那帮医生知道了，一定惊得目瞪口呆。巴菲特投资的这家企业是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这是一家位于奥马哈城以南90英里的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镇的公司，它有着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机具制造历史。风车制造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一直在销售停滞和利润下滑的环境下举步维艰。早在几年之前，巴菲特就曾买进过该只股票，原因是这只股票价格太便宜了，就像典型的格雷厄姆股票。1961年，巴菲特大笔买入了该公司70%的股份，成了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这笔交易把他合伙人1/5的资产都投到了里面。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对于一个基金经理而言，此举非同寻常），这一次投资也表明他绝不甘心只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
随后不久巴菲特又把唐·莫内恩带进了董事会。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每个月都会驱车去平原上的肮脏小镇比阿特利斯，就像堂吉诃德带着自己忠实的侍从桑丘一样。但是巴菲特还需要一次彻底的整改才能彻底控制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不过每天应付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并不是他的特长。这些事就像在祖父的巴菲特杂货店里擦水果箱一样让他感到深恶痛绝，巴菲特并不喜欢经营事务本身，而是喜欢把它们以数字形式来表现。巴菲特经常告诫那些经理人精简开支，减少存货，不过那些人总是口是心非地答应，等巴菲特回到奥马哈之后又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巴菲特马上就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巴菲特购买这家公司时的格雷厄姆式投资理念。事实上，格雷厄姆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方方面面。除了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以外，巴菲特还把投资分散到了其他40只股票上。他主要关心的都是那些“烟蒂”型股票。采取套利和企业清算等方式，这些做法都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经营方法非常相似。巴菲特在写给合伙人的信里毫不遗憾地承认自己在步格雷厄姆的后尘，甚至于他形容自己在犯和格雷厄姆一样的错误。和他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的高技术公司都看做投机型股票而拒绝买入。格雷厄姆就看不上像施乐公司那样的股票，而巴菲特同样在每股1美元的低价位时都没有买进这家公司，尽管他和这家计算机业的旗舰有着一些关系——该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威廉·诺里斯和巴菲特是亲戚（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起的关系），但是他十分清楚这家公司的股票是有利可图的。巴菲特和家人到加州度假时会一次次地去拜访老师格雷厄姆。巴菲特会和格雷厄姆闭门聊上几个小时，同时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黛尔成了朋友。
那时候风流的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人玛丽·路易斯·阿米格斯身上。这对埃斯黛尔的打击很大。
巴菲特和埃斯黛尔成了好朋友，甚至当格雷厄姆不在家时他也喜欢和她独处。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然成了巴菲特最虔诚的拥护者。尽管格雷厄姆会介绍其他人给巴菲特投资，埃斯黛尔自己却成了巴菲特的直接投资人，因为她对巴菲特有着笃定的坚信。把老师的老婆都发展为自己的合伙人，恐怕巴菲特也算得上是第一个了。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National American Fire Insurance）曾经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一起控制着这家位于奥马哈城的小保险公司。该公司的股份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被卖给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主，此后它几乎从大家的记忆中消失了。后来，阿曼森兄弟出价50美元一股想要赎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因为觉得这只股票可能已经快要逐渐地退出市场了，所以股民们还是慢慢地开始把股票转手了。
巴菲特把整个内布拉斯加州所有关于保险业的文件和资料都整理了一遍，从中发现这只股票实在太廉价了，但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供他买进的股票。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律师、好友唐·莫内恩跑去参加该公司的股东年会，然而海登·阿曼森断然拒绝了向他们透露股东名单。于是巴菲特只好召集了一群朋友跑遍整个城市去找这只股票的持有者，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他和邻居一起去捡高尔夫球的岁月。被巴菲特的热忱所感动，莫内恩驾着他那辆红白相间的雪佛兰汽车向内布拉斯加最偏远的角落进发了。不管是在乡村法院、银行或者其他什么的地方，他每见到一个人就提出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来收购股票。莫内恩后来回想起他们那时的做法说道：“当我们没有目标地转遍了整个州的时候简直是太愚蠢了，不过沃沦·巴菲特是我见过最像‘完美先生’的人。”忙了很久，“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拿到公司10%的股票，赚进了10万美元以上，这是巴菲特的第一个大手笔。
桑伯恩地图公司的例子则又一次证明巴菲特已经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衣钵。桑伯恩公司原先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已经日渐没落，但公司也曾在兴旺时期打出过一系列投资组合拳，公司的股票大约价值为每股65美元，而如同北方石油管道公司股票的翻版一样，因为公司经营不景气，所以股价跌到了45美元一股。北方石油管道公司曾因拥有铁路债券而被格雷厄姆相中。与他的导师做法如出一辙，巴菲特在整个1958年和1959年间不断买进桑伯恩地图公司的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预测深信不疑：“股票的价值迟早会回归。”
不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后来公司的股价并没有上涨。公司的董事们只拥有400股股份（公司共发行10.5万股），其余的股份都流通在外，所以这些董事们任凭股价一跌再跌也无可奈何。实际上，他们平白持有公司优质的投资项目却无所作为，在8年里曾5次减少派发给股东的红利。但是，巴菲特向他们指出，多年以来他们连一分薪水也没少拿过。
巴菲特小心谨慎一步步地努力，终于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去充分挖掘各个投资项目背后蕴藏的商业价值。不过，管理层顽固不化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巴菲特也没有向公司的合伙人透露自己把公司35%的资产都投资到同一只股票上去的事，也没有对他们提到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和桑伯恩地图公司其他持不同意见的股东开始不断给公司施压。1960年，桑伯恩地图公司终于妥协了，同意用公司的资产进行管理层收购。仅仅这一项，巴菲特的投资就赚到了大约50%的利润。意识到已经无法隐瞒合伙人，他只好给那些合伙人写了一封信：“桑伯恩地图公司要求我对他们公司的运营情况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公司业绩的做法纯粹是徒劳。”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在与桑伯恩地图公司周旋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一位名叫约翰·特雷恩的金融作家本来想和巴菲特签约，不过当他得知巴菲特不愿透露他的持股种类和比重时，就放弃了对他的投资。
唐纳德·里奥一家是巴菲特的邻居，正所谓近水楼台，巴菲特也没忘了把寻找投资人的主意打到自家邻居的头上，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有一天，巴菲特问他：“唐纳德，你的孩子真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该怎样供孩子们念大学呢？”唐纳德·里奥在一家咖啡批发店当助理经理，并且很有希望得到提升。虽然他们关系也不错，但他觉得这个邻居老是待在家里，穿着运动鞋和T恤衫工作，这让他觉得很奇怪，因此就拒绝了巴菲特。
许多合伙人是仅凭直觉就和巴菲特签订了合约，他们觉得巴菲特的身上有一种类似于明星一样的气质，这也正是巴菲特吸引人之处。巴菲特强调自己在投资时必须保密运作，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更是为了避免别人干扰他的决策，从而使自己可以保持一种优雅的独立，他并不喜欢打听什么内幕消息或胡乱猜测。对于某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巴菲特必须首先使自己相信，而一旦说服了自己，那又何须别人再妄加评论呢？巴菲特从心底鄙视那些预言者。如果决定股价的是公众的意见，那么公众的心态都变了，所谓的小道消息和预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才更加可靠。
巴菲特很少会去考虑如何避免自己的大笔投资遭受损失，他和格雷厄姆一样谨小慎微，不过，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做法并不相同，他从来不会把钱花在物质享受上，因为追求物质享受从来不是他努力赚钱的动力。同样，格雷厄姆坚持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进行投资多元化，巴菲特则认为有时候可以不让篮子里的鸡蛋过于分散，那样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被磕坏。巴菲特虽然表面十分谦虚，但心里其实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而且他从来也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合伙公司在1963年的投资收益率高达39%，在1964年也达到了28%。那时候，巴菲特手里掌管的资金已经多达2200万美元，他的个人净资产也突破400万美元了。在当时，这可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
尽管财富不断累积，巴菲特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态度。他还是偏爱帕素服装店里的灰色西服，依然喜欢去罗斯牛排屋用餐，并且满足于看一场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队的橄榄球比赛。除了偶尔因为工作出差外，他的生活就是在家和办公室之间两点一线，几乎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影响到他那简单的生活。如果只是从言谈举止看，你肯定不会发现巴菲特是一个富人。确实，他后来又多添了几个房间，还在家中建了一个壁球场，高耸的屋顶和周围邻居家相比显得是有些与众不同，但作为一个百万富翁来说，这样的住宅已经非常低调了。房子依然紧挨着繁忙的街道，屋外就有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就像是一个屹立在那里的哨塔。
巴菲特不愿意把大笔的金钱花在物质享受上面，因为奢侈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他赚钱的动力。对于他来说，金钱只不过是自己成就的一种证明而已，是他所钟爱的游戏的积分。
有一次他让苏珊把他那辆开了多年的大众车换辆新的。他说每当自己去机场接人时，这车都显得太寒酸了，不过他对开豪华车压根儿就没什么兴趣。
“你想买什么车呢？”苏珊问道。
“买什么车都行，我无所谓。”于是，苏珊给巴菲特买了一辆宽敞的凯迪拉克。
一次出差时巴菲特和奥马哈的数据文件公司副总裁斯科特·霍德同行，在路上霍德开门见山地问他：
“沃伦，当百万富翁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又兴奋地说道，“我以前一个百万富翁都不认识。”
“只要我愿意，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可能霍德的脑海里会浮现很多梦寐以求的东西：豪华轿车、名画、珠宝、丝绸，这些东西对于巴菲特都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对于巴菲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一心想做的只是待在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不断地堆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苏珊却和巴菲特不一样，她一方面表现的对金钱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疯狂血拼族。有一次，她在装修上面一下子就花了1.5万美元。后来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友罗伯特·比利格回忆说：“这让巴菲特感觉像掉了一块肉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想过吗？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20年之后能赚回多少钱呀！”
2.双重个性
尽管巴菲特不会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但他依然有某些特殊的偏好。在他想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一世女王也得不到的财富。假如今天的一分钱可以变成今后的大笔财富的话，那么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他甚至于连人身保险都不愿意买，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保费赚到更多的钱。巴菲特形容自己正在“逐渐进入吝啬的境地”，不过他在接受别人支票的时候却从不手软。
其实巴菲特对待金钱似乎有着双重的态度：一方面他视金钱如粪土，另一方面又将其视如至宝。他认为金钱是神圣的，并且认为花掉一分钱都是一种罪恶。在节食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让金钱发挥作用。他会开出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给女儿，承诺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下降。所以，女儿小苏珊会想方设法地用冰激凌来引诱他，或是想尽办法把父亲拖进麦当劳，但这些都毫无作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希望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激凌。
后来巴菲特全家去加州圣西米恩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城堡度假，巴菲特非常有趣地形容了自己对金钱的态度。当导游仔细地介绍赫斯特城堡里的窗帘、地毯、古董等东西花了多少钱时，马上气坏了巴菲特，他不客气地对导游说：“别再絮絮叨叨地说他是怎么花钱的，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合伙公司到1966年初管理的总资产已经增加到4400万美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巴菲特已经是在经营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尽管它的规模比那些庞大的共同基金公司还要小得多。他在35岁的时候已经是相当富有了。在他1966年1月给合伙人的信中说道：“苏珊和我的资产已经达到6849936美元了，要打理好这么一大笔钱，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
那时的巴菲特首次感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感觉。那年5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读者们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发现了巴菲特像花栗鼠一般露齿微笑的照片。报纸上的巴菲特正在打电话，留着一头已经落伍的短发，脸上充满热切的样子。《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这样写道：
“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由奥马哈的一位投资奇才所经营的，这位奇才早在年仅11岁时就成功地买入了第一只股票。”
另外有一个更爱刨根问底的记者在写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时，着力描绘了一番巴菲特给人的那种矛盾印象：尽管他处事有些不拘小节，但却从不给人以邋遢散漫的感觉。假如说他是个随性的人，那么他肯定对所有的事实都了然于胸。他从不会逃避任何问题，尽管有时他的回答会让你觉得有些拐弯抹角。
虽然在那些影响巨大的金融和商业出版物上还没有出现关于巴菲特的文章。不过对于像戴维斯一家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巴菲特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神一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使他们变成了富翁。
巴菲特每年都会邀请很多人来家里做客。而那些合伙人也都非常期望能和这个神的布道者共进晚餐。苏珊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依次和每位客人打招呼，和每个朋友说上两句心里话。巴菲特则会对合伙人说说他在过去一年中的投资业绩，然后讲几个小故事活跃气氛，并且他会着重强调自己是如何身陷困境或者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之中的。例如，正当他正努力想挽救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时候，比阿特利斯的居民却都认为巴菲特是想来破坏公司的。为了维持威尔逊弹子球公司，他只能和理发师们达成协议，避免弹子球公司受到黑社会的侵扰而被砸场。谈起这些过往的经历时他会让人感觉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像马克·吐温笔下那个聪明但又有些鲁莽的哈克贝利·费恩，既谦虚又有些扬扬得意。他家中的客人听他讲话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一直以来都把这些故事谨记在心：“它们太让你着迷了，而且他说话的语气从来不会让你觉得他居高临下。”
巴菲特这时已经开始让投资者们对他顶礼膜拜了。甚至有经纪人亨利的妻子罗克珊妮·布兰特在她女儿的《育婴手册》中“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人物”下面写道：史怀哲、爱因斯坦、沃伦·巴菲特。
到了1967年，格雷厄姆那些人已经带着对经济大萧条的惨痛记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那时在华尔街开始打拼的是新崛起的年轻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时尚未出世，所以特别反感上一辈人总是把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并且他们对大萧条之前那些经济形势高歌猛进的岁月也并不知道。在年轻一代看来，投机是无可指摘的，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诱惑，甚至于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那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满满，股市牛气冲天。
当公司合伙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于巴菲特来说也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随着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变得越发焦虑。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钱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能找到的价值低洼股却越来越少，这就使他陷入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60年代他写给朋友的信就像是之前时代的编年史一样。华尔街因为股市一路高歌猛进而感到兴奋，巴菲特却变得忧心忡忡。
到1966年年初，巴菲特作出了一个影响命运的决定——合伙公司不再接受新合伙人了。然而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到整个董事会的同意。而且他也提醒苏珊假如他们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人了。
巴菲特不再接受合伙人，但是华尔街的投资却像洪水一样泛滥。无可阻拦地把股市冲击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许多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母则感受到战争对经济带来的扩张影响，于是在证券交易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兴起。
巴菲特觉得股市的投机之风已经太过疯狂了，自己是时候及时刹车了。他把1929年大萧条来临时的剪报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便时刻警醒自己。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什么装饰品，也没有什么在贝弗利山的豪宅里流行的玩意儿，所有的只是在暖气片上摆放得高高的栗色《穆迪手册》，外加几幅老照片。他在前台接待的地方挂上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才会把钱到处乱花”以及一幅摄于1880年的华尔街照片。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你丝毫都感受不到弗雷德·卡尔的影子，甚至连股票行情机都找不到。这一切都表明巴菲特决定暂时退出了。
1966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大多数人都措手不及，巴菲特却以他敏锐的直觉避开了这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