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特别要提倡文理交融，提倡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交融和结合。季羡林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理念。我记得我们北京论坛第一届大会开幕的时候请他讲话，他就讲人文跟科学要交融。钱学森先生晚年也一直在提倡这个理念，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及和温总理谈话的时候，都谈过这个问题。我非常注意钱先生的谈话。他讨论的是怎么培养拔尖人才、怎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钱先生说根据历史经验和他个人的经验，认为关键就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钱先生去世以后，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很多文章都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钱学森之问：我们怎么才能培养拔尖人才”。我认为钱先生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科学和艺术的相结合，用季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人文和科学的交融。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那么多纪念钱学森的文章都没有提到这理念，也许有，我没有看见。现在我们研究生院办这个“才斋讲堂”，我觉得就是贯彻这个精神，多学科、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发挥我们北京大学多学科、学科齐全的优势，使我们这种多学科的优势成为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推动力，我觉得非常好。
下面我讲的题目是美学的基本理论和与北大的美学传统，我既要讲美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同时也要结合一下北大的情况，因为北大有美学的传统，这是北京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从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开始的。我认为这个传统应该继承，应该发扬光大。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涉及很多哲学概念，今天时间短，不可能来谈这些理论问题，我就着重介绍一下这个学科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们学科建设的思路，这样其他专业的同学可能也会有一些兴趣。我讲四个问题。
一、美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美学的特殊品格
从学科来讲，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美学基本上是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整个社会对这个学科不很关注，年轻人、大学生对这个学科也不很关注。但是中国不一样，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受到社会的关注，受到艺术界的关注，也受到我们年轻人、大学生的关注。艺术家很关注美学，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很杰出的画家到我这儿来跟我谈美学的问题，就一些美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两次美学热，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知道这个事。50年代有一场美学大讨论，是第一次美学热，80年代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出现文化热，又有美学的第二次热潮。80年代我们哲学系招美学的硕士生，最多招8个人，但是来报名的是七八十人，最多一次来报名的有一百多人，可见当时很热。后来文化热退下去了，美学热也退下去了，但是相对来讲社会还是比较关注美学这个学科。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今年我们北京大学主办了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这个世界美学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过去都在欧洲开，亚洲就在日本开过一次，2006年我们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代表北京大学去申办第十八届美学大会，也是很多人竞争，最终我们申办成功了。我们没有想到规模那么大，国外学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共计331人；国内六百多人，加在一起一千多人，这么大的规模，开了五天的会，有676位学者在会上发表论文，同时有26个分会场，会议开到第五天我到各个分会场去看，依然坐得满满的，还有人站着，说明学术气氛很浓。国外的学者对中国有这么多人关心美学，感到很吃惊，因为在国外只有少数人关心美学，同时他们在会上还看到中国的学者对西方美学那么熟悉，也非常吃惊。相对来讲我们对西方美学的了解，比外国学者对中国美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很多外国学者说，我们这次收获很大，过去就知道中国有孔子和老子，这回到了中国才知道，中国还有朱光潜、宗白华两位美学家。这个当然是很大的收获。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上很多人关注美学，这和我们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特点有关系。很多人说，中国文化是审美的文化、诗意的文化，中国哲学是审美的哲学、诗意的哲学。中国美学最大的特点，是和人生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我们民族精神的深处，因而对中国文化发展起到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我们蔡元培校长，历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是重视美育的。孔子提倡诗教、乐教，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强调审美活动要参加塑造人格，进一步还要参与塑造整个民族精神。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逐渐形成了人生境界的学说。我们哲学系已故的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最有价值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人生境界的学说是指塑造人格、塑造民族精神的学说，而审美活动在这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受中国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都十分重视精神的层面，重视心灵的作用。我们北大的宗白华先生强调，中国艺术是一个虚灵的世界、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强调中国艺术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同时又是自然本身，心灵和自然是统一的。中国艺术家追求意境，意境就是艺术作品显示一种形而上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所以宗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常常说，中国艺术有一种哲学的美，包含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中国美学也广泛渗透到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中国老百姓要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营造一种美的氛围。比如我们喝茶、喝酒都要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我们北京有一位叫王世襄的先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一位文物学家，也是收藏家。他收藏鸽哨，他说鸽哨是北京的音乐，每天的清晨不知多少次把大人小孩从梦中喊醒。老百姓虽然生活很平淡，但是也要营造一种美的氛围、一种诗意的氛围。我们中国美学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审美情趣，所以中国的美学和老百姓、和整个社会有很紧密的联系。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美学呢？这可能跟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系。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中国美学的特殊品格、特殊的精神。
（二）中国近代美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美学从梁启超、王国维开始。他们的特点是引进西方美学，主要是德国的美学，他们尝试把中西美学融合起来，其中学术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我认为中西美学的融合是我们中国美学近代以来发展的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一点我不详细说了。
（三）中国现代美学的特点
这要多讲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中国现代美学中贡献最大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首先是蔡元培先生，他当校长以后，就在北大开设了美学课，他自己讲，这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亲自讲的唯一的一门课。他还准备写本教材，后来因为一些缘故没有写成。他提倡美育，这对我们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极大，一直到现在。接下去就是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这些学者。他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继续了梁启超、王国维的路线，引进西方美学，并且力图把它和中国美学结合起来。比如说朱光潜，朱先生对中国美学的一个不朽贡献，就是翻译了大批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柏拉图的《文艺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大本，还有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维柯的《新科学》是朱先生晚年翻译的，我到他家里去，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桌上摆满了稿纸。这本书翻译完了以后他就去世了，来不及看到出版。黑格尔的《美学》非常难翻译，主要是涉及的理论和知识的面非常宽，当年周总理说过，“像黑格尔的《美学》这样的书只有朱先生来翻译才能胜任愉快”，周总理说的话是非常对的。黑格尔的《美学》在“文革”以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后面两卷朱先生翻译了一部分，“文革”中抄家被抄走了，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会找不回来。后来朱先生从“牛棚”被放出来了，有一次我正好在北大图书馆前面碰到他，我们都很高兴，我先问他身体怎么样，然后就问他被抄走的稿子找到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找到。后来幸好还是找到了，朱先生把它翻译完了之后整理出版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中，朱先生连续翻译整理出版了黑格尔的《美学》两卷三大本，还有刚才讲到的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一共是150多万字。这个时候朱先生已经80岁高龄了，大家看这是何等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还有宗白华先生，他也翻译西方的经典。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上册是讲美学，就是宗先生翻译的，宗先生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书。我们当代的艺术家都承认，宗先生对中国艺术的研究，精深微妙，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
第二，他们在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层面有很多贡献，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审美意象理论的研究。朱先生、宗先生都讲，美是什么？其实就是意象。而冯友兰先生的突出贡献是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我刚才讲了，冯先生说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最有价值的理论是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冯先生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是同样的世界和同样的人生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这就构成每个人的精神境界。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到山里游览，地质学家看到的是一种地质构造，历史学家看到的是某种历史的遗迹，比如一个古战场。所以同样一座山，对于这两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看美国人写一个故事，一个大老板一生辛辛苦苦，到了晚年，他的太太说你太辛苦了，你出去玩一玩吧，他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了。旅游一圈回来以后大家问他，你这次旅游有什么收获呀？他说，我最大的收获是使我更加感觉到办公室的可爱。世界是无限的大，但是对于他来讲没有意义，只有这个办公室对他有意义，我们中国人讲“画地为牢”，他就是画地为牢了，他跳不出去。所以说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生，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不一样，这个不同的意义就构成每个人不同的精神境界。冯先生说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相同的。动物没有自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