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个词来赞美祖国
在英文中，祖国与故乡是同一个单词，而组成这个单词的是母亲和土地两个单词。我热爱我的故乡，就意味着我热爱我的祖国、土地和母亲。
长期生活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可能对祖国与故乡的概念有些模糊。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一个人童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少年经历了太多的折磨，青年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一直在希望与忧患交织中行进在人生最为饱满的中年时，他不但会产生“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而且对祖国的认知也会更加具象、更加丰富、更加美好。
记得1979年的8月下旬，秋老虎还在南方的原野上肆虐。我在大别山主峰下的一条山路上，碰到一个形容枯槁的农妇。如火的骄阳下，她还穿着夹衣，神情一片冰冷。这引起我的好奇，通过采访与调查，我得知她的丈夫冤死在兴修水利的农业大会战中。她不但得不到任何抚恤，还因为屡屡上访而被冠以“坏分子家属”的罪名。孤儿寡母，倍受欺凌。她想为丈夫讨回公道，一次次请人写信给有关部门申诉，皆石沉大海。当天晚上，我无法入睡，那位可怜的农妇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辗转反侧，半夜里下床，点亮煤油灯（那时的乡村里没有电灯），我写下了这样几行诗句：假如是花神，欺骗了大地，我相信，花卉就会从此绝种，青松就会烂成齑粉！假如是革命，欺骗了人民，我相信共和国大厦就会倒塌，烈士纪念碑就会蒙尘。这是三十年前，一个文学青年的呐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太多的冤假错案，经过长久的蓄积，愤怒终于爆发。上面的几句，成为我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一部分。这首诗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
这首诗是我个人文学创作的里程碑，放大一点，该诗的发表在当年的中国诗坛亦是一件大事。它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一位农民工的冤死。前几年，当我看到电视上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工资的消息，不禁感慨良多。在同一个国度里，同一片大地上，仅隔了二十多年时间，对农民工的关注竟如此迥然不同，这让人产生了隔世之感。
不弃块石，始成高山；不弃涓滴，始成大海。一个又一个的故乡连缀成了祖国，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与姓氏组成了民族。只有每一个国民都得到尊重和善待，只有一个又一个故乡都在重建诗意的生活，我们的祖国才有可能充满生机，民族的发展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我个人认为，新中国六十年，可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我们从解放的喜悦进入痛苦的泥沼；后三十年，我们从变革的渴求进入民族的复兴。六十年的岁月，六十年的沧桑，值得我们作家倾尽心血写出无数部震古烁今的史诗。但是，如果只能挑选两个词来表述共和国的历程，那么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改革”。如果只能挑选一个关键词，那只能是“改革”。
不单是新中国六十年，就是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改革”也是一个最为辉煌的字眼。从1919到1949，经过无数仁人志士三十年的持续接力，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缔造了新中国，从1979到2009，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引领下，一次又一次闯过急流险滩，终于创造出千载难逢的盛世。这一时期的领导人，向历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但是，作为用一支笔参与改革进程的作家，我们又为这一场伟大的变革奉献了什么呢？
记得1992年春，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的南行讲话并到达深圳时，我正好也在深圳。在这个中国改革的试验区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东风吹来满眼春”的勃然生机。某一个晚上，我与一位企业家朋友在咖啡厅里小坐。他问我：“现在改革遇到了瓶颈，中国历史上有改革成功的先例吗？”应该说，朋友的这个问话是触发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起因。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历史进程中，突破与阻力、创新与守旧，永远是相生相克的孪生姐妹。古代称为贤君的，他的能力在于坐而论道，燮理阴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调和社会矛盾，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道”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燮理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过程。此中奥妙，考验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能力。稽诸历史，在中国古代的改革家中，做得比较成功的，应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通过深入地研究，我认为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对当下的改革有借鉴意义。于是，我花费了十年时间写出《张居正》这部四卷本历史小说。我的初衷在于：改革的成败在于领导者知难而进的决心和须臾不忘的忧患。张居正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此话信然。
没有想到，这部书问世之后，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它最终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与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我想，这部书能获此殊荣，乃是因为在我们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三十年来，作为一名作家，我用一首诗与一部小说参与了改革。中国最灿烂的三十年，也是我个人最饱满的三十年。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值得文人怀念，其中以唐朝的早期与中期、宋朝的中期最值得称道。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达直接促成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在这样的时代里当一名作家，绚丽多彩的生活滋养他们的锦心绣口，而他们笔下喷涌出来的雄健豪迈的气息也升华了时代的精神。这是一种良好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文学生态。眼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具备了超越唐宋从而使国家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的条件。这是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福祉，亦是千年未遇的大生机。值此，只要我们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持民族复兴的理想，可以相信，祖国的盛世才刚刚开始。
十几年前我访问南斯拉夫，面对巴尔干半岛上密布的战争阴云以及老百姓正在经历的苦难，回头再看一看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忽然感觉到祖国是多么可爱。因此，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演讲中，我情不自禁说了这样的话：让我做一千次选择，我将选择做一个中国人；让我做一万次选择，我仍选择当一名中国的作家。
风展红旗如画
历史同大地一样，有的地方水肥草美，有的地方土壤贫瘠，有的地方甚至是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华民族虽然伟大，但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令人怀想。也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得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哪怕在漫长的冬季里，也都保留着真挚的情感与清醒的忧患。做这样的人民代表，诚非易事。从过往的历史来看，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是震古烁今的创世大事。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曾在他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做了点评，并在结尾时豪迈地宣布：“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何等磅礴的胸怀！中国历史上那些强大的王朝，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造型。像秦的横扫六合，改封建为郡县，西汉的武功，东汉的文治，唐的兼收并蓄的大国风范，宋的风流蕴藉的儒雅情怀，明的城市化与市民化的生活，清的康雍乾盛世，等等，它们连缀起来的历史，既让我们看到了千姿百态的各类人物的思想与功绩，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沧桑。毛泽东在肯定列祖列宗文治武功的同时，也豪迈地断言新生的共产党人必将超过他们，成为华夏这片东方古老大陆上的新主人。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那一把在庙堂高处已经熄灭了的中华民族的生命之火，又在原野上熊熊燃烧起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曾有人说，新中国的成立，同西汉、东汉、明朝一样，都只是农民起义的产物。从历史的表象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无过错，但细究起来，两者却是大相径庭。毋庸讳言，一些封建王朝的建立，的确因为民众的参与而获得成功。然而，民众是被动的甚至是盲动的，他们虽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但从来都没有占据王朝的中心。共产党却不一样，从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是人民的政党，让革命成为民众的自觉，让民众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是共产党的缔造者设定的理想。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如果民心只是成为九重宫阙的装饰物，只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口头禅，则载舟的水必将覆舟。共产党人懂得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定在古老中国的中心，建造人民的殿堂。
中国人民并非生来就对政治敏感，耕读传家曾是老百姓的优良传统。祖祖辈辈，在平静而富庶的故乡出生和死亡，这便是人们向往的诗意的生活。但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镜中之月、天上之云。20世纪初叶，远胜于天灾的人祸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西方列强的欺凌、地方军阀的割据、土豪劣绅的盘剥，导致哀鸿遍野，国无宁日。如果城市的街巷变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广袤的乡村变成战场，那么可以预见，爱好平静生活的民众中终将诞生一批救民于水火、解国于倒悬的英雄。第一代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诞生于民间，又走向了民间。
从共产党的诞生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经历了二十八个寒暑。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民族的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面对敌人的残暴镇压，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气馁。无论是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长白山、五指山，还是湘江、金沙江、大渡河、淮河、西拉木伦河、滹沱河……中国的寸寸山河，都成了共产党人的理想高地。厌恶战争的人们通过战争来解放自己。每一次改朝换代，开国的皇帝莫不在登基的时候宣称自己是天生龙种，唯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戎马倥偬的英雄已经远去，泽畔行吟的诗人的背影也已消失，但共产党人创世的热情才刚刚开始。毁灭一个旧世界要费尽移山的心力，建设一个新中国更是难上加难。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转世，但并不否认基因与遗传的力量。数千年的王朝统治，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有良方，也有毒瘤。共产党人充分相信自己对于各种政治疾病的免疫力，但基因的缺陷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在砸碎锁链的时候，共产党人所向披靡；在建设国家的时候，却出现过顾此失彼的种种失误。唯我独尊的用世法则，原始宗教的膜拜仪式，这些存活于一个古老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本性，往往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与行动。它们威胁着我们，我们却不能废黜它们。意识形态的敌人与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母体，我们向它们宣战，如同向自己宣战，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从驾驭战争的革命党变成领导国家的执政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共产党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民族振兴”“国家中兴”这样一些久违的词句，开始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僵化与封闭的时代倏然消失，改革与开放的生活骤然降临，季风一阵跟着一阵，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引领与带动下，中国终于找到了最持久、最有活力的发展模式。在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开始强盛了，家，开始温馨了。中华民族又以和平崛起的姿态，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一个人度过他的九十华诞，可以说是耄耋老人，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九十年却正值他的青春期。共产党此时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梦想与理想交织，精力与智力充沛。回顾九十年，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了亘古未有的神话与史诗。展望前程，我们可以预见，保持着忧患与勤勉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让中国的未来充满“风展红旗如画”的诗意。
祝福中国
去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应中国石油总公司的邀请，前往西气东输工程采风。这条巨大的输气管道西起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轮南，东抵上海西郊的白鹤镇，沿途翻越祁连山、汉长城、秦岭与太行山，穿过疏勒河、黄河、淮河与长江，全程四千多千米。怀着载欣载奔的心情，我走完全程。我第一次这么长距离地走过祖国的山河，无论是塞外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是江南的小桥流水、落霞孤鹜，都这么真切地向我展现了祖国的壮丽、辽阔、温婉与空灵。哪怕是沟壑纵横的荒芜，荒芜中也渗进了难以言喻的倔强；哪怕是天荒地老的寂寥，寂寥中也尽可体会奔腾汹涌的生气。斯时斯地，我不止一次地感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在这一片我们爱过、恨过、痛苦过、疯狂过的土地上，抒写着前所未有的辉煌史诗。
在西北高原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我采访正在那里建造输气阀站的工人，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一天黄昏，一只受伤的白鹤跌落在工人休息的帐篷边。那些靠罐头食品补充营养的工人们，并没有像古时戍边的将士那样，将这只白鹤宰来充饥，而是立即给它包扎疗伤，拿最好的食品将它喂养。一个星期后，这只伤愈的白鹤终于重新飞上蓝天。在人们祝福的目光中，飞上天空的白鹤又翩然而下，扇动翅膀，似乎是在深深地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