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老战士，大半都有这么个怪脾气——喜欢保存点珍贵的玩意儿：一块从自己身上开刀开出来的炮弹皮啦、老战友的来信啦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留着可以做个纪念。像我，就保存着这么一条红领巾。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蒋军拼凑了两万兵力，二十多辆坦克，想偷偷地袭击我们的东山岛，阴谋配合美国在朝鲜对我们的进攻。我们马上给了他个迎头痛击，战斗了两天两夜，敌人连死带伤加被俘，丢下了三千多，剩下的被我们一气赶下海去了。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山岛战斗开始的时候。战斗一打响，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就这么打一节，退一节，争取时间，最后坚守主阵地，让后面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战斗正打得火热，连长到我跟前说：“于成年同志，你用这挺机枪做掩护，部队要转移到主阵地去！”他具体交代了任务，并且嘱咐我：“记住，看见部队上了四二五高地，你们就撤退！”
我和弹药手就留下了。起初，任务执行得倒也顺利，别看就这一挺机枪，敌人死得一片一片的，怎么也上不来。看见大部队已经安全地跨过了背后那个山嘴子，开始上山了。我刚要招呼弹药手撤，谁知道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右边绕上来了，子弹朝我俩屁股打过来。这一来，我们撤就困难了。我伸手捅了捅弹药手说：“把子弹夹子留下，我掩护，你赶快顺着小沟撤下去！”我自己手端着机枪，一直向绕上来的敌人扫射过去。敌人被赶下去了，弹药手也平安地撤走了。可就在这时，我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大腿上，麻酥酥的，那血呀，像个小泉眼似的，呼呼直冒，不一会儿腿底下的土就湿了一大片。凭经验，我知道伤得不轻，十有八九是碰到骨头上了。我想包扎一下，谁知道一掏口袋，急救包没了，还是在前面山头阻击的时候，给三班长包伤口用了。这时候，敌人的小炮还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落。不行，得走！人死活不说，这挺机枪丢不得呀！
我把枪往怀里一抱，一骨碌就滚下了山坡，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过一条小沟，顺着沟沿往一块黑压压的甘蔗地爬。爬呀，爬呀，越爬越觉得没有力气，浑身发软，突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腮上像爬着几个虫子，痒得很，伸手一摸，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原来我正躺在一个孩子的身旁。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头伏在我的脸上抽抽噎噎地哭，泪珠吧嗒吧嗒掉到我脸上，又顺着流下来。咦！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见我醒了，连忙抽手把眼泪一抹，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
我挣扎着坐起来，四周望了望：是在一块甘蔗田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隔一垄就望不见人。我那挺机枪好好地架在甘蔗棵子上。我竭力回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才想到我那负了伤的腿，不由得朝伤口处望了一眼。冷不丁一看，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血流得这么多！再仔细一瞅，才发现那并不是血，而是一块红布。那红布呀，鲜红鲜红的，就和我的血一样红。奇怪的是，那块红布竟扎得那么准，那么平帖，不歪不斜，不松不紧，就像卫生员包扎过的一样，怪不得血不流了呢。不用说，这一定是这个孩子干的事。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个女孩子，看样子有十二三岁，梳着两条小辫儿，黑黝黝的圆脸上稀稀落落的有几个雀斑，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子，长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可是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刚要问，她倒先开口了：
“叔叔，腿还痛不痛？”
我说：“不痛了。”真的，因为止住了血，不怎么痛了。她说：“你别哄我啦。削铅笔把手割破了，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她想了想，又说，“要是有点药上上就好了，是不是，叔叔？”
“嗯，真的不痛，”我看着她那开心而又天真的小脸孔，又感激，又怕她为我的伤口害怕，我把话岔开去，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啦？”
她说：“妈妈去给那边山上的解放军叔叔送开水了。临走的时候怕蒋军进庄跑不及，叫我躲到这里来。”她又说，她在躲着的时候，听见前面打仗，很害怕；听见枪不响了，想出去看看，刚一爬出甘蔗地，就看见了我，从军装上认出我是解放军，她就把我拖到这儿来了。她还告诉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几趟，看见蒋军没顾得找我，直夺主阵地那座大山去了。末了，她说：“你淌了那么多血，一条红领巾都包不住，你又不会动……”说着，她眼里的泪珠儿闪着光。
我看看她扎伤口的那块红领巾，不知怎地，眼泡子一热，眼泪也差点收不住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小妹妹，多亏了你呀！”她却晃着小辫子说：“你可别那么说，我是个少先队员嘛！”看她那副神气，她是把这件事当作本分的事来干的。这时，我的伤口又痛起来了，我紧咬着衣服领子，生怕一张口就会痛得喊出声来；她大概看出了这点，低下头，趴在我的腿边，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里，小心地给我剥腿上的泥巴，用甘蔗水轻轻地擦我身上的血迹。
痛过一阵以后，我透过甘蔗梢子望望天，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附近的枪声早停了，只有远处还一阵阵传来枪炮声。我喊了声：“小妹妹！”
“哎！”她爬过来了。
“你在这儿躲着吧，我得找部队去了。”说着，我就起身，谁知这腿伤得的确厉害，脚刚一着地，就钻心地痛，我“哎哟”一声又歪倒了。
她连忙扶着我，说：“叔叔，你还得躺着，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
我说：“不行，打仗的时候，一挺机枪关系大事，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
“我给你送。我扛得动，我刚才还扛过哪！”她看看我的脸，知道我不答应，她就说，“要嘛，我先进庄去看看，要是没有土匪，我找人来抬你，好不好？”
这倒是个办法，但万一碰上敌人呢？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我不答应她去。
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说：“不要紧，这路我熟着呢，我还会躲，你看！”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往头上一戴，可不是，草叶子一耷拉，把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她嘱咐我：“叔叔，你可别乱走哇，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垄。”说完，像个小刺猬似的，一溜就不见了。
她一走，我不由得心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可是出去了，如果碰上蒋军……我越想越担心，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可是腿又不听使唤。我只好熬着，熬着……
过了约莫有一个钟头，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是她，她回来了。仔细一听，似乎还有一个人，我一惊，刚要抓那挺机枪，就看见她钻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也顶着个草圈子。
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高兴地说：“庄里没有土匪，可是找不到人，我把我妈领来了。”
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说：“到庄里去吧，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扶起来，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我慢慢地用一双腿跳跶着走出了甘蔗地。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那孩子扛着呢。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外加两个子弹梭子，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她望着我，好像是说：“你看，叔叔，我说扛得动，你不信！”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到了她们的家。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这工夫，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硬逼着我吃下去。过了一大会儿，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还带来了一张竹篾床。她说，男人都不在家，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那孩子呢，非要跟着不行，还硬要拿着两个子弹梭子。
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忽然，一阵疼痛，我就又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医生说，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还打着了什么“静脉”，要不是包扎得及时，不死也得落个跛腿。可是经那条红领巾一包，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
那时我想：等我伤好了，一定得去找到她，好好地谢谢她。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呢——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只是被血弄脏了，得买条新的还她……
可是我很懊悔，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咳，我真是……
伤愈那天，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回连了。
回连报到以后，当天没有事，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这我是记得的）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说起来也好笑，这么大的东山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到哪里去找呀？
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嗬，可给我问到一个下落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了八里多路。到了那里，谁知找到了一看，不是！那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但我找的不是她。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到了那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我挤进会场，东看看，西瞧瞧，咦，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衬得小脸黑里透红。那小辫儿，那大眼睛，那个小痣子，是她，一点儿也不错！
休息的时候，我跑上去找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连连地叫着：“叔叔！”还看看我的伤口，问我现在还痛不痛。这时，我才知道她家是盐民，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蒋军抓去了，听说死在海边了。她告诉我，这次因为救我，她被评了一等功。
从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通信联系呢。有一封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正在练兵，就是为了解放台湾，我一定要把本领练好，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台湾人民救出来，给你爸爸报仇！”
至于那条包过伤口的红领巾，现在还留在我这儿。我还她的是条新的。为了这事，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你看，这就是那条红领巾，这条缺口，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
1954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