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作者简介】武力，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多次参加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研究（1949—2016）》（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
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的历史征程，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方面发展的具体目标方向，随着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发展目标也有了更为具体的设定。本文从新时代的视角，谈谈对“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认识。
一 新时代需要抓住新的社会矛盾
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论断？我想这需要我们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从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克服阻力，继续平稳向上，基本实现了我们20世纪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从中国工业化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中国人均GDP、中国城市化水平这四个指标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在部分经济领域已经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中国2017年经济总量达到80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个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从贫困落后，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再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迈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化。十八大以来出现的经济新常态，说明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从温饱升级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对消费的品质要求成为突出问题。中国游客到日本大量购买电饭煲和马桶盖，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升级，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产业结构目前尚处于中低端水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供求矛盾的上述变化，反映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开始成为制约中国前进的主要因素。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主要矛盾变化而推出的。
其次，从全球来看，中国也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到了一个转折性的历史阶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还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从2015年起，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总量，最近三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超过美国与欧洲的总和，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这些重大变化都是这几年发生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可以说开始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也使得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西向东传播的方向、路径和结果发生改变，“一带一路”倡议是首次由东方向西方推进和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历史性转折。国内、国际的上述变化和这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已经把中国带入了新的时代。再从主观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进入了一个用新的思想指导实践的新阶段。而正在实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 怎样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怎样认识这个变化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说清楚。
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判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效运用。新中国建基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化水平低和人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困扰新中国。因此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在八大上就提出了今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没有真正缓解。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由改革之初的不足200美元，达到了今天的8300多美元，中国人民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真正地“富起来”了。如前所说，不仅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而且社会需求也得到升级。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其消费结构和需求也随之升级，这不仅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看出，从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看出，还可以从居民消费偏好看出。正如前面所举的电饭煲、马桶盖事例，目前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是有没有，而是更好的品质、更优的服务。从供给侧角度看，传统的产品、产量供给已经非常充足了，甚至部分产业和产品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和人文条件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仅就大陆来说，东、中、西部发展就非常不平衡；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当然也包括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农业现代化和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是产业发展也不平衡，不仅产业之间不平衡，而且各产业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中高端产业发展很不充分，空间很大。目前特别要注意发展不充分问题，即中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东北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充分、农业发展不充分。虽然我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水平，低端产业产能和产品普遍过剩，供给侧改革不仅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将意味着资本沉没、结构性失业和增长速度下滑。但是我们必须进行甚至加快供给侧改革，因为这是缓解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关系到我国未来能否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否如期实现2020年目标、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十九大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清楚地提出来，是非常科学和清楚的判断，从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政策依据三个层面为今后的发展方略奠定了基础。
三 “两个百年”明确了我们的历史坐标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有着宏伟且清晰发展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宏伟的发展设想、规划和步骤，从《共同纲领》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四个现代化”目标，特别是1953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条件，将周恩来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修改为实现“小康”，并明确提出了分“两步走”，当20世纪末我国已经提前实现小康目标后，党又及时提出了跨世纪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此后又在2012年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次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将第二个百年目标阶段化、具体化，分为两个15年。可以说，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从总体蓝图和设想来看，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不忘初心，目标始终如一，就是通过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明：我们既要有长远的目标和顶层设计，更要有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前进。历史证明，在发展方向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迷茫过、动摇过，在方法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不断调整修正的长期、中期和短期规划，滚动式向前发展的。
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两个百年，因为我们即将到达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即将要完成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发展。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十五年”的发展目标。这就使我们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发展规划与目标之间形成了较为一致的配合，使得方向目标与具体规划措施很好地衔接，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路径，也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这样一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确定，可以振奋人心，凝聚力量。而且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大的目标和规划确定了，在此共识下，我们就会共同努力去奋斗，即使因为形势和条件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策略和政策措施，但是也能避免走大的弯路和停顿下来。新中国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也证明，计划和规划的调整是常态和必须的，这远比没有计划和规划好。党的十五大提出科教兴国和跨世纪发展规划，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这些都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来做的发展规划。我们经过20年的发展，能够如期完成这个发展目标。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的具有衔接性的发展目标，这个2020年以后30年的发展目标，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统揽全局的前瞻性发展目标。
四 发展自信带来文化自信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我认为，要理解这点，就必须要注意文化自信的历史继承性。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节点，之前的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在农业文明时代居于世界的前列。可以说，那时候中国是有高度自信的。但是，那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自信是封闭状况下的盲目自信。在184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尽管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保守势力仍然占上风，统治阶级主流派依旧认为，中国文化优越，只是器物不如人。但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文化自信，特别是那些接触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沿海城市居民。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经济落后，我们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直到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赢得了胜利。这个一百年的过程既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不断丧失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俄国并由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学来的。因为基于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国文化，其竞争能力远不及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所以不管是学习资本主义文化，还是后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都是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重新获得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和缺乏经验，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学生，即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因为当时苏联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全面向苏联学习。后来我们很快发现苏联模式的问题很多，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探索，当时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消除以“贾桂”为代表的奴才思想，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一过程是曲折的，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当我们更全面地接触世界后，才发现自己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这就导致整个社会上下在文化自信上又一次回落，所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思潮全面涌入，形成近代以来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文化自信不足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虚心学习、认真探索，但不足之处是容易盲目崇拜、囫囵吞枣，脱离国情。直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在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而我们“风景这边独好”，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成功的，我们才真正形成了“三个自信”。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我们超越了20世纪苏联东欧曾经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我们通过现代化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发展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分配不公、社会动荡、发展乏力的问题，尝试引领世界向和平、合作共赢、公平公正的目标发展。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的目标明确，积极探索，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基于这三点，我们已经形成了文化自信，这是客观存在的。面对当代许多带有世界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指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别的发展目标，提出共同价值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以此主导了北京APEC会议、杭州G20会议和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我们也需要坚持和完善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条道路，我们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不自高自大，更不应妄自菲薄，这个自信和清醒认识，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很有必要。无论对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已有的还是创新的思想文化，我们都不要有盲目崇拜、囫囵吞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抱残守缺的态度。
五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发展的根本大计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目前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求更好的品质、更优的服务、更美好的生活。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几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新兴产业的产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同样，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大和国家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也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的。如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促成了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而后欧洲科技的进步，如煤炭等动力革命，电力、石油和燃气等能源革命，钢铁、铝合金等材料革命，电报、电话等通信革命，以及20世纪以后的重大技术发明，不仅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拓展了人们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大降低了成本。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切都说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处于更加突出和重要地位。而这都为我们从事产业史和科技史相结合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社会需求。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不仅是经济增长和量的扩张，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根本、最活跃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科技的发现、发明、创新和扩散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由此引发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亦是如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都以“工业革命”的形式引发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从而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推进和传播。今天我们正面临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纳米技术、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科技等为主的全新科技革命。正如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所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所阐述的那样，全球已进入一个新工业革命时期。
六 中国应该为世界做更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从科技进步的跟跑者转向领跑者，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转变成为有力推动者。
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为日本的1.1倍，美国的40%；而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3倍，美国的60%，稳居世界第二位。[112]在体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从微观经济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1995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51家）一倍多。[113]
第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空前紧密。2016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338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3484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2016年之前中国曾连续3年为世界第一，2016年美国为世界第一），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仅从货物贸易规模来看，2016年，中国与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俄罗斯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166亿美元、5439亿美元、4499亿美元、2734亿美元、2512亿美元、692亿美元（按2016年平均汇率折算）。在国际政治概念中，如果两国贸易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则称两国有重大利益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这种关系。除贸易外，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大吸收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中国的投资额为第二名的3倍。[114]
第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空前增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在传统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年12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由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2016年12月，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IMF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180多个成员官方使用和储备。而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中国也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再一次受损的同时，中国仍坚定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这些都印证了2017年1月美国的《赫芬顿邮报》在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中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以来，它已经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第一个统筹内外经济发展的重大倡议，这端起点是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按照世界银行PPP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另一端终点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共体，中间广大腹地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推动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且将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以来，首次出现的东方主动联系西方、东方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回望人类历史，从未有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从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世界进步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很早就讲过“球籍”问题，中国如此多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又搞了社会主义，这都要求我们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之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落后状况和长期跟跑者的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技术、管理和资本方面都需要学习和引进，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20世纪，连我们在联合国缴纳会费的比例都很低。随着我们经济近40年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们不仅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越来越大，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更显示出我国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在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已经是第三位，维和经费第二。就经济发展的地位而言，中国已经从跟跑者开始走向领跑者。就国际政治地位而言，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和国际会议，说明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越来越多的直接贡献，同时也证明世界需要中国作出这些贡献。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因应新时代的主客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