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近期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一个是年初台湾儒家李明辉那篇《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访谈，似一石千浪，大陆新儒们群起反击从而渐成“学术共同体”；另一个则是纪念五四运动96周年，今年“反思五四缺憾”的文章在新媒体上位居主流，竟强势于正面的缅怀。
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二者还是有着深层历史关联的。因为五四“打倒孔家庙”吁求早已使得保守派与革新派剑拔弩张，而儒家作为始终未断的传统，如今则展现出其历史的反作用力。目前大陆儒家以“政治儒学”为主导，以反驳港台新儒家所力主的“心性儒学”，而牟宗三及其门徒则始终期望通过“内在坎陷”来开出科学民主，但当今大陆新儒们的主流则要对民主科学之失加以审思。他们要让民主政治让位于更好的王道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使政治脱离道德的最主要的制度设计，而本土化的“政治合法性”恰恰体现于道德价值上面，“政治儒学”由此而得以全面出场。
有趣的是，大陆“政治儒学”与港台“心性儒学”的对立，并非看上去那么决然对立。从历史上来看，“心性儒学”孕育了“政治儒学”，后者是前者的学生，没有港台的心性化儒学的滋育就没有儒学政治化的新构。更有趣的是，大陆儒生们作为门外弟子却没有一个真传牟派，而是偏向于政治之维。从理论上观之，“政治儒学”又发展了“心性儒学”，更准确地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纠偏式的发展，因为此前三代儒家皆主攻心性，如今终于可以偏重政治了，这就是其从内圣转向外王的历史发展逻辑。
“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往往被赋予地域定位，所谓大陆政治儒学与港台心性儒学是也。实际上，二者之间的争辩，也许并不是地域（大陆与港台）思想之争，而是儒学主流从康有为时代的政治化儒学，转向牟宗三时代的心性化儒学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摇摆”而已。蒋庆自己较早将“心性儒学”等同于生命儒学传统，将“政治儒学”等同于制度儒学传统，但古典的心性与现代的生命概念似难以等同，政治也不全然与制度同一，而蒋庆让政治脱离心性的整体努力，应该说还是相对成功的，难怪无论是大陆的同道们还是台湾的反对者都基本接受这一基本的划分。
即使蒋庆在近日回应李明辉时仍承认，“心性儒学”要高于“政治儒学”，前者的挺立才是后者实现的前提，但他仍然已经将心性与政治截然两分了。按照蒋庆的辩解，中国式儒教宪政最终有赖于一代儒士君子，且不说这里有多少“文化决定论”的影子，但是其潜台词却是：制度乃是人造，儒家政治的合法性终由儒者决定，而儒者必定受“心性儒学”的濡化而成。他还明确表示，假若中国的政治儒学有朝一日真实现了，那将仍是“心性儒学”的天下。按照这种理解，政治与心性两派儒学似乎并不是冲突的，蒋庆也提出“并建论”：“心性儒学”以挺立道德生命，“政治儒学”以建构王道政制，实现前者就要复兴“阳明学”，实现后者则要复兴“公羊学”，阳明学与公羊学并生则是蒋庆的较新说法。
问题并不在于蒋庆这种折中化的姿态，看似是心性与政治两维并重，但其内在的缺憾，仍在于人为地割裂了从仁心到仁政、从仁政回仁心的双重关联！从蒋庆那里得以开启的当今儒学政治化之路，“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乃被置于二元论格局当中。当今政治儒学显然隔断了心性之“德”与政治之“术”的贯通联系，不若康有为那时的政治哲学之道术仍未割裂，所谓“礼教伦理立，事物制作备，二者人道所由立也。礼教伦理，德行也。事物制作，道艺也”。
实质上，“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殊，仍不外乎儒家之“内圣—外王”的张力构架。尽管“政治儒学”强调不走“心性儒学”从内圣通外王之老途，但是，他们所走的内圣与外王“平列”之新路是否可能？如果没有心性的内在挺立而外化为政体，政治儒学的体制设计是否更易走向法家的流弊？如果不为政治提供可以与之衔通的道德依据，那又与西方制度构建何异？
因此可以说，“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两派之争，并不在于侧重于“心”还是主攻“政”，而是对待西方民主与本土外王的态度：并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在于要不要西式的民主？也并不在于要不要外王，而在于如何要本土的王道？这才形成了两派拉锯战的争夺之地。按照这种中西之间“非此即彼”的思路，两派也据此得以分殊开来，这背后又涉及对启蒙与反启蒙的基本理解。
“政治儒学”对前三代儒家的批判，也在于对于他们的启蒙姿态之批判。从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致力于“制宪立法”的张君劢到致力于“哲学原构”的牟宗三及其后学，都被认为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民主的义理价值，而由此类的理念建构而成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更是西式的，从而脱离了传统儒家王道的义理与体制。民主价值与体制建制乃为启蒙的产物，从五四运动以来曾被广为接受。如今从儒学自身角度出发，应该对五四所做之事加以反思：五四不仅是对于孔家价值的全盘清算，而且也是对西方价值的变异接受，二者皆要反思。更值得反思的是，延承了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们为何走的仍是“中体西用”之路？在对“西用”的接纳里为何对民主科学毫无反省而加以采纳？
照此而论，以牟宗三为主帅的新儒家们的主张，似乎与新旧自由主义者都更接近，起码在科学民主的推崇上都不出四五之阈。所以大陆儒家陈明也说，五四是左右两派共同的“思想图腾”，也是两派共同的“思想罩门”，必须戳破这点中国思想界才会成熟。然而，五四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继承？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反叛？这就直接关乎如何看待启蒙的问题，而当今儒家们大都走上了反启蒙之路，因为他们反对牟派的地方就在于，认为前辈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接受了西方政治体制前提之下，给出了某种本土化的道德性的补充而已。
那么，启蒙需不需要反思呢？当然要反思其消极面，但更要积极承继其积极面。启蒙就是要自主地掌握理性，过度理性化之毒当需去解，但中国的问题仍是理性掌握之不足。因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这种判断，并不是独属于自由派，自由派主张要实现启蒙规划，从历史实情来看启蒙之重任尚且艰巨。当今迷信的卷土重来，那就是“科学启蒙”不足，“文革”的遗风遗韵，那也是“民主启蒙”不够。尽管反思启蒙的那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前现代的智慧有些许近似处，但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现在就把“启蒙命脉”掐断了，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之“基本”就会被无情消解掉了，那么，任何左右、中西、古今的思想论辩都将成为真正的空谈泡影了。
俗话说得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如今对于民主科学大加挞伐的人士们，大概忘记了你们就生活在这个“西体”之上。当然，这个“体”，就是李泽厚所谓“西体中用”意义上的那个体，是指人类生活实践本身，也就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无论我们怎么反对李泽厚的“吃饭哲学”，但是他说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一点大概怎么都不会被动摇。然而，目前的某些学人大概就是要动这个“体”，但此“体”一动，毛将焉附？此乃“大体”也！
在当今中国，启蒙与反启蒙之对峙也可能变得有点尖锐。陈明把李泽厚、余英时等人都叫作“五四下的蛋”，认为他们的价值坐标都是五四建立起来的，这个比喻其实来自崔健的歌名“红旗下的蛋”。当我追问李泽厚本人有何反应时，他“开玩笑”地回说：如果我是五四下的蛋，陈恐怕像张之洞放的屁，蛋还可实存着，屁却会像轻烟般地消失掉。尽管这仅仅是“笑谈”而已，但关键是其中却包含了某种深意：陈说你与余是死保着五四的“德赛先生”不放，蒋庆他们则要放弃这些五四遗产；李则讽刺陈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简单重复而已：抱着“中体”开始拒绝“西体”，尽管自己坐享启蒙成果，却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就是这番意思，此话我也私下转给了陈明，陈说没什么关系，大概李先生动了真气，我回说应该不会，只是一种讽刺意义上的反唇相讥而已。
回到严肃的话题，当今儒家的发展，并不是接续“前现代”的保守派儒家，它一方面还应是“现代启蒙”的产物，另一方面仍要与“启蒙成果”相互嫁接，尽管同时也要警惕启蒙之“后现代化”恶果。当今儒家与非儒争辩之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要参与国家制度与国族身份的建构，反倒在于对待科学与民主的基本态度上。如何处理五四之后的启蒙遗产，还有对待理性启蒙的根本判断，大概已成为各派思想内外分殊的试金石了。
康有为的思想实验可以作为当今儒学建构的比照。当年他也曾被讽刺为“阳尊孔子，阴祖耶稣”，这是守旧派朱一新批康而康自己归纳出来的。这里的耶稣泛指西学，其实康本人是反耶教的，但是他那种擎着儒家面具而实施西化民主之实的做法，如今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或者说又被大量翻版了。从心性论的高度来看，康有为甚至很难被称为儒家，然而，他却致力于构建出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儒家政治哲学。当今“政治儒学”的建构者们所幻想的各种方案，也同样与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诉诸“内圣”之挺立，那恐怕也难逃“阳孔阴耶”之类的指责。
在此只引述一处，康有为在《孟子微》的总论中便明言：“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这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手法，康有为脱离了心性之学的路数，建构出一种自由主义化的现代政治儒学，可谓是开了当今“政治儒学”的先河，也确为大陆儒学建设提供了某种范式。
关于如何看待当今的儒学复兴问题，想再多说一句，牟宗三曾引述陈荣捷在《近时中国之宗教趋势》当中的三个论点，而今看来也颇具讽刺。说的是“国教运动”之失败的历史结果：“一是使孔教为制度性的国教之努力从此结束”，“二是传统的祭天与祭孔之礼之结束”，“三是孔教根本不是宗教（不可作为宗教观）”。牟引述陈文然后感叹道：“如果中国人只反对孔教为国教，以及反对其为宗教，则孔教之陷落亦不过一时之激动，尚不是决定性的。无奈中国人复进行其毁坏，并其为一文化力量而反对之。”牟所指的首先就是五四运动后的每况愈下，儒家由此不再能成为“积极而建设之力量”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复兴儒学之帜从港台到大陆接续而起的时候，历史似乎却在倒退。大陆新儒家恢复制度性儒学是其一，祭孔虽恢复已无宗教意义（而仅有文化意义）是其二，儒教与儒学之新争则是其三。说到以儒为教，目前，那些“因信称义”的儒生还少吗？多乎哉？越来越多矣！
尽管我们并不赞同那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但是历史该如何前行而不走回头路，据何种思想而行才是切实可行的，仍是横亘在自由派、新左派与保守派面前的共同难题。即使儒家要“返本而开新”，大概也不是回到原本，亦无法回归原始，而只是借古说今而已，从而在新的历史基石上进行新的创生，大陆儒学的确任重而道远。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