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到人们变革现实的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都存在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在《论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论述，提出把统一性和多样性作为重要范畴纳入辩证法体系，并对其内涵作了分析和界定。这里，对这对范畴的特点和意义等做进一步探讨和论证。前文中对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内涵作了界定。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简括地把它重复如下：
“……所谓统一性，是指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并通过实践而不断生成和反映出来的那种常住的具有主导、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的哲学范畴，是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展开和显现的基础。”
“与统一性相联系的多样性，则是表征事物在形式、结构、层次、发展过程、阶段等方面的差别性的范畴，是指区别物自身以及区别物之间的关系。”
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含义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了，这里只想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 统一性和多样性范畴的特点
统一性和多样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对范畴，它所表征的不是所要考察的对象“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质的规定性，而是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千差万别的事物（多样性）与由它们所形成的具有一般、统摄意义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因此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一对关系范畴。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可变动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为统一性的东西在另一一定场合则为多样性，反之亦然。就这一点而言，统一性和多样性与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具有相同的意义。但这三对概念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统一性一般是求同存异；而一般性、普遍性则是存同去异的，其中之“异”只能在特殊化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得以体现。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进入一般，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这是因为，某一个别事物不但有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共性和本质，而且还有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个性、特殊性。作为对事物共同本质概括的一般，它所反映的是诸多事物的共性、本质，但并不能反映个别事物的所有具体特性，并没有把诸多个别的一切细节都包罗无遗，否则，一般就不成其为一般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而那些不反映事物本质的“方面”或“部分”被抽象掉了，此即“去异”，不去异无法存同，不能造成一般性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性、普遍性是存同去异的。当然，“存同”也是“求”的结果，去异的过程同时就是求同的过程。不过作为结果来说，存同去异是一般性、普遍性的一个显著特点。
与上述一般性、普遍性有所不同，统一性一般是求同存异的；与统一性相对应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展开，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普遍形式。存在的多样性，发展的多样性，是客观世界的普遍形式。也是人们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原则。多样性与统一性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范畴，各以对方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在对立面的关联中各以对方映照自身，获得各自的规定性。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不受到统一性的制约和影响，但这种制约和影响一般不是以“去异”为前提，而是在确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和发展进程中对多样性起导向、统摄、协调作用，为多样性的发展和发展的最优化创造条件。否认多样性不是实现统一性的正确途径，承认多样性反而为实现统一性、促进事物的发展创造条件。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而无论是“求同存异”或“存异求同”，都是以确认多样性为基础的。多样性是事物矛盾的表现，蕴含着内在的搏动和原动力，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莫不与此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承认多样性的重要性，强调是“存异”而非“去异”。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相互关系中所讲的统一性，指的不是单一性，而是把多样性包含于自身的“求同存异”或“存异求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首先承认多样性的存在，然后方能在多样性中寻找共同点。求同不以“去异”为条件，而以“存异”为前提。求同的过程也不是对多样性的否弃，而是借助于统一性的引导、协调和制约，为多样性的最优化发展创设条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所以，统一性对多样性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去异”而是“存异”的过程。当然，所存之“异”，也不是原封不动；多样性也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各不相同的多样性经过比较、对照和选择，凡有存在根据的事物都要继续存在下去，凡失去了存在根据的事物都会历史地消逝，而新生事物则层出不穷，以其内在潜力而生机勃勃，有的事物则以改变了的形态成为新事物的组成要素，汇聚于多样性展开的洪流之中。所以，事物的发展总的说来不是多样的减弱或消失，而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多样性更加丰富的过程，是多样性的延续和不断展开的过程。
统一性和多样性这对范畴与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等范畴属于同一系列，它们都是从一定角度来揭示自然之网的“纽结”的，因而在一些方面是相同或类似的，有的甚至是重叠或交叉的，但其间也有某种区别，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说，“去异”或“存异”就是一个显著的区别。虽然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上，不能说完全没有“去异”的含义，但总的说来是“存异”而非“去异”。显然，这是统一性和多样性范畴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统一性和多样性范畴与其他辩证法范畴的关系
在过去通用的教科书中一般有五对范畴，如本质的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与现实，等等。有些教本中对这些范畴的安排顺序和增减程度上也不尽相同，但这五对范畴一般是通用的。在对这些范畴的诠释上也存在着依形势的变化而在侧重点上有所差异的情况，但是一般在基本含义的把握上还是比较一致的。概念、范畴、规律等都是与自然界区别开来的人反转来对自然界的反映形式。列宁在讲到逻辑概念的抽象性时曾说：“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1]概念在内容上的这种客观性当然也适用于对范畴的考察。唯物辩证法的上述五对范畴，都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关系，是把握自然之网的网上“纽结”。只要在客观世界中它们的反映的关系还存在，这些范畴就有存在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范畴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当然，范畴在内容上的这种客观性与作为主观形式已有范畴的科学性不是一回事，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如果在抽象过程中有了偏颇或缺陷，以及在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与原来意义的偏离或失误，这时要通过实践与科学的发展而得到补充、匡正乃至颠覆。在人们所面对新的自然之网上提出新的范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唯物辩证法已有范畴的稳定性只有相对的性质，不是固定不变或封闭性的。近些年来，人们通过对现当代科学的研究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见解，对偶然性只是必然性“补充形式”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对偶然性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意义也给出了新的评估和界说；至于在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上关于“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见解，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所有这些都表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是开放性的。如果说，黑格尔在范畴、逻辑概念的推演中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辩证法见解，而在最终以“绝对观念”终结了这个体系，那么唯物辩证法恰恰打破了这个封闭性的体系，使它成为开放性的，从而获得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除上述唯物辩证法的五对范畴为多种教材所通用，有的教材或相关著作中还提出了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等范畴，并且结合实际和中外哲学史上的相关思想作了有价值的分析和论证。
与上述通用的五对范畴相比，统一性和多样性这对范畴与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等是明显不同的，具有互不相同、不能取代的性质，而统一性和多样性又是我们认识和把握自然之网上的一个重要“纽结”。统一性和多样性与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之间，虽然有相通或相似的意义，但又不完全相同；相比较而言，统一性和多样性似乎有抽象程度更高、内涵更广泛的特点。因此，把统一性和多样性范畴提出来，把它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与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等范畴相并列，有助于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强主体认识能力的自觉性。
三 统一性和多样性范畴与当代现实
当今世界，变动不居；其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深度已非往昔可比。人们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等概念来概括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也有人用含义不尽相同的语言来描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变化”，等等。尽管各家各派对已经发生的变化在理解和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对“变化”本身大多是承认的。无论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包括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等，都呈现为变化迅速、复杂多样的特点，而在多样性中又蕴含着统一性的趋势。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当代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交互作用进程中所显现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关于“暗物质”的发现及其意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已进入更深层次，同时对宇宙的认识也大大扩展和深化了。近些年来科学家对“暗物质”的探索和发现便是前所未有的生动例证。什么是“暗物质”呢？与人们往常了解的可感知的物质存在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暗物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事实上“它们也无法被任何现有工具探测，但它们确实存在”的物质，故称“暗物质”。据科学家描述，这种“暗物质”不仅存在，而且占了宇宙质量的大部分，并且会使宇宙中的星系繁盛变形、互相碰撞并聚集成大面积的星云，“它们的总体面相当于10万亿个太阳”。据报道，现在科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图像绘制出了第一张详细的暗物质图，它们的存在和作用是根据Abell901/902超级星系团的情况得到反映的。这是至今科学家能够肯定暗物质存在的唯一方式，它们不能被直接观测，但是会对周围物质产生巨大的引力。诺丁汉大学天文和物理学院研究专家梅根·格雷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科学家共同领导一个专家小组绘制了这张新图，该图显示了暗物质分布及其对周围星系的群聚效果。格雷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超级星系团基础上清楚地探测出暗物质的不规则聚集。”据称，这张图中有四大主要暗物质团，它们的总体面积相当于10万亿个太阳。科学家可以在图上找到并具体描绘出暗物质团，因为根据引力透镜现象，暗物质会使Abell901/902星系团中的6万多个星系的光发生弯曲。科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暗物质不存在，则星系看起来会显小一些，否则暗物质的引力会使时空发生弯曲，它的光线像经过放大镜一样到达地球。Abell901/902超级星系团与地球的距离是26亿光年。（西班牙《世界报》1980年1月11日报道：《科学家绘制出第一张详细的宇宙暗物质图》。）[2]科学家对“暗物质”的探索和发现，不仅对人们了解天体的形成和演化、推进天体物理学、航天技术、环境科学的发展等有重要意义，而且从哲学上对人们理解宇宙间物质世界的复杂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它提示我们，世界上除了可感知的诸多具体物质形态之外，还有不能被感知也无法被现有工具所探测但又确实存在的“暗物质”，表明物质存在的形态是多样性的；这种无形的物质总体面积竟如此之大，相当于10万亿个太阳，这也是前所未知的，表明物质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暗物质”不能被直接观测，但从它对周围物质产生的“巨大引力”中证明它确实存在，表明世界存在的统一性，统一性的基础在于物质性。辩证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概念，源于无限多样的物质存在形态，它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对物质、运动及其多样性的考察，是理解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正是以这种考察为根据的，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证明建立在人类实践和科学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人类对物质世界及其多样性的认识是不断扩大和深入的，是永无止境的从有限到无限、从相对到绝对的过程。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种物质性要由自然科学和哲学长期、持续的发展来证明。这个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方面是在提示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给定了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些条件中物质条件是“硬件”。另一方面，世界物质统一性又不是某种无差别的实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包含有各种运动形态和各种层次结构，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着的系统，是系统、层次、结构、过程、阶段等方面的无限发展系列，是无限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多样性不是与统一性并列的某种外在物，而是统一性的内在规定。因此，人们对“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个命题的理解和把握，又在于注重对无限发展着的多样性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要长期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认识统一性的丰富多彩的内容，把握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行程。
（二）关于“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提出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都把研究的侧重点首先集中到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来划分说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有的主张知识经济是与工业经济截然不同的具有自身特质的单独发展阶段，也有的主张知识经济不能独立成为一个阶段，而只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对知识经济本身的解释也有大同小异之处，但无论如何，对现代科技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大家所公认的。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其影响之深刻前所未有。人们用“后工业经济”、“高技术经济”、“信息经济”等来描述这种经济现象。直到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次确认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创新、流通和创造性运用为基础的。没有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没有“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从历史上看，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知识的来源主要依靠对生产实践经验和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与之相适应，农业、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与此不同，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从18世纪中叶以自动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算起，至今还不到300年，但却创造了数千年农业经济时代无可比拟的物质文明。工业经济的主要资源是农业原料和矿业原料，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主要的支柱产业是纺织、冶金、机电、汽车、化工、建筑等物质生产工业和商务、金融、运输、通信、法律等服务业。在当代，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指出：“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是符号化的知识。信息化以知识为内涵，又成为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的创造性多样化应用为基础。信息化实际上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序幕和前奏。”与以往的传统工业经济不同，在知识、信息迅猛发展的当今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依赖于知识和知识创新，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80%甚至以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当代科技的发展与创新不仅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而且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将经济增长的支柱转移到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和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高技术产业，以及教育、文化产业等以知识为基础的咨询服务业。支柱产业与过去明显不同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推动力量。当代科技的发展，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而加速了科技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无论是科技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都是在人类实践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科技成果在全球范围的快速传播和利用，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交流、竞争和共享，成为当代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的总趋势，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性的要求。这种总趋势和统一性是不可逆转的，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科技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科技的发展也显现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系统的交叉性、多样性的特点。不同学科的交叉，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人类社会系统、全球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都是多元、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因此在科研对象、理论和方法、发展理念的更替、发展模式的选择、应用目标与转化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多样性的特征。这种科技、知识、经济全球化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与同一进程中的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统一性所代表的是发展的总趋势，它的主导、统摄和引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多样性则是实现统一性的内在需要和必要形式。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长期游离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之外，否则，就会落后，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同样，任何国家或集团，如果无视当代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借口统一性而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那也是同历史发展潮流相悖的，不可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迄今为止，在不到300年时间里所实现的工业化、现代化，仅惠及不到10亿人口。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可能在短得多的时间内使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惠及几十亿人口，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当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所体现的历史进步的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历史演进中世界统一性的重要内容。同样，经济全球化是以区域合作和国家间的合作为基础的；没有不同地区的支撑和国家间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就很难深入发展。不同区域和国家的现实存在是世界多样化的表现。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同样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与单边主义不同，世界多极化要求确认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求开展区域合作和国家间的合作，寻求并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本国、本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创造条件；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缩小南北差距创造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内在需要。世界多极化缘于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尽管在历史地既已形成的局势下，它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可能曲折前行，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世界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认识当今时代世界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特点，对于我们正确处理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握世界的走势和采取相应的对策，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提出统一性和多样性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一个重要根据。
本来，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早就存在。然而，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实际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推向了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地位。列宁曾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别开来了，范畴是区别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即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自然现象之网”是不断变化的，人们把握这个网上的“纽结”也必然不断丰富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与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错综复杂的时代变化紧相联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一对辩证法范畴。
（三）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4]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精辟而深刻的概括。讲的是“创新实践”、“新的壮丽史诗”，突出了一个“新”字，而发生的变化则是历史性的。
第一，创新实践源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催生理论创新的现实土壤。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交相辉映，新事物层出不穷，事物的多样性不断显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显得特别突出。世界是多样性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在各方面具有多样性特点的东方大国中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新课题，在书本上不见经典，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先例可源，照搬书本、照搬外国都是行不通的。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开拓创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崭新实践中找到了这条道路。这是一条新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所找到的这条道路，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全面小康、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一国两制”，等等，都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创造的各方面的中国特色，是事物的多样性在实际生活中的生动体现。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具有普遍性，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统一性要求，那么，在把这种一般原理应用于不同国家时只有同那里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显示其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具体实践的方式转化为现实。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在实践中所显现的多样性，正是把一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产物。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巨大优越性的，是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创造的各方面事业和各项工作的一系列中国特色，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与统一性具有内在联系的多样性，是生命力的源泉，是把一般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现实的结合点。只有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的观点，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及重大意义。
第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还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理解。
党的十七大首次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表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界定，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不是某一局部的一般工作总结，而是全方位大跨度地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是由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是由这些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各种理论观点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等，都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都是围绕着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它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这就决定了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各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但同中亦有异，切入点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在这一理论体系初创时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回答了相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的则侧重于回答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有的则侧重于回答在新的具体条件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随着过程的推移，认识在不断深化，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和发展了。
（原载刘国光、汝信主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2]参见《参考消息》1980年1月13日。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