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检验后，我们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价值体系相当复杂多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践行需要处理好主导与多元的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语境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普遍意义上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开端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开端，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为止，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一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其历史语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 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51]的确，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由不同的阶段组成。社会形态的生成与发展亦然，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52]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它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础，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形态的变迁，形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考察人类历史的坚实基础上，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归纳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大阶段即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而“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53]。每一个大阶段还可分为几个较小的阶段，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阶段又分为三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划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改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多级发展的过程，也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如“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就是在这样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仍然可以再划分为更小的若干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曾一度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54]，犯过“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的急进、冒进的错误，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继承并逐渐重视、探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阶段论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处的阶段性实质，改正了急进和冒进的错误，形成和初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59年年底至次年年初，毛泽东同志就已认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只有经过后一阶段，达到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十分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个观点。[55]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全面把握中国国情成为党内外面临的一个急迫的理论研究课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持续的讨论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识到我国的最大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并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依据来起草党代会报告并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之所以要强调这个总依据，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特征
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阐释，特别强调这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而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由于物质文明的不发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条件利用资本主义和其他非公有经济，允许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层次性、经济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元价值观混杂，社会思想信念混乱，尤其是外来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冲击，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常复杂的历史面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
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但冷战思维持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仍然主导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西方价值观霸权对我国的挑战愈加咄咄逼人，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了对付冷战对手苏联的全面战略——一项将威慑、竞争和谈判熔为一炉的综合性政策，其中的竞争包括意识形态、外交、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武力干预和秘密行动六个关键方面，提高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则为首要任务。尼克松认为，意识形态是美苏军事、经济、政治争夺的根源：苏联要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失败，其他方面的力量和优势——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如何与对手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尼克松认为美国手中握有“民主”“自由”两张价值观“王牌”，它们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美国必须在思想战线上加强宣传工作，除了增加投入外，还必须设法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技术，通过新媒体来打赢意识形态战争。尼克松指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有两大任务：一是针对对手的新闻审查，设法曝光对手不愿公开的“真实情况”；二是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对待国际问题的思想、立场。
尼克松在谈到“秘密行动”对策时，冠冕堂皇地宣称美国不会仿效苏联的行为，不会采取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行动手段：武装叛乱分子、资助他国同党和左翼党派、散布假情报、培训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暗杀对手。那么美国的秘密行动是什么呢？尼克松透露了就是给叛乱分子、反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武器装备或美元资助，前提是这些资助对象的行为必须符合或支持美国的目标和利益，例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支持伊朗国王复辟，取代当时的左翼政府，还有20世纪80年代给对抗苏联侵略的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数亿美元的秘密援助。其实，美国的秘密行动迄今人们所知道的与尼克松所不屑的苏联的行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会不知道艾伦·威尔逊·杜勒斯这位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在1945年就提出的对付冷战对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秘密行动”中的那些卑鄙、下三烂的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56]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大外交》也主张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之一。
美苏之间的冷战时代虽然结束了，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冲突远未终结。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公开宣称的那样：“反共并不是一项政策。它是一种信仰——信仰自由。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一信仰”[57]，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性就无可回避。敌对势力之间所有的合作、妥协都是暂时的、策略性的，尤其是当实力强大的一方奉行“和平演变”战略，谋求“不战而胜”的时候。
显而易见，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意识形态斗争极其重要的场域。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体系主导与多元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处于急剧变迁的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型是指社会结构整体状态的全面过渡，包含着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主要方面的变迁；社会形态的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期必然导致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多元化状态形成，古今中外新旧“左”“右”等种种价值因素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外来的尤其是西方传入的价值观、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左”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的价值观等，各种价值意识、观念甚至体系重叠交叉共生，同时也相互矛盾缠绕，摩擦冲突。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冲突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冲突最突出最激烈的表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艰巨，必须坚持主导与多元的统一。
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可以理解为核心价值和非核心价值、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的统一，即可以理解为主导价值和多样价值的统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都必然拥有一种主流的、核心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以统领、驾驭和协调处于非主流和非核心地位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方面，主导的、主流的、核心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应当包容多样；另一方面，多样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应当寻求与主导、主流和核心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的协调一致性。仅从群体和个体的关系而言，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又必须和应当保护、创取和发展正常的合法的个人利益。那种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损害个人利益，或用个人的利益，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或以权力聚敛财富，或借改革以营私，或利用市场经济的潜规则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肆无忌惮地吞噬和侵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不容许的。必须正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由于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价值失衡现象。理应采取有效的举措，一方面抑制少数人不正常的暴富现象；一方面扶持和引导大多数弱势群体，分取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通过增长财富性的收入和积累，改变困顿的生活境况，以实现社会公正和价值均衡。
文学艺术反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表现出来的。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的价值观念的充分的体现者和忠实的执行者。这些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最能承载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战争年代，如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塑造出一大批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宗旨而英勇奋斗的灿若群星的将帅形象和英雄人物。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体现主旋律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些成功的改革家、创业者的形象，人民公仆形象和反腐倡廉的先进人物，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爱国情操。
二 统一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
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面对和回应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统一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
首先，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提倡文化的理想精神，统领和疏导一切“非理想化”和“非英雄化”的社会文化思潮。曾几何时，有人主张“毁灭理想”，并宣称，中国和世界都到了所谓“无英雄时代”。这种“非理想化”和“非英雄化”的论调是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
尽管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不尽人意的现象，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进军，不断扩大着生活中的积极面和光明面，改革开放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使他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催生和激发出新历史条件下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涌现出大量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人物，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批不畏艰险、奋勇献身的先进人物，他们无不表现出可歌可泣、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奥运赛场上，英姿飒爽的中华健儿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历史，为祖国争得了荣耀、骄傲和自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他们告别了“我不相信”的时代，开始走向成熟，催生出日趋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人们从电视荧屏上所看到的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真挚动人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甚至比起作家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还显得更加灿烂夺目和光彩照人。观众从“感动中国”“红色记忆”“旧时代先锋”“劳动者之歌”对历史和现实生活里的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的写实性传播中，深刻感受到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勇士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感受到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那些为了实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付出辛劳和智慧的社会精英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境界。
文化创造者、文化评论家和文化理论家都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表现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力量，鼓舞和激励人民投身到变革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既是对美好明天的祈盼，又是现实生活的运动。诚然，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出现过脱离现实生活的幻想和空想。然而，总不能够在批判“伪理想”时，连同真理想也一并抛弃了。理想精神是永不熄灭的人类精神之火，是照耀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丧失理想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追求和表现理想精神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同样，也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伪崇高”，在批判“伪崇高”时，连真崇高也一并抛弃了。“逃避崇高”会造成人的怯懦、平庸和矮化。悲剧和崇高精神永远是“大写的人”的尊贵的灵魂、坚挺的脊梁和高傲的头颅。没有悲剧、崇高精神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前途的。追求和表现悲剧、崇高精神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同样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其次，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应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带有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主张多元化、大众化，对被挤压和排拒到中心区域之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命运有所关注，表现出带有“非主流”特征的人民性、自由民主性的意向，追求一种大众欲望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以“反主流”“反核心”“反权威”“反统一”“反和谐”著称，表现出明显的“伪科学化”“抑理论化”“反本质化”“非理性化”的倾向，文化评论中往往倡导“削平价值”和“消解深度”。应当看到，西方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从边缘视域，反对他们所处那些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消解、颠覆的怀疑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已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当代中国，怎样理解、处理和判断大众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客观上存在着进一步协调“主流”和“大众”的利益和价值的合理分配问题，存在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合理分享问题。从原则上、方向上、全局上和发展趋势上看，由于近年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宗旨的爱民、亲民和惠民政策，越来越凸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亲和性、共同性和一致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应当是以人民大众为“本”。诚然，实现这个目标，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应当克服和防止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或把主流的价值体系和一般的大众的价值体系，即非主流的多样的价值体系割裂和对立起来。
再次，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应对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这种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同样带有复杂的两面性。我们既要促进和扩大正常的消费，又要抑制不断膨胀和发酵的消费主义。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转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市场经济为生产和消费注入了活力。文化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同样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从传统的文化事业的观念转向文化产业的观念，应当说，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进步。生产为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互动和竞相提升，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一方面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又要遵循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既有协调统一的方面，又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如何取得两者的双赢，一些体现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资效仿的范例。
这里，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文化的主流文化价值和大众文化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用主流文化价值排斥大众文化价值，或以大众文化价值贬抑主流文化价值都是不妥当的。在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不重视文化的经济效益是不妥当的，但如果不适度地夸大了文化的经济效益，甚至降低和损害文化的社会效益，既不能体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更无法贯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在文化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问题上，进入市场的文化是商品，具有商品属性，但文化是精神商品，又具有审美属性，只考虑文化的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不重视文化的社会文化审美属性和价值都是不正常的。在文化的审美性和功利性的关系问题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功利性凸显，但必须强调提高文化的审美品位，忽视审美的超功利主义，或鄙薄功利的纯审美主义，都是我们所不取的。在文化的思想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理应追求“寓教于乐”的最佳效果，只把文化视为思想教育之手段，或把文化当作游戏和娱乐的工具都是失之偏颇的。只有抑制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片面强调“消费至上”“利益至上”“快乐原则至上”“欲望主义至上”“享乐主义至上”的这些明显带有金钱拜物教性质和情结的价值取向，才能有利于创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和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