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的产生和演变，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系。越是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思潮就越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之一，当然也就成了社会思潮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矛盾凸显和深化改革几个阶段。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亡。中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它的革命队伍中，有来自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在他们身上，既有对革命和真理的追求和渴望，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原来阶级属性的影响，包括有些投身革命，但世界观始终是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始终是党的建设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思想战线上，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些运动对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影响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
1956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确实有少数右派分子借大鸣、大放伺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以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等。这些言论很快在社会上和高校中造成极大思想混乱，1957年5月下旬，原来整风的方向已被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所扭转。对于这种进攻，共产党当然要进行反击，不如此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打击面过宽，分量也太重，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62年1月，7000人大会后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摘掉了帽子。1979年为全部“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改正对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反右斗争扩大化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于如何处理思想政治领域的尖锐斗争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深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应当说，反右斗争扩大化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极个别当年确实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的人，极力要推翻邓小平“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44]的正确结论，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极力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这是后来错误思潮泛滥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1956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后，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7年经济建设效果显著，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重大尝试。它力图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解决其存在的统得过死、地方积极性难以发挥的问题，试图发展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次尝试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大跃进中的高指标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还很艰巨。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力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理论界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研究。但是，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泛起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样的氛围下，加上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理论的探索被严重政治化了，认识上的分歧也就逐步上升为路线之争。一段时期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过火的批判，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这些错误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一贯注意要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的缺点和阴暗面。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后，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毛泽东更加关注党和国家防止和平演变、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就像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45]“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就是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并认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由于对党内国内形势做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正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就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严重混淆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有些手段甚至是在过去对敌斗争中也不允许采用的。正如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启了改革放开的伟大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不久前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要把思想从过去的“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审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30年来的经验教训，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但是，这种审视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思路。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探讨，另一方面是有些人借“反思”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分析了这种社会思潮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在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46]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7]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划清了思想解放与错误思潮的界限，因而也成为错误思潮攻击的直接对象。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也就主要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这是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历史背景。
第二节 拨乱反正时期的社会思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拨乱反正。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很多长期以来被“四人帮”一伙颠倒的是非得到了纠正。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同时，也涉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也正是从这两个问题上发展起来的。
一 围绕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的社会思潮
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思潮是围绕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展开的。其主导方面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并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的理论成果。197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将实践作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而围绕这篇文章所开展的讨论，使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重新确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邓小平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4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意义，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始着手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清理。
随着对建国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清理和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很多“左”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左”的错误推向了极致，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就开始着手清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的错误，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历史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一些错误思潮也开始蔓延起来。在各种错误思潮中，最先出现的思潮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否定。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逐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酿成了长达10年的内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这些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刚刚开始探索，受实践的局限，在探索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不应否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应把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创立的伟大功绩同他晚年的错误相混淆，不加分析地否定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所做的一切，并将我们党建国以来所犯的错误全都推到毛泽东的头上。还有人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的科学思想混为一谈，认为毛泽东思想既包括正确的东西，也包括错误的东西。这样，就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49]，批评的就是这种倾向。
中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上述错误思潮作出了正式的回应。《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历史决议》，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还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50]
二 以“苦恋”为代表的“伤痕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和纠正，很多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恢复了应有的名誉。“伤痕文学”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人为主角，通过描写他们受迫害的经历来控诉那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这类故事的主人翁大多是“右派”、知识分子、知青等。这些人的经历不同，但都是天真、正义的化身，而给他们造成苦难的都是作为党的化身的各级干部。这些干部迫害他们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这些干部的私利。客观地讲，“伤痕文学”所反映的情况许多是存在的，但是其反映也是片面的。由于脱离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大背景，忽视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中的伟大成就，不能历史地看待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仅仅从个人的恩怨去理解问题，并把这些瑕疵放大为对这个时代的写照，这是“伤痕文学”的根本缺陷。而大众从这些作品中去了解那个时代，必然会对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正义性产生怀疑。也正是从“伤痕文学”开始，有些人把党的工作失误扩大为对党的所有干部的丑化，扩大为对党的整个形象的丑化。
“伤痕文学”和其他错误思潮的泛滥的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在1980年前后一些高校进行的学生会竞选活动中，一些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因公然宣称自己祖宗八代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而获得叫好，一些学生党员在选举中不敢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共产党成了被讨伐的对象。
邓小平在1981年3月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对《苦恋》要批判。在同年7月同中宣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51]由于邓小平的干预，有关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了引导，“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局面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三 关于“潘晓来信”的人生观大讨论
伴随上述社会思潮的出现，由《中国青年》引发，社会上出现了关于“潘晓来信”的人生观大讨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片面强调“兴无灭资”，把集体主义和个人的合理利益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个人利益，这当然是错误的。青年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这就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化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在信中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又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此信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来信”之所以引起了这样大的关注，就在于潘晓在信中所提出的“人性自私”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命题。按照她的逻辑，任何人的言行，其本质都是自私的。如果说这种言行对别人发生了积极的效果，那也只是一种派生出来的客观意义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大公无私”的人。这当然与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完全相背离的。其实，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本书第二编第八章对“人性自私”的历史根源，对集体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科学内涵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设专节分析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理论失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揭露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过是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论”在哲学层面的一种表述而已。
从当时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对于“潘晓”的境遇给予了同情，但是对于她所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却众说纷纭。由于把握思想讨论导向上的偏差，这场讨论没有很好地帮助青年澄清人生价值观方面的迷雾，所以直至今日，“人性自私”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些问题仍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不断涉及的话题。
四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种思潮主要还是以文艺的形式和大众舆论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则主要是以理论的形态出现的。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央党校一个资料编选组从1978-1983年年底的国内191种杂志、64种报纸、21种文集中，查阅到有关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文章就有740多篇。在这次讨论中，涉及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能否用有些人宣扬的“异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指导改革等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包括有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对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等学术性较强的问题。
一段时期中，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代表性的舆论、主导性的观点，不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来谈“人”，而是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来说明历史。当时的思想争论中的突出问题是王若水等坚持宣传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他们又发挥出许多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道主义的舆论。如说“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所有行为动机最深的基础、最基本的动因”，“人的价值就在于人自身”，“把人本身当作人的最高价值，完全是发自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有人还把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描述为“人的异化和复归”、“人——非人——人”的历史发展公式。还把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同他们“异化”论的观点相结合，热衷于批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价值的异化”，甚至不加分析地用马克思揭露旧社会的话来批评社会主义社会是“蔑视人”的。
“异化”一词，是马克思早年在创立他的学说时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而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曾经用“异化”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说明历史。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不再使用异化概念，偶尔提到“异化”时也已不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而且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场讨论中许多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舆论，把“异化”当作规律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异化规定为主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同自己相敌对的异己化现象，宣扬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生全面异化，所谓思想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认为只有“异化”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病的科学解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认为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异化、消灭人的异化。有的甚至还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存在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就必然要站立于社会之上，向它的公民发号施令。这种“社会主义异化”论必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既然社会主义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必然产生反过来敌视和支配主体的异己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同剥削阶级旧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它必然导致曲解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那种认为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必然产生权力异化、政治异化，只能是引导人们走向无政府主义。
应当看到，这种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出现，从国内背景说，直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肆意侵犯人权，打倒一切，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了严重后果。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历史曲折之后，人们必然会这样那样地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总结，包括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借反思历史宣扬抽象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就会引导人们走向歧途，造成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精神污染现象。
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泛起及其向社会和青年中的扩散蔓延，引起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上的讲话中，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错误导向以及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邓小平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的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52]
邓小平还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方针，指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众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53]他要求从“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不久，1984年1月，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文章从区分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两种不同含义入手，环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实质，对这场思想争论中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怎样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用什么思想来指导改革，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等问题，做了深入剖析和阐明。文章指明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54]同时也指明了，我们批评人道主义的抽象宣传，反对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但并不一概否定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主张要对它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异化”论，胡乔木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总的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主要是围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展开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曲折。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成为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分野。
第三节 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的社会思潮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次会议就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1984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和推进阶段。此时，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为什么要改革和向什么方向去改革。
兴起于1980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联产承包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受到猛烈批判的“包产到户”，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标志。而现在，它却被称作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就使得人们去反思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好，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搞好？如果说，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我们的具体体制和政策出的问题，那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也是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基本立场。但是在一些人看来，似乎问题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为什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搞好呢？特别是这一时期我们开始和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交往了，很多干部、知识分子到国外考察、学习，欧美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经济繁荣同中国的相对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一些人心目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的疑问。这样，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就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了。
一个方向是循着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展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55]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准确描述，也正确地指出了“左”和右倾错误的原因。我们党过去长期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其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生产关系的革命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原理做了教条化的理解，因而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这种做法遇到挫折之后，又往往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而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中国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就主张要重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要犯右倾错误。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56]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57]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另一个方向则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应该看到，虽然经过30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并巩固了下来，并且已经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调整了生产关系，并通过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借助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动各种各样的进攻，力图瓦解社会主义。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地要反映到国内的思想领域当中来。这也就给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 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崇拜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是在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这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则突出表现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崇拜。既然我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既然承认我们所建立的经济、政治体制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那么理想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什么呢？人们把目光又转向了国外。在这一时期，国家派出了大量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国外考察交流，扩大了我们的眼界，看到了国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于是，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再一次在全国兴起。一时间，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北欧模式等成了热门的字眼，大量西方读物被翻译和再版。大学校园里先后兴起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港台流行歌曲、牛仔裤、交谊舞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的思想禁锢后，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西方，重新发现了世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明确提出要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被大量引入我国。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错误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过去学习苏联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现在，有人似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他们更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向我们推销的东西并非都是好东西，而是要销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在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的著作被大量引入。这种理论由于它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庸俗经济学。但是它在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状态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方法，因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它的理论框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其主要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学习和借鉴中必须要有所分析。
比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正是由劳动价值论出发，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和资本运动的历史规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商品的定价是与劳动过程完全无关而只与它的供求关系有关的过程。这样，商品的价值就不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攫取，而是来源于他正确的市场操作。这样，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被掩盖在了管理技术环节下了。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背离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背离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会相互抵消。我国的一些学者既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也没有搞清楚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适用范围，就急于接受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并用这种价格理论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也就否定了剥削的存在。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思潮。
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再次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密切相关。按照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以后，商品交换关系也随之消亡了，商品经济就要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商品交换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很快消亡。斯大林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但是他把这归结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商品交换关系不仅存在于全民和集体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就是在全民所有制当中，也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发挥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积极作用。孙冶方、刘国光等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毕竟是要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不等于否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市场经济在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早已暴露出了其自发调节的缺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早就开始对“看不见的手”提出质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强了对社会生产的宏观调控。可见，将计划和市场作为划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志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在现实当中，计划和市场也经常会发生矛盾。特别是当市场利润过高时，企业追求利润的冲动必然会使它们反抗计划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已经在企业改革中出现了。由于此时企业开始了承包制试点，完成产值和利润指标成为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在总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自然要求“看不见的手”更多的调节，于是，在一些经济学家中开始出现了否定计划调节、崇拜市场自发调节的声音。
这些观点，虽然都还属于学术范畴的争论，其中对我们过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反思也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一些人将其中的一些观点极端化、教条化。于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开始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公有制、计划经济受到一些人的嘲讽和批判，私有化、市场化则受到一些人的青睐，中国人长期羞于谈论的“孔方兄”重新登台，拜金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一些人喊出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口号。
与此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成为社会思潮争夺的战场。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之后，对人性的挖掘和描写成了小说的主流。“痞子文学”以一个市井小市民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这个社会，其中所包含的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对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冲击，吸引了众多青年人的目光。有些作家对“人性”的挖掘彻底脱离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所遵循的阶级分析的立场，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解释成了“人性”甚至于是原始人性的冲动。美术界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我国，逐步取代了现实主义，并成为画家效仿的对象。由港台歌曲引领的流行歌曲的兴起，也改变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格局，而流行音乐中所承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和爱情至上的倾向，则对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这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崇拜在《河殇》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中，历史虚无主义还只是以一种情绪化的形态朦胧地表现出来的话，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了。其典型代表就是由苏晓康执笔的电视系列片《河殇》。
《河殇》是一部以讲述历史的方法拍摄的电视政论片。其核心思想就是以黄河文化为特征的黄色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苦难都是源于黄色文明的衰落。要使中国重新走向富强，就必须摆脱黄色文明而走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蓝色文明，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我们不否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落后的一面。但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足以使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有很多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的价值。中国近代的衰落也不仅是由于文化的落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才是中国百年苦难的根本原因。但是《河殇》对这一历史事实避而不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对此，《河殇》却不置一词。它大谈所谓的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实质上是在鼓吹投入西方的怀抱，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河殇》打着反思历史和忧患意识的旗号，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其解说词富于煽动力，画面的处理也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这部电视片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其对观众，特别是缺乏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的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这部电视片还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推崇，这就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虽然《河殇》播出后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这样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河殇》热播的后果在后来的1989年政治风波中得到了体现，美国被当成了中国的救世主，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自由女神”像，美国的国旗被一些青年学生穿在了身上。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河殇》影响的结果。而凭借《河殇》的影响，苏晓康等主要撰稿人也成为了“八九风波”的风云人物。
二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这种社会思潮受到了一定的抑制。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加严重了。”[58]从1985年年底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更加猛烈的态势在我国蔓延开来。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在讨论决议草案时，对写不写上反对自由化问题却引起了争议。对此，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有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他说：“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59]但是十二届六中全会结束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不让传达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以至此时在全国已经蔓延开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不到遏制，导致1986年年底全国28个城市发生了建国后所没有的学潮。
这一时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煽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刘晓波等人，他们攻击的矛头主要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方励之说：“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传统的、封建的东西；二是40多年马克思的文化……四项原则是不能推动改革进程的。”王若望也说：“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对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方励之说：“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实践，都得到错误的结果。列宁主义推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可是依照列宁主义所建立的每一个国家都不成功，结果都是错的，可见其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中共还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人作为维护他们权力的根据。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搞多党制。王若望说：“政治改革我怎么看。到目前为止要害地方还是不肯接触。要害在于党本身要改革……要实行多党政治。”“中国本来也是一张空白的纸，不过画了几十年，有点画得乌七八糟了。不是现代派，是向苏联学，而且还要加点封建的货色插进去。”金观涛也于1988年12月抛出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在某大学举行的“中国与未来发展大型研讨会”上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两大遗产之一”。电视政论片《河殇》也于1988年秋起连续热播，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目的在于否定社会主义。那么出路何在呢？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所在。方励之说：“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的，所谓全盘西化，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呢？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刘晓波说得更彻底。当被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他回答说：“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连香港记者都不禁感慨：“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呼应。从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年初，仅方励之在港台和国外媒体刊出的文章、讲演、访谈就约有20篇之多。他在香港《九十年代》刊出的文章中竟说“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一种文化不行了，干脆散了算了”。1989年1月1日，他在台湾《联合报》和香港《民报》上同时刊出文章：《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称“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面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一次名人名家座谈会上，他呼吁要“形成知识分子压力集团”，在另一次谈话中，直接煽动说：“中国民间力量组织反对党与中共对抗的形式就会出现”。同年2月，方励之、王若望等在接受外国记者访谈时大放厥词。王若望说：“老旧的马列主义，必须扫除，而且越快越好”，法新社当时这样报道对王若望的访谈：“王若望希望邓小平再活几年，好亲眼看到‘四个坚持’土崩瓦解。这样他才会知道，如果不是他们，中国大陆将会多么富足。”1989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中国访问，他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指名邀请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出席，其用心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9月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华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会见后，某些人与境外势力配合掀起了一股“倒邓保赵”之风。弗里德曼向赵紫阳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是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他回去后在斯坦佛大学的讲演中透露，“赵紫阳明确表示，若一个领导人不能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接着，同赵紫阳“智囊团”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香港媒体，透露出了要“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推出了吹捧赵紫阳、批评邓小平的文章。香港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甚至撰文说，要拥戴他们眼中的“改革派”赵紫阳成为“独裁者”来推动改革。称：“假如赵紫阳是个独裁者，使他拥有像蒋经国昔日那样的权利而十年不断”，中国才能有“希望”。美国纽约“中报”于1988年11月11日发表评论文章，对当时的情况作了描述：“中国内外的激进改革派和自由派近年来善用香港甚至台湾的报刊在舆论上里应外合，为改革助鞭。但这一次惊人的是矛头直指改革派祖师邓小平，要把皇帝拉下马，另立赵紫阳为新主。”刘宾雁甚至说，在中国大陆，如果不能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手段达成民主改革，他并不反对以暴力的方式达成改革目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抓住了青年人崇拜西方生活的心理，利用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改革的名义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时期也蒙蔽了许多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按照这些人开出的药方走上街头，直接导致了1986年年底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
“八九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胡耀邦去世后，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以悼念胡耀邦为名，提出要中央为1987年年初的反自由化平反，撤销北京市游行管理条例，甚至提出要取消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围攻中南海，并以下跪、绝食等手法博得人们的同情，煽动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
邓小平在风波平息后深刻分析了它的根源和性质。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60]“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又说：“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61]“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一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62]
第四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思潮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在“八九风波”过后不久，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政权的更迭，纷纷走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它们设计的道路。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落下，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土面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对此，有人为之欢呼，更多的人则是观望。和一些人的预期相反，这些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后都陷入了混乱和倒退之中。政权的更迭、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繁荣，反而是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一夜之间，俄罗斯就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而且，“民主”并没有给苏东国家带来稳定与和谐。苏东剧变以后，这些国家政治冲突不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在内战中四分五裂，俄罗斯竟然发生了总统率领军队攻打议会大厦的事情。苏东剧变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苏东剧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是经济没搞好还是方向、道路出了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前途？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坚持、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如何继续下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以他毕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人们在“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后的困惑给出了回答。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衡量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3]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命运面临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在迷雾之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中央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64]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生事物，加之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准备、政策准备、制度准备都不足，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甫一接触这一事物，就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一时间，下海潮、经商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席卷全国。刚刚从1988年的涨价风潮中冷却下来的国民经济又开始急剧升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1991年18.6%急剧增长到1992年的37.6%，1993年更达到了50.6%。而物价也像脱缰的野马迅速上扬，1992年居民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上涨6.4%，1993年上涨14.7%，1994年达到24.1%，大大超过了1988年的18.5%的水平。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社会各方面对市场经济的思考。一些人无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声称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蛇添足。另一些人则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忧心忡忡，进而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质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这种状况反映到社会思潮上就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被美国的一超独霸所代替。美国意欲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先后发动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针对中国制造了“银河号”事件，这也引起了国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
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的问题。WTO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关税组织，加入WTO，我们就可以在国际经济讲台上拥有发言权，有利于打破发达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但是，WTO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WTO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遵守WTO的规则，受到某些不合理“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加入WTO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机遇，也使我们面临风险与挑战。正因为如此，加入WTO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一些人反对加入WTO，甚至偏激地将积极主张和推动中国加入WTO的人说成是汉奸。但是也有一些人无视加入WTO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鼓吹无条件地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实际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
二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鼓噪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其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人也先后来我国访问讲学。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新自由主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八九风波”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十四大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似乎找到了翻身的机会。在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看来，任何资源放到完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去都可以达到最佳的配置，国家的宏观调控完全是多余的。所以，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中主张市场化，而且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也要市场化，甚至政府管理中也要引入市场机制。认为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只要政府不去干预，市场都可以自发地实现平衡。他们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改变我国的所有制，要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行业，实行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只有把产权量化到个人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他们把缩小分配差距的努力说成是平均主义，主张只有扩大贫富差距才能提高效率。他们将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张五常声称，马克思主义早就死了，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学术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地位，特别是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推销自己的观点，给自己披上了符合中央精神的外衣，使很多人分辨不清其本质，因而在知识界获得了较大的影响，严重干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新自由主义思潮理所当然地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批评。1994年，高鸿业主编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收录了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宋涛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中央也反复强调所有制改革不能搞全盘私有化，要坚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江泽民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65]他还多次严厉批评对国企“一卖了之”的错误倾向。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
三 新左派思潮的兴起
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还有另一股力量。他们是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20纪纪80年代，他们也曾激烈地批判过“文化大革命”，也曾热烈地支持过改革开放，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积极参加过“八九风波”。但是“八九风波”的混乱和苏东剧变后的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警醒，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对西方国家鼓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支持改革，而是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改革，看待世界。这种视角的重要特点是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晚年实践的批评态度，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合理的、必然的选择。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他们所要反思的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引入的西方思潮了。这可以说是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张飞岸对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做了如下七个方面的概括[66]：
1.对全球化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目前全球化是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中国应认清全球化的陷阱，抑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盘肯定全球化，认为中国应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接轨。
2.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认识差异：二者都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贫富分化等社会危机，但对危机产生原因的看法不同。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权力与资本勾结造成的，要解决问题必须对资本扩张的势力进行遏制，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目前既得利益的合法化，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实行混合经济，同时加强民主基础上的国家能力建设。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垄断，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解决中国问题要进行彻底的私有制改革，同时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3.对民主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民主的本质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在私人资本统治下不可能有人的自由，穷人和富人不可能有同等的自由，要追求民主自由，必须遏制市场消极力量必然带来的两极分化，必须有人为干预去纠正市场的正反馈机制。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的本质是自由，只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才能给予人完全的自由。
4.对美国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美国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它只是以自由民主为名在全世界维护一小部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美国化的结果必然是民族分裂、社会动荡。自由主义把美国当做正义的化身，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中国只有全面美国化才是唯一的出路。
5.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之上，中国要想发展必须改变世界体系的格局，在现有的范围内，中国将永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和加工厂。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是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带来了西欧和美国的繁荣，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6.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出路，极权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不完善造成的，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和权力腐败。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必然导致极权主义，使所有人成为国家的奴仆。
7.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新左派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弱肉强食的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竞争的西方文化已经把人类引向歧途，其发展最终会导致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战争，会导致人类灭亡，人类未来必须从中国儒释道文化中寻找前途。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文化，应彻底批判。
新左派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其思想来源并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是从全盘西化的营垒中反戈一击加入到新左派的阵营当中来的。他们多数人怀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怀，对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抱有很深的同情，对西方的社会思潮有较深入的了解，对西方国家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也有自己的见解。从其产生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断更迭，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多数新左派还是从理论层面探讨问题，从事的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是也有少数新左派主张诉诸行动，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实际代表的是一种极左的思潮。对于新左派我们要一分为二，要支持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确主张，但是对于其中一些人的极左倾向，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认识。
四 民族主义思潮的活跃
在新左派思潮兴起的同时，民族主义的思潮也重新活跃。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特别是在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中迅速兴起。
民族主义思潮是以反西方的面目出现的。许纪霖对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了一个概括。他把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为三波发展。第一波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1994年以后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包括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为代表。这里，将何新等人的反西方言论作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似有不妥。因为何新等所反对的是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他们主张中国不应该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西方文化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并非所有的西方文化。而且，他们也没有把中国的文化放在特别优越的地位上。而《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它以明确的民族主义诉求对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政治主张。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将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惯例强加于中国，主张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原则，有修改游戏规则的勇气。
民族主义思潮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出现的全盘西化诉求的一种反动。其中虽然也有一些过激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维护，是中国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民族复兴的努力的继承。其中一些观点确实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笼统地将它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变化中看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蛮横，看到了全盘西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因而主张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应该看作是对西方霸权主义的一种反抗。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需要向理性、建设性的爱国主义方向引导。
五 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倾向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主张全盘肯定和回归传统文化。
在《河殇》热播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也悄然兴起。《河殇》看到的是西方文明的强盛。但是另一些人却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发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说明儒家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可以克服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成分而得到社会的和谐，所以要复兴儒家文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更是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粉墨登场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并不是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完全对立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有着共同的批判对象。文化保守主义批判“五四”以来的一切革命，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恶果就是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中国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深渊。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回到五四运动以前，重新恢复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而一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明确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当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源自于激进的革命学说，而每一次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更深的苦难。如果没有这些革命，中国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灾难”了。这些人并不是新儒学的倡导者，但是在指责五四运动这一点上却与文化保守主义者高度一致。在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传统上，他们组成了“统一战线”。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另一个倾向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复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神秘主义的传统的。在解放以后，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被当作封建迷信受到了批判和清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神秘主义又夹杂在气功热的形式中死灰复燃。一时间，佛庙、道观香火兴旺，甚至一些党的干部也不信马列信鬼神，唯心主义有神论猖獗一时。神秘主义还通过“法轮功”形式大行其道。应该说，在诸多的气功种类中，“法轮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但是它却是各类气功中最强调组织性的一种，因而也组织了最庞大的信徒队伍，其邪教性质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它的一系列政治性举动终于使它触及了法律的底线而被依法取缔。受“法轮功”事件的拖累，神秘主义有组织的活动受到了限制，有些还被禁止了。但是这也警示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历来有利用封建迷信组织群众反对政府的传统，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给政权的巩固带来危机。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都有所发展，但是，其影响都比较小，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形成冲击。只有“法轮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
第五节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社会思潮
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各种思想激烈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过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基本成形，社会思潮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使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阵地从传统媒体转到了网络，社会思潮出现的频率更高，传播的速度更快，相互间的碰撞也更加直接。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一方面，我国经济连续10年实现了高增长，抗击“非典”、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胜利、载人航天和探月的成功、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社会各种深层次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贫富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房价居高不下、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滞后、特别是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实施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努力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免征农业税，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强调国家举办的医疗和教育的公益性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但是问题的解决总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深化改革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争论碰撞的焦点。
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新世纪，美国的霸权主义有了更充分的表现。“9·11”以后，美国以反恐为由，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制裁朝鲜、伊朗。继1999年5月8日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后，2001年4月1日，美国军机又在中国南海制造撞机事件，并拒不道歉和赔偿，激起国人的强烈不满。2003年以后，美国又在东欧和中亚地区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霸权主义嘴脸进一步暴露。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海啸，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拉美和苏东，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宣告破产。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快速崛起，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另一方面，又调整战略布局，重返亚洲，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另一个焦点。
一 刘国光旋风等“旋风”频起
左翼学者把目光聚焦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改革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万能化，这是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中最突出的碰撞是自2004年起连续刮起的三场“旋风”，这就是2004年围绕国有资产管理人收购（MBO）掀起的“郎咸平旋风”，2005年围绕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掀起的“刘国光旋风”和2006年围绕《物权法》掀起的“巩献田旋风”。之所以被称之为“旋风”，并不在于郎咸平、刘国光、巩献田的言论有多激烈，而在于他们的言论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浪潮。
从2004年8月起，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或谈话，揭露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国有企业以产权改革为名，变相侵吞国有资产。同年8月9日，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揭露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通过财务记账中作假等手法，将巨额国家资产收入囊中。他的演讲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引发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管理人收购（MBO）是否合理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国企的经营绩效按照我的调研，看起来不比民营企业差，因此硬要把国营企业转成民营化。理论根据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认为是‘拍脑袋’式的决策。”他反对“国退民进”，“政府应该退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需要改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推动人事改革，用市场化的薪酬来吸引职业经理人……”[67]国有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就像请保姆一样，聘请保姆不是私有化，不能因为请了保姆，就要让保姆变成主人。郎咸平的观点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新左派学者和90%以上网民的支持，但也受到一些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反对。张维迎是MBO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侵害私人财产，“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只有分给私人经营者，才能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才会出现企业家市场，才会有信托责任。”他说“经理是实际的所有者”，只有激励管理者才能提高企业绩效，只有管理者有资格获取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即他定义的企业所有权，“让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拥有所有权可以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达到最大程度的对应，从而带来的‘外部性’最小，企业总价值最大”。[68]管理者最难监督，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获得企业所有权。这些观点成为MBO的理论依据。这场争论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关注，最后国资委明确宣布中央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MBO，暂告一段落。
郎咸平旋风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其原因就是在前一阶段国企业改革中，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MBO的现象。产生于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其体制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卖了之”，一些国企领导人利用改组改制，侵吞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了企业的所有人。而指导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这种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明晰的，是“人人皆有、人人皆无”，只有将产权量化到个人，企业的经营者才会有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据说，这种理论是来源于科斯的产权定理。但实际上，就像20世纪80年代人们误解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样，科斯的产权定理在这里也被简单化了。在科斯那里，产权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到了这里，产权被等同于所有权。郎咸平不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他是通过对格林柯尔系的财务分析得出了结论。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违背中央政策的产权理论会大行其道？
随着争论的深入，不久之后，另一场旋风又到来了。
2005年7月15日，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他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针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状况，他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分，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69]这个谈话发表后，引起广泛共鸣。程恩富、高鸿业、宋涛、吴易风、左大培、胡代光等经济学家纷纷撰文，支持刘国光。社会科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者也大力支持刘国光，认为刘国光提出的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界存在，而且对其他学科也有普遍意义。但是以高尚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一些刊物极力反对刘国光的正确观点，批评他“反对市场经济改革”。刘国光又发表“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关于当前思想理论领域一些问题的对话”等进行论辩。一场改革开放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市场经济改革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的方向的大讨论，形成一股强劲的刘国光旋风。
就在刘国光旋风风头正劲的时候，巩献田对《物权法》草案的批评又掀起了一阵旋风。2005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关于公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同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发表了《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19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由此，法学界以杨立新、江平、王利明为一方，巩献田、左大培、杨晓青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领域从经济学转到了法学。辩论的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要搞私有化。巩献田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搞私有化的观点也许有失偏颇，采取的方式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不难发现，争论双方并非无的放矢。当时就有一些人搞所谓的“民间修宪”，最核心的修改就是去掉坚持党的领导，加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意见也许有失偏颇，但是，对捍卫《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说，巩献田的观点是很有针对性的。
如果我们把三个旋风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个旋风都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的。郎咸平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一些人借国有企业改革侵吞国有财产的秘密，刘国光对造成这种行为的理论根据做了批判和反思，而巩献田则从立法的角度反对将国有财产私人化的倾向。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郎咸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刘国光等一批学者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具有相同倾向的言论，并得到了包括新左派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支持，这反映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所鼓吹的私有化的不满。争论的焦点不是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是人民共有的财产，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使国有企业更加发展壮大，焕发出新的活力来，而不是将人民创造的资产变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甚至以改革为名将国有企业据为当权者私有。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后来发生的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正是反映了这种不满。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所鼓吹的私有化的主张，理论界曾经多次提出过批评，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巩献田旋风的出现则是这种批评由理论界走向人民大众的结果。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
二 西山会议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2006年3月，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庄召开了一次题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闭门秘密会议（不请记者，不作记录、录音）。会议总的方向仍然是继续鼓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指责“十一五”规划由党中央提建议、国务院作规划纲要、提交“两会”讨论和人代会通过的方式，是所谓“行政治国”的旧思维，要作为所谓“法治化改革”对象；他们对一些人用西方经济学误导改革的恶果掩而不提，而把一切问题归罪于政府，蛊惑地提出政府的权力是腐败之源，借口转变职能攻击政府权力，声言改革“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决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横加指责，诬称国有经济“是中国的最大的寻租场”、“耗租场”，甚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同拉萨尔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公然声称我国的改革存在着“改革领导者的盲点”，因此“现在最急需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要成立所谓“综合改革领导部门”，鼓吹“政府将不再担当改革主导者的角色”，“一个庞大的专业工作者阶层”，“将决定改革政策的实施和实施的质量”等。有人甚至公然提出，共产党没有依法登记，因而是非法的。会议的召集人还以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存在来替新自由主义辩护，说“新自由主义的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批了”。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使人们将其与1925年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的那次西山会议作了类比，称之为“新西山会议”。这次会议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刘国光旋风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击。但是这股反击立刻招来了更加激烈的批判。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错误思潮借“反左”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风光不再了。
“新西山会议”还传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有些人认为，经济领域中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大体完成，下一步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搞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搞而又不敢说的，譬如台湾的模式”。看来，按照西方多党制的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一些人的主要诉求。
三 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曾一度在中国出现，并造成一定影响。21世纪初，这一错误思潮再度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2007年，谢韬给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文中明确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求中国也要走苏东剧变的道路。谢韬从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摘了600字，借以论证恩格斯晚年由主张暴力革命转向了主张议会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而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才是修正主义者，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什么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功了，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失败了，进而要求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李锐更加露骨地说，应该“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70]由此掀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
辛子陵还抬出了所谓恩格斯的“93个字”。这“93个字”是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恩格斯说：“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71]辛子陵的所谓“93个字”就是这段引文中用黑体字标出的部分。据辛子陵说：“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辛子陵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他的手法太过低劣。
这股思潮一出现，就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先后发表了《要尊重事实，尊重原著》、《我们要理解和读懂恩格斯》等文章，对谢韬、辛子陵歪曲恩格斯原意的观点和手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个团到瑞典访问，与社会各阶层座谈。参加座谈的没有一个人称瑞典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大多标榜自己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划清了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区别包括：在指导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是抽象人道主义的一元化，它有时也提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指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而且只是多元指导思想中的一种。它坚决反对、从来不提列宁主义，在中国，它反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经济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标榜私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国有经济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只在不赚钱的领域和需要用国家资金承担长期投资风险的领域存在，以保证私有经济的赢利，是私有经济的补充形式。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而民主社会主义标榜超阶级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在分配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则在不触动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福利制度中体现出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起到改良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但绝不能把它夸大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这些做法也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在奋斗目标上，科学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纲领，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道路和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四 从“左”的方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
2007年9月，有些老同志写了《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文2.5万字，并在网上发表。《献言书》从“所有制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对外经济关系问题”、“资本家进入共产党问题”、“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问题”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作了根本否定性的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建议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党章》中不再提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删去《党章》中关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提法”等。
应该肯定，《献言书》提出的七个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不应对改革开放作出根本否定的估计。譬如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多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人均收入有了几十倍的增长，但是城市人均收入提高更快，这是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所以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要进一步解决，而且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不应当根本否定。党的十七大报告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效，不容否定”，就是对这种思潮的回答。
《献言书》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潮，前者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否定改革开放，后者只讲改革开放，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前者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根本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后者则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根本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前者批评邓小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后者则认为“邓小平的‘左’阻碍了向西方多党制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既高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旗帜，又把它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相统一，即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即肯定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又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而进一步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五 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化
以鼓吹“西化”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以鼓吹“儒化”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和改革开放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历史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机会，但是在21世纪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思潮，其文化色彩日益淡化，而在告别革命、反对一切革命的旗帜下，结成了统一战线，成为一种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反对一切革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一切曾经被否定的历史人物都被重新戴上光环抬了出来，而那些曾经被大力宣扬的革命历史人物则被赶下了神坛。随着《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等古装戏的热播，封建统治者都成了除暴安良的救世主。在电影《走向共和》中，卖国贼慈禧太后、李鸿章的“忧国忧民”与孙中山等的“愤青”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伟时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辩护更是赋予了这种解构以学术的形态。这种对历史的解构还进入到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主渠道的中小学教育领域。由一些学者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要把“革命史观”改变为“文明史观”，据作者讲，这就是要使我们的中学生告别“狼奶”。有的电视剧虽然没有像《河殇》那样明目张胆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借对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的描述向中国的观众传达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观念——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是一个国家走向崛起的必要条件。历史虚无主义早已不是一部《河殇》所能涵盖的。它正从文艺的、学术的、大众传播的形态铺天盖地地涌来。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集中地表现在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指导思想。近年来，以《炎黄春秋》等媒体为阵地，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浪潮。对毛泽东的造谣中伤、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成了《炎黄春秋》近4年来的主旋律。与毛泽东同时被妖魔化的还有斯大林和列宁。对斯大林的妖魔化还不过是老调重弹，列宁则是首次被送上了被告席，十月革命被说成是历史上第一个邪恶的十月，第二个邪恶的十月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有人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说成是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是专制主义的暴君。
李锐写了一封给胡锦涛并诸常委的信，后来用《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成文，登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系统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李锐认为“要认真解决一百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进一步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民主的体制”。他在2007年8月30日“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中说：“由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实践，演化为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形成了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一党专政’的过程的后果，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实际上要求我们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内容，走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道路。
李锐还认为，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就是一个暴君”，他的功劳“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毛泽东的影响还笼罩着我们”，“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要求党中央推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李锐还认为，“在历代党的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决定要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况”，“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道路上”，“邓小平只赞成搞经济改革，不允许搞政治改革”，而胡耀邦、赵紫阳“都在此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并因此而触怒了邓小平，引发了历史悲剧。”实质上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向西方多党制的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重新登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准备，它终于在2004年7月以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学派”唱主角的新阶段。此前的三代新儒家，虽然其中一些人也表现出“崇儒反马”的特征，但总体来说，他们在儒学“花果飘零”的境遇下，主要将其阵地收缩于心性领域，在社会政治层面则较少发言。所以它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而出现。但继起的大陆新儒家则不同，他们对港台、海外新儒学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中国复兴儒学不能走“心性儒学”，而是要走“政治儒学”的道路，他们公开提出“王道政治”、“复兴儒教”等思想主张，要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王官学”地位，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大陆新儒学已经发展为一种现实性很强的“复古更化”的政治思潮。2005年，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儒学（教）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当今中国的“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的政治主张，他说：要“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72]。摆出了一副与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势不两立的架势，用蒋庆的话来说就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2004年，康晓光在其《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中，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政不仁”，明确提出了要“儒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他说：“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73]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的浮出水面，到底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这些明确的语言可以使我们清醒很多，它和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在“告别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方面结成了统一战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六 所谓“普世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受到揭露和批评以后，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热衷鼓吹“普世价值”论，作为各种错误思潮的新的理论包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新的策略。“普世价值”论在一些舆论阵地上的集中泛起，是近些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
“普世价值”思潮，实质上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绝对化为超历史、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要求按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明确声称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指责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是“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这种思潮的宣扬者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奉为不可超越的、终极式的“人类主流文明”，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背离”了这种主流文明，而改革开放就是要“融入”这种主流文明。他们声称“必须抛弃那些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瞄准由人类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
“普世价值”思潮泛滥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人把他们关于“政治改革”、“宪政改革”的观点同“普世价值”相结合，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把他们主张的所谓“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推翻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和途径。2007年，张博树抛出了《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它说：“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明确提出：“中国宪政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解构以至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同年11月，某单位的一位副教授致信中央领导人，居然从18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必须按“普世价值”的模式搞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制度。2008年2月，热衷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谢韬，一面指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完全不适用于”“现代政党”，一面鼓吹“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种种情况表明，在有些人那里，“普世价值”论已经成为他们要求推翻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种支撑和一面旗帜。
这一点，在由刘晓波等海内外民运分子炮制策划、于2008年12月抛出来的《零八宪章》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零八宪章》的主题和思想纲领，就是所谓“承认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它声称：“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治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残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权威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选择。”这个所谓的“宪章”鼓吹要根据“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等基本理念“修改宪法”，并提出了包括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全面推进私有化，借口“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反对共产党对军队和司法的改革，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取消煽动颠覆国家罪，以及把我国改为“联邦制”国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煽动中国公民要“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不难看到，在“承认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主题下，《零八宪章》鼓动的所谓“公民运动”，其实就是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其所推动的“伟大变革”，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彻底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最终达到“改旗易帜”的目的；其所期望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其实就是推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略去细节，我们仿佛还徜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话题还是那些话题，主张也还是那些主张，只不过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张更加系统、鲜明，各种思潮的斗争营垒更加分明了。通过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首先，这些思潮都是改革开放社会变革中社会矛盾的产物，它所折射的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走向问题；但这些思潮的出现和传播都有国际背景，大多社会思潮还都披上了西方社会思想的形式。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复杂多变，但有一些社会思潮是反复出现的，构成了社会思潮的基本画面。这些思潮包括：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普世价值”名义鼓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思潮；以及与上述思潮相对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思潮。这些社会思潮直接以回答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政治思潮形式出现。与之相伴的还有历史、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人生观、价值观领域的“人性自私”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哲学领域的抽象人性论和异化思潮和“普世价值论”的思潮；以及面对中国迅速和平崛起的有关国际思潮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等。尽管这些社会思潮的形式复杂多样，其核心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向问题。在与上述社会思潮的比较、鉴别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始终是社会思潮的主流，以坚持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前进的方向。可以预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扩大，深层矛盾的凸显，国际环境的日益复杂，上述社会思潮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会更加顽强地表现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社会思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引领社会思潮面临巨大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