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日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为此，中国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符合国情、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外战略。对外战略必须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科学地预见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取得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战略的目标是：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推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外战略重点、具体目标有所调整，这种调整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对日战略是中国总体的对外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对日战略与对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实现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推动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准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由此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受压迫、被侵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也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中国大陆尚未完全统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和影响依然存在，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巩固；因为长期内外战争，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城市失业严重。据统计：“1949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8]新中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立足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共和国领导人也深深懂得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影响，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要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尽力争取外部支持，尽可能地与世界各国建立贸易联系。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实行经济技术合作，还应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成为领导拥有数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中国要恢复和发展经济，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国际支持与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动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德国、日本领土被占领，其国力受到极大削弱。英、法等主要反法西斯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下降。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一枝独秀，美国本土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破坏，军事工业在战争中获得长足发展，且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力量。美国和苏联是战后世界上的两个强国，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当然，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同抗击法西斯，共同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为自己制定了充当世界领袖的构想，企图在世界各地建立其霸权。美国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作为战争时期的盟国能够继续保持同盟关系，罗斯福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压制革命暴动的影响。”[19]美国希望战后执掌中国命脉的是一个亲美政权，为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蔓延发挥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美国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垄断对日受降权，帮助国民党把其远在大后方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到受降前线，旨在让国民党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又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给蒋介石以巨大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竞争。1949年4月，美国等12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形成。北约是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参加“北约”的国家实行集体防御，以防止共产主义“入侵”，从欧洲、大西洋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拒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在国际上，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在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甚至直接参与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和轰炸。1949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20]杜鲁门所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政府曾经一度对苏俄实行孤立、敌视政策，但是，随着苏联政府的巩固，欧洲各主要国家政府基本上都承认了苏联，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却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可怕的，拒不承认苏联，直到罗斯福任总统时期，美国才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可见，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对亚洲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同样采取敌视、封锁、不承认的政策。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15个西方国家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相约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中国也被列入禁运国家中。美国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鼓吹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认为台湾如果被中国共产党占领，美国的太平洋生命线就会受到威胁。美国驻日战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鼓吹军事援台，台湾如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给船，不能落到共产党手中。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为这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如果韩国政府被推翻，苏联将把亚洲一块一块地吃掉，随后吃掉中东和欧洲，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决定援助韩国军队，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实行台湾海峡的所谓“中立化”，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阻挠中国的统一。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的封锁包围，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1949年1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力图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1949年5月，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国力大大提升。1955年5月，苏联等八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同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对立为特征的两极格局。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友好政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新中国支持和援助。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日，苏联就致电中国政府，宣布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10月3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亚洲邻国：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国，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相继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欧洲的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家也在20世纪50年代初承认了新中国。
中国政府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状况不可能短时间消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将长期影响国际格局的变化、发展，在制定对外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两个阵营并存的实际，利用有利因素，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争取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打破美国的包围、封锁，已不仅仅是外交问题，而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够巩固、中国的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社会能否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开始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
二 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揭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篇章。新中国政府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国家、民族独立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筹划未来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初步提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战略的基点。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明确指出新中国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21]，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要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为巩固民族独立、建设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中国在总的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对外方针、对外政策和策略，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外战略重点也不断进行着调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对外战略是始终如一的。
在整体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方针被形象地表述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中国认为过去旧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外交关系都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必须推倒重来，其目的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对于帝国主义同中国建交的问题，我们宁愿等一等，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在同它们建交前，把屋子打扫干净。毛泽东在论述“一边倒”外交方针时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2]中国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必须要归属于某一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主张中国要主动地倒，免得被动地倒。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是为中国选择的外交方向。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一边倒”，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有一部分人对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公开声明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有利于消除一部分人的幻想，消除一部分人的“恐美病”，坚定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今天在分析“一边倒”对外政策时，也许会发现其中存在“绝对”、“简单”的成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考虑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不能苛求前人。
中国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为唯一标准，实行完全僵化的对外政策，拒绝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来往，更不意味着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没有差别的铁板一块，而是在实行“一边倒”的同时，区别对待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外交的灵活性，保留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余地。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中国具体分析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认为资本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他们对待新中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上，应该分清敌友，区别对待。对那些可能承认新中国、成为我们朋友的国家，要采取有别于美国的政策，不能把它们挤到敌对的阵营中去。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向世界申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对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23]这表明，在筹划未来政府的外交时，即将诞生的新生政权领导者就已经表现出了宽阔的视野，对国家的内外方针大计进行了长远的规划。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4]。明确表示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承认新中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其中当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同时，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而是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主权为目标，表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灵活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他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讲话，指出中国外交的具体任务：“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25]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详细地阐明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方法。
中国区分对待资本主义的在华特权，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尽可能地扩展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空间，来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有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26]。
对外关系主要是国与国的关系，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在发展对外关系中，中国非常重视民间人士、民间团体和各国在野党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针时，注意争取和影响各国民众，发挥世界各国民间力量在维护和平、发展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周恩来认为，中国要建立外交战线，“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27]。中国一直重视“人民外交”，尤其是在冷战环境下，重视资本主义国家中民间孕育着的和平友好力量，重视各国人民在推动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把开展人民外交作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外交的重要原则，注意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友好往来，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通过中外民间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促使其政府改变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冷战下的国际格局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中国外交必须正确估计和认识客观形势的演变，适当调整外交战略目标、重点，做出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决策。1952年，中国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础上，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要“礼尚往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28]，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同时要与各国实行“互通有无”，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使中国外交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在正确的外交战略和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很快打开了外交局面，打破了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和矛盾影响到两国关系。苏联领导人不满意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中苏分歧和矛盾加深。中国逐渐开始将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对外战略重点，实行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在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斗争的同时，中国更加重视联合世界上更广泛的力量，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特别注重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希望中国能有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周边和平环境。毛泽东在1954年10月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29]表明了中国愿意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一切和平力量联合，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4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赢得了与会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赞誉。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被很多国家承认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的争夺愈演愈烈，霸权主义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与很多国家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建交高峰。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为更好地拓展外交空间，团结更广泛的国际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在反对美苏两霸中，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致力于与美国改善关系。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缓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国际因素。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对国际形势做了新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中国继续坚持反霸立场。从国际形势的特点来看，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也在不断增长，且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可以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国际战略也做了适当调整，中国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针，将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上，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综合国力、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只有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才能更好地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0]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强调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长期的对外战略目标，为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局部热战。如何认识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关系到中国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依然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中国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继续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战略，在坚持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处理好与世界各个大国的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制定的，对外战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战略目标调整而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起了巨大作用。
三 中国的对日战略与对日政策
中国的对日战略与总体对外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对日战略以及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对日政策和策略，就是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中日两国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其外交必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中日两国分别实行对苏“一边倒”和“依赖美国”的外交方针，这就决定了中日两国要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正常的官方关系，必然经历艰苦的过程。中国的对日战略不仅与国内形势、发展目标有密切关系，而且冷战格局、中美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确立对日战略，就要准确判断国际形势，了解日本基本国情，客观分析战后日本的政治走向，了解日本在世界格局发展变化中的地位。近代以来日本不断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由于战争结束不久，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记忆犹新，不能不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走向、军国主义复活、日本是否会成为亚洲和平的最大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31]。在莫斯科，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苏联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唯一与外国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条约第一条就申明：“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2]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威胁远东和平保持高度警惕，中苏要防止日本成为远东的反共基地和和平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西方世界挑战的序幕，美国不仅直接出兵朝鲜，还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加紧扶植日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作为远东反共的前哨阵地。中国对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承认旧金山媾和条约，谴责美国垄断对日媾和行动。中国也冷静客观地分析日本国内形势和日本人民的要求，认为：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是有区别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热爱和平的。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33]中国要充分发挥“人民外交”的作用，实现中日长期和平友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巩固民族独立创造了条件。中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国内社会秩序，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初步好转。中国经济社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要努力挖掘国内资源，动员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开拓国内市场，还要尽可能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国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日本经济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但是其工业化水准、管理水平远在中国之上，是亚洲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科学技术。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加之侵略战争期间，日本疯狂地发展军事工业，工业比例失调，国民生活水平下降。战争期间日本东京等许多大城市遭美军多次轰炸，多座城市化为废墟。日本面临着战后恢复经济、重新发展的任务。中国的矿产原料、农副产品、轻工业品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日两国都有开展经贸往来的需求。日本是一个务实的国家，虽然身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是日本并不想放弃中国大陆巨大的资源和市场，要争取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为战后经济恢复注入能源和动力。
中日两国间蕴藏着发展经济合作的条件，中国要将这些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制定符合两国人民愿望、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日战略。中国对日战略的总体思路是：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日本战后政治走向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总体内外战略的需要，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为宗旨、以实现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长期互利、互惠为目标。要调动一切因素，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中日两国的长期和平友好，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在这个总的对日战略指导下，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和日本政治的变化，调整了不同时期对日战略重点，制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相应政策和策略，推动着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鉴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改变对日政策、重新武装日本，是否会导致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是否会再度威胁亚洲和平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国批判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认为美国垄断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是非法和无效的。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旧金山会议后，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发表了《吉田书简》，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和约》，公然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中国对日本屈从美国压力，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敌视中国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同时，中国也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日本人民希望国家能够走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实现和平友好，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是不满意的。因此，战争结束后，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也符合广大日本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周恩来在谈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时指出：“不但人民要往来，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34]中国希望开展中日两国的“人民外交”，来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态度，使日本政府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与日本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
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湾方面建立了官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长期的战略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坚信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中日人民通过相互往来、建立友谊，会促使日本政府认清形势，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终究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着眼未来，在总体对日战略指导下，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从下到上地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民间外交开展后，中国根据民间外交的水平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先后提出了“官民并举”、“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等策略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中日两国关系向前迈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科技、政党等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都有长足的发展，两国民间往来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具有半官方性质的长期贸易协定。中国尊重日本社会制度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等日本主要在野政党保持着友好的党际关系，把与日本在野党的“补充外交”作为与对日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发挥在野党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中国的对外双边关系发展中，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是最为突出的，所谓中日邦交正常化“水到渠成”，指的就是民间外交对官方关系的推进作用。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国在对日战略指导下循序渐进发展两国关系的硕果，也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把推进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全面合作作为新的战略目标，不断推进中日关系向纵深发展。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中日和平友好不仅以法律形式呈现出来，也是中国对日的基本战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关系突飞猛进，形成了两国关系史上令人难忘的“蜜月时期”。这期间，中日关系虽有过矛盾、摩擦，经历了艰难曲折，但是，总的来看两国关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1983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第一次访问日本，标志着中日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成立，形成了发展中日友好的新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第二次访问日本，表明中国对发展同日本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中日全面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文件，中日关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高度，必将推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中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改善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作为未来外交的重点。中国充分认识到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中国近邻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中日“双赢”、“战略互惠”的战略目标。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规定了战略互惠的内涵，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作为未来中日关系的总目标，是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第四个重要文件。中国认为，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愿望，经济互补性不断加强，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广泛的、主要的，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日关系首次以“战略”表述出来，表明中国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新的定位，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对日战略，“对日战略”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总之，中国对日战略是中国总体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外形势密切关联，并随着国际形势、国内工作重心的调整而有所发展变化。中国的对日战略为中国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从民间外交上升到官方关系，从全面合作到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进而达到建设战略互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