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颇动情地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2年2月，他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林彪的叛逃，给毛泽东晚年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对林彪的花言巧语表示过不安，但绝没料到，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伪君子。林彪又是他一手扶起来的，所以，痛苦、愤恨，更多地只能埋在深深的心府之中。诗，便是一种表达方式。
他曾用白居易《放言》诗中的四句来表露自己的失察之悔：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指周文王的儿子姬旦，曾辅佐周武王灭纣。周武王死后，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尽管他昼夜操劳，“一日三吐哺”，仍有流言袭来，说他将取成王而代之。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理解了他的一片真心。西汉末年的王莽则恰恰相反，未篡位之时对汉朝皇室和人民十分谦恭，声名鹊起，最终却灭了西汉，建立新朝。毛泽东这样解释：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盖棺才能论定。
1972年10月2日晚，毛泽东的诗友和故旧周世钊来到中南海，和他长谈了3个小时。周世钊拿出了一封早已准备好的四千字长信，交给毛泽东，向他面吐诤言。信中谈了8个问题：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打击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应该派出中央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落实干部政策；林、陈对各种知识分子也都扣上了臭字，或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应予以平反；经林贼的破坏，学校、工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处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状态，现在应该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理工科大学要提高教学质量；“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开放一部分……
毛泽东的回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周世钊的日记中曾录有毛泽东当时信手写录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诗《怀明卿》：
豫章西望彩云间，
九派长江九叠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
秋风愁在侍臣颜。
念罢，毛泽东接着说，如将“侍臣”改为“叛徒”，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试析诗义。
豫章，古地名，在淮南江北，即今江西南昌市。石镜，《水经注·庐江水》称，庐山之东有一石镜，为一明净圆石，可照见人形，毫发不差。
前两句诗表面上是写于江西庐山之巅远望长江一带的景色，实际上使毛泽东联系到1970年8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风云。正是在这秋风怒号时节的会上，林彪集团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迫使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林彪的同伙陈伯达，才把事态暂时平息下去。其后，林彪集团终于铤而走险，发动了武装政变的阴谋。所以，后两句诗暗寓说，无须再用石镜去照他的面貌了，林彪在次年秋季出逃的所作所为已经暴露出本来颜面。
毛泽东在吟诵这首诗后，还戏改了杜甫的一首《咏怀古迹》：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这首诗本来是写汉元帝时，湖北人氏王昭君出塞和亲。她一离开皇宫，就直向北方无垠的沙漠。现在，只剩下那青色的坟冢，默默地对着夕阳。
念罢，毛泽东又说：“明妃”指的是“林彪”。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首巧合无间的绝妙好诗。“荆门”，正是林彪的籍贯湖北。“一去紫台”，他离开了中南海紫禁城，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朔方大漠之中，只留下几堆孤坟面对沙丘落日。据当时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回忆，他们前去查看收尸时，因不明真相，确实给林彪、叶群等人堆起了坟丘，还三鞠躬表示悼唁。
无疑，毛泽东对这场令人心惊的斗争是深有感触的，也许，他不愿提及那可能发生的结局罢了。几年后，他又想起了另一首咏赤壁大战的怀古诗。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与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孙权搬家南京”的典故时，突然要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叶剑英未加思索，当场吟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些文化。”接着念诗：“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然后又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刘震是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也是空军副司令员。毛泽东以此表示对林彪、吴法宪的蔑视，对叶剑英的称许。他很欣赏叶剑英的诗词和诗才。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谈诗，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要向他们请教。”当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挥毫泼墨，一字不差地将叶剑英的一首七律默记书赠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
忧患元元忆逝翁，
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
回雁兼程溯旧踪。
……
面对毛泽东的称赞，叶剑英十分清醒。他知道，毛泽东尽管欣赏他的诗词，却对他和周恩来在林彪叛国灭亡以后，致力于纠正“左”倾思潮的工作，仍持怀疑态度。从1972年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们为解放大批受迫害排挤的老干部，进行着艰难的努力。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提出一个包括陈再道在内的300多人名单，由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通过。江青、张春桥却在会上百般阻挠，无端作梗，致使有时开了一天的会还解放不了一个。
江青等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心结。这年，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终于以向孔子开战的诗篇——这一奇特的形式表露出来。
1973年5月，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望毛泽东，见到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大字本。当时毛泽东为白内障所苦，视力模糊，只能看特地为他排印的大字读物。毛泽东拿起一部《十批判书》送给江青，并笑着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未等疑惑的江青开口，毛泽东又顺口吟出了一首小诗：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为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1934～1945年所作的十篇文章，内容包括对孔子、墨子、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韩非子、吕不韦、秦始皇的批判。批判，这一词来自日本，本意是评价，并不如后来的“大批判”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字子厚，曾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活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他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传世之作有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黔之驴》及政论《封建论》。
“孔二先”，即指孔丘，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因排行二，故毛泽东戏谑为孔二先生，限于字数，诗中称为“孔二先”。
江青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又还有些不明白。林彪、孔子、郭沫若、柳宗元，这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在毛泽东纵横千年的思路中是怎样的一个组合？她立即把这首诗和毛泽东的话回去告诉了善于嗅出动向的姚文元，二人苦苦地思索着。
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提这一话题。他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显然，他的思绪，还限制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范围内，只不过就事论事。
7月4日，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见了王洪文、张春桥。他颇动感情地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他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说着说着，毛泽东谈锋一转，指向了眼前。他批评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随口说出了分量并不轻松的四句顺口溜，结论是四句话：
大事不讨论，
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
势必出修正。
毛泽东最后又警告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听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番不满话语，张春桥心中窃喜，庆幸这一发动攻击的极好机会的来临。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的不满，竟导出了论诗品赋的一番调侃。
他说：“不能大骂秦始皇。”“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他吟出了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继而嘲讽地说：“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不顾王洪文的满脸茫然，毛泽东又说起了描写刘邦的《梁甫吟》：“‘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他笑着说：“我再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几句话，很难说清毛泽东当时的纷杂思绪。但无论如何，他的诗兴，已经开始进发，而且激情多于深情。
8月5日，毛泽东再次把江青叫到中南海，当面对江青念出了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并要她当场手记。这首诗后来流传很广，但舛错不少，据原件是：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最后一首诗。
随后，毛泽东又对江青谈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他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说林彪极左，上海不同，说是极右。《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又朝回搞呢！”据江青后来的传达，毛泽东还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对于秦始皇，毛泽东起初并没有偏爱。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在政变计划《“517工程”纪要》中这样丧心病狂地咒骂毛泽东：“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于是，毛泽东要站出来为秦始皇说几句话。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关于焚书坑儒，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显然，这些话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准绳之言，而是争辩与批驳中的激愤之语。可惜，这些话语在1973年与批左、右之争与《人民日报》事件联系起来，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
关于《人民日报》事件，有个前奏曲。1972年8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要求他们批判林彪的极左罪行。然而，几天之后，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姚文元却又指示《人民日报》批左不要过头，要批林彪的极右。于是，《人民日报》分成了两派，拥护周恩来的一些干部在10月用一个版面发表了批判林彪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责。《人民日报》便有人给毛泽东直接写信，表示拥护周恩来的批极左方针，不同意张春桥的批极右路线。
这场争论在1972年12月17日终于摊牌。当天，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右。一锤定音，从那以后，报纸上就只提批判林彪的极右，不再提批判极左。“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一起推行极“左”路线的江青等人，又开始占了上风。
从毛泽东上一首诗的“从柳退”，到这首诗的“返文王”，再联系到批评《人民日报》“又朝回搞”，显然，毛泽东的寓意在一个“退”字。他认为“九一三”事件以来，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恢复了“文革”前的一些党的政策，起用和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这些，都有一种“退”的趋势。因此，这首诗名义上是呈郭老，实际上却另有所言。因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产生于近30年前，他近期并没有否定秦始皇的主张。甚至有人评说，郭沫若当年的《十批判书》有一半内容是沿袭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成说。
这首诗也许是毛泽东诗作中最少诗味的一首，虽然较为工整、齐仗。但艺术、浪漫、比兴都远逊于此前诸作，充满着学术批判（也可以说成是政治批判）的气氛。前六句含义不难理解，认为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要重新评价，秦始皇虽然早已魂飞魄散，但他建立的大一统中国依然存在，他所推行的郡县制度仍被其后各朝代所沿用，而孔子主张恢复西周分封诸国的主张却是中看不中用的草包。后两句劝读者要认真读一读唐代人柳宗元肯定秦始皇的《封建论》，不要从唐代柳宗元的认识水平倒退到西周周文王的时代去。
8月7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发表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刊载于 《人民日报》。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先后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当着事先不知情的周恩来的面念了毛泽东的《呈郭老》诗，两次点名要82岁的郭沫若站起来蒙受羞辱。她的用心十分险恶，要凭借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意向，来批判与郭沫若有深厚情谊的周恩来。
洞若观火的周恩来，仍然采取以柔克刚的对策。当晚，他派人来到郭沫若的寓所，传达说：“郭老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并做出了四条具体指示。感激涕零的郭沫若始终坚信毛泽东的决策，包括这场被江青用来戟刺他的“批林批孔”运动。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写出呈毛泽东的两首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
沧海群龙竟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
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
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
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
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
难排蛊毒困究隅。
岂某樗栎悲绳墨，
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
寸心初觉识归途。
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读〈封建论〉》原诗的赞颂；第二首诗是他的自责和表白心迹。但在1977年后郭沫若手订的《沫若诗词选》中，尽管收录了其他“文革”色彩更浓厚的诗篇，却舍弃了这两首。也许是诗成后不久的突如其来的遭际，使他不堪回首。
几天后，张春桥亲自登门，逼迫郭沫若做检查，要他承认 《十批判书》是 “王明路线”的产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用意是想让郭沫若牵扯上当年在长江局和王明曾共事的周恩来，并要他写文章 “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既不能屈从，又不能反驳，只有沉默。2月10日，江青也来到郭沫若家，再次逼迫郭沫若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 《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郭沫若面对横暴，只有再度沉默。当晚，他突发肺炎，被送进了医院。毛泽东这时是否看到了郭沫若的两首诗，不得而知。但他起初并无意对郭沫若进行政治上的批判，而仅仅是想以此发端，阐发长久以来评价秦始皇和孔子的一桩积案。因此，他和周恩来一样，派出了专人去探视郭沫若的病情。
毛泽东晚年，确实有一种对孔子的执著偏见。尽管他曾说过，对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几千年历史文化，应当给予认真的总结和汲取。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越来越把孔子视为旧恶的渊薮，越来越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
早在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作长篇讲话，就曾把孔子“揪出来”示众。他说：
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他还一一数说了在孔子问题上分为两派的学者：
比如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就对于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范文澜）也是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
显然，毛泽东的爱与憎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学术之争，凡是贬孔的书，他就读；凡是褒孔的书，他就不读，甚至连有孔的画像都不能容忍。只是当时还在清理在世的“阶级敌人”，无暇顾及千年前的孔子。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调？今天，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人从这两个历史伟人的比较上去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人从孔子是知识分子的宗师这一角度，认为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资料员时，因受到尊孔的学者梁漱溟等人的冷遇，产生了对知识分子进而对孔子的激愤之情。这未免过于简单化。
也许，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上，我们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他是一个不甘受羁縻的进取者、破坏者，他常常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确实，我们民族脊背上几千年历史的包袱是过于沉重了，所以满族王公能够战胜明朝的传统军队，却不能战胜汉族的传统文化，稍作抗争后，也祭起了孔子的神灵，默许了裹小脚、八股文的顽疴。毛泽东虽然饱读经书（据他自己说，只有《易经》、《乐经》没有通读过），深谙史典，酷爱旧体诗词，但他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在唐诗中，他最喜欢的是李贺的诗作，因其孤愤、怪诞，不拘常情；在李白与杜甫之间，他强烈地褒李贬杜，在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谈话中已表示过对李白的欣赏，对杜甫的贬抑：“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因为李白的诗飘逸放纵，流露自然，而杜甫则过于寻章摘句、苦心孤诣了，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果说。在1966年以前，毛泽东的这种好恶还只是文化的品味不同，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化作了向旧文化开战的激奋。他厌恶孔子的“中庸”，因为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将大事无成；他讨嫌孔子的“修省”，因为他认为修身养性只会出修正主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对孔子的偏见更加上了一层对阳奉阴违的痛斥。
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常不厌其烦地对外宾或是身边人表露他对貌似中允者的厌恶。1972年2月，他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解释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泽东点头称是，接着提到了林彪：“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可惜，他只看到了林彪的两面派手法，没有看到使林彪内心藏奸得逞的根本，在于抓住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因此，他认为林彪仍是极右。他把林彪与孔子拴到了一起，“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因为奸贼用说好话的方式以售其奸，于是，一些好话，一些人所共循的道德也遭到了唾弃；于是，周恩来等人力图恢复党的政策的努力也蒙受挫折。这就是毛泽东那两首批孔诗引发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结局。
在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几个关于诗的插曲。
197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我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江青立即实践起来。1974年7月12日，她在《北京日报》一个内部刊物上批示：“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其后，在中、小学校又开展了批判《三字经》、《神童诗》、《女儿经》一类旧古董的大批判运动。为了设靶子，这些在30多岁以下的人中已无所涉猎的旧作，又被大量翻印，甚至由老师在小学生、幼儿中宣讲。江青还亲自抓了北京西四北小学等点，以诗攻诗，开展了“我写儿歌来战斗”的写批判诗活动。诸如“小板凳，排排坐，贫农大爷来讲课。狗地主，孔老二，压得咱穷人辈辈苦……”之类的诗作跃诸报端。至于那些《三字经》在儿童一张白纸的心灵上涂抹了些什么，则是几十年后才能知晓了。
江青还在天津小靳庄开辟了另一个诗坛，即“田头赛诗会”。这种形式在1958年大跃进即已产生，不过今天由歌颂改为批判罢了。“老太太我今年六十岁，孔孟的思想一大堆……”“要是孔孟复了辟，亿万人头要落地……”不绝于耳。当然，这些批林批孔诗作与毛泽东的批判孔子诗是那样地不和谐。后者仍然是诗，前者只是口号而已。
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并没有带来诗的境界和结局，也没有给他带来战胜孔子的喜悦。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读到他的新诗作。但他仍然喜欢诗，因为他临终前两年的心绪是那样不平衡，只有从读诗中去寻找寄托。“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龚自珍晚年的孤寂心声，也许值得再三寻味。
（陈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