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10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打完了温坊战斗，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不能向下透露。他没有具体说明战略转移方向。
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也从外地回到瑞金，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们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是由他长期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也要借此保护仍在一军团工作的同志。因此，此行没有达到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二
1935年5月8日，我们一军团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崖洞里等候着我们。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中央红军真正把蒋介石军队甩掉了。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这时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是军事上哪有尽人如意的事情？不可能每仗必胜。为了隐蔽自己、调动敌人，更不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三
194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人到五台山去接。
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往五台山。
我把我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安排给毛泽东同志居住。我搬到隔壁空着的那间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安排给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居住。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后面。
4月13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身体就不太好。毛泽东同志住下以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
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彻夜长谈。
我们从对晋察冀边区群众的印象谈起，又谈到江西苏区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接着又扯回当前的问题。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土改情况。毛泽东同志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这时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菜来。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饮边谈。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在这次谈话以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
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到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们的印象里，经过连年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真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
四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闭幕，我因为肺炎发高烧和心脏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陈毅同志不久也因病住进医院。
有一天，陈毅同志来到我的房间，很愤慨地对我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听了他的叙述，才恍然大悟。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补发一份印有她的讲话的简报。江青发言的大意是：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48年5月中旬。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接冀晋军区报告，有敌机在沙河一线活动。接着就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
我急忙走到院里，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不多时又飞来一架飞机，是B—25轰炸机。见此情况，我疾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我走进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从敌机轰炸的情况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而且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敌机轰炸城南庄，就是他们给敌人送的情报。后来经过正式审判，罪犯供认不讳，依法判处了死刑。
（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