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鉴于救亡图存的形势紧迫，中共中央以“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个主张取代了过去“选举国防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则拟由郭沫若任厅长。虽然这同“充实和加强”的应有之义相距甚远，总算是一个进步。
回国不久的郭沫若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事。他认为：多年间，直至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的顽固，他领略得够了。在他们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他们卖膏药，欺骗群众，是收不到推动抗战实效的。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而又不能收实效，将得不到青年们的谅解，还要受历史的谴责，不如让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或者去南洋募捐支援抗战。此外，这位北伐时期就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蒋介石的人事安排心中还憋着一股不平之气。所以，听力不好不适宜做宣传，成了他不做第三厅厅长的第一条理由。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者们都不同意他的理由。周恩来允许他多考虑考虑，也肯定地表示应当争取必要的有利于工作的条件，但不同意他对宣传工作的菲薄，而认为宣传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对群众的教育方面。针对郭沫若的不平，周恩来说：“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是毫无意义的。”
这番话使郭沫若默然。
周恩来并要阳翰笙劝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对待第三厅，这是个政权组织，作用不能低估。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郭沫若的顾虑和牢骚，从另一方面看却不无道理。国民党当局在各厅的人事安排上，进一步显露了鼠肚鸡肠的忌苛心理。第一厅、第二厅的厅长和第三厅的副厅长全都是复兴社的干将，特别是后者的安排，明明是要把郭沫若架空，当个傀儡摆弄。不久，政治部部长陈诚撇开了周恩来，做成一个圈套，企图让郭沫若接受既成事实。郭沫若三言两语道破了陈诚的花招，当即离开武汉，邂走长沙。周恩来理解并批准了他这个边斩边奏的行动。
在长沙老朋友的筵席上，郭沫若醉了。满腔的愤懑乘着酒兴爆发出来，大骂了一通政客，连自己也骂做“政客”，还打了这个姓郭的“政客”三记耳光。
一代文豪郭沫若，昂首天外。他胸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伟大抱负，文章不过是纸上苍生而已。在长沙赠田汉的七绝：“若与吕伊同际遇，何缘憔悴作诗人！”是咏屈原、贾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在异国盘曲了10年，“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战，却竟然要同国民党的党棍混在一起，屈居其下，做官！他委屈极了，冲口而出的牢骚失去分寸： “中国对不起我！”
在这场下意识的宣泄中，郭沫若的心灵坦露无遗，既有崇高的理想、革命的义愤，也有过分的自尊和自负。炽烈的激情使他失去了自控的力量。
周恩来了解这个诗魂。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这封信不是指的长沙“使酒骂座”，而是在这以前，郭沫若还在武汉的时候，大约当时也有过一次诗人气质的发作。这个时期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书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之为“兄”（沫兄、沫若兄），落款也是亲切随便地自称为“弟”（弟豪、弟恩来），时间则只标明月日。唯独这封只有一句话的短信称为同志，落款是姓名，时间除日月外还写明了年份。这一切都是向收信人表明：我的信是正式的，态度是严肃的，回答是郑重的，看法是确定的，我对你是了解的。希望你摆脱思想上的矛盾和苦恼，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过分自责，更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
周恩来通过在长沙的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一面向国民党当局办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2月17日，他函告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筹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经过这种努力，国民党当局作了一些让步，主要是调走了那个“十三太保”的副厅长。于是郭沫若走马上任，第三厅成立了。
有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第三厅招了众多的文化界名流，高效率地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宣传、募捐、慰劳活动，不仅在武汉，而且遍及各战区，深入到最前线。这是国民党包办的机构望尘莫及的。政治部里这股活跃的新生力量同国民党的腐败积习、党同伐异的阴暗心理不断发生矛盾和摩擦。7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对政治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副部长黄琪翔被调任他职，张厉生、贺衷寒之流的反共顽固分子则升了官，凌驾于郭沫若之上。郭沫若一气之下3天不到厅里去上班。第三厅的一些进步人士支持他，愿和他同进退。
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和其他一些负责人研究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在谈到政治部的人事变动问题时，郭沫若又发表了要辞职，免得受气的意见。
周恩来向来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向郭沫若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
他看郭沫若沉默着，又补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周恩来的疾言厉色使郭沫若清醒过来。他一定想了很多。10年之后，郭沫若写道：“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
周恩来促使郭沫若自身的革命理智不断增强，让狂放不羁的热情受到革命纪律和革命政策的规范。周恩来本人就是革命理智的化身，他具有千锤百炼，柔而且韧的纯钢性格。郭沫若在谈到他时有一段名言：“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一生难得佩服人的郭沫若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是的，周恩来是罕见的、最高典范的革命家，唯其如此，才可能对郭沫若这样的杰出人物产生强大的感召力。
二
当中国革命趋向高潮，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周恩来总是激励和引导郭沫若作一个革命行动家投入实际斗争，施展政治才干。但他明了，郭沫若的独特优势在于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所以，当革命运动趋向波谷，实际活动大受限制的时候，他就及时地引导郭沫若回到书桌旁，在创作和研究领域发挥才能。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组织大批文化人撤退到外地，留下郭沫若等部分文化人坚守重庆的岗位，但他们已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公开活动，“清闲”下来了。周恩来便公开号召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这当然不是单向郭沫若，也是对全体进步文化人士的公开号召。
如果说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中发出的上述号召，是吹响了革命文化大进军的号角；那么，同时上演的两出话剧，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便揭开了盛极一时的重庆戏剧运动的序幕。旧作《棠棣之花》的修改和演出的成功引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或者说郭沫若在多年间，尤其是皖南事变以来，憋在心里的愤怒、“伟大的忧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时机和方式。“冷静的火山重新爆发”了，但不再以新诗的形式，而是以更接近广大群众，也更能刺痛顽固派的戏剧形式喷射他的诗情。1942年1月《屈原》、同年2月《虎符》、同年6月《高渐离》、同年9月《孔雀胆》、1943年4月《南冠草》，郭沫若几乎是一口气创作了5部历史剧。这以后，郭沫若从戏剧创作转向了历史研究，主要是向周秦的意识形态领域开拓。一年多时间里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两个集子，《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此外还有《屈原思想》和影响很大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等。
无论史剧或史论，一稿初成，郭沫若总要请周恩来作第一读者，或向包括他在内的朋友们朗诵，听取意见。周恩来总是直抒己见，同作家商榷。他在信上对《棠棣之花》修改稿提出的意见多达30条；他对《屈原思想》一文提出异议，认为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艺术家”，却不能说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这意见是中肯的；他将郭沫若对“仁义”的阐释“把人当成人，该做就快做”，改为“该做就要做”，一字之差反映了精明干练的革命家和诗人气质的革命家之不同。当他远在延安时，还在信上向郭沫若要文章读，对他的意见，郭沫若有的采纳了，大抵是技术性的；有的却不尽都采纳，大抵是思想、学术方面的。有时争论起来，各执己见，周恩来便让步说： “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也有相反的情况。1942年10月22日，周恩来去赖家桥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向他讲述了已完稿的《孔雀胆》。周恩来不同意剧本对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的处理，嘱咐一定要改。这次，郭沫若诚恳地接受了。
周恩来这位新文化运动初起时（1916年）的新剧艺术活动家，是郭沫若戏剧艺术的欣赏者。他一次又一次地观看诗人用火一般燎朗的笔触绘出的民族历史的悲壮场面，他的热血随着“雷电颂”的诗情而汹涌，他平素用极强的理智控驭着的感情在这里略得宣泄一二。
日寇的侵凌刺激了中华全民族的觉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一向有至大至刚的精神和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气节。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优良的民族道德、民族精神应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中华民族一向是多难能够兴邦的民族。
散见于《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可以用来说明郭沫若历史剧同时代的血缘关系。而且，这不正是郭沫若历史剧所焕发出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悲剧精神”吗？
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时代之子、革命之子，同时也是民族之子。他们既吸取了时代精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时又深深地植根于华夏大地的沃土中。他们是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他们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人类文化，尽其所能地进行了最佳的选择；熔炼和升华，造就了自己的灵魂。周恩来这样的革命家、政治家，只能产生在中国；郭沫若这样的诗人、作家、革命家，也只能产生在中国。所以，尽管周恩来和郭沫若性格迥异（可以比喻说一个是海，一个是火），在他们的心灵里却有着许多的相同处。例如，他们都很爱自己的母亲，幼年时代都受过母亲很深的影响，包括文学的启蒙在内。周恩来曾在《新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这样充满柔情的文句，在周恩来笔下是不多见的。重庆上演俄国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郭沫若对剧中卡杰林娜的婆母十分反感，认为“那样横暴的母亲不甚适合于我们东方人的口味”。周恩来大有同感，他说： “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成剧本？”唯其如此，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观点才更加显示出个性的特色。受了周恩来的启发，郭沫若在写作《虎符》时就塑造了信陵君的母亲这个并不见于历史记载的人物形象。这样做也是为了剧本内在结构的需要。郭沫若认为，像信陵君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个好母亲。郭沫若戏剧中歌颂的那种在为正义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生死不渝的兄弟情谊、朋友情谊，周恩来无疑也是感到亲切的。他在南开时期就以“最富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而闻名全校。
翻开《十批判书》的后记、剧本《屈原》的后记，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创造精神是何等高昂。新中国成立后，他回顾起来也认为，“我的写作活动恐怕要以这个时期最为活跃”。难道这仅仅因为他当时处于生命的盛年吗？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奋战，是郭沫若创造力量的无穷泉源。可这还不够，他的创造力量要得到最好的发挥，还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环境。皖南事变以后，处于国民党当局法西斯高压政策下的重庆，政治环境是再恶劣不过了。但是，正像郭沫若当时给在香港的夏衍信上所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所谓“租界”是借用张治中的话指文化工作委员会， “擎天大树”则是指的周恩来。对进步文化人，周恩来不仅在人身安全上保护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照顾和救援他们，还关心他们在政治方面和业务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周恩来领导着南方局，用各种方式把同志们和朋友们组织起来，学理论、学知识，漫谈讨论，交流心得。郭沫若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学术讲座，就是其中公开活动，影响最大的一种。这样，尽管整个重庆的政治环境是风雨如磐，令人窒息的，周恩来却和同志们、朋友们一起，在进步文艺界、学术界内部成功地创造了团结、民主、奋发有为的气氛，促进了文艺和学术的繁荣，并锻炼出了一支日后同解放区战友会师的文化劲旅。郭沫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墨者杜老”（杜国庠）和阳翰笙承担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使郭沫若有更多的时间写作。他的剧本有最强的艺术家阵容来演出，《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评论。对他的论点，朋友们或赞成或反对；大家尊重他，却并不把他当作碰不得的权威；而无论赞成或反对，结果都促进了对真理的探求。蓬勃活跃，充满创造力的氛围本身，对他就起了感染和激励的作用。还有，大家对他的劳作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对于一个人，特别是诗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强力的鞭策和鼓舞了。假如没有这一切，假如郭沫若是孤军作战，他写作生活的第二度青春会出现吗？这一切的总设计师、总指挥，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三
1938年2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上，胡风遗憾地讲道： “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的确，由于鲁迅的逝世，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大空白、大遗憾。鲁迅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人心上的地位与分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最准确的概括和最完美的表述。“民族魂”的鲁迅是无可代替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鲁迅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却可以而且必须有人接替，斗争提出了这个要求。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具有开创性重大意义的成就；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他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于是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这是一个因势利导的决定。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和史学研究，他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就在事实上确立起来了。周恩来领导着郭沫若，通过他在国统区文化界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抗战胜利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通过他的活动体现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建中，周恩来和郭沫若坚持了既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又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第三厅和文工会都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员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成员，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机构。在国民党当局强行“党化”第三厅时，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就退出了第三厅。随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不再是政权机构，但包容了比以前更为广泛的文化界人士，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公开的合法的活动基地。郭沫若同时还参加了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领导工作，参加了在国际宣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方面具有特殊作用的统一战线组织中苏文协的领导工作。两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和中苏文协的实际主持人王昆仑等也参加了文工会的领导机构。文化界这三个最有影响的组织互相配合，形成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中坚。正是由于坚持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共产党才能够在国统区文化界发挥领导作用，进步文化力量才能够在国统区始终居于主流地位，以至占据绝对优势。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实行法西斯高压政策。为冲破这种黑暗的禁锢，周恩来提出建议，经过党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包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桂林以及香港等地）发动和组织了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25周年的活动。这是一场特殊方式的、十分巧妙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它以包括国民党当权人物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形式进行。通过对郭沫若革命道路和文化业绩的赞扬，爱国民主力量以不可阻遏的声势表达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坚持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决心。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成为公认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文化的旗帜。周恩来选择了话剧这种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较大的文艺形式，倡导和组织了雾季戏剧演出，作为打破“死城”重庆的窒息状态的突破口。几年间上演的剧目达200余种，影响到整个国统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在抗战文化史和中国戏剧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郭沫若是这场戏剧运动中的主将，他的《屈原》等历史剧犹如黑暗中的闪电和雷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在反共高潮的背景下，竟然出现了革命文化的高潮，一直导向抗战后期民主运动的兴起。
纵观周恩来同郭沫若交往的50年，从北伐到抗战的前20年最关紧要。在此期间，他们开始建立友谊，成为亲密战友；郭沫若的革命活动和创作、研究活动，在大关节上无不处于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之下；抗战八年，关系尤为密切，在郭沫若方面，可以说是沐浴着周恩来的薰风，他们配合默契，为抗战的胜利和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20年恰恰是郭沫若创作和研究的极盛时期，他在新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也是在这个时期，郭沫若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锻炼成为一个革命家，为日后作为中国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打下了根基。（李畅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