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
历史是否像基督教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断获得个体自由的过程，还是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像一团永恒的活火不断燃烧和熄灭，这只能由历史本身来检验。但是，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方面人的创造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的智慧未必也相应地增强。当人的创造力不断增长与人的智慧不断消弱，二者处于失衡状态时，人的创造力就会变得像洪水猛兽。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资本逻辑统治的世界大致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被资本逻辑所驱使的创造力就像受了莫菲斯特的魔咒一样，把我们的世界搅得混乱不堪。可悲的是，我们很多人还处于无法将创造力和智慧区分开来的迷茫状态。
当然，智慧的最高点是人对自身终极意义的觉悟。一般来说，人生的意义问题是永恒的问题，但它的提出往往在人们无家可归的时候。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伦理底线一再被突破，可以看作人无家可归的最经典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状态，历史上可以有两种治疗法：一种可称为外在治疗法，另一种可称为内在治疗法。这两种治疗法的预设前提不同。前者的预设前提是整体先于个体，强调通过社会治理来调整人心；后者的预设前提是个体先于整体，强调通过树立人的良心来调整社会。其实，世道和人心的关系最为复杂，究竟是世道决定人心还是人心决定世道，历史上谁也没有搞清楚，实际上也没办法完全搞清楚，因为这两者是缠绕在一起的。如果用哲学名词“渗透”来说，也可以说它们“渗透”在一起。这也决定了谈人心必谈世道，谈世道也必谈人心。康德承继英国经验论的个体性传统，讲良心的重要性，但最终也意识到由于人根本恶的存在而不得不求助于神之道，上帝的诫命。黑格尔不从良心出发，认为良心的发现依赖世事的熏陶，但是，他也不得不把良心看成伦理有机体的一个环节。张龙革先生有关个体本体论的研究，可以看作从个体性方面来探讨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之作。
从个体性方面来探索人生的意义，探索人的超越之路，最重要的是复归本心，它的路径多多，几乎难以统计。如果以通行的“内”“外”关系的范式来把握，我们可以列举在西方内外分离互补的途径和中国内外合一的途径。按照通行的理解，西方的主流学派遵循的是柏拉图的传统，强调个体灵魂的外求，他的洞喻说所喻的就是这种灵魂转向的大致过程，最终的解脱止于“至善”。柏拉图所开拓的这种向外的超越之路，在逻辑方法的强化下曾长期占领者西方的思想阵地。但由于它脱离了内在讲超越，也使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变成了分裂者，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但总根源还是对人的智慧的把握出了偏差，过分强调智慧的外在方面。这种偏差的出发点在于对感性的单纯外在性的理解，以至于它所理解的感性往往指的是外感，而外感的有限性又促使它贬低感觉而崇尚某种抽象的知性或理性。知性和理性优于外感的地方恰恰在于能够提供一个最高的共相，以充当人生意义的寄托。但这种共相又恰恰因其脱离了感性而变得不那么有切身性。与这种外在性倾向直接对立的是对内在性的强调。在出发点——对感性的把握上它排斥外感而强调内感体验。我们通常说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外感主义，而不知尚有强调内感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早有清醒的意识，在谈到经验主义时，他曾以培根和波墨为代表区分过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主义。威廉·詹姆斯也曾经严格区分这两种经验主义，认为英国经验主义强调的只是空间化了和碎片化了的外在经验，这种外在经验恰恰割裂了经验的整体，使经验变成了一些抽象的“元素”，因而不能算真实的和彻底的经验，彻底的经验是一种整体的、不间断的生命之流。对经验的这两种把握方式，相应地也演化出通达人生意义即人从有限通达无限的不同路径。外在经验主义强调经验的有限性无法满足无限性的要求，因而必超越感性，诉诸知性和理性才能通达无限本体，找到人生意义；内在经验主义者则强调人可以通过内心的体验通达神或本体，所以他们认为，感性的体验就可以完成外在论者或理性主义者所谓“知性”或“理性”所完成的任务，可以实现人生意义的把握和人的超越。一般来说，生命哲学家往往持有这种观点。本书作者试图综合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并以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为喻彰显这一创新的尝试，提出个人具有内在本体和外在本体两个方面，这两者又借助于对“本体是无”的发现而能够实现两极相通。
如果像康德那样将感性的形式归结为空间和时间，它们分别为外感和内感的直观形式，也可以说将感性外在化的倾向成就的是一种空间表象意识，在这种空间表象意识之中，成就了整个知性和理性的大厦，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相反，将感性内在化的倾向成就的是时间性意识，它又往往和生命意识紧密相连。
综合上述来看，西方探索人之超越之路，实际上是在内在和外在两种路径的对立中行进的。但是，由于起于外在化倾向的理性主义占据上风，所以内在论的倾向往往通过被冠之以“非理性主义”而遭到贬抑。这里，我们不对它们的利弊得失做详细评价，只是想说明，西方在追寻人生意义、实现人的有限性的解脱方面，内外两种倾向往往是对立的。但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对立，所以它们也在互补。外感和体验、概念和直观、理性和非理性、超越者和内在，以至于它们的综合形态科学与宗教，都在进行着互补，从而实现着一种在对立、冲突和互补中自身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倾向与西方不同，往往是合外内为一的。内外的和谐使中国文化有一种十分稳定的旨趣，不像西方那样，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总是互补性地交替出场。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骚扰，中国人在骚扰中吃了亏，变得躁动起来，崇尚西方文化成了一种风气。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崇洋媚外，因为学习西方好的东西，这是应该的。这样，科学就成为我们第一学习的对象。但殊不知，科学恰恰源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外向性的空间表象意识，它的世界是抽象的，它的绝对化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我们通常说科学是双刃剑就是这个意思。在西方，由于内外两种倾向时时在斗争和互补，所以理性、科学往往时时受着某种制约和批判，它的缺点也往往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我们却在不成熟的心态下缺少了这种抑制。所以，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外是和谐的，但中国人在近代的西化中却大大强化了外向型思维或空间表象意识，而这种外向型思维由于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结果就是世界的抽象化和人在抽象化世界中的终极价值及意义的失落。人总是某种有限的存在者，人生的意义往往体现在有限通达无限的过程中，意义的失落往往不在于无法确定这种通达的界限，而在于站在这个过程之外。应该说，在民族精神的范围内，找到一条确立人生价值、通达人生意义的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张龙革先生的这部著作，尽管名为探索科学哲学之根，但是所展示的却是人对自身本体性的一种理解，他从个人具有本体性的假设出发，指出了个人自觉其本体性的可能性和道路。在他看来，不仅自觉本体性旳个人可以超越身命局限，从慧命的角度看清人生的意义，理解生生世世身命背后慧命生长的规律是无限循环，尽显个人身命的完整性。而且不同个人之间的完整性，也通过每个人慧命的觉醒，智慧相通，使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感通。人类借此可以建立起完整性，个人由独在形式升华为共在形式：类的存在形式。作为世界公民的个人胸怀全人类。人类的完整性体现在文化上，而不同人类文化之间正如不同个人之间一样，完全可以借智慧相通，彼此融合。不仅如此，他也指出，一生之内自觉内在本体性的个人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演变：无我有私、有我有私、有我无私和无我无私。恰如蝶变一样，在慧命生长周期中，身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阶段，并论述了这些阶段的间断和连续性的关系。这些阶段实际上揭示了人对自身本体性的觉解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是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狭隘性、确立它们自身的终极意义的本体的自我意识过程。
孔子曾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尽管我们不能绝对确定古今之学为己为人的比例，但可以确定的是，今人为己之学还是比较少的。张龙革先生的著作中试图从真实个人出发，把研究者自己放入研究中，以体验式认知和名相实相合一的原则展开本体论研究，这实际上为本书奠定了真情实感。尽管作者也借用了中外许多思想家的概念、术语，吸取了生存论哲学、现象学等方法，但这些东西在书中也在作者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得到了融合，所以，本书最有特色的还是作者真实体验的流露。愿本书的这种真实的精神能得到应有的共鸣，产生其应有的影响。
201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