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中国哲学界，各种学术媒体充斥着“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重建儒学”、“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热捧字眼。在“哲学”这个具有学科性质的学术舞台上，透过这些热捧字眼，我们似乎可以隐约地触摸到当下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走向跳动的脉搏，触动中国文化跳动脉搏的就是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一直苦苦寻觅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各种呼吁，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来所遇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所是与去向之困惑的一个缩影。这种思考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大变局”中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作为精神家园的守望。本书所设的“守望家园：中国哲学的当代性[1]反思”的题目，就是试图对处在这一变局中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作为哲学的历史与问题逻辑进行梳理。这个题目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可以具体化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问题主旨就是通过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取向以及马克思哲学对于这一取向取舍中的意义的梳理和研究，探寻“当代中国哲学”背后的思想、文化与学术的问题与可能走向，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与学术在今天的遭遇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的“思想”（主义）与“学说”的当代意义提供一个哲学语境中的说明和解释。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本来无“哲学”之称谓，“哲学”一词乃西语东来。这个本来属于西方的学问何以在中国这个对其可称为陌生之地却成为跨越百年的学科？何以“哲学”这个词可以使中国学术界为之耗神百年？我们何以要在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之上冠以哲学的桂冠？由这些发问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哲学界提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对于中国哲学历史承担的思考，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尽管关于哲学的诸多发问在哲学一词西语东来的过程中，一直或隐或显地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历史脚步相伴随，并且，在其学科分类的思维平台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西方哲学思潮、马克思及其作为主义的哲学思想，总是以各种方式发生着文化上的融磨关系;但是，经过百年来的思想文化的融入，已经成为我们精神文化有机构成的哲学思考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哲学界提出的“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就是这些哲学思考的集中体现。在这个呼吁的背后实际是关乎在学术的语境中，在学科的视阈内，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外来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已经融入中国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思考的诸多关系。这里既有在什么视野中，什么立场上来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西方现代性文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有如何以其作为学术资源，返本开新，建构与中国当下存在状态相适应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可能不会由简单形式化的理论建构能够给出，但我们试图通过哲学的逻辑及其理论的分析，厘析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及其意义，为我们的“当代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哲学界诉诸问题纷然，但有两个问题却被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是指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是指被诸多学术性媒体所重视，成为这些媒体设立专栏进行研究的主要选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具有当代意义？”另一个是我们关于哲学的思考持续了一百多年，但还没有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哲学，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界的当然使命和义务。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中寻找其内在的关联，透过这两个问题的单立所显现的表层意义，挖掘在这些问题的后面所隐藏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可能走向。
马克思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具有当代意义？这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显性话题。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其主题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由此作为缘起，中国哲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性与当代性视角入手，从多重视角来观察、分析、研究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由此缘起而衍生出了对于中国哲学界形成深广影响的“马克思哲学论坛”。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话题也以更为深入的话题方式，引领着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作为问题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尽管当年“论坛”对于这一主题的探讨还局限于学理性的“应该与否”式的学院化研究方式，或者仅就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与价值”作出“是与非”的论断式说明，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背后所可能引发的问题与思考，但这一问题的甚深意义却在学术界的持续思考中逐渐显明，从而为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确定了问题基础和基本的运行轨道。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和提法，最初是由高清海先生首先使用的。他在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中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中国哲学界自新时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期。通观今日国内哲坛，‘马哲’由其热点问题引导的原有研究范式正变得走向不明，众多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流于‘假问题’而受到冷落；80年代的‘国学热’和9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学热’似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弱点，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因缺乏思想灵性而显得平庸琐碎。然而，此种看似消极的局面其实正孕育着中国哲学发展的转机，因为新时期以来，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对现代西方哲学话语全面深入的引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准备性工作之后，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品位已变得更加高雅，学术心态也更加成熟坚毅。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正在呼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生，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已成为今日我国哲学工作者充分自觉的使命和雄心。”[2]由此伊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以“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为题，设置专题栏目，集中讨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随即国内多家学术刊物也纷纷或开辟栏目，或组织专题讨论，“当代中国哲学”作为一个问题以多种话语方式成为中国哲学圈内的热点问题。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就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问题研究”作为论坛主题。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问题（亦可表述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提出，看似两个互不相干的哲学界的学术事件，实际上却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是否需要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支点？而与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马克思哲学，是否与现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存在相适应？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属于中国的当代意义？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哲学界认真反省我们的理论研究，思考我们民族精神的存在可能与方式，考量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意义，都是具有启发与缘起意义的问题。
二 对以往哲学研究方式的检讨——从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
“哲学”无论是作为词语，还是作为学科进入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百年来，哲学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学术研究路数与方式。回首百年中国的哲学历程，可以看到，“哲学”在中国是以两种身份出现的，一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方式，一种是作为学科的方式。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是指哲学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处于指导性思想的地位，其作用是规约社会生活的结构与走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就是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入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看重与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干预现实的功用。对于“在中国”[3]的哲学而言，西来之哲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角色似有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学科意义的科学门类之双重身份。作为意识形态来说，这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现代革命与社会重建息息相关。从作为学科意义的科学来说，马克思哲学则成为观察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学术历史的一种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前者而言，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当中，即形成了以中国现实社会存在为根据的“问题”研究方式，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的基础。对于后者来说，马克思哲学则消解“主义”的规制，体现为作为哲学学科意义上的科学，从而体现为一种学科意识下的研究方式。在几十年的哲学研究中，这种学科意识下的研究方式逐渐形成了“教科书”式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退隐、建设的凸显，学科意识下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渐成主流，形成了独特的以编辑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为特征的“教科书体系”潮流。从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开始，这种潮流不仅催生了一批“哲学教科书”，而且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教科书”体系的哲学思考方式，形成了以“哲学教科书”的三大块或四大块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式的哲学话语，哲学研究的问题与思考方式都是处在哲学教科书的框架内。而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观照现实的哲学的“问题意识”，则被“教科书”体系的“学科意识”所遮蔽。这种哲学研究状况及形成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哲学成了书本上的教条，离现实社会存在越来越远。如何突破这个围城的藩篱，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界“思想解放”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实现从学科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换，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转变研究方式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
在我国，马克思哲学作为大学教育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学科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质使学界对马克思哲学容易陷入“知识论”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体现为把马克思哲学当作既定的知识体系，从而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引向建构具有适于教育与传播的知识系统，亦即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哲学原理”;另一方面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在封闭的逻辑中形成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真理体系，其功用就是对现实进行理论剪裁，现实的一切规定都要在“哲学原理”中找到解释的根据。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定位就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实观照与干预的本性。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哲学反思，经过几代哲学工作者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已经从以建构“学科”逻辑体系作为目的，转向了以观照现实“问题”和落实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为目的的研究，这种研究趋向体现为从“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体现为以现有的学术资源为参照，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新的理解与解释。这种理解与解释就体现为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资源相结合，探寻一条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之路。
1.从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型来看“问题意识”
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应该来源于哲学本身的思维特性。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断地向人类自己的存在发问，在不断的发问中，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存在问题发问的历史[4]。哲学的问题意识就体现为哲学在“发问方式”的转换中形成的关于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以及如何面对自身存在的自觉意识。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而言，其所应当具有的问题意识，也体现在随着我们存在状态的改变而不断地转换着自己的发问方式，并通过哲学的谋划达到对应当面对的存在意义问题的自觉。从多年来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中，似乎可以寻觅到这样认识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进入中国本土之后，其在中国的角色与身份随着我们的“发问方式”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异。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不同的发问方式的争论中，逐步走进中国本土的。“教条主义”作为哲学的发问方式，表现为从既有的哲学真理体系出发，不自觉地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以主观认定的某种“普遍真理”去剪裁现实。其主要依据的知识论原则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自上而下的对现实的发问。这个原则在理性的框架内是合乎人类的理性逻辑的形式规定的，但在如何确定普遍真理，怎样估价现实的具体实际，在其所依据的理性根据的确定上，就易于陷入知识论的泥淖，最后不得不走向一种独断。即在以对象化的姿态去观照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作为两个既定的实在时，往往以作为裁剪标准的普遍理性概念遮蔽具体实际的非概念性，从而陷入哲学的“教条主义”。其结果就是阻止了“发问”。“实事求是”作为哲学的发问方式，主张的是从哲学的本土意识出发，即从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环境和需要出发，为其存在及存在状态寻找合理性的说明与解释原理。这个寻找的过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对普遍真理体系的发问。这个哲学原则就体现为什么样的普遍性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这种发问方式固然有摆脱“知识论”立场的羁绊的倾向，并且从自身的意义世界出发，对既有的存在状态及对存在的把握方式进行发问，但是，这种发问方式所难以避免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确定“实事”之“事”与“求是”之“是”。在历史中，我们经常在确定“实事”与“求是”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知识论”思维的悖论循环。这种发问方式不是想当然地做出独断性的选择，也不是以某种结论作为合理性的标准，这种发问方式的独特性是不停地向着那个“什么”发问。马克思哲学就是在这样不同的问题意识的纠缠中走进了我们的生存世界，成为我们本土思想历史的构成要素[5]。
可以说，从马克思哲学进入我们的意义世界来看，我们没有离开如上所述的“发问方式”和历史姿态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发问：什么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什么？马克思的哲学要做什么？马克思哲学能做什么？马克思哲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这些问题背后的思维背景有的是知识论的，有的是价值论的。前者即如对马克思哲学本身“是什么”的发问方式，后者则是对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意义关系如何的发问方式。可以说，对马克思哲学不同发问方式的改变就是马克思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从历史来看，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内核，我们是在不断地改变着对其进行发问的方式与姿态，并在不断的发问中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2.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诸形态
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归结为“发问方式”的改变，那么近二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发生的从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到努力使马克思哲学能够观照现实，实际上是历史上对待马克思哲学不同的发问方式在今天的体现。在我国当代哲学历史上，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教科书体系”，应该是历史上那种“教条主义”发问方式的翻版，虽然经过几代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教科书体系”所体现的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光环闪耀，但随之在教育的平台上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某种“学科”的努力，似乎还留有“知识论”立场的痕迹。这种在“学科”的意义上来为马克思哲学进行定位，直接体现为一种“学科意识”，但背后的潜台词却是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一个以“学科”形态出现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容易把马克思哲学从既有的问题意识中超拔出来，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的对现实问题关注的哲学使命。近年来我国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这种“学科意识”的知识论立场已经有所反省，开始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知识论”立场的批判中走向对“问题意识”的关注，即让马克思哲学走进我们的“现实”。概括地说，近年来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这种努力主要有这样几种倾向，即：从“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以现有的学术资源为参照，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重构马克思哲学体系;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资源相结合，探寻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之路。
其一，几年来我国哲学界有几个非常流行的口号，这就是“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6]。从这些口号提出者的内心主旨看，“历史”中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是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所以，“回到马克思”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7]，“追问马克思主义表层语句之后更深一层的构成意义，即话语的隐性逻辑”[8]，“摆脱前苏联、东欧解读马克思模式那种无限性”[9]的弊端，还被遮蔽了的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本真意义指向。“走进马克思”则“是立足当代问题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历史责任”。“首要的是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经典作家论证的东西和经典作家开始的150年来的理论运动和实践成果，凸现历史的教训和经验，从而恢复被排除在各种传统的和流行的偏见之外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真面目。”[10]“走进马克思，即是走进历史辩证法。”[11]应该说这些口号的确反映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种问题意识，这就是如何拉近马克思与我们的距离，使我们能够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和精神实质。在这些口号的影响下，哲学界出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倾向。在这个倾向中，有的努力超越“解释学困境”，从文本学的立场出发对经典作家的文本进行解读，尽管“解释学困境”使不同的解读框架形成了不同的解读结论;也有的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框架和结论为参照，对我们原来既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及认知框架进行修正，从而重新确定“马克思哲学是什么”，以形成我们可以接受的马克思哲学的形象和身份。这里的理论指向是如何把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认知还原到马克思哲学本身去，这个还原的基点就是马克思哲学本身“是什么”的问题。
可以说，以“回到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为代表的，以寻找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为指向的问题意识，无疑是从“教科书体系”的羁绊中走出的一条路径，它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身“是什么”的发问，是马克思哲学对自身的反省，也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在这种探求中，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寻找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以及话语权的建构路径[12]，还是在马克思哲学所面对的“对资本进行批判的总问题”中，“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缘义”进行写作和解读，从而“走进马克思”，都是立足于我们要向着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及内含的本真意义走去。实际上，在我们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从一般的逻辑上说，既有略去我们的本土身份，走向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的一面，也有一个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与文化何以能走进我们的意义世界的问题。可以说，“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研究路径的指向关注的是我们要走向的马克思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怎么才能走向马克思并能够走得进去的问题，隐性中还不乏这样的发问，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我们”是如何的？即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为我们自己构造形象。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能超越“知识论”的视角、“解释学”的困境，在“是什么”的发问方式中为马克思哲学定位？何以可能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为我们自己的存在状态和方式进行意义构造？
其二，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从现有的各种学术资源中，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这些学术资源作为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比较流行的有：
（1）以西方现代学院派哲学的各种思潮为学术背景，寻找马克思哲学与这些哲学的某种亲缘关系，试图在这些思想资源中找到或构造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参照思想理论框架。如从“现象学”的存在论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努力，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指向归到“存在论”的寓意中[13]，试图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学院派哲学话语中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找到一条合逻辑的理论通道。其努力方向或者在“存在论”的辨析中找到马克思哲学中所包含的某些元素，进而在哲学问题的转向中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找到历史定位。也有的借西方哲学的“生存论”关注，为马克思哲学的“是什么”添加上“生存论”的宾词。对马克思如此进行规范的理由是基于马克思哲学向“历史”转向中所提出的“实践”、“生产”、“异化”等哲学原则所涵括的“生存论”意蕴。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之所以离开生存论就不能解释历史的规律，是因为在社会历史的规律中就包含了生存规定性的意义。历史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历史;历史的规律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的规律。因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必须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本原性价值’，是人所要求的价值中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价值，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正是从人的生存价值才得到终极解释的。”[14]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向是在“生存论”的概念框架内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历史”、“自然”、“异化”等思想找到合逻辑的解释路径。
（2）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创作为参照，通过对马克思之后历史经验的反思性解读，试图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马克思哲学的创作途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符号所具有的意义是在现代性批判、全球化、后现代等语境中的非哲学化的批判性叙述。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话语是对马克思哲学精神的历史延展，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话语对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知识论”的体系性话语无疑会有巨大的冲击力。我国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态度主要是，或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寻找某些与我们的问题域具有同一性的概念框架，从中为马克思哲学进行具有当代性的规定，如“总体性”、“实践”、“社会批判”、“保卫马克思”、“否定辩证法”、“交往实践”等;或者寻找共同的问题语境，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理论创作移植过来，作为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理论工具。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而言，这种路径的确能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今天的角色和形象。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进入我们的话语世界，水土是否能服，是否能进入我们的精神血脉，并不在于其对满足马克思哲学的建构需要所能起到的捷径作用，而在于其作为某种思想文化的时代性与全球性在民族精神形成与转型过程中的渗透能力。
可以说，这种倾向反映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在突破了“教科书”思维框架的桎梏后，试图以新的视角和框架来解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努力。在现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的背景中，对在我国以各种方式传播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思想文化的框架内进行解读，不失为一种在“解释”意义上的学术路径，并可以使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得到更广阔的背景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倾向产生的对马克思哲学本土化之可能的问题的忽略。这种忽略可能缘于我们哲学界在“学科意识”中所形成的“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科划分。可以看到，学界更多的是在西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中为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寻找参照框架，而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中寻找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做得并不多。这样，使得在从现有的各种学术资源中为马克思哲学寻找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中，仍会陷入马克思哲学“是什么”的方法论困扰。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之路的探寻中，开始了如何超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的思考，也就是出现了不以某种概念性的规定去规范马克思哲学的“是什么”的研究倾向。
其三，近年来，哲学界有一个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和“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的呼吁[15]，伴随着这种呼吁出现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在学科意识支配下的学理性争论。“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表征的是处在“文化失语症”中的我们对失语状态的摆脱欲望和文化的建构姿态。高清海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6]。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基础上，探求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之路正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所体现的一种“学科”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之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这种趋势似乎表征着从“学科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自觉转向。由此，这种诉求成为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会议的主题。显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而言，这种诉求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向本土化方向的拓展，其发问指向从学科的建构转向了马克思哲学如何能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共同构成民族文化心理历史积淀的问题。这种转向改变了以往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忽略本土思想、文化及心理习惯的简单化倾向，从对马克思哲学“是什么”的“知识论”立场的发问方式中解放出来，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马克思哲学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应该看到，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这种问题意识转向淡化了以往的“学科意识”，这样就使进入中国本土后的马克思哲学真正面向了现实。但是，现在学界的这个转向还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以及问题的提出，其“是否”与“如何”的探索之路还有待我们的不断努力，我们期待着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保持哲学的生命活力。
可以说，当前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已经对“知识论”背景下的“学科意识”有了批判性的反省，并对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有了理性自觉，开始合理地对待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在哲学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虽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方向，但如何根据我们的时代、历史来改变哲学的发问方式，以建构合乎我们民族精神文化需要的“当代中国哲学”，还有艰难的哲学创作之路等待我们开拓。我们只有坚持已经觉醒的“问题意识”，才能找到属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