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不可持续性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压力使得人类不得不从因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中遽然惊醒，不得不为曾经给自然界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展开严厉检讨，不得不对关乎人类命运的“文明将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局、实现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性抉择，是人类对传统社会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扬弃超越的成果，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理念、模式和路径的重大创新。作为对工业文明社会形态的扬弃，生态文明社会一定将会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
第一节 生态文明社会形态转型的必然性
毫无疑问，工业革命以来的四分之一个千年里，人类创造了规模空前的工业文明。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危机的幽灵开始席卷全球，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呼唤着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局、实现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性抉择。
一 转型的现实依据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直“风帆高扬、凯歌猛进”，但这辉煌的成就始终是以伤害大自然为代价的。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水污染和淡水匮乏、耕地锐减和土地沙漠化、自然能源紧缺、生物多样性锐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不说明当前人类文明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2007年10月2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北京发布了《全球环境展望（四）》（GEO4，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4），该报告着重对过去20年间的环境状况和趋势以及大气、土地、淡水、海洋地区、生物多样性等专题下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全球应对环境问题所取得的进展和教训，通过情景模式对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中期人类可能面临的环境状况进行了预测，提出警示：人类已经逼近环境恶化的“引爆点”[1]。何至于斯！
现实表明，价值观的扭曲是导致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性因素。工业文明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认为人是世界唯一的价值评定者，自然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人的需求、为人的目的服务。在这种意义世界里，人类曾自豪地认为自身的“生存”就是对自然世界无止境的“索取”，即“无止境的索取=完全的自由=绝对的幸福”。如此，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活动从来就只关注人的存在，而不考虑其他物种的生存，甚至往往是以牺牲自然界生存的方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发土地、伐采林木、探明矿藏，“所有这一切理由最终都这样或那样地与人类利益有关，而不是大自然本身的利益”[2]。但是，“拿走的比送还的多”，长此以往，不仅造成“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物质生产”的尖锐对立，而且戕害了地球生物圈物质循环的生态学基础，因而最终威胁到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永续生存。
而近代以降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因素。在“人类统摄自然界”思想的教唆下，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近代以降的工业文明把工人和自然同时裹挟进“血腥剥削”的范围，由此埋下了社会、生态“双重危机”的祸根。工业文明在一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历史进步性和社会合理性，它在短短一百年中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人类过去全部世代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工业文明的长期生产需要满足两大前提：一是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用之有余；二是大自然对废弃物有着无限的降解能力。可是，事实上，工业文明的粗放型、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无法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所以它不可能不带来不公正、不可持续和反人类的恶果：
首先，它是不公正的。工业文明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不仅对他人不公正，也对后代不公正，还对大自然的其他物种不公正。其次，它是无法长期维持的。据中国科学院严陆光院士在2010年的估计，地球数十亿年间沉积下来的化石能源，大约仅能继续供人类开发使用100年。[3]而今此类数据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最后，它是“反人类”的。对大自然无止境的开发，使得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类正在逐步沦为“生态难民”，输得彻头彻尾：“人自身的价值也就随着自然价值的消解而消解了——人占有得越多，得到的却越少。”[4]
无论是从思想看，还是从行动看，工业文明都解决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而另一种全新的文明应该诞生。也就是说，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并不是人类自身的想当然，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迫切呼唤。地球上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够也不应该承纳过多的人口、过度的开发和过量的排放。为了摆脱生态危机的威胁，自20世纪中叶始，自诩“高举环保大旗”的西方发达国家，调动最优秀的科技力量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发展先进的环保事业，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甚至同之前的情形相比，生态安全的情势反而更加严峻了，以至于滋生了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的“瓶颈”。生态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其实，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前沿，从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视角来思考。如果过去半个世纪环境保护的历程和生态持续恶化的现实为人类带来了什么警示的话，那就是：工业文明本身不可能自我缓解生态危机，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再也无法继续支持工业文明的发展。
当前，人类文明已经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如果我们依然套用老旧的发展方式——工业文明模式来进行思考和行动，那么只能是使既有的社会（人和人）矛盾与生态（人和自然）矛盾变本加厉、雪上加霜。这种双重的深刻矛盾只有在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后、建立了新型的生态文明模式之时才能够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概而言之，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多重发展问题，正向我们昭示着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文明向度的社会转型，从而建立全新的社会文明形态。
二 转型的科学基础
当前人类全部的现代化生活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一句话，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就了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却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况：一方面，依赖于科技进步，人类具备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运用也导致了相应的负面效应，其中包括自然环境普遍恶化。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问题。早在1750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递交给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就曾探讨过科学技术对于道德的负面影响问题。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在关于“科学、技术、社会”（STS）的研究中，又提出了“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的论题。当然，他们都未能探究出令人信服的关于科学技术异化的真正根源。其实，“科学本身对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他们的行动方式，都不感兴趣”[5]。因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并无所谓对与错，所以试图将科学技术运用不当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归结于科学技术本身，进而提出“科技悲观论”甚至“反科学主义”的论调是不对的，它既犯了把属于人的错误归之于物的逻辑错误，也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
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在运用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双刃剑”效应是对其“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应用”的必然后果。对此，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华盛顿大学巴里·康芒纳教授以洗涤剂、化肥、汽车、汞的运用等为例，指出：“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既定的目标上。”[6]因此，如果说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上的成功，却是生态上的失败”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属于科学主义范式的失败。
如何走出这一科学主义范式悲剧呢？人们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转向是人类文明根本转型的重要前提。环境危机虽发端于对科学技术的不恰当运用，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却不可弃之不用。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依然要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只不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必须经历一个“生态化”的环节。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必须应用科学和技术，以鉴定、避免和控制环境恶化”，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21世纪议程》又从“加强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增进对科技的了解”、“改进长期科学评价”、“增强科技的能量和能力”4个方面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化”的具体目标。进入21世纪，以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新型能源获取技术，以循环、低碳、绿色、集约为发展方向的能源使用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之初就提出：“美国准备在新技术和环保问题上重新领导世界”，2009年、2011年美国政府连续两次出台的《美国创新战略》，都强调要开发使用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争夺世界未来新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在欧盟，2002年就启动了“第六框架研究计划”，提出将纳米科技、资源环境科技等作为优先研发领域，到2020年欧盟各成员国在科技方面的财政投入比重必须占到当时GDP 的3%以上；在日本，2009年日本政府出台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也提出要促进生态、智能等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另据国际能源署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有关鼓励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始终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7]。在历史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曾帮助西方新生的资产阶级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从而由农业文明大踏步走向工业文明。在今天，生态化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运用也将会为另一种文明的诞生而助力。应当坚信，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转型，必定能开创出社会物质生产的全新的技术形式，为人类新文明开启最富有希望的根本性转机。方此时，“人类将加速获得对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双重自由，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没有根本冲突的利益关系，从而孕育出新的社会制度”[8]。
三 转型的思想资源
早在生态危机初见端倪、尚未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提醒人类应当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打破了工业文明的发展神话。这时，“工业文明（工业文化）伴随其最高成就的达到，它所固有的问题出现恶化现象，开始走向衰落，它被新社会（新文化）代替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9]。
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保护运动风靡全球、高潮迭起。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路易斯·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阐述了因大量使用DDT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敲响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的警钟，并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地球的有限性”决定了“增长的极限性”，必须使社会发展改变目标，朝着均衡的方向进步。[10]此后，罗马俱乐部还陆续发表了多个重要的生态环境报告，以唤起公众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并增强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未来发展意识。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人类在对自身处境和前景进行思考和探索时，呈现出各种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景。
尽管截至目前，人们的相关认识仍然存在分歧，甚至相互矛盾，一些见解和结论也存在片面性，但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球的共同呼声越来越强烈。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指出：关心地球是每个人的事情，这是人类新的道德原则，是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发表，使得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1997年的日本京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2002年的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0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屡屡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世界水日、地球日、防治荒漠化日、人口日等不断提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性的和生态保护相关的纪念日已达14个，这意味着全世界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相同的步伐。
对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普遍诉求，不仅体现在人们理论上的呼吁，更在于将生态文明的理念作用于社会各构成要素并与之结合。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1866年最早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并将外部世界理解为广义的生态条件。进入20世纪，“生态学”被广泛地渗入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人口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神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逐步成为显学，一些学者也开始力图从建构“生态社会”的角度开拓正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美国）的《哲学走向荒野》、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波兰）的《未来启示录》、巴里·康芒纳（美国）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威廉·莱斯（加拿大）的《自然的控制》、罗宾·柯林伍德（英国）的《自然的观念》等大批经典著作，纷纷从探究人类社会同自然世界内在契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呼吁和启示着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转型研究，对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向度的价值观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新的生存、发展愿景面前对以往自身行为的痛切反省。当前，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期许。人们深刻体味到：“构建生态社会是消除生态危机并恢复自然界生机勃勃景象的现实的迫切要求，是维持人类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现实要求。”[11]
第二节 生态文明：人类社会的全面转型
一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古今中外思想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数都认为文明表征的是人类社会先进的、积极的进步状态，它与野蛮、愚昧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2]恩格斯对文明的定义恰好突出了文明的实践性与社会性的统一、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它有助于我们科学界定生态文明的内涵。在这里，文明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点：第一，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第二，文明具有社会品质；第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第四，文明是社会整体的进步；第五，文明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13]
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界定主要侧重于两种维度：一是生态文明形态的地位；二是生态文明的关系。[14]关于前者，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应是一种独立的形态，它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产物。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超越，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目标，更注重经济生态双重目标的实现，从而使社会、经济、自然协调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的实现要求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观以及树立绿色消费至上的科学消费观。[15]而另一种观点是，生态文明不是一种独立的形态，而是一种处于依附地位的形态。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而言的，它渗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中，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互依存、共同生长。
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准确揭示生态文明的内涵，前者片面强调生态文明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而忽略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过程；后者则片面强调生态文明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而忽略了生态文明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形态。由此可见，生态文明的内涵便可这样界定：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的进步状态。
二 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史，其实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史，因为“人类历史的根基处在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中”[16]。众所周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哲学史上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即已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7]这是马克思在展望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深刻且富于启发性的论述。当然，马克思所关注的自然不仅是先在的、自在的自然，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对象性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必须面对、无法摆脱的基本关系。因此，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则，我们也可以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为线索，从人类社会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生活对自然所造成的影响，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阶段分期。对此，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社会文明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发展阶段。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力量在神秘的自然界面前是那么渺小，和其他的动植物一样，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在原始文明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人类只能以狩猎、采摘、渔捞等天然的劳动方式来获得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丝毫没有凌驾于其他自然生物之上的优越性，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顺应自然。“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18]这一时期，人和自然共生共存、共同进化，其相互作用关系为生态规律所支配，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原始和谐状态。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开始广泛地使用金属工具和畜力，使得人能够从纯粹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从自然界的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农业文明时代。这时，人对自然界的依附性相对减弱，人类开始积极地认识大自然，并利用自然资源为自身的生产、生活服务。“天定则胜人，人定则胜天；故狼众则食人，人众则食狼。”[19]当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力还是十分有限，人的能动性并不足以打破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循环再生的本来状态。总体来看，农业文明时期的生态秩序没有发生失衡，自然环境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自此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科学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社会生产力获得迅猛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大自然主宰”的哲学理念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类开始以“征服者”和“主宰者”的身份自居，由以往的崇拜自然、顺应规律，转变成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支配万物。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行动中取得了空前胜利，但是让人类始料未及的是，空气污染、资源紧缺、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已经悄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重大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走向了严重的对立状态。
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的土地和森林被破坏的事例来警戒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0]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不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正是这种清醒的态度开启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和审慎反思的基础上，“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逐渐深入人心。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财富，指的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21]，它强调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彼此促进，既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也呼唤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并且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基础。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社会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扬弃超越的成果，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理念、模式和路径的重大创新。
三 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转型
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是由其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工业文明时代，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工业文明“在价值观上，不承认自然价值；在思维方式上，运用线性非循环思维发展线性经济”[22]。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空前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也使得人类沉湎于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和改造的狂热之中。300年来，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征服大自然的活动达到了极致。然而，对自然界肆无忌惮、毫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和索取，也导致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惩戒。当前，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人类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力图来扭转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局面，但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却发现生态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是“局部有所缓解、整体持续恶化、形势不断严峻”[23]。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表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导致当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是不可能走出已经越陷越深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延续，迫切要求实现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工业文明的发展窘局，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大转折机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时，从辩证法的视域明确指出：“转变的顶点，是全面的危机。”[24]当前，“工业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上升中的人类文明，预示一种新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25]。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历程的重要因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可能处于相对和谐的情境，也可能处于冲突甚至对立的状态，而正是这一矛盾关系，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演变进步。工业文明扭曲的价值观、掠夺型的生产方式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对整个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生态文明则要求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必须遵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互相协调的客观规律。
在这里，“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社会形态）与狭义（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之分，但广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概念的确立显得更为迫切，且意义重大”[26]。当今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突出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上。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延续人类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共同进步、和睦共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上，强调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创新能力，并突出表征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在生产关系上，要求构建维护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社会关系；在人的发展上，认为只有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生态环境同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仅在于引导人们亲近自然、保护生态，而是要将其上升为人类共同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使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和他所栖居的大自然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这表明人类在认识和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方面达到了崭新的文明层次，不仅体现着人类社会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转变，还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重大变革。当前，生态文明向度的社会形态转型，是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并科学总结工业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必要性与历史必然性的辩证统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对工业文明社会形态的扬弃，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一定将会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
注释
[1]参见《联合国〈全球环境展望（四）〉（GEO4）在北京发布》，2007年11月2日，中国科学院（http：//www.cas.cn/xw/yxdt/200711/t20071102_ 985292.shtml）。
[2]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5页。
[3]参见郑欣荣《全球化石能源还够用多久？中科院院士估计约100年》，《长江日报》2010年3月12日第12版。
[4]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5]［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第15页。
[6]［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8]许明达：《第三个台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9]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0]参见［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李玉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曹孟勤、徐海红：《生态社会的来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13]参见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4]参见张首先《生态文明：内涵、结构及基本特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5]参见李应振《从农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6]［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
[18]《韩非子·五蠹》。
[19]《吕氏春秋》。
[20]［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21]姬振海：《生态文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2]黄承梁、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23]杨学博：《从战略高度破解环境污染难题（问对）》，《人民日报》2013年7月28日。
[24]［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二版跋。
[25]余谋昌：《生态文明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26]赖章盛：《关于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哲学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