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涉及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理解，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一直受到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以及法哲学、社会学等多重关注。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由黑格尔确立，由马克思完善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社会哲学的重要关节点。马尔库塞在谈到“从哲学到社会理论”时认为，从哲学向国家和社会领域的过渡已经成为黑格尔体系的一个内在本质部分，而且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的兴奋中心。哲学已经转化为社会理论（《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马克思也正是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这一难题入手，去创立新的社会历史哲学的。所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在现代哲学的重心由自然哲学向社会哲学转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70—80年代，在欧美学界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兴起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潮，表现了在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转向的理论背景和当代人类生存矛盾的实践背景下，它所受到的又一轮重大关注。现在，对市民社会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主要关注民主、法制、社会组织等问题的研究，哲学界多着重于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研究等。本文则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演变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前提论证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的确立、二分架构下当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定、二者不同活动原则及二分架构的发展趋势问题。
我们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首先，在冷战和意识形态两极对立长期持续的历史时期，政治国家代表了整个民族和社会，其在国际舞台上以全权代表的整体形象来表达整体意志，从而弱化了本国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特性。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随着两极格局的弱化和冷战坚冰的融化，这种新的国际背景的确立和各国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各国人民的视野开始转向国内，来重新认识政治国家的角色和它与社会的关系。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奉行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国家不过是自由运行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整个社会和国家运行到崩溃的边缘。“福利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限制了自由主义，暂时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问题，但是，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将国家的触角不断扩展，并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的干预导致了个人生活范围不断萎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由主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初期的清晰状态变得再度模糊。同时，国家越来越被各种势力强大的集团所操纵，并成为其用来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工具，这就使政治国家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市民社会领域不断缩小，阻碍了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限制政治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其退出所侵占的市民社会领域，使国家和市民社会领域的界限明确清晰，保证市民社会领域能够监督政治国家的行为，抵抗国家对其的不断侵害。市民社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的不稳定关系，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理论渊源即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组成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试图超越左翼民主主义和右翼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等思潮，都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真实体现。
在中国，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为我们国家所效仿。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国家与社会一体——这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结构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整个社会生活都处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之下，单位、企业、个人全部国有化。个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个人可以牺牲一切，国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那时，人们几乎不会去也不可能谋求独立的个人生活。这种管理体制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国家从百业待兴的特殊时期过渡到正常的社会发展轨道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及国家支配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格局就逐渐显现出严重的弊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逐步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结束。社会生活的总体结构由“国家与社会一体”的结构形态逐渐转化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二分结构形态，国家与社会一体的社会结构只是在特殊历史阶段发挥必要的作用。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国家退出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归还个人生活的自主空间，增强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市场经济社会在中国的确立，人们社会生活自主性的增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个人生活空间的形成和扩大，实质上标志着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这种变化在改革开放3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今天，是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个人生活领域不断扩展，国家公共生活领域不断缩小，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格局正在趋于合理化。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经济激活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胞，使社会发展出现了勃勃的生机，这种生机也使理论家们看到了契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我国先后开始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关于“大政府”与“小政府”何者更优，以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成为我国理论界掀起市民社会问题讨论的前期理论准备。到20世纪90年代，以邓正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掀起了我国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高潮。有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市民社会，怎么样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否照搬西方的市民社会模式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使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实现本土化，如何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等问题的讨论，从多角度丰富了我国市民社会理论。
总之，市民社会问题的国际性、全球性讨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各国的确立，必然引起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讨论，不管是美洲还是东欧、俄罗斯学者，甚至非洲一些学者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世界性的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热潮当中。虽然各国的学者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但是学者们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已经在当今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
其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为我们研究市民社会理论增加了新的背景。个人是现代性的出发点，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人的权利、利益和全面发展。但是，市场体系为个人发展提供平台的同时，市场体系的全球化也使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文化等领域趋同，其强大的整合能力使人类生活越来越整体化了，其结果却是建立起超越个人的庞大的生产—流通—消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个体的个体性经常被整体的整体性所泯灭。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倾向于为任何个人参加者扩大社会的总规模，使他的环境失去人性和失去个性”。代表整体性的效率原则、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造就出了千人一面的“单面人”即失去了个性的个体，并使试图反抗它的个体成为“局外人”。现代性最终面对的是悖论式的局面：以个体性为出发点的现代性由于其自我对立的品格消灭着个体性。
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得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是现代性的本质所在。“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理性、权威、同一性、整体性、确定性和终极价值观等进行反思。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工具的后现代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反理性。后现代主义既反对科学理性，又反对终极性的价值理性。他们批判科学理性的权威，批判追求终极真理的哲学观；他们从人的生活和经验永远是个别的、杂乱的、不协调的观念出发，倡导一种非统一的、个别性的价值认识。二是反中心性、反同一性、反整体性。这是解构主义提出的要求，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拆除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整体性、同一性，而把差异性、边缘性原则作为判断一切事物价值的根据。德里达提出“解构”概念，利奥塔对“元话语”的质疑和提出“谬误推理”，福柯选择疯癫等反常现象研究人文科学史都体现了差异性与边缘性原则。三是反确定性。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追求唯一的真理性结论，重视认识者和解释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人的认识成果的多维性和动态性。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抽象的哲学议论，而是对现实实践矛盾的一种深刻反思。不难看出，现代性所形成的同一性、整体性、权威性等弊端，集中体现在政治国家身上，它以整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以整体生活淹没个人生活，这与现代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趋势是背离的。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市民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培养人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才能为人未来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现代哲学主张向生活世界转向，就是要求从过去抽象化、理性化的同一性生活返向素朴的本真的人性化生活。
综上所述，从理论要求和实际需要看，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都应该继续下去。我们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划分为出发点，论述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分架构的确立、二分架构下当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定、二者不同活动原则及二分架构的发展趋势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市民社会理论内容。
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在当今的市民社会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和取向。一种是着眼于具体的问题，对现实存在的各种市民社会组织和它们的活动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以期为特定社会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建设提供直接的、技术性的支持，这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路向。另一种是着眼于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向，即对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它与政治国家的可能性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力图通过理论的分析揭示市民社会的本质，这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向。采取这种研究路向的学者，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纵深的历史背景上，他们对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它与政治国家关系的一般性分析，为我们认识市民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和方法论的支持。
就研究社会的理论范式而言，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关于社会的理论范式可以被归结为三种：功能主义、冲突论、互动论。市民社会理论其实也是理解社会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将整个社会看作是彼此分治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关系中的过程和存在，因而也就设定了一个社会的构成原则。从这一设定出发，它形成了一个认识社会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将现代社会看作一个二分的结构体，从而赋予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自独立的“身份”和“生命”。根据这一理论范式，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各有其自身的构成原则和运作方式，对整个社会发挥着极为不同的作用。这样一种考察社会的视角，显然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或者互动论。
本书就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这种理论范式进行深层次的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从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的确立、当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定、二者不同活动原则及二分架构发展趋势四个方面，以不同的理解方式深化和扩展市民社会理论核心问题。
我们继续深化和扩展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在理论方面。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意味着哲学研究的重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人本身的世界，从抽象化、理性化的生活转向素朴的、本真的生活。我们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和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二分架构相联系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的确立，从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角度给市民社会和国家下定义并分析二者的区别，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依据，结合现代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状况分析二分架构发展趋势，一方面可以避免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和个人之上的抽象物，避免市民社会理论的宏观和空泛性。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生活世界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第二，实践方面。市民社会的形成，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传统社会的基础是人们之间以自然为纽带结成的依赖性关系，个人没有独立性、自主性，国家代表和管理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市民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以生产和交换的利益需求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个人获得了独立性、自主性，从而形成了与国家公共生活不同的私人活动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现代民主、法制、个人发展等问题的前提。我国社会，无论是自然经济时期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人都是混为一体的，整体生活淹没了个人生活，国家利益替代了个人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的形成。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从保护私人财产到个人隐私的一系列政策，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承认私人生活空间的合法性。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架构可以为国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外，在西方，虽然市民社会的形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在实践上也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为代表的，以“理性化”“技术化”为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对市民社会生活的侵蚀和吞噬，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