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台“显微镜”，
能透视科学发展的丰富内容；
这是一架“放大镜”，
能还原科学发展的真实面目；
这是一把“望远镜”，
能追寻科学发展的未来历程；
这是一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慧眼”，
能帮助我们
去伪寻真、去粗觅精。
在发展的时代主旋律里，中国奏响了科学发展的最强音。这是当今中国发展的“好声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呐喊，是实现“中国梦”的呼唤；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期望，聚焦着整个世界的目光。但正在实现伟大振兴的中华民族，要想驾驭科学发展的时代大船，长风破浪，高帆远航，还必须接受灯塔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科学发展观谈起。
一、科学发展观：含义、主题和实践之路
1978年以来，国人对于发展的执着以及我们在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我们早已不再纠缠于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但我们在发展中所遭遇的种种发展问题，却使我们时常要为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等问题所困扰。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1]，从而成为了“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
1.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科学发展的学问
从归属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中的一种。一般的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发展观可做多角度的划分，如从内容结构上，可划分为经济发展观、政治发展观、社会（狭义的）发展观、文化发展观等；从演变形态上，可划分为单一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从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人与物（这里的“物”主要指极端的环境保护和单一的经济增长等）的关系角度看，可划分为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可见，科学发展观只是一般的发展观中的一种，具体说是发展观中的科学化的形态或最新形态，代表着发展观念演进的主导方向。
发展观是对发展实践的观念反映。在发展观和发展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发展实践决定着发展观：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发展实践发生了变化，发展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发展实践的效果是衡量或检验一种发展观是否具有科学性或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当然，发展观对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当社会主体（一定的政党、阶级、团体、个人等）形成或掌握了一定的发展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解释有关的社会发展现象，处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自觉推动社会发展，这样，发展观就成为了指导人们观察、思考、解决重大发展问题并自觉进行发展实践的基本的理论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实践层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了前后相继的以物为本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两大模式。前一种发展模式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谈到了经济增长所导致或伴生的五个方面的负效应问题：无工作的增长——经济增长不能带来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无声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但民众依然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无情的增长——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富分化，引发了社会冲突；无根的增长——在市场化、全球化浪潮中丢掉或毁掉了本国的传统文化；无未来的增长——经济增长导致了生态的破坏，使人类有失掉明天的危险。这“五无”增长实际上表达的是“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当然，除了这“五无”之外，还应当加上“无耻的增长”。所谓无耻的增长，这是一种突破了道德底线、违法乱纪的增长。
总之，当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山穷水尽的时候，或者说，当它所造成的负效应已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时候，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便柳暗花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开始在发展实践中逐步发挥其主导性的作用。
在理性的“显微镜”下，既然发展实践在整体上呈现出以物为本的传统形态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形态，这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发展实践决定发展观念的原理，相应的，在发展观念上就有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分。这正如哲学家欧阳康教授所指出的：“理论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践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非科学的理论与不合理的实践之间有一种相关性，非科学的理论表达着也必然造就不合理的实践，不合理的实践也实现和论证着非科学的理论。”[3]也就是说，受传统发展实践所决定、所支配的只能是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而受科学发展实践所决定的也只能是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而言，科学发展观只能是对科学发展实践的观念反映，它不可能把已呈现出颓势的不合理的发展实践反映于自身的观念体系当中。
故此，我们的结论只能是：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科学发展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是关于当今中国之科学发展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等一般问题的理论体系。
2.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中[4]，把发展定位为第一要义，这和邓小平倡导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和江泽民提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6]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科学发展观所理解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或是别的什么发展，而是一种科学发展。何以如此认为？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7]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强调了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说法，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的战略抉择。”[8]“主题”之说，不仅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主要目标，更表明了科学发展观之“第一要义”所谈论的“发展”，只能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去把握、去实践。因为，“一方面，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地反映和指导合理的实践，另一方面只有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和支持科学的理论。”[9]这样，作为时代之“主题”的科学发展，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存在要素，社会生活领域和实际工作中的一切观念认识、方针政策、实践宗旨等都要统一于科学发展之上。
总之，由最初的发展之“第一要义”说再到后来的科学发展“主题”说，实际上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关于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问题的明确解答。
3.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
前已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是在对传统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反思、批判、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批判性，更具有建设性，其实践宗旨是要在发展中确立起一种高于和优于传统发展形态的科学发展形态，将人们的发展愿望、发展智慧、发展决心集中于科学发展的实践进程，通过科学发展即在“转变发展模式”的实践变迁中来“提高发展质量，破解发展难题”，以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指向性启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能走科学发展之路。
传统的发展形态或发展道路，在推动着发展的同时，又滋生了大量的代价和问题，呈现出了一种高代价发展的态势。这样一种高代价发展，表明我们的发展已经深陷辉煌的成就和成堆的问题的对立与折磨当中。可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绝不允许我们继续走传统的具有高代价弊端的发展道路了，而只能走具有低代价性能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发展的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形态。其一，它们具有同质性——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特征的“科学性”，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其二，它们具有同构性——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核心、要求、方法等也要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予以体现和实现。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或第一要义是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中，必须把一切观念认识、方针政策等统一于或集中于科学发展之上，以追求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为根本的实践宗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使得科学发展表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使得科学发展表现为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使得科学发展在社会关系的角度应当表现为一种竞和性的发展，在代价论的角度应当表现为一种低代价的发展。其三，它们具有同功能性或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都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具体说是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
总之，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发展观要发挥其对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必须借助于与其具有适应关系或匹配关系的实践载体，这种实践载体只能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有多重要，科学发展就有多重要，它们是形影不离、密不可分的。科学发展的属性特征为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能性，科学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同构性、同功能性又为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现实性。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
二、本书的特点和创新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迈入了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换言之，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科学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伴随着人本理念的确立，近些年来，确保民生、共享发展成果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和中央施政的重点。“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就业持续扩大，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家庭财产稳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10]例如，我们“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各项养老保险参保达到7.9亿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4年人均每月700元提高到现在的1721元。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等问题。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初步形成，各项医疗保险参保超过13亿人，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并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国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岁”[11]。科学发展是一种全面协调的发展，这种全面性、协调性正在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得以体现。科学发展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中国大地已经吹响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号角，“美丽中国”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等等。
科学发展作为实践的“主旋律”，必然要波及到理论领域，从而成为理论界的“主话题”。经对中国知网“源数据库”（含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会议）的检索，从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篇名含有“科学发展”字样的文章（谈科技发展的文章除外），约有7200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对某一领域或方面、某一地区或单位的科学发展之成绩、做法等情况的介绍或报告，约占总篇数的97.5%；其次是具有一定概括性但仍从某一学科或政策视角对科学发展进行解释或建议类的文章，约占2%；再次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进行分析阐述的文章，约占0.5%。此外，自2004年以来，学术界出版了十多部主要谈论科学发展的著作[12]。总之，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的研究渐趋热烈，并成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理论“风景线”，而这些研究成果，也成为了我们深化认识、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踏脚石”。
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科学发展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研究，缺少学理性的透视、系统性的把握以及批判的锋芒，尤其是缺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话语来研究和表述科学发展。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使我们从宏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角度认识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在感性和现象的背后来把握科学发展，而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发展研究的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正是本书所要追求的。
对于科学发展，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超越关于科学发展的感性的、具体的、分门别类的认识而上升到具有较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学理的高度，这样一种高度显然属于哲学的“领地”。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关注并研究科学发展问题，但这些学科的研究，都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研究，或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是关于科学发展的具体认识，有的还属于感性的认识。唯有哲学才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问题的，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性的认识。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作为“显微镜”，透过关于科学发展的种种纷繁的感性现象而深入到其哲理的内核，把握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律、价值、意义、实践路径等内容；同样，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作为“放大镜”，力图还原和恢复关于科学发展的丰富的内涵和应有的状貌，为科学发展的施行或推进提供哲学上的充分依据，或把关于科学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奠定在一个深厚的哲学基石之上。总之，着重从哲学的视角来分析和阐述科学发展，以获得对科学发展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应是本书最大的特点，这样一种特点，可构成为关于科学发展的“哲学之说”。
1.特点：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审视科学发展
既然是一种哲学视角的分析或“哲学之说”，因此，本书将采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审视科学发展问题。这些哲学观点包括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矛盾论等的观点。如本体论视野的科学发展表现为一种至上性，价值论视野的科学发展表现为一种人本性，实践论视野的科学发展表现为一种主导性或必然性，矛盾论视野的科学发展表现为一种差异性。哲学的思维方法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差异觅同一的综合法、概括法。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科学发展，就是要在分门别类或感性或具体的科学发展中考察出其共性的地方，并用哲学的观点来“固化”和阐述这些共性的东西，如所有领域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合规律性（真）、合目的性或利民性（善）、合审美性（美）的属性，这些研究及其成果显然是属于哲学的范围。再有，哲学视阈的科学发展，不仅有其共性的一般化的一面，还具有其差异化或个性的一面，如何找出这种差异性，也离不开哲学的思维，即要通过对比的方法来达到。这种对比，包括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的先进性和超越性；也包括科学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及其“普适”意义。不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科学发展是片面的、“盲人摸象”式的；而不从同一深入到差异，科学发展则是抽象的、“雾里看花”式的，但要破除科学发展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则必须把科学发展的同一和差异、一般和具体统一起来，而这恰恰就是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的生动运用。
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继承性和累积性，即使如马克思主义这样光辉的理论也有其三大理论来源。以此观之，伴随着时代的脉动，本书也是在前人和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所思考的结果。如果本书有什么创新的话，那也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仅仅具有抛砖引玉、铺路搭桥、促进思考的作用。具体而言，基于哲学的视角对科学发展进行审视和分析，这应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是本书关于科学发展的“哲学之说”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一些具体的创新就包括观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了。
2.创新点：观点的创新性和方法的创新性
本书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先进性和必要性等问题的。在思考这一总的问题的逻辑进程中，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具有一定的新意或表达了作者的独立思考。例如，一个时期以来，从官界到学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而本书在“导言”中就认为，科学发展观其实是关于科学发展的学问，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即对“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再比如，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但本书运用“问题→模式”法分析可知，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冲突主要不是“文明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冲突或较量。还比如，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在科学发展的背后，有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在起着支撑和推动作用，这就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并认为科学发展的精神，是新时期发展理念的“精华”，是科学发展的“守护神”，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将中国人民团结在科学发展大旗下的精神纽带。因而，我们要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高扬这种精神。这是从“精神”这一哲学视角来观照科学发展所得出的认识。等等。本书具有新意的观点还有一些，在此不再赘述，相信读者自有判断。这些观点可能不一定正确，但具有启发思考的意义。
所谓方法的创新当然是运用哲学等的思维方法对科学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而得出的具有新意的认识。例如，差异性问题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差异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差异性原理中引申出的识差法则是我们分析社会发展包括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用识差法来看待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阶段性等的特征；用识差法来看待科学发展，我们在科学发展中一方面要尊重和关注差异，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和防范差异的消极性，追求社会的序化运行。再比如，本书在思考认识社会发展包括科学发展的方法论问题时，还提出了“问题→模式”法。这一方法所昭示的，是要由对发展之外在的表象性东西的考察而要深入到对其内在的根据性东西的把握，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或认识某一发展之“是什么”特别是“为什么”的内容。在“问题→模式”法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而科学发展只有从“发展模式”的角度去考察，才能呈现出具有新意的内涵和样态。还比如，本书在分析为什么要实施可持续发展、低代价发展、创新发展等问题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规律、代价规律、创新规律等的概念，而可持续发展规律、代价规律、创新规律不仅是具有创新性的哲学概念，而且这些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一种哲学方法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法的具体运用。生态危机、代价、创新活动等属于现象的层次，而上述的“规律”则属于本质的层次，人们的认识，只有深入到了本质的规律的层次，才显然是属于一种有深度的理性认识。
本着一般到具体、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路径，我们需要从一般的社会发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