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埃以首脑会晤启动中东和平进程
美埃以戴维营庄园首脑会晤距今已经整整35年，由该会晤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也推动中东不断迈向和平整整35年。与此前25年数次大战、小战不断，整个中东地区饱受战争之苦相比，1978年以来的35年的确稳定和平不少。尽管中东和平进程始终曲折不断，但整体而言，阿以间的民族仇恨已经处于弥合过程之中。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并不时有巨大的反复，然而毕竟起步了，以色列终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妥协，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正在不断赢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这种双赢局面的逐步形成首先应该归功于打破阿以坚冰的美埃以戴维营庄园首脑会晤。
1978年9月5—17日，美埃以戴维营庄园首脑会晤在异常艰难的气氛中进行，历经多次会谈几近破裂的波折，最终达成《戴维营协议》（包括《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随后，依然是在美国的大力撮合下，1979年3月26日部分落实《戴维营协议》的《埃以和平条约》签署。中东和平进程在巨大的阻力面前开始不断推进。
在庄园外交的历史上、在大国外交的历史上，美埃以戴维营庄园首脑会晤可谓开创了先河。在长达13天的时间里，超级大国美国与中东两强以色列和埃及专注于中东和平，而将其他国内外事务放在一边，破除重重障碍最终签署和平协议。三方对于和平的执着信念是戴维营会晤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戴维营庄园特殊谈判环境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迫在眉睫的中东和平进程
1973年十月战争后，埃及和以色列都认识到战争手段无法解决各自问题，政治谈判逐渐成为解决双方间问题的首要选择。在美国的撮合下，并未建交的埃及和以色列实现了首脑互访。1977年11月19-21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应邀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议会就中东问题发表重要演说。这一行动全球瞩目！同年12月下旬以色列总理贝京回访埃及，并与萨达特总统举行3天会谈。双方同意设立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就中东问题和西奈半岛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尽管几个月来谈判没有中断，双方会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在此背景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孤立和被批判地位的萨达特总统还面临着国内不断加大的各种压力，为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萨达特要求以色列军事小组离开埃及，开始同激进派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会谈。[1]而此时，在中东问题上本来已被美国边缘化的苏联又有可能大肆插手，[2]刚见曙光的埃以和平又被乌云笼罩。
1977年1月上任的美国总统卡特一直力促埃以和解，把解决中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并提出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政策”。因此，他一上任就派国务卿万斯在中东搞穿梭访问，积极支持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埃以和谈出现僵局且可能面临重大后退的情况下，他马上决定亲自出马调停。1978年8月上旬，万斯国务卿奉命将卡特的两封亲笔长信转交萨达特和贝京，邀请二位携夫人9月亲赴美国戴维营庄园举行会谈，[3]继续谈论中东问题。两位首脑慨然应允。
首先，力控中东局势的美国积极推行“和埃以抗苏联”的中东新战略是戴维营美埃以首脑会晤的战略背景。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东是仅次于欧洲的战略要地，紧扼地中海与红海、波斯湾的埃及和以色列更是美国力求争取的盟国。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埃及与美国关系并不友好，甚至一度敌对。就以色列而言则大不一样，虽然，美以关系一度冷淡，但整体而言呈不断发展趋势。到20世纪60年代，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美以关系已经成为以色列与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世界对抗的最大力量来源。而美国由于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则被阿拉伯世界视为支持以色列的最大敌国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整体处于敌对状态。而苏联则以支持阿拉伯世界恢复历次阿以战争失地、以实际行动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而获得阿拉伯世界的认同，并因而在中东扎下根来。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国、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中东地区的传统领导者，在中东事务中起关键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美国对埃及重视程度不够，最终使得埃及与苏联结好，领导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美国对抗。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曾希望美国在当时英埃矛盾中支持埃及并为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以苛刻的条件让其知难而退。纳赛尔当政后，为求自保和从美苏争霸中获得最大收益，埃及一度坚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为争取埃及加入到对抗苏联的西方阵营，美国在亲自动手反对英法以发动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前后，承诺向其提供经济援助。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埃政策始终处于既希望削弱英法影响，又希望保护和扩大自己及整个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保证苏伊士运河水道的安全和阻止苏联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展和渗透的矛盾之中，在与苏联竞争埃及关系的过程中，美国败下阵来。此后苏埃关系不断发展，美埃关系进一步弱化。1967年“六·五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中，[4]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美埃断交。此后相当长时间，虽然美埃并未完全脱离联系，由于苏埃关系依然紧密，美国对埃及影响有限。
而此时，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已经从四五十年代的冷淡状态发展到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状态。出于政治制度、文化和战略等因素的考虑以及国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对以色列给予大力支持。以色列建国初几年，美国给予以色列大量支持，仅1949年一年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但此后相当长时期，美国实行平衡的中东政策，对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均衡对待。然而，伴随着苏埃关系的接近、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与犹太人利益集团有较深联系的民主党人肯尼迪上台后，美以关系发展加速，双方特殊关系开始起步。这期间，美国总统三次明确表示对以色列安全提供保障，并且开始向后者出售尖端武器系统。美苏各自支持以色列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而后者间的激烈对抗最终引发了1967年以色列先发制人的“六·五战争”。
对于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的大胜，美国作用至关重要。然而美国并不希望中东局势失衡，更何况阿拉伯世界在苏联的支持下极有可能会掀起下一场战争。因此，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在中东开始推行一种微妙平衡的外交政策，就是“削弱苏联的影响、降低阿拉伯激进派的地位、鼓励阿拉伯温和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5]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埃及认识到，通过战争无法战胜以色列，政治谈判才是解决阿以问题、埃以问题的唯一途径。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却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埃及深知，苏联并不可靠。苏联只是将埃及等当做其与美国争霸的砝码，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承担起维护盟国的责任。此时，美国已经处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然而，同以前一样，美国依然并不重视埃及；与苏联一致，美国也希望维持中东不战不和局面，尽管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世界已经遭受到空前的屈辱。
通过“六·五战争”，美国基本实现控制中东的战略目标。但同时，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世界已经将美国列为帮助以色列的大国之一，不少阿拉伯国家与其断绝外交关系，科威特和伊拉克还立即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在当年召开的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确立了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遭受空前打击的纳赛尔和继任的萨达特还在积极谋划下一场战争。而在战争中获得大胜的以色列更加崇拜武力，对联合国242号决议阳奉阴违。这一切构成了下一场阿以大战的背景。
经过多年谋划与筹措，1973年10月埃及克服了美苏形成的阻力，与叙利亚一道对以色列展开突袭和两线作战，首战告捷，阿拉伯民心士气为之大振。然而，以色列很快稳住阵脚，继而反攻，埃叙再次落败。[6]在这次战争中，阿拉伯世界以石油为武器，对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以色列只能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力维持。十月战争虽然又一次以阿拉伯世界战败而告结束，此次战争中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和战斗力却让美国与以色列意识到维持现状已不可取，政治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这正是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本意。为了挽救持续恶化的中东局势，美国对当时以色列的梅厄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埃及、叙利亚签署军事脱离接触协议，让出部分被占领土。依靠并非全心全意的苏联支持，埃及不仅没有获得战争的胜利，反而不断受辱、失地；而关键时刻美国政治谈判的处理方式，不仅保全了第三集团军，还恢复了部分被占领土。这更加坚定了萨达特借助美国与以色列谈判维护阿拉伯、埃及利益的想法，同时也彻底地打消了依靠苏联的想法。早在1972年7月萨达特就下令要求苏联军事专家撤离埃及，1976年3月埃及又单方面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在与苏联关系渐行渐远的同时，美埃关系发展迅速。1974年2月，埃美复交。当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开罗，双方签署《埃美关系和合作协定》。1975年10月萨达特回访美国。这是埃及总统首次访美。基辛格就此指出：“埃及已经勇敢地致力于寻求和平，已经结束了它长期以来对苏联的依赖，正在和西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7]
尽管美国已经比较牢固地掌握了中东的控制权，埃以间的根本矛盾依然难以化解，而苏联又不断挑动阿拉伯激进派别向埃及施加压力。为巩固中东既有战略优势，美国加大对以色列的压力，力促埃以和解对抗苏联。在萨达特已经做出震惊世界的和平姿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将自己中意的中东和平方案推出。为此，面对以色列的保守姿态，卡特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以求中东局势继续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其次，摆脱国内外诸多危机是埃及参与戴维营首脑会晤的根本原因。
埃及寻求战争以外的途径处理阿以问题始于“六·五战争”后。当时的纳赛尔认识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美国，而美国一直是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途径的。作为阿以冲突阿拉伯方面的领头羊，埃及在长期战争中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四次中东战争，埃及10万余将士血染沙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多次战败导致西奈国土沦丧，国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数度被迫关闭，前线地带一片废墟。更为严重的是，多次战败给埃及人心灵深处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痛。到萨达特时期，埃及渴望和平的心情更加迫切。因为此时的埃及，经济更为凋敝。1971年底，埃及民用债务达13亿美元，军用债务17亿美元。纳赛尔去世时，埃及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库空了，我们已濒于破产的边缘”。[8]萨达特称他继任时“埃及的经济已被毁灭，每个埃及人都是一贫如洗，我们几乎是在乞求武器，乃至乞求糊口的大饼”。[9]然而，尽管萨达特一再向美国表示谈判求和平，美国的回应始终不强。而纳赛尔留下的惟一遗产和埃及上下唯一的共同目标就是——战争。为此，萨达特以战求和，发动了十月战争。虽然战争先胜后败，萨达特中东和平战略的目的却得以不断实现。
对于萨达特而言，十月战争后，通过政治谈判，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并与其和解以收复失地，摆脱国内困境已经比较现实。在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萨达特意识到，美国是唯一能够促使以色列与埃及和谈的大国。而此时，埃及的国内困难不是刚刚开始，而是正在不断加深。经济方面，埃及经济正处于不景气状况。1966年到1977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只有1.2%，人均年收入增长率只有2%。在这种情况下，军费开支从196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上升到1977年的25%。这造成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社会矛盾也在急剧发展。“肥猫”阶层出现，贪污腐化问题日益严重，下层民众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严重不满情绪集聚。1977年1月的骚乱就是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要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埃及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地区环境。正如埃及前新闻部长曼苏尔·哈桑所言：“和平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和平气氛，不可能有任何经济的或社会的真正发展。”
在萨达特发展与美国关系，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阿以问题的时候，苏联的障碍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萨达特加快了倒向美国的步伐。继1972年驱逐驻埃及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后，1976年3月埃及又废除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与苏联关系的迅速淡化和与美国关系的快速升温是同步的，这自然引起苏联与阿拉伯世界反美力量的强烈反对。对于萨达特主动访以之举，不仅埃及政府内国防部长落泪、外交部长辞职，沙特等温和阿拉伯国家也认为埃及单干有损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叙利亚、利比亚和巴解组织等更是予以强烈谴责；利比亚甚至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埃及。1977年12月卡扎菲召集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等国的首脑在的黎波里开会，宣布成立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的阿拉伯“坚定与抵抗阵线”，会议还声明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要与以色列血战到底。在如此强大的阻力面前，已经以坚实的脚步迈向和平的萨达特除了继续向前外，别无退路。
事实上，萨达特认识到，如果不以坚决的态度脱离苏联、转向西方、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美国的诸多援助不会到来。而以前依靠苏联和阿拉伯世界的方法并没有解决埃及的发展问题和国外挑战。在此背景下，萨达特必须利用十月战争后自己所获得的巨大权威适时地对以色列展开和平攻势。在确信以色列贝京政府愿意在西奈半岛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后，萨达特终于明确决定访问耶路撒冷。萨达特访以的政治代价巨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然而他直接向美国表明自己渴望和平的诚意。埃及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如果美国再次置埃及强烈的和平愿望不理不问，又一场更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必然会再次上演。考虑到大战的连锁反应极难准确预测，权衡利弊，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援助埃及。美国总统卡特明确表示：“萨达特总统需要我们尽力保护。”[10]1977-1980年度，美国加大对埃及的援助力度，分别向其提供援助9.47亿、10亿、12.64亿和11亿美元。到1979年，美国在埃及援建的项目共95个。埃美军事关系也有了长足发展，到戴维营会谈时，埃及采购美国武器数额达9.37亿美元。[11]与此同时，卡特总统也向贝京总理施加压力。埃以不仅因而实现首脑互访，还举行了多轮和平会谈。
然而，尽管萨达特力求与以色列和谈取得成果，在以色列方面不肯妥协情况下，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放弃举措。埃及不是不想继续和谈，而是因为在没有美国强力干预背景下，体面的和平不可能实现。“萨达特坚强、勇敢，很注意世界舆论，也很在乎自己作为阿拉伯国家中最重要领导人的身份”。他有魄力、直爽、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自视为古代一些伟大法老的衣钵继承者，深信自己是主宰命运的人物。”[12]因此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提请美国注意，并获得了希望的效果。为了实现和平、国家的发展，萨达特当然不会放过自己赢来的美埃以首脑和谈机会。
第三，与埃及实现和平是以色列改善国内外环境的根本性举措。
“十月战争”不仅改变了美国对中东问题的看法，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色列单纯依靠武力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政治谈判开始成为以色列寻求安全保证的基本方法。“十月战争”给以色列造成的影响是直接且深远的。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以色列11000名青壮年伤亡，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并由此导致战后国内政治分化、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失业加剧、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反战浪潮对以色列政府的打击尤为严重，以色列全国甚至出现“现在就要和平运动”。相关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以色列人同意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虽然以色列依然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被打破。这次战争给以色列时任总理梅厄夫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直接引发以色列国内政治危机，最后迫使梅厄夫人辞职。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达扬悲观地说：“我们并不比埃及强大。优势的神话，以色列比阿拉伯国家强的政治和军事原则，以及如果他们胆敢发动战争就一定失败的观点，在这里都站不住脚了。”[13]通过这场战争，梅厄夫人认识到，必须寻求签订合约的方法解决“过去30年来夺取成千上万双方年轻生命的问题”。[14]接替她的拉宾总理以及后来的贝京总理也都认识到，要以和谈方式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困境。
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一味依靠武力的以色列一片谴责，就连美国也不愿无条件支持他。在国际社会中，以色列比以前更加孤立。阿拉伯国家掀起的石油危机直接支持埃及等发动的十月战争，使得严重依赖海湾石油的西欧和日本不得不倒向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对于以色列希望和谈的想法，美国明确表示，必须要做出领土让步来推动和谈。基辛格指出，“倘若犹太国要仰赖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在道义上的本钱一定会输得精光的”。
如此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以色列的确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期望与阿拉伯世界整体谈判不现实，选择一个在阿拉伯世界有重要影响力同时又和以色列安全紧密相关的国家倒是一个可行性方案。埃及因而成为其首选。以色列之所以选中埃及，是因为：其一，埃及是一直以来对以色列最具现实性威胁的阿拉伯国家。四次阿以大战，埃及都是绝对主力，并给以色列造成最大损失。其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其对以色列的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其三，埃及萨达特总统多次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和谈，这和明确表示不会和以色列单独签约的约旦、拒绝与以色列签署第二个军事脱离接触协议的叙利亚有根本区别。
然而，尽管以色列确定了同埃及和谈的和平方案，如何具体执行却也成问题。为了实现与埃及关系的突破，1976年10月拉宾取道巴黎，化妆前往摩洛哥，请求哈桑二世设法使萨达特同其举行秘密会晤遭拒。萨达特不愿意撇开美国与以色列直接接触，更何况拉宾工党联盟内部分歧严重，难以实现与埃及的和解。
1977年6月敢作敢为的精明政治家贝京接替拉宾就任以色列总理。他自视天赋重任，常常提到上帝对摩西和犹太人其他领袖的启示；他有着强烈的信念，自成年以来一直献身于建立和维护他的国家。[15]贝京是利库德集团的领袖，其稳固的领导地位和无人能及的威望使他能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强有力的内阁。他出人意料地任命工党资深领袖、前国防部长达扬为外长，同意后者提出的不把以色列主权扩张到1967年战争占领的土地、阿以双方无条件参加和平会议、和谈以安理会242号决议[16]为基础的出任条件。[17]贝京吸收前任教训，上台后第二个月即当年7月，就带着以色列政府新起草的阿以和谈文件访问美国。该文件体现了贝京政府对和谈的灵活性，除了接受安理会242和338号决议[18]为谈判基础外，该文件还在西奈、戈兰高地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区问题上表现出明确的妥协性。[19]当卡特向贝京转达萨达特对他的疑虑时，贝京答复说，他完全准备与萨达特达成协议，并“正式试探同萨达特直接会晤”。[20]此外，贝京一面秘密安排埃以高级会晤；另一方面通过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渠道向萨达特表示希望与其直接会晤，并明确表示愿意在西奈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
贝京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1977年11月萨达特飞赴耶路撒冷与贝京会晤。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的和平演讲深深打动了以色列的普通民众。随后贝京的回访以及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终于达成双方间开展和谈的决定。然而，长期积累在两国间的不信任、对峙的坚冰很难在短时期内消融。1977年11月到1978年8月，双方多次会谈，终无结果。这不是贝京所乐见的。他上任以来甚至可以往前推至梅厄夫人时期一直力推的阿以和谈绝不能中途而废、无疾而终。因为，与埃及的和谈直接关系到以色列是否能成功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只要与埃及实现了和平，以色列的地区安全形势将会得到根本好转，国内的各种动荡因素也会趋于消减。最重要的是，已经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将更难在不久的将来团结起来威胁以色列。因此，面对卡特总统的撮合，贝京很快组建团队应邀参与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
最后，美国总统卡特的个人因素是促成戴维营会谈的直接原因。[21]
根据埃及与以色列对于各自安全的关切程度来看，双方间的和谈甚至达成协议在十月战争后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长达3-4年的时间，中东问题依然进展有限。国际关系史上，被认为是历史必然性的趋势被偶然性所打断、扭转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使是存在历史必然性的趋势，如果在既定趋势内没有特定的人或事顺应趋势持续不断地大力推动，一旦既定趋势的一些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历史必然性又会有新的展现。即使人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创造历史，又有谁能够断定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就必定出现被确定的确凿无误的历史呢？虽然美国两任总统也确实在力促双方和谈，然而埃以双方敌对形势依旧。就在中东局势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197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的卡特成为了决定性地将中东问题由是战是和的问题转变为是和谈成与否的问题。在他锲而不舍的大力推动下，数度濒临局势破裂的埃以关系转危为安，基本保持和谈向上势头，并最终走向戴维营三边会谈。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总统卡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卡特总统是对中东问题给予相应战略地位并坚持不懈付出巨大努力且一定要得到结果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之所以对中东问题如此重视，根源在于他的宗教信仰、民主意识和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当他的这些特质与美国的在中东的国家利益相结合时，他就能够突破一些基于宗教、情感上的偏见，推行有利于中东稳定和平的外交政策。卡特总统是美国南方浸信会教徒，认为他们所崇敬的耶路撒冷圣地圣所应该妥善保护并供基督徒前往瞻仰。1967年以前，处于约旦治下的圣地圣所不仅没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还被破坏和亵渎。这是卡特不能容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有伦理和圣经研究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纽带，也是卡特生活的一部分。卡特在宗教情感上就与以色列亲近。他深信，经过大劫难的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有和其他国家和睦生活的权利。在他看来，以色列的建立与存在符合圣经教义，经过数十年战乱依然存在与发展是上帝的旨意。在任佐治亚州长时，卡特受邀出访以色列并亲自感受到以色列的地理和防御，有幸直接将以色列与约旦对圣地圣所的管理进行直接的对比。这更加深了其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
以色列与美国同属民主国家是卡特支持以色列的另一个原因。中东政治版图，除了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外，其他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和君主国。这些民族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往往采用与社会主义体制相接近的集权政体，土耳其也难以划归到民主国家之中。因此，小国以色列选择民主政体弥足珍贵。虽然它对手众多，面对的压力较大。多次战争后，以色列不仅安然存在、继续发展，其民主制度也愈益坚固。卡特佩服他们的勇气，为他们在建国和护国上的成就而庆幸。
当他就任美国总统时，他意识到，他的这些同普通美国人一样的感受必须和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他必须高瞻远瞩。中东的稳定、安宁和远离苏联的影响是美国利益所在。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是美国可以依靠的战略性力量，美国必须对其安全有特殊的责任，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必须加强。要维护中东的稳定，单靠一个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敌对的以色列是无论如何也不现实的。美国必须同阿拉伯国家一道，为中东的和平而努力。卡特此前并不了解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世界没有强烈的好恶。他也没有到过任何阿拉伯国家，同任何阿拉伯领导人有私交。这从某种意义上反倒有利于卡特发展与愿意为和平奋斗的某些阿拉伯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与尼克松、福特两位总统相比，与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牵扯的卡特的确更容易赢得阿拉伯人的亲近和信任。
在接触到中东问题的过程中，卡特逐渐认识到，数次战争导致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经承受了几十年的苦难。而且这些难民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已经有几十万之多。巴勒斯坦难民悲惨的生活境遇让人权政策为外交政策核心的卡特深表同情。更何况，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阿拉伯世界头等重要的大问题。他认为，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异常孤立的处境与其巴勒斯坦政策密切相关。而这在根本上违背了道义原则。“由于我已经使我们国家对人权的承诺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条，对于我来说忽略西岸地区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不可能的，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不但被用来作为反对以色列的基本杠杆，也与我们两国的基本道德及道义原则相背离。”因此，他认为，美国有必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选举权、集会和讨论影响他们生活的权利、拥有财产不被没收的权利以及摆脱军事统治的权利。他知道，以色列并不认同这些。1977年9月，以色列国会还通过了禁止政府同巴解组织谈判的决议。以前的美国政府也曾答应以色列不与巴解组织接触。然而，维护以色列安全和维护巴勒斯坦难民的人权并不矛盾。解决好了难民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和平的决心会得到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世界的认可，中东问题和平解决趋势更加牢靠。因此，1977年3月16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他呼吁建立巴勒斯坦人家园，还将巴勒斯坦人权利同美国国内黑人的民权相提并论。演讲后，他还与与巴解组织代表见面并握手。这是他与以色列政府严重分歧所在，他一直坚持到最后。
尽早实现中东和平是卡特就任总统以来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现实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不可能是让以色列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谈。根据当时情况来看，力促埃及与以色列和谈是可行的办法。埃及不仅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对手，也是未来能给予其惨重损失的唯一国家。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既让以色列伤亡惨重，自己也备受其害。因此，埃及也希望摆脱战争，与以色列和谈。萨达特总统已经与苏联分道扬镳，同美国友好。卡特认为，萨达特性格坦率，是一位不会在需要作出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前面畏难退缩的十分坚强果敢的领导人；他魄力大，敢作敢为。1977年4月，萨达特访美，两人一见如故，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谊。确信萨达特在阿以问题上的建设性立场和坚决的态度后，卡特更有信心促成中东和平。
与拉宾相比，贝京更适合成为推动中东和谈的以色列总理。1977年3月拉宾访美引起了美国人对中东问题的关注。同年9月贝京访美则表明以色列的确愿意同阿拉伯和谈。在了解了阿以双方主要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后，卡特在阿拉伯世界和国内进行了广泛的努力，最终促成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从此奠定了埃以和谈的基础。尽管此后双方和谈并不顺利，两国都已经不希望走回头路。
就在卡特踌躇满志的时候，埃以接触不断出现问题。以色列出尔反尔的行径严重危及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给中东和平前景蒙上了阴影。此时，美国政界、学界再次出现建议卡特不要掺和中东谈判的声音，因为那是件成功不了的事情。实际上，萨达特也已经对和谈丧失信心，决心放弃和谈、准备战争。背负各种压力的萨达特已经要求来开罗和谈的以色列军事小组离开，并开始同激进派阿拉伯领导人联系。对当时的发展趋势听之任之也很正常，毕竟埃以两国有极深的利益冲突，短期内获得突破性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卡特认为，中东和谈关乎中东稳定大局，与美国利益紧密相关。埃以会谈没有进展原因在于萨达特和贝京性格格格不入，没法在他们面临的许多困难问题上取得妥协。在中东极有可能面临又一场大战的情况下，卡特决心请萨达特和贝京到美国来同他一起进行一次全面的谈判。这在当时来说是极大的冒险！即使戴维营三方会谈能够进行，如果没有任何成果，美国将极为尴尬，卡特总统个人声誉、政治生涯会遭到空前打击！虽然如此，卡特依然决心一试。
由于卡特的努力，埃以终于同意到戴维营参与三方首脑会谈。没有卡特总统的努力与坚持，就不会有戴维营美埃以首脑会谈。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卡特总统直接促成了戴维营美埃以首脑会谈。
二、急如星火的美埃以戴维营庄园首脑会晤
美埃以戴维营首脑会晤是埃以会谈已告破裂后、挽救中东和平的冒险举动。虽然埃以会谈已经终结，萨达特灰心失望之至，贝京也极为沮丧。但这两位首脑深知，己国安危已经和对方紧密相关，而埃以和谈的最终成败将成为两国关系的风向标。因此在卡特总统的撮合下，两位首脑愿意再次会晤，为达成和谈而全力以赴。就在三方为首脑会晤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时，激进的阿拉伯力量也在起劲地开展各种反对活动。而埃以双方或者至少埃及一方在为万一会谈又失败做准备。毕竟，即使是卡特总统也认为，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是埃以直接接触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戴维营庄园进行的三方首脑会晤具有决定阿以双方是战是和的性质，是阿拉伯世界温和派最终能否与以色列相互接纳的决定性会议，有同阿拉伯激进派争夺埃及的性质。就萨达特向和平前进的动力而言，推动其走向战争的力量也不容小视。正是意识到埃以和谈不进则退的消极后果和时间的紧迫性，卡特总统决心破釜沉舟，全力推动戴维营会谈。“我们准备要留多久就留多久，要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一试探到底。我们的计划是三天，不过要是有明显的进展，可以指望成功，那么留上一星期我们也愿意。”总之，成败在此一举。
（一）戴维营庄园的巧安排
戴维营是美国总统专用的休假避暑山庄，是一个幽静安宁、可以暂时避开华盛顿烦恼政务的所在。卡特选择戴维营作为三国首脑会议的举办地，颇有深意。在卡特看来，萨达特是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同他一样希望在中东实现和平。对于贝京，卡特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贝京相当和气、真挚、诚恳，笃信宗教，为人正派，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卡特将这两位首脑视为朋友，虽然这两位之间似乎格格不入。庄园外交实际上是一种很私人化的外交。如果其主角之间的确私交不错，庄园外交不仅能增进个人情感，还能有助于缓解危机或解决问题。卡特总统是萨达特和贝京二人的朋友，完全可借助戴维营这种非正式性的外交场地，通过私人友谊来处理中东问题。为了尽可能缓和会谈气氛，卡特还邀请两位首脑的夫人和自己的妻子与会。卡特总统的夫人罗莎林与萨达特夫人吉汉关系友好，同贝京夫人阿莉札也有交往。三对首脑夫妇住在相隔不远的三个别墅，有助于缓和紧张并带来比较愉快的气氛。鉴于萨达特和贝京势不两立，融洽关系的建立还只能从头开始。
戴维营确实是个优美的所在。一幢幢用树木命名的别墅掩映在自峰顶到山麓的树丛间，房舍之间曲径相通，房舍周围大树环绕。这座山庄当初设计并没有准备接待很多的人。最有名的美苏戴维营首脑会晤，当时的人数并不多。1978年2月份，卡特也只接待了萨达特。但这次，戴维营的利用率达到了极致。为了尽可能提高会谈效率，三国代表团人员已经尽量精简。虽然如此，三位首脑各自的秘书班子，各有一套与本国政府联络以便处理国务的通讯设备，各人的医师以及美式、埃及式和犹太式三组厨师，加上相关问题的重要顾问，足够将戴维营填满。
戴维营区内只有125英亩的面积，而且为安全网包围。区内住房相隔不远，环境既幽静又不孤寂，有益于舒松心情。开会地点与别墅相距不远，步行即可，当然区内安排的几辆高尔夫车和自行车也可代步。如此安排，主要目的是希望参会人员可以不拘形式地相互交流。除了开会，休闲娱乐的节目主要是到电影室看电影。电影室一天24小时开放，随时都可以让身心疲惫的人得到休闲。
卡特对于会谈的原打算是，先由他和萨达特、贝京分别进行私下会晤，然后三个首脑一起决定如何谈判。贝京认为“三三”会议较好。他很想在首脑会晤时每方至少有两名顾问参加。整体而言，13天的会议形式基本上就是杂糅了卡特和贝京的想法。只要是单独的较为正式的会谈，卡特总是使用他别墅里的一个小书房。这个房间看上去似乎不太适合进行这么重要的会谈，但它比较偏僻，而且具有地理上的便利和环境上的优势。此书房与附近贝京和萨达特住的房子来去较为方便，而且该书房窗口正面对南面山坡，景色怡人，用来谈判较为合适。
这种安排可谓匠心独运。贝京总理十分注意礼节，喜欢打领带，穿正装，外交礼仪一丝不苟。他还经常提醒萨达特总统和卡特总统，说他不是国家元首，与后者之间身份有高低。他表示，如果卡特总统要见他，他坚持由他到卡特的房子去，而不是相反。萨达特总统则相对比较随便，着装随意。但他自己在运动、节制饮食方面有一套规矩，每天清晨定时散步四公里。每当卡特临时想和他谈谈，总是卡特先打电话过去，然后再去他住的别墅。卡特总统的安排尽最大可能体现主人有节制的热情，让最重要的会谈主角舒适、放心。
由于萨达特的夫人吉汉有事未能前往戴维营，加之萨达特生活很有规矩，卡特与他的非正式会谈并不多。当然，卡特和萨达特都有散步的习惯。戴维营的清晨，两位元首边散步边交流也非罕见。卡特夫妇和贝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较多。两位首脑的夫人显然是各自先生的好帮手。由于她们并无会谈任务在身，一起抽空喝喝咖啡，到附近市集购买物品就比较多一些，关系也自然会更近一层。两位夫人紧密的关系多少会对各自先生此行任务有所影响。这对于卡特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因为，在他看来，萨达特对他信任似乎过大，贝京对他的信任则似乎不够。有了夫人关系的影响，应该多少会弥补来自贝京较低的信任度。
值得一提的是，可能只有非正式的外交场合，来自主角夫人的提议才可能被采用并发挥一定影响。卡特夫人罗莎林显然想帮先生一把。她建议，三位首脑呼吁全世界同他们一起祈祷，祝愿他们在戴维营的努力获得成功。卡特总统立即采纳，并将其告诉萨达特和贝京。两位首脑也同意该建议。因此，这个实际是祷文的联合声明成为会谈的第一个联合声明。这也许正好预兆着会谈会有好结果。
这次会谈的目标是尽力要谈成。而如此举世瞩目的会谈必然会让媒体疯狂追逐，一旦有任何消息就会搞得举世皆知，这是不利于谈判的。为此，卡特一方面就会谈新闻发言人事宜做了最为保密的安排；另一方面还通过两位首脑周知与会人员，不得将正在进行的有关谈判的立场或成败的任何消息传给外界。另外，由于萨达特和贝京两位首脑具有最后拍板的特殊性，很多重大问题要在他们代表团成员间经过反复讨论才有可能取得进展，而等到首脑们拍板，时间已经过去大半。考虑到效率问题，凭借埃以双方的信任，卡特总统得以直接和能影响两位首脑的重要成员沟通交流。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和以色列检察总长巴拉克是对贝京有所影响的人，埃及副外交秘书巴兹（他是萨达特比较信任的智囊之一）对萨达特有影响，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则深得萨达特信任。卡特总统充分运用了这些便利。如果不是在戴维营这种非正式场合，不是得到埃以双方的信任，卡特总统的这些做法是绝对不合适的；而那些能影响萨达特和贝京的人也是不会应邀与卡特直接交流至为敏感的问题的。
（二）十多天的讨价还价
1978年9月5-17日，美埃以三国首脑会聚戴维营，就中东问题开展首次三边首脑会谈。此前的埃以会谈已告破裂，会谈双方已经深知对方谈判底线。此次之所以应邀而来，萨达特和贝京都是希望在共同信任、且在中东具有头号影响的大国美国的协调下能获得和平。因此，在原有立场上埃以双方都做好了妥协的准备。但鉴于双方间的疑虑以及贝京对美国一定程度上的提防，这场本可以较早结束的谈判整整谈了13天（就会谈内容和结果而言）。由此可见，互信的建立是多么的艰难，哪怕有最值得信任的最强大的国家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忠实的强大的中间国，即使以色列历任总理都希望与阿拉伯领导人会谈亦不可得，更不用说同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埃及总统达成和谈协议！
为促使谈判成功，作为协调者的卡特在会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他看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可分为三类，即已经解决、部分解决和尚待解决。已经解决和部分解决的问题是尚待解决问题的基础，必须明确并妥善处理。尚待解决的问题是谈判的关键，能够全部解决是最好，如若不能也要尽量多解决一些。只有这样，谈判才有可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果。美国认为以下是已经解决的问题：耶路撒冷不能分割，各圣地圣所可以自由出入；埃及将停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和其他国际水道的通行将受到保障；以色列应该得到安全，包括在西岸保持某种力量；结束战争状态，宣布和平；埃及对西奈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约旦和巴勒斯坦人在谈判中将起重要作用；任何协议都将分阶段实施；以后还将以诚恳的态度继续进行谈判。
部分解决的问题是：联合国242号决议将作为任何和平协议的基础；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应该建立正常关系；美埃以三方都不赞成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应该终止他们在西岸-加沙的军人统治。
尚待解决的问题是：撤除以色列在埃及土地上所有定居点；在任何被占领土地上不再建立新的定居点；242号决议的各部分条款全都适用于西岸；巴勒斯坦人自由参加将来的一切谈判；西岸应该有什么样的永久性地位；以色列认为埃及在西奈的军事力量是对他的威胁；阿拉伯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协议的性质。
客观而言，美国的会前准备工作很充分。然而，与谈判过程中不断地反复、讨价还价相比，这些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充分也不一定更为有效。萨达特明确表示，此次谈判是希望为实现持久和平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并希望对所有具体问题有所处理。这与贝京希望一步步解决问题的立场显然有区别。他说，此次谈判，他在主权和土地问题上不会通融。在西奈半岛问题上，他强调，埃及必须收回每一寸土地，并且对这些土地拥有毫不含糊的主权。西奈半岛拥有公认的国际边界，只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攻占。在以色列看来，西奈半岛不仅军事价值突出，经济价值也很大。因此，占领西奈半岛后，以色列不仅迅速设立平民定居点，还建立军事基地，开采石油。对于埃及而言，西奈半岛首先是其不可侵犯的国土，是被以色列强行侵占的，以色列必须将其完整归还。埃及坚决不同意以色列在西奈半岛上留有定居点、军事基地，埃及甚至要求以色列为其开采的石油作出赔偿。萨达特把“以色列从西奈半岛全面撤军”作为其谈判的首要目标。因为“归还西奈半岛关乎埃及人的荣誉，西奈正是1967年埃及人遭到挫折和羞辱的地方”。
以色列已经表示愿意从西奈半岛撤军，但千方百计想保留犹太人定居点，在军事基地问题上也是尽量维持。以色列的理由是，正如埃及以前曾经做过的一样，西奈半岛始终是进攻以色列最好的桥头堡。另外，如果以色列在西奈半岛问题上完全妥协，这个不幸的先例将成为此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问题上无法绕过的梦魇。为此，以色列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定居点的土地所有权归埃及，允许以色列人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正如他们会被允许住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一样”。这个似乎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建议被萨达特毫无余地地拒绝。萨达特说，“中东的有些事情就是不合逻辑或不合情理的，对埃及来说，这便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负责为这些人另寻栖身之地，埃以双方的这一根本分歧使卡特“束手无策”。以色列以国土面积狭小为由，请求尽量延长对西奈机场的控制。这也为萨达特严辞拒绝。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上，萨达特声称，西岸和加沙的主权属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不属于约旦人，也不属于以色列人。他主张要通过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决定主权的归属，而这将最终导致建立一个与以色列或约旦联系在一起的巴勒斯坦国。由此来看，犹太人定居点应该撤除，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的军事统治应该结束。以色列坚决反对萨达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角度来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都是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对其的绝对控制。以色列不会撤除那里的犹太人定居点，也不可能结束在那里的军事统治。但是，贝京表示可以给巴勒斯坦人“充分的自治”。实际上，这种“充分的自治”是以色列对该地区变相的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无保障。
萨达特曾就上述问题严正表明立场：“在西岸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我不会签署任何关于西奈半岛的协议。”这实际上是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不得不为之，具体谈判中，他并未在该问题上投注过多精力。而以色列则恰恰相反，就被占领土地主权和巴勒斯坦人的自治问题反复在概念、言辞上进行推敲。
在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引用问题上，埃以双方长时间各执一词。“不得通过战争取得领土”是242号决议上的一句话。阿拉伯国家都坚持要求以色列承认这一原则适用于他们所签订的任何和约。贝京很清楚，阿拉伯人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自己承认在“六·五战争”后占领的土地是非法所得。这里包括耶路撒冷东区在内。对此，贝京认为，尽管以色列承认了安理会242号决议，但不能接受这句话的规定，因为这种语言只能运用于侵略战争，而以色列的进行的战争是自卫性质的，“1967年的战争给了以色列人以改变边界的权利”，因此谈判不能以此为基础。而且，以色列认为，该措辞涉及到以色列的安全。贝京认为，萨达特“希望我们退出每一寸土地。萨达特按照他的条件达成一项同以色列的协议，这对以色列是一种危险。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以色列国家的生存问题”。贝京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他最后表示：“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包含有这一句子的文件，我也不会在上面签字。”
就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问题，萨达特有很深远的考虑。萨达特清楚以色列希望得到埃及承认并相互建交。对于以色列而言，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容易被拦腰切断而迅速走向败亡。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所有阿拉伯国家从未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还一直与其保持战争状态，并发誓要将其赶进大海。如果能够得到阿拉伯世界最强大国家埃及的承认，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会有根本性改善。从长远来看，还会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政策产生影响。然而，萨达特深知与以色列建交对他本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利影响。更何况，以色列在诸多阿拉伯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上并没有让其满意的妥协。因此，他并不愿意立即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萨达特在实际谈判中提出，互派大使、开放边境等外交关系问题涉及埃及国家主权，不能进行讨论。
耶路撒冷问题不容回避，应不应该分治和应该怎样治理是个问题。萨达特说，他从未有过耶路撒冷分治的想法。贝京则说，萨达特关于双方对该城各部分拥有平等而又不同的主权的观点自相矛盾。该问题是核心问题，无法回避，却又难以解决。美国的方案有效规避了耶路撒冷东区的主权问题。该方案提出，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自由出人这个“不再是一个被分割的城市”、不同宗教的圣地应由各自的代表全权管辖、由居民选出的市政委员会来管理城市等等。这些提法为埃以双方接受。
另外，在戈兰高地问题、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未来有关领土管理谈判等问题上，埃以双方也有尖锐的争执。整体而言，尽管埃及和以色利在谈判中一直在不断改进其谈判策略甚至包括某些内容，但由于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整个谈判过程不乏火药味。
（三）一改定乾坤
1978年9月17日，戴维营会谈已经整整进行了13天！这是一个开始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卡特总统最不乐观的估计是一周时间，而根据萨达特来自达扬的消息，以色列是巴不得早早无果而终。心情急迫的萨达特在难熬的谈判中曾数度准备放弃。在卡特总统的竭力运筹下，三方首脑会谈还是历经坎坷。几天前，卡特下定决心破釜沉舟，他宣布，9月17日为戴维营三国首脑会议的最后期限，届时双方如达不成协议，美国将甩手不管。这时，以色列国内爆发了抗议贝京顽固立场的强大群众示威运动。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贝京终于做出了让步。戴维营会谈行将成功。
这一天较早的时候，卡特非常迫切地想见到萨达特。萨达特一直是这场谈判的轴心。他关注的都是大问题，而不是细节与措辞。只要在阿拉伯世界关注的巴勒斯坦人权利问题上有突破、西奈半岛问题上有根本性进展，他不会在小问题上过多纠缠，比较容易在协议上签字。卡特之所以急于见他，就是希望他们将有关最后定稿的各种建议过一遍。有了两个元首的同意，以色列方面应该不会反对，毕竟这些建议是三方共同议定的结果。萨达特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在卡特看来，这些修改意见不多，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他认为，以色列人大概会接受。经过讨论，卡特将两个文件的文字再次全盘改写，直到将两国代表团都能接受的内容写进去。然后，他到大会谈所在的冬青别墅请达扬在文件措辞上祝他一臂之力。另外，作为需要以色列议会将要表决的重要议案——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是否需要撤离这件事，他也希望达扬能起些作用。因为这是萨达特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这次谈判的成果以及此后中东问题的进展。
总体而言，包括卡特在内的各位代表都很兴奋。经过12天紧张的谈判，埃以双方基本上在彼此最关心的问题上寻找到了共同点，比预想的情况要好得多。两个文件就要签署了，以色列的代表已经准备离开戴维营。代表们都如释重负。的确，在西奈半岛移民撤不撤等问题上一再的辩论让代表们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为了达成有利于三方的协议，各位代表尤其是三位首脑可谓是竭尽所能。如今，这一切已经有了结果；戴维营三方会谈即将尘埃落定。
然而，就在一切进入到成功收尾阶段时，以色列那边爆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色列在看到美国准备写给萨达特总统的信的草稿后，态度出现惊人变化。这封信主要是说明美国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的。美国就该问题的立场已经在联合国舞台上早就多次正式准确表达。信件的立场与美国在联合国表达的立场一致。当时以色列人勃然大怒。贝京扬言，如果美国就耶路撒冷问题给埃及致信，无论怎么写，以色列都不会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互致信件方式表明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是卡特与萨达特事前商议决定的。卡特力促萨达特接受美国在基础方案上就耶路撒冷问题设计的文字，条件就是在互致的信件中重新确认美国历来认为耶路撒冷东区是西岸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而萨达特则同意“哭墙”永远完全归犹太人。这在整个谈判中属于小问题，也没有和将要签署的文件相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关于耶路撒冷的立场也没变。然而，以色列一口咬定，情况已经无法挽回。在最后成功的路上，不能由于一阵微风就退回起点。在冬青别墅卡特同以色列代表团进行了不愉快的辩论。事后，卡特还请巴拉克同他一起到白杨别墅，讨论如何修改才能让以色列接受。卡特甚至像对待242号决议一样，提出将来自联合国发言稿中的引文全部删掉的建议。巴拉克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但达扬和巴拉克也表示愿意与贝京商量再做决定。此时，卡特的心情坏到极点。因为直到昨天，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卡特做出判断，认为贝京只关心西奈协议定居点的问题，在其他所有谈判涉及到的问题上已经与埃及形成共识。
这是一个极其令人沮丧的消息。对于坚持12天之久要为中东问题做出一些贡献来说的卡特尤其如此！然而，他不得不为失败做准备。就在此时，卡特必须为几张贝京、萨达特和自己合影的照片签名。这些照片将是贝京送给他孙儿孙女的礼物，已经有了萨达特总统的签名，贝京要求卡特也签名。卡特的秘书苏珊得知美国与以色列有争执，就建议说，不如由卡特自己在每张照片签名时分别写上是赠与哪个孩子的且亲自送过去。卡特照做了。
卡特来到贝京住所时，贝京正坐在前廊上。他显得心烦意乱、情绪不宁。因为谈判在最后一分钟破裂了。他接过卡特递过去的照片，表示感谢。在看照片时，他很意外地发现，不同的照片对应着他的某一个孙儿或孙女的名字。在他出声地念名字的时候，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的嘴唇在哆嗦，眼睛里满是泪水。他忍不住与卡特谈起孩子们的情况，还特别说出某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孩子。然后，他又谈到了战争。卡特没有影响他的兴致，很安静地与他聊了几分钟。
贝京应该感觉到卡特到这来的用意。几句寒暄后，他很礼貌地请卡特进屋，并屏退左右。他神情沉着冷静，态度非常友善。他说，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是致命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非常抱歉，他不能同意美国给埃及的那封信。卡特说，美国已经重新拟定了一个信稿，该信稿现已在达扬他们手上。卡特建议贝京看完之后将决定告诉他。至于互致信件问题，卡特表示不能食言。卡特还表示，如果以后再举行和平谈判，成功与否也许取决于他和萨达特对其人格的评价。因此，只要是卡特答应的，卡特就不能反悔。12天的谈判，卡特不仅对萨达特有过许诺，对贝京也有许诺。要实现这些许诺主要依靠另一方，而卡特的努力是代表们都亲见的。由于卡特的努力，这些许诺在谈判中都一一实现。卡特没有办法向萨达特和贝京许诺一个双方都很满意的协议，因为这涉及到两国利益的计算问题。但是，直到互致信件问题出现之前，一个埃以双方比较满意协议的前景的确触手可及。
卡特无比郁闷地离开贝京，回到自己住的白杨别墅。穿戴整齐的萨达特和巴兹显然并不知情。他们准备返回华盛顿，是来向卡特辞行的。卡特请其他人退出房间，把互致信件引发的暗淡前景告诉萨达特。两天前，萨达特就被告知，以色列压根就不准备签协议。当时他就立即准备退出谈判。在卡特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决定留到最后。而事实情况是，早两天走也许更好。美埃双方的确尽力了，然而失败依然不期而至。
就在两人不胜唏嘘时，贝京打来电话：“我愿意接受你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信稿。”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卡特曾经无数次改过许多表述；然而，没有哪一次改动像这次改动的作用大。这一改动的确定了乾坤！协议达成的最后障碍已经消除了。卡特和萨达特亲自见证了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灰暗心情瞬间被兴奋情感所代替。
接下来就是谈判结束的善后事宜，协议最后草案的拟定、散会后具体事宜安排等等。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关于以色列议会对于西奈半岛定居点移民表决问题写法的商榷，该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
当晚10时20分左右，卡特、萨达特和贝京在白宫东厅签署《戴维营协议》并发表简短讲话，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顺利落幕。
三、开启中东和平进程的《戴维营协议》
1978年9月17日晚，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终于以签署《戴维营协议》而顺利谢幕。该协议由《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组成，附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和第338号决议全文，以及9封美国、以色列和埃及领导人的互换信件。
《戴维营协议》的第一份文件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问题，也就是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及正当要求”问题。文件规定：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及“其他地方当局”协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自治问题，由该地的自治当局组织当地居民的自由选举建立自治机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建立的地方警察部队由当地居民组成，约旦居民可参加，以色列和约旦部队将参加联合巡逻以保证边界地区的安全；两地自治机构建立后，进入为期5年的过渡时期，各方必须在过渡时期前3年内开始就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后地位进行谈判；以军将撤离上述地区，但可在指定的安全地点驻军；约旦与以色列应在过渡时期完成约以和约的谈判工作；上述谈判应以242号决议为基础，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他们的正当要求。
该文件为“全面而长久地解决中东争端”建立了一个框架，包括一个“和解的基础，不仅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而且是以色列与每个想以此为基础同它谈判和解的邻国之间”。
《戴维营协议》的第二份文件为埃以和约规划了一个总框架。该文件主要解决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问题。文件规定：在纲要签字后3个月内签订埃以和约；在缔结和约3-9个月内，以军开始撤出西奈半岛并实现埃以关系正常化；在2-3年内以军完全撤出西奈半岛，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军用机场转为埃及民用；以色列船只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湾自由航行；蒂朗海峡和亚克巴湾向各国开放；埃及在西奈地区的驻军人数与地点按照规定办理；以色列和联合国部队在埃以边境的驻扎范围为指定地区。
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大力撮合下，和解性质的《戴维营协议》得以签订。该协议解决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30多年的争端，为埃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阿以冲突的解决树立了榜样。戴维营这块福地在1959年曾见证了降温冷战的美苏首脑会晤，19年后又为中东和平进程开启了大门。尽管戴维营庄园紧张的13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间的波折却也正好道出和平进程的艰难。埃以单独和平不为阿拉伯世界理解，美国一手操办的《戴维营协议》为苏联所忌恨，相互之间深具戒心的埃以双方能否落实协议并继续前行也在疑问之中。
（一）积极意义与影响
虽然《戴维营协议》得以签署，根据该协议规定的和平条约却迟迟未能按计划进行。在美国总统卡特再次大力撮合下，1979年3月26日，埃及和以色列才正式签署《埃以和平条约》，卡特作为见证人也在条约上签字。《埃以和平条约》基本上是以《戴维营协议》为基础，且相互之间间隔时间并不长，一般将前者纳入后者范畴，统称为《戴维营协议》。鉴于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突破性贡献，两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首先，《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和埃以关系正常化宣告两国之间历时30年之久的战争就此结束，从而大大减轻各自的战争负担。对埃及而言，从此以后基本上告别了大战，埃及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步入正轨。此前，由于肩负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斗争的领导责任，埃及一直以备战姿态进行国家各项建设，除军事重工业有所进展外，国家整体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六·五战争”耻辱性失败意味着该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十月战争凤凰涅槃，埃及通过和谈收回西奈半岛，得以体面地获得和平。由于埃以不再战，埃及可以根据国家需要充分发展经济、社会事业。就以色列看来，与头号对手埃及言和在战略上摆脱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而大大减轻了军备负担。四次阿以战争的主力都是埃及，给以色列惨重损失和最大威胁的也是埃及。为防范埃及甚至打败埃及，30年间以色列投入巨量军费，上万士兵伤亡、几百亿美元物质利益受损。同埃及实现和平意味着，以色列毋须像以前那样对埃及提防，各项损失在可预计的将来只会在同叙利亚方向和巴解组织的斗争中才会出现，而且必定会大为降低。整体而言，从此以后以色列可以享受比较安全的环境。这对以色列的整体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埃以关系正常化探索了谈判解决阿以争端的途径，具有开拓的性质；埃以和解的一大步，为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开了历史的先河。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埃以问题、叙以问题和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问题基本上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延展。自1947年联合国宣布同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国伊始，阿以矛盾即迅速升温，并此后发生四次规模巨大的阿以战争。中东问题愈益严重。30年的战争无法解决中东问题，以色列为一方、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为一方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也不现实。在此背景下，埃及和以色列越过重重障碍，签订旨在长期和平的条约并迅速实现正常化关系不失为探索阿以和平的一条现实路径。埃及不能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之不理，以色列不可能在长期为之战斗的巴勒斯坦问题上迅速调转立场。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愿意走出第一步，心理上处于防守态势的以色列和现实中处于不利境地的阿拉伯国家还将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方案，而且在以色列已经获得核武器的情况下注定不可能是阿拉伯获胜而告终。更何况美苏争霸的态势决定阿以双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意愿下的最终解决。因而，埃以能够和解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解决方式。尽管埃以双方是以各自利益为先达成协议，但双方依然认同巴勒斯坦问题的合理性，以色列的生存权也为阿拉伯国家认可。这个最低意义上的和谈基础使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与以色列发展全面关系，长期以战争形态表现的中东问题因而具备政治解决的可能性。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该协议的签订是在美国排除苏联影响下对埃以双方软硬兼施的结果。埃以双方从此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性因素。由于与美国关系准盟友化发展，埃及逐渐摆脱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依赖，为其此后在阿拉伯世界的再次崛起奠定了牢固基础。同时，有鉴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与苏联撇开关系的埃及在同利比亚等国家的交往中更具备道义优势。这使得埃及在中东的再次崛起更加牢固。而以色列则在此之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更加牢靠，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积极抵制苏联影响的因素更加突出。
（二）反对者的评价与反应
萨达特为实现中东和谈而采取的“和平主动行动”，从一开始就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认同，甚至激烈反对。利比亚等国甚至直接成立拒绝阵线，反对和谈，坚决要求和以色列血战到底。对于萨达特寻求中东和谈而与苏联关系破裂的举措，苏联寻机报复，对其多有责难。《戴维营协议》签署后，反对萨达特的力量集中起来，对协议进行批判、加大反对埃及的力度。1978年9月下旬，拒绝阵线国家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召开第三次首脑会议，公开宣布“拒绝《戴维营协议》及其结果”，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断绝同埃及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着手“密切和加深苏联同拒绝阵线国家的关系”。沙特、约旦等温和阿拉伯国家反对埃及单独和谈，曾力劝埃及不要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以免加深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在《戴维营协议》以及埃以和约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与拒绝阵线国家走到一起。1979年3月27日，阿拉伯联盟通过了对埃及实行政治与经济制裁的决定；此后，17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货币基金董事会等阿盟下属组织停止了埃及的会员资格，阿盟总部也从开罗前往突尼斯。这些外交行动直接令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孤立状态。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反对派甚至将此后以色列又一轮的侵略行为归咎于埃及。而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则积极行动，意图推翻萨达特、废除《戴维营协议》。
苏联也加入到了反对萨达特和《戴维营协议》的活动之中。1979年9月18日苏联塔斯社就《戴维营协议》发表评论，声称该协议与安理会有关决议对立，因为它回避了中东问题的关键。21日苏联《真理报》指责这是一种勾结行为，“忽视了其他冲突者的利益”。苏联认为，美国的行动影响了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与安全，苏联不会对此袖手旁观。针对1979年3月卡特总统在埃及和以色列进行的穿梭外交（《戴维营协议》的后续，即《埃以和平条约》），苏联批判埃以交易具有明显的反阿拉伯性质，是埃及领导人牺牲巴勒斯坦人利益作出的让步，表明埃及已被美国收买，成为与以色列一样的反对阿拉伯世界的宪兵。长期担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就《戴维营协议》一事对萨达特充满激愤和蔑视，他说，萨达特他“出卖了巴勒斯坦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并且把埃及领土交给美国人支配”。萨达特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他有歪曲事实的非凡能力……他一生狂妄自大，当上总统之后将其发展到了病态程度”。这一切意味着，埃及同苏联正式分裂。于是，苏联开始毫无顾忌地从事反对埃及的活动。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斗精神越来越强。苏联开始设法利用一直没有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为自己谋利。
因此，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阿以之间的争端。协议规定将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之一的巴勒斯坦自治问题，只是作为有利于缔结《埃以和平条约》的一个陪衬。这是萨达特被阿拉伯世界极力鞭挞的重要原因之一。协议的签订只是实现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是片面的阿以和平，不仅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即内斗，还激化了原有矛盾，使冲突有更加激烈的趋势。这因而成为否定该协议的根本缘由。
（三）戴维营庄园13天的评价
戴维营庄园13天的成果是《戴维营协议》。这份协议自其签字后就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该协议是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叛卖，和美国、以色列的合谋；给中东更多的是局势的激化，而非和平的探索与创举。支持者认为该协议最大程度满足了埃以各自利益的需要，是中东和平的有益探索，为中东和平进程开辟了新路。30多年过去，回首美国总统卡特孤注一掷诞生的《戴维营协议》，以及此后中东和平进程，再对比美国前两任总统在中东问题上的作为，对戴维营庄园13天的评价也许会更接近客观。
首先，它最终迫使贝京政府在西奈半岛、巴勒斯坦问题等问题上做出让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使得中东问题通过政治谈判获得进展具备现实性，从而客观上降低了中东问题武力上的热度，为以后政治谈判打下了良好基础。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付出巨大牺牲，不仅未实现收复失地的最低目标，甚至一败再败，连实力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都丢掉了西奈半岛。这一事实表明，阿拉伯世界通过战争方式解决中东问题的路径要么时间久远、代价巨大，要么就是走不通。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和以色列谈判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在现实中，由于各个阿拉伯国家利益诉求各异，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合理方案。更何况以色列竭力避免在会谈中面临被阿拉伯国家“群殴”的局面。因此单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谈就具备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希望通过和谈获得在战场上无法获得的东西本身就是奢望。埃以和谈最终能成功恐怕首先得归功于美国总统卡特力主的这13天会谈。没有卡特总统的大力撮合，以色列几乎不会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至少从色列方面看是如此）。即使埃及以后有可能再次令以色列伤亡惨重，但对比屡战屡败的埃及再战所需的勇气和实力而言，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的确具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大的勇气。美以特殊关系已经不止一次让以色列受益，以色列完全可以像前几次那样令和谈一无所获。然而，执意要为中东带来一些稳定与和平的卡特总统利用庄园外交非正式性方式，软硬兼施，最终迫使贝京政府在关键性的西奈半岛、巴勒斯坦问题等根本问题做出巨大的实质性让步，促成了埃以和谈和一定意义上的中东和平进程。这不能不说是对解决中东问题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以后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基础和方向。此后30多年，中东问题改变了战争为主的性质，和平谈判成为主基调。虽然暴力冲突依然时常发生，甚至还有一次大规模战争，但与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前的岁月相比，中东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因素越来越成为主流，并最终实现了巴勒斯坦建国的目标。追根溯源，戴维营庄园13天的成果的确意义重大。
其次，它在本质上依然是美苏争霸中美方获得战略优势、苏联处于战略守势在中东地区的实现，并引发了苏联的反击，一定意义上激化了中东局势。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仅次于西欧的战略要地。为维护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美国一直处心积虑发展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同时分化阿拉伯世界，抵御苏联影响。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美国在争取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屡屡失败，仅靠备受世界孤立的以色列才得以维持在中东的势力存在。而此时的苏联不仅与埃及关系紧密，还与叙利亚、南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关系愈益接近。“六·五战争”中，埃及等国先胜后败给了美国扭转局面的良机。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拓展机会，但为卡特总统打下良好基础。戴维营庄园13天，卡特总统尽最大努力赢得埃及的友谊，埃苏关系最后彻底破裂。由于埃及执行不利于苏联的中东政策，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趋于弱化。尽管苏联此后抓住阿拉伯世界分裂的机会，一再支持暴力斗争方式，但由于最大强援埃及的缺阵，中东地区的高强度冲突大为减弱，苏联曾经在中东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影响不再。
第三，它所导致的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以及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第三世界地位的降低只是短期性的损失，属于必须付出的成本；与其当时所得以及此后同美国结盟的战略性收益相比依然是得远大于失；以色列的情况与埃及类似。虽然阿拉伯世界屡战屡败，但阿拉伯世界依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属于自己，以色列迟早都会被赶进大海。从经济实力、地域面积、人口和资源等重要实力要素的比较来看，以色列的确经不起一败。这是阿拉伯世界赖以自信的根源。然而，每次中东战争并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均衡出力，损失也是各有大小。这不可能不引起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不和。戴维营庄园13天表明，一直以来损失最大、收益却趋近于无的埃及已经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从事这种于国家利益有损的对抗以色列的战争。埃及的缺席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默契，不仅削弱了阿拉伯的力量，还意味着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稳定战略上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态势。而且，它还有可能鼓励第二个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加强以色列的力量而大大削弱阿拉伯世界。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当然会对埃及进行惩罚。而以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为依托发挥大国影响的埃及自然在第三世界的地位降低，其影响也大为下降。这是萨达特当初可以估计到的损失，因而以卡特的亲口许诺得以弥补。由于和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结盟，埃及的战略作用突显、地位更加突出。美国的各种援助还有助于埃及各项实力要素的恢复与发展。到80年代埃及再次恢复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的国力更为全面和强大，在第三世界的地位与影响不仅恢复还出现了醒目的增长。综合来看，埃及在这13天的收获不止西奈半岛，还有长久的战略收益。然而，就巴勒斯坦问题而言，戴维营庄园13天的确令其更难解决；掌握的主导权的以色列让阿拉伯世界此后付出的代价更大。
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在领土问题和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的让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形式上来看，以色列的确将战场浴血所获拱手相还，有签订战败国条约之嫌。然而，就战略受益来看，不仅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更加密切，从此也避免了两头作战的战略困境，根本上改善了安全环境。而且，同埃及的和解做法在一定程度度上还打破了以色列在世界上极度孤立的处境。以色列愿意以土地换和平的做法很快获得西欧、日本等国的理解，在世界面临的道义谴责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这一切使得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愿意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力创有利于己的和平。
最后，它使得非正式的庄园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陡增，许多无法以正常外交方式解决的问题开始频频借助于庄园外交。就严格意义上而言，戴维营庄园13天才是庄园外交冷战以来最为突出的成就。1959年美苏首脑戴维营会晤只不过实现了降温冷战的最低目的。戴维营庄园13天不仅实现埃以不再战并关系正常化，还实现了美国掌控中东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这些重大成绩的直接原因是卡特总统充分利用了庄园外交的各项特点。此后，美苏关系、美日关系以及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在面对重大战略性问题时，都开始借重于庄园外交，庄园外交因而在各类外交形式中得以立住脚跟并不断发展。
注释
[1]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369页。
[2]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3]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382页。
[4]第三次中东战争，是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计6.5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从而确定了以色列在战略上的优势。
[5]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6]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打算收复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的头一至两日埃叙联盟明显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了苏伊士运河（原来的停火线）。本次战争，阿拉伯世界依然损失巨大。但对于曾经“不可打败”的以色列而言，不仅战争损失空前，曾有的心理优势也已经基本丧失。本次战争因而被认为是中东问题的转折点。此后，中东问题基本由战场定输赢转变为谈判决和平阶段。
[7]左文华、肖宪主编：《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8]杨濒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9页。
[9]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10]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11]狄利普·希罗：《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页。
[12]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页。
[13]季国兴、陈和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14]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19-420页。
[15]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16]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主要针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新形势，1967年11月22日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1.以色列军撤出在最近战争中占领的领土；2.终止一切交战要求或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极其在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和平地生活而免遭武力的威胁或行为的权利。决议还确认了以下的必要性：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的通航自由；使难民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通过包括建立非军事区在内的各项措施，保障该地区每个国家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独立。
[17]摩西·达扬：《沙漠中的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8]联合国安理会338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于1973年10月22日在第1747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是由美国和苏联联合提案的。该决议要求第四次中东战争有关各方在12小时内在现有阵地上立即停火，并在停火后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举行和平谈判。
[19]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20]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21]本部分内容基本来自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