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底开始的这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深深地影响了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政治舞台上重要一极的发展方向。
希腊债务爆发时，人们以为希腊是个例外案例，因为希腊本来就属于因政治划界给划到欧盟里去的，进入欧元区要符合那些标准也有些勉强。前些年，欧洲经济形势好时，希腊沾了不少光，经济增长大幅加快，民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然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希腊债务危机，欧盟国家没太当回事，在救助希腊时就显得拖拖拉拉。结果希腊债务危机越拖越严重，本来给点救急贷款就可以解决了的事，却演变成了一场欧元区不断传染的主权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有很强的传染性。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充分证明了危机的传染性。当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在一国发生后，国际投资者就会拿着放大镜仔细分析周边其他国家的财务、金融状况。如果发现相类似的情况，它们就会迅速从那些地方撤出，卖出手中掌握的金融资产。虽然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自保，但大家都这么干，就造成了一种“羊群效应”，就形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本来有些国家的财政或金融形势虽不太好，但还不至于发生危机。这时候，如果外国投资大户产生了恐慌，拔腿就跑的话，就会带动中小投资者也跟着外逃，就会促发危机。
希腊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成为欧元区第二个受害者，随即葡萄牙也陷入了危机。紧接着西班牙、意大利也被国际投资者列为即将爆发危机的国家。这时候，原来欧盟和欧元区的那些设置已经无济于事，有关欧元区即将崩溃、欧元即将消失的谣言满天飞。甚至有些舆论已经在那儿预言，过若干年后，欧盟即将解体，欧洲各国将重新进入新一轮的战争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再次在欧洲大陆爆发。
这时候，欧洲央行的决定，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欧元区的债务市场。欧洲央行作为欧盟层面上的机构，它的决策程序没有欧盟传统决策中的拖拉现象。它是欧元的货币发行当局，可以无限发行货币，足以阻嚇住市场上的那些投资（投机）者。然而，无论如何，欧洲央行的行动只可能起到短期效果，要想让欧元区真正走出危机，必须进行痛苦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必须推动欧盟的制度性建设。
2.1 希腊债务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欧洲债务危机的源头是希腊债务危机，正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引发了欧洲债务市场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也将达到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年度财政赤字最多占GDP3%和公共债务总额不得超过GDP60%的上限。
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三家最大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2009年12月8日，惠誉公司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希腊股市大跌6%，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国际市场避险情绪大幅升温。
与此同时，惠誉公司还下调了希腊5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它认为，希腊金融机构的信誉不良，再加上希腊政府政策上的负面因素，难以确定希腊是否可获得“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几天后，2009年12月16日晚，标准普尔公司也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标普公司还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一周之内，希腊受到了二次信贷资格评级下调的打击。随后，最后一家国际大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也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列入负责观察名单。
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希腊和德国公债收益率差扩大至12年最宽，因持有希腊债券的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溢价，短期德债收益率跌至欧元面世以来最低点。
希腊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导致国内举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罢工活动，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指责希腊，认为希腊开始进欧元区时，就在政府账目上做了手脚，拿出了一份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的账单。希腊进入欧元区后，享受了统一货币的好处，特别是希腊在债务市场上举债的利息变得极低，甚至与经济强壮的德国债务的利息都相差无几。但这一切都像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固的基础。当国际金融危机一来，像潮水一样冲刷着海滩，希腊的城堡就站不住了。希腊的经济竞争力在欧盟中不强，经济发展水平在欧元区国家中相对较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和旅游业。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出游人数大幅减少，对希腊造成很大冲击。此外，希腊出口少进口多，在欧元区内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导致资金外流，从而举债度日。
希腊危机开始时，无论希腊领导人还是欧盟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都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是一起个案。欧盟应该本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面“不救助”的原则，让希腊自己解决这次危机。然而，随着危机的推进，事情开始起了变化。一方面，希腊的危机很快就显示出了金融危机地区性的“传染”特征。不仅希腊的主权债务收益率迅速攀升，而且爱尔兰、葡萄牙的债务收益率也跟着迅速上涨，欧洲债券市场上“山雨欲来风满楼”。另一方面，国际舆论开始炒作希腊等国将被迫退出欧元区。随即，更大胆的预言接踵而至。比如：“希腊退出欧元区会引起欧元区的解体，随即欧盟也会跟着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就此终结”。
2009年12月11日，标准银行就发表报告指出，不排除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在2010年底前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可能。该行分析师指出，爱尔兰和希腊此类国家走出危机的能力已经遭到外界的质疑。利率的下调、货币的贬值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实施都使得这些国家复苏受限。这或许将导致这两个国家接受外界救助，甚至可能在2010年底前被迫退出欧元区。
接着，从巴黎传出消息：如果希腊出现支付危机的话，将导致欧洲各大银行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大批欧元区银行都持有希腊的主权债务，会跟着一起陷入危机。希腊在本世纪初发售了许多国债，要么是由欧元区各大银行购买，要么得到了欧元区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欧洲中央银行也为希腊做出过多种担保。换句话说，希腊债务危机牵动的是整个欧元区的神经。
于是，2009年12月11日，欧元区成员国财长达成一致，同意拿出300亿欧元用于必要时救助希腊，暂时解决了希腊眼前的困难。希腊于2010年4月23日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援助申请。希腊、欧盟和IMF的谈判拉开了帷幕。
至2012年2月，希腊仍在依靠德法等国的救援贷款度日。除希腊外，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的财政状况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欧洲多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
2012年2月21日，在经过长达13小时的会谈之后，欧元区财长会议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总额为1300亿欧元。由此，希腊将能够偿还3月份到期的145亿欧元国债，从而避免了无序违约。
根据欧元集团会后发布的声明，来自于官方和私人领域的各项努力措施，将确保希腊公共债务与GDP占比在2020年之前达到120.5%。与对希腊的第一次救助计划相比，本次救助计划增强了欧洲决策者在希腊救援资金的使用和效率方面的监督权和控制力。总的来说，这个计划的着眼点仍旧是希腊的紧缩措施和削减债务问题，目的仍以稳定希腊和欧元区债市为主。
“新救助协议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蓝图。”欧元集团会后声明表示，这将帮助希腊的债务和经济状况重新回到可持续状态，由此捍卫希腊乃至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稳定。会后声明表示，希腊当局和私人投资者已经就债务互换计划达成基本共识，私人投资者承担希腊债务减计的比例将为53.5%。这略高于早先达成的50%的共识。“私营部门的成功参与是希腊二轮救助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该声明表示，在希腊债务减计方面，其预计私人债权人将实现高参与率，这将给希腊债务可持续性带来重大积极的贡献。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欧元区财长们在给予希腊慷慨救助的同时，也对希腊提出了不少约束性和限制性措施。
首先，欧元区将设立一个账户，新的救援资金将进入这个账户，预计此账户上的资金将足够希腊支撑9到10个月的资金需求。如果资金不够，将再往此账户拨款。这意味着欧盟设立了一个专门救助希腊的托管账户，欧洲决策者掌控着这一账户，对救援资金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监督和控制的权力。
第二，欧盟将在希腊派驻监管小组，负责监督求援资金的落实。其实，在第一轮救助过程中，欧盟已经在希腊派驻工作组。根据二次救助方案，欧元区决策者将增加驻扎在希腊的督查小组的人数，并会驻扎一段时间。
第三，欧盟“逼着”希腊政府对未来的债券做出了承诺。其实，在希腊第一次救助计划中的1100亿欧元并未用完时，欧盟就推出了第二次援助方案。这是为什么呢？有分析家认为，原因是按照希腊法律，即便希腊出现债务违约，希腊政府也无须承担责任。所以，欧盟在第二次救助计划中附加了一些义务条款。希腊政府明确承诺，它要承担所发行债券的违约责任。此外，欧元集团还在声明中表示，欢迎希腊当局在未来两个月内将确保债务偿还法定优先性的条款引入法律框架，并被尽快纳入希腊宪法。
欧盟在决定救助希腊后声明，“新救助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希腊债务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希腊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希腊必须实施私有化计划以及包括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等在内的领域的开放，采取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措施，以期提高竞争力、改善就业状况以及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为此，希腊还制定了雄心勃勃并且可实现的财政整顿目标，以便从2013年起恢复初级财政的盈余。
第二次救助方案出台后，仍有一些分析家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救助方案仅有助于把希腊的债务违约延迟数月，但希腊的债务可能会拖上10年以上，未来可能出现更深程度的债务危机。的确，救助计划强迫希腊实行财政紧缩方案，这使希腊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然而，无论如何，欧盟其他成员国已经认为，把希腊请出欧元区是不现实的，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希腊留在欧元区内。欧洲团结的精神在危机的最后一刻终于体现了出来。当然，未来希腊政府必须考虑如何把财政紧缩与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开放和自由化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进入中长期的增长途径，才能最终摆脱债务危机的困扰。
2.2 欧债危机的“传染”
希腊的债务危机开始时被认为是“个案”。等到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利息水平迅速攀升，债务压力直线上升，人们才开始担心欧元区是否面临着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
其实，从爱尔兰到葡萄牙，到西班牙，再到意大利，这些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特征各不相同，但引发债务危机的共同特征都是财政赤字严重，债务与经济总量之比不可持续。然而，造成这种债务攀升的背景在这几国却有明显的差异。
爱尔兰就明显不是因为长期财政纪律松懈而导致债务危机的。
上世纪90年代，在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里，爱尔兰的两位数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的成功范例。“爱尔兰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低税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使爱尔兰成为全球资本投资欧洲的桥头堡，而与此同时房地产也跟着迅猛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整个国家1/5的GDP遁于无形。随后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但多年积累的公共开支却居高不下，财政危机显现。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该国银行业信贷高度集中在房地产及公共部门，任何一家银行的困境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爱尔兰五大银行濒临破产。爱尔兰政府估计，救助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因此2010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00%。消息一公布，爱尔兰国债利率随即飙升，10年期国债利率已直抵9%，是德国同期国债利率的3倍。
爱尔兰央行行长胡诺汉认为，爱尔兰金融危机的成因中有3/4为国内因素，1/4为外部因素。上世纪末，爱尔兰在加入欧元区的过程中，其货币（爱尔兰磅）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大幅下跌，投资者严重高估了房地产等资产的资本化比率，而爱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又出现了纰漏，这些因素是构成爱尔兰金融风暴的内生因素。而爱尔兰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致使国家外债过高、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出口依赖太大，则是促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认为爱尔兰的金融危机与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四点非常相似：
第一，非理性繁荣。两国的购房者和放贷者都坚信，房地产价格将继续上涨，尽管以历史标准衡量，两国房价都已是天价。
第二，低息贷款大量流入。就美国而言，这些低息贷款来自中国；就爱尔兰而言，贷款主要来自欧元区其他国家，德国在这里成为资本输出大国。
第三，关键的参与者都有冒大风险的动机，因为他们赚的是开始，结束时亏的是别人。在爱尔兰，这种道德风险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个人层面：“无赖银行的老板退休时，他们的巨额财富分文不少。”在美国，这种情况也很多：正如哈佛大学的卢西恩别布丘克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倒闭的美国金融公司的高管在他们的公司破产之前获得了数十亿美元“与业绩挂钩的”薪水。
而爱尔兰和美国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疏于监管”。负责保证银行安全的人未能尽职。在爱尔兰，监管人员对此视而不见，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正努力吸引外国商业；部分原因是裙带关系——银行家和地产开发商与执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国于2010年11月28日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举行特别会议。会后，欧盟公布了一项涉及85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表示，计划中的350亿欧元将被用于救助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陷入困境的爱尔兰银行业，另外500亿欧元用于满足爱尔兰政府的财政需要。在这笔款项中，欧盟成员国将提供45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出资225亿欧元，其余175亿欧元实际上是爱尔兰政府的自筹资金。也就是说，爱尔兰获得的外援实为675亿欧元，远远低于希腊获得的1100亿欧元。爱尔兰是继希腊之后第二个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被迫寻求外界救助的欧元区国家。而且，爱尔兰政府的平均借款利率为5.83%，高于希腊的5.2%。
爱尔兰的债务压力尚未退去，葡萄牙、西班牙的债务压力已大大上升。
2010年1月11日，穆迪警告葡萄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赤字将调降该国债信评级；2月4日，西班牙财政部指出，西班牙2010年整体公共预算赤字恐将占GDP的9.8%；2月5日，债务危机引发市场惶恐，西班牙股市当天急跌6%，创下15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因为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有评论家更推测欧元区最终会以解体收场。
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逐渐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意大利和西班牙谁将是欧债危机下一个倒掉的“多米诺骨牌”成为议论沸点。作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远非希腊等国可比。随着意大利及西班牙国债危机逼近，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开始面临债务风险。
西班牙面临的危机与爱尔兰有相似之处，都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公共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西班牙房地产市场泡沫期间，大量高风险贷款不断积累。西班牙房地产泡沫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一起破裂，西班牙的银行资产迅速恶化。本世纪初的几年，西班牙经济增长强劲，外来投资充裕。西班牙银行也买了许多国债和大批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美国危机爆发后，大量流入西班牙的资本突然中断，房地产泡沫破裂又让西班牙银行资产受损严重。政府补贴银行，结果公共财政恶化，债务水平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开始抛售西班牙国债，认为它的风险太高。西班牙国债的收益率飙升，一度超过7%的警戒线。
除了银行业之外，西班牙的经济也困难重重。从2009年起西班牙经济连续萎缩，伴随着经济衰退的是高失业率。西班牙的多重危机非同小可，因为它是欧元区内第四大经济体。如果西班牙银行业遭遇不测，给整个欧元区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除了这些大经济体外，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被卷入了债务危机。比如，2011年6月25日，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政府也紧急求援。求援的理由是，塞浦路斯与希腊的经济联系广泛。当希腊债务出事后，希腊银行的负面溢出影响蔓延到了塞浦路斯，该岛金融机构形势吃紧。惠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马上就把塞浦路斯的主权债务评级降至BB+级，也就是说它是不具有投资价值的垃圾级。塞浦路斯求援的数额并不大，但对欧洲资本市场的心理效应却不小。塞浦路斯成为欧元区内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的第五个求援国。
债务危机不断蔓延，各成员国的金融机构产生了连锁反应。这种趋势让欧盟各国的舆论心惊肉跳、惊魂不定。
从债务危机开始传染的国家来看，欧洲南部国家很快就都被卷了进去。这种趋势被认为与南欧国家的产业政策普遍失误有关，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欧洲国家都患上了“全球化不适应症”。欧洲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19世纪德国统一后，宰相俾斯麦就强制推行了社会养老、失业制度，它对德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各率领一批国家形成了两极世界，东西方阵营对垒，展开了“冷战”，前沿阵地就是欧洲。西欧属于美国统领的西方阵营，东欧属于苏联统领的东方阵营。冷战时期，武装对峙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之争，再有就是社会福利之争。更好的社会福利被认为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欧洲是冷战的前沿阵地，社会福利当然要更好一些，西欧的社会福利明显好于美国；而东欧的社会福利也好于苏联。优厚的社会福利是有成本的，美苏通过向欧洲让利的办法，敞开了自己的市场，欧洲才能既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又维持很好的社会福利制度。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瓦解，经济全球化把生产和市场推向了全球，特别是推向了亚洲。欧洲各国的社会福利成本高，劳动成本普遍高于亚洲地区，大部分欧洲国家又对经济放任自流，不对产业发展加以有意识的引导，因此出现了制造业大量转移。全球化发展近20年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制造业的比重都严重偏低。比如英国、法国2009年的制造业产出均只占GDP总量的11%，而第三产业则占了国民经济的重头，比例均超过了60%-70%。本来，服务业是依附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发展的。如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围绕着制造业展开。当第二产业萎缩后，服务业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泡沫化倾向严重。于是，欧洲大部分国家出现了实体经济发展不足，虚拟经济规模过大的状况。这一状况被称为“产业空心化”现象。
当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所挤占时，其经济的增长主要由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贡献。这些行业的增长都是货币数量型的，所带来的不是真正财富的增长，而仅仅是账面上数字的增加。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账面上的数字缩水了，经济自然就萎缩了。
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唯有德国的财政状况好一些。而德国在欧盟中恰恰是制造业萎缩比例最小的。这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竞争力的缺失才是南欧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两德统一让德国财政负担骤增，德国的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化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跨国公司把大量生产转移到亚洲国家。但德国调整了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后，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方面仍然拥有世界领先的水平。德国在工业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取舍，放弃了自己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不与日本、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竞争。直到现在，德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工业和制造业比例最高的国家。2005年，德国工业产出占GDP的比例高达30.43%，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例也占到了23.77%。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始终是整个欧元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2009年，德国的经济下滑了4.7%，失业率也略微上升为7.7%，而同期美国增长率为-2.44%，失业率高达9.8%。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恢复到1.21%，失业率已经下降到7.0%，为19年来最低水平。
2.3 银行与主权债务形成恶性循环
希腊的债务危机爆发后，舆论开始指责希腊政府。说希腊政府在开支上不够节俭，大手大脚，社会福利发到死了多年的人仍在领取养老金；同时希腊政府在税收上又过于马虎，应该收回来的税往往都被放过去了。希腊经济长年靠借债度日，又缺乏增长的亮点，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制造业，只有旅游业还有点吸引力。但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前往希腊的游客锐减，旅游收入也不那么旺盛了。希腊靠什么来促进经济增长，靠什么来保证税收，从而在未来能偿还那些主权债务呢？
而西班牙、爱尔兰却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们是因为的金融机构卷入了美国的次贷危机，本身的房地产泡沫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时破裂，欧盟没有欧洲层面上统一的金融机构，当本国的金融机构出事后，外国的私营资本大量撤资，造成银行的资金链断裂。西班牙与爱尔兰政府只能拿政府的公共财政去救助本国银行，造成赤字骤增，主权债务状况迅速恶化。
更坏的事情在于，当银行出事后，富人开始担心自己放在银行的资产，也迅速加入了把财富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行列。于是，资本外逃严重，更加重了本国银行的压力。
2010年，统一信贷（UniCredit），一家意大利市值最大的私营银行对德国、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做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许多富人都准备把投资从资本市场上撤出来，因为他们认为那个过去运转良好的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赌场”，一个“充满了地雷的战场”。富人们对银行提供的服务不满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他们的银行投资顾问不断更换，新的顾问给他们提供的咨询有限，却不断向他们推销新产品，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更专业的个人咨询。
因为欧洲各国的银行都持有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随着债务形势的不断恶化，人们担心这些商业银行的健康情况。许多购买了银行股票的投资者担心，如果银行倒闭，他们的投资会颗粒无收，因为银行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时首先清偿债务人的投资，而不是股东的投资。所以，银行的股票行情大跌，筹资能力迅速下降，资产恶化，并进入了一轮恶性循环。小投资者们担心自己放在银行的储蓄受损，也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去买那些还比较可靠的，如德国和法国的国库券，因为政府的信誉这时候要比银行这种商业机构高得多。结果，德法两国的国库券在2012年夏竟然连续两三个月出现了负利率。名义负利率，这在传统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人们很难想象，有人会把手中的现金拿出来交给一个金融机构，并清楚地知道，未来他再取钱回来时，手中的现金是会减少的。但这种事情，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因为富人们担心本国的银行倒闭，而政府却被认为有更大的责任和能力，买政府的债券比把钱存在银行里更放心。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政府的国库券，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也如此，以至国库券的利息居然降到了零以下。也就是说，你买政府的国库券，将来政府非但不会给你利息，还要你给政府贴钱。危机时刻，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出现。
当然，欧洲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与他们商业银行脆弱性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危机更加复杂。2008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欧洲商业银行遭受重大损失，注销了一万多亿美元的资产。欧洲国家政府担保了商业银行的大量债务，甚至拥有了商业银行的大量股份。2009年之后，银行资本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改进，但约50%的新筹资金来自政府。同时，商业银行又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政府债券一直被认为是无风险的优质资产）。因此，欧洲国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希腊等国政府债券的大幅度贬值（希腊与商业银行债务重组谈判估计要使其债券贬值70%以上），必然导致商业银行资产的恶化。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又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和主权债务风险的上升。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危机不断蔓延。
欧盟各国的银行业持有大量主权债务。过去，主权债务是良好资产，欧盟银行的自我资金率没有问题。但是，当银行出事后，政府救助银行的直接后果就是主权债务情况恶化。债务恶化反过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状况，又导致信贷紧缩，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银行资产恶化后，原来很常见的银行间拆借变得不可行了，因为谁都怕借钱的一方陷入危机。一方面，资金充裕的银行将资金从同业拆借市场撤出，存于欧央行，造成银行间资金短缺。10月初，欧央行隔夜存款高达2690亿欧元，创历史性纪录。另一方面，资金短缺的银行频繁使用欧央行紧急贷款机制，由此产生的惩罚性利息平均每天达到30亿欧元。
银行一旦爆发危机，各国政府已无力出台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措施救援。美国的评级机构已经下调了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主要大银行评级。欧央行行长特里谢称欧洲的危机已经成为“系统性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欧元区债务问题的关键是银行。如果拿不出一套整体解决方案，打消投资者对银行的忧虑，欧盟是无法解决其主权债务问题的。只要国际投资者认为，欧盟内的银行资本金不足，银行还在指望欧洲央行（ECB）的注资，整个欧盟银行业对欧元区弱国主权债务风险的敞口过大，他们就会坚持离场观望。最脆弱的欧元区外围经济体的政府拖拖拉拉，让投资者无暇顾及欧元区银行的其他所有问题，一心关注主权债务风险。
在债务危机中，位于瑞士巴塞尔的银行监管委员会又通过了协议，要商业银行把自我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这使欧洲银行处于更为尴尬的境地。
希腊肯定还不起全部债务了，只能进行希腊债务的重组。欧元区已经要求要求私营投资者把希腊债务减半。一方面，希腊的债务很多都掌握在欧洲各国的银行手里，它们只能减记希腊债务50%；另一方面，新规定又要求它们将核心资本充足率提至9%。银行只有在资本市场上重新筹资才可能满足新的规定。然而，资本市场上信心已经大滑坡，银行很难在资本市场融资，同业拆借市场的信心也降至冰点。
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银行对欧洲中央银行融资救济的需求又创了纪录，贷款申请金额环比增加170亿欧元，至2470亿欧元（约3300亿美元），参与这一紧急流动性招标计划的银行数也增加到了178家。
根据欧洲银行管理局7月公布的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五个欧债危机重灾国的国内银行受债务危机影响最大，因为它们持有的主权债务80%以上都是本国国债。这增加了五国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银行业的风险。
五国之外，法国银行持有上述五国的债务最多，仅国内四大银行就持有4190亿欧元（约5599亿美元）。如此大的风险敞口，使法国银行业面临巨大挑战。而一旦哪家法国银行出现问题，法国的AAA主权债务评级将岌岌可危，并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融资困境。
2011年10月初，欧洲主要银行之一、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夏银行险些破产，成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第一家接受政府救助的欧洲银行。而就在7月，德夏银行还顺利通过了“史上最严厉”的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而且取得核心资本充足率10.4%的“好成绩”。
其实，对过去三次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的质疑一直未断。2009年9月的测试只公布整体结果，没有具体银行的数据。2010年7月的测试虽然公布了主要银行的测试结果，但指标不具体，测试成绩“不错”的爱尔兰联合银行不到半年就被国有化。2011年7月，90家欧洲银行接受了压力测试，仅有8家未能过关，德夏银行顺利通过了这次体检。
欧洲银行业的监管其实存在巨大缺陷。虽然欧元区各国实现了货币一体化，但银行监管却各自为政，欧洲银行管理局无从了解各成员国银行的真实状况。一些国家，如法国，即使保住AAA主权债务评级，也不会公开国内银行的全部问题；即使发现问题，也不会及时采取可能被市场解读为“银行业已陷入危机”的措施去援助银行。
欧洲银行业危机可以追溯到主权债务危机之前，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欧洲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等问题就暴露无遗，然而很多欧洲银行和监管者却“讳疾忌医”。2009年，美国对本国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要求大型银行增加额外资本，以防银行面临高于预期的损失时手足无措。而欧洲银行却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
为了打破主权债务与银行资产恶化的恶性循环，欧盟决定加强银行监管机构的权力，最终建立某种欧洲银行联盟。
欧盟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简称EBA）主席安德烈·恩瑞亚（Andrea Enria）走马上任后立即表示，金融危机突显了欧洲各国在协调银行业监管方面的缺陷。他表示，欧盟银行管理局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新权力—已经被写入一个“单一规则手册”中—采取更强硬的做法。
恩瑞亚曾担任过欧盟银行管理局的前身——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简称CEBS）的秘书长。5年前，他曾尝试让各国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增加流动资产、协调有关银行资本的规定。这些政策本该让欧洲银行少受许多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此举颇有争议，到2008年危机来袭时，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仍然还在讨论他的建议。恩瑞亚表示：“我们本可以为全球论战确立基准，但我们没有工具。我们没有权力。”
恩瑞亚的首要任务将是重建市场对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信任。爱尔兰银行体系在CEBS给出完美体检结果后4个月就宣告倒闭，摧毁了市场对压力测试的信任。银行家与律师都认为，如果恩瑞亚能把欧盟银行管理局变成真正的权力中心，将会极大地改变欧盟银行业监管的面貌。
2.4 欧盟的援助行动为何那么迟缓？
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欧盟的决策过程有些太慢，使市场上的投机力量有机可乘。
比如，援助希腊的行动就一波三折。2010年4月到5月是IMF和欧元区对希腊的第一轮救援。遗憾的是，这次援助来得太晚，给得太少。到2010年底，希腊再度陷入财政困境。这时，欧盟、IMF和欧洲央行又声称希腊未能如约实施财政紧缩，因此可能暂停援助款项的拨付。这些声明导致希腊危机进一步恶化。2011年6月，由欧元区主导，对希腊实施第二轮救援。但当在第二轮援助计划刚刚提上日程后，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却在10月份宣布，要就欧盟第二轮援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各国为之哗然。迫于各方面压力，帕潘德里欧于11月4日宣布放弃全民公决，随后黯然下台。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曾经担任过欧洲央行副行长。他主持了和欧元区的艰难谈判。到2012年2月21日，欧元区17国财长才最终批准对希腊的第二轮援助计划，同时要求希腊在2020年之前将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到121%以下。2012年5月7日，希腊举行大选，结果是支持率排名前两位的党派新民主党和左翼联盟均组阁失败，支持率排名第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党放弃组阁，本次选举以失败收场。受此影响，市场信心一落千丈。到6月份的第二次大选中，支持紧缩政策的中间右翼新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希腊的债务危机才又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喘息机会。
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对整个欧债危机有着全局性影响。从一开始，资本市场上就有大量分析，说明希腊的债务危机不仅仅是流动性问题，而是该国政府已经丧失债务偿还能力。除非对希腊债务进行重组，免除其相当一部分债务，将其总体负债水平降低到其经济发展可承受的程度，否则继续借钱援助希腊只能是使该国负债水平越来越高，并增加未来债务重组时的损失。
然而，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加盟成员国的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水平都有具体的规定，而且条约也规定了当某个成员国出现债务危机时，其他成员国没有义务对它实行救助。所以，当希腊债务危机刚刚爆发时，欧盟及其成员国面对“希腊危机”很有默契地采取欧盟相关条约中的“不救助”原则，将“希腊危机”视为希腊自己的“国内事务”。
当危机越演越烈，希腊即将出现债务违约时，欧盟国家又犹豫了。毫无疑问，如果希腊违约，欧元区集体的信誉会遭到玷污，将标志着欧元的运行遭遇到了挫折。希腊违约将在欧元区成员国中开创主权破产的先例，可能引起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跟进，要求通过债务违约减轻本国民众负担。违约还会造成欧盟银行业的巨大损失，对欧洲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因而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恰恰由于担心希腊债务违约的巨大冲击，欧盟在希腊债务重组问题上采取了事实上的拖延战略，希望通过提供流动性为希腊争取喘息时间，避免债务重组。但是这种做法回避了核心矛盾，使希腊债务问题成为整个欧元区债务问题的一颗定时炸弹，对市场信心构成了严重影响。投资者除担心持有希腊债务的银行的可能损失外，对欧盟处理债务违约的态度也心存疑虑。
在第二次希腊救助的决议中，欧盟采取模糊战略，想打擦边球，搞一个形式上不是重组，但事实上就是重组的做法。欧盟要求银行自愿同意延长还债期限等“软重组”措施。这种方法既减轻了希腊的债务负担，又避免了希腊正式违约，为希腊的财政紧缩和经济复苏争取了喘息机会。但是，这些措施只是把未来希腊国债到期偿付的高峰削平，并没有实质性减少债务负担，市场信心难以根本恢复。随着希腊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方频频采取违约边缘策略，相互拉锯，每一笔援助金额的偿付都构成了双方心理较量的关卡。市场信心在此过程中遭受进一步重创。
除了从技术上讲欧盟干预的速度太慢外，欧盟成员国在讨论救助危机国时，更多地思考的是如何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尽可能推卸责任、转移负担，没有照顾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不顾别人的困难，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惜牺牲联盟的整体利益。特别是欧盟中最有实力的德国，在讨论救助危机国计划时，没有作为坚强的后盾给予支持，而是提出各种条件，往往成为阻碍有力政策出台的障碍。
欧盟许多国家的舆论对德国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在财政纪律问题上太刻板了，而且不合时宜。哪有在危机时还让人勒裤腰带的嘛？那不是会让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和通货紧缩吗？
但德国人也会举出一长串理由说明，他们为了统一货币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到了其他欧元区成员国该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了。从统一货币起，德国在两德统一后，要花大量精力和财力“消化”东德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来提高竞争力。大概十年间，德国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政府服务在削减。这的确大大提高了德国经济在欧盟、乃至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但却使德国的人均收入大大降低。在与德国研究人员交流时，他们往往会告诉我们：“别看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超强，但德国百姓却没怎么受益。10年前，当施罗德政府决定紧缩政府开支、缩减社会福利以提高德国经济竞争力时，德国的人均收入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3。但10年后，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降为欧盟第12位了。在欧盟中，德国人的收入下降了9位。这是德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啊！”
当南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德国不得不伸手对这些国家实施援助时，德国的舆论就不高兴了。许多德国选民感到愤慨，希腊人的退休年龄比德国低好几岁，可以提前享受生活；而爱尔兰因为实行超低企业税，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对其他欧盟国家的企业实行了“不公平竞争”……这些事被德国人认为是造成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德国却不得不用自己国民的税收来救助这些被德国人批评的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统一货币。
当年德国统一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向西德总统科尔提出的条件是，“交出马克，把它熔化了来浇铸统一的欧洲货币”。科尔是个欧洲联邦主义者，他认为统一的货币应该是走向欧洲联邦的正确途径，便答应了下来。但要说服德国人放弃马克却不那么容易。科尔向德国人许诺，未来的欧元将像德国马克一样坚挺，将会有一个“不救市条款”，以防欧洲的富裕国家不得不去救助那些穷国。
然而，当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爆发后，科尔当年许下的这些承诺大概不太可能被严格遵守了。德国的舆论也对德国政府救助债务危机国颇有微词。这使得德国以外的欧洲舆论担心，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德国宪法法院有可能宣布德国政府参与欧洲的“救助”活动是非法的。
德国妨碍了欧盟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据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政治制度的安排，因为德国政府出资援助欧洲其他国家要得到德国宪法法院的首肯。在这方面，德国宪法法院的反应令人担心，因为它不时表现出要对德国政府的决定行使否决权。
幸好，迄今为止，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决还都算是“顾全大局”，没有出现裁定德国政府决定违反宪法的现象。
2011年9月7日，德国宪法法院裁定，驳回关于德国参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救助违宪的诉讼，判定德国参与相关救助的行动合法。这为德国2010年参与救助希腊的行动和2011年出资参与组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的保证。不过，宪法法院在裁决书中也指出，以后任何大规模救助方案必须事先得到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批准。
然而，2012年2月28日，德国宪法法院又做出裁决，限制德国联邦议院一个9人特别委员会在批准向欧元区重债国提供救助时行使快速决策权，这可能会影响到受援国及时获得救助。德国宪法法院说，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德国联邦议院9人特别委员会也基本上无权代表联邦议院审批未来欧债危机救助方案。根据这份裁决，只有当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时，德国联邦议院这个特别委员会才能代表联邦议院快速决策。正因为每次德国政府要参与欧盟对债务危机国的救助，都需要联邦议会的讨论和批准，所以时间就拖得特别长。
欧元区的建立，对于深化各国经济一体化、消除汇率波动、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融资成本、稳定和控制通货膨胀，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边缘国家从中受益，包括德国在内的经济发达国家也赢得了市场份额和投资机会。德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欧盟内部贸易增长是对其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而欧元汇率的走软也为其对外贸易扩张创造了条件。因此，从总体上说，欧元区的成立对各成员国都是利大于弊，德国也受益匪浅。
但是，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转移使德国民众感到不平，认为德国在欧元设计中吃亏了。而且，德国人当年曾坚决反对放弃马克，若不是总理科尔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支持欧洲统一货币，德国人是不会同意这么干的。
然而，虽然德国人有无数理由反对救助欧元区的危机国，德国终究还是欧元区和欧盟的核心国。德国极不乐意的态度已经引发了欧盟内其他国家舆论对它的批评和怀疑。比如，有人就怀疑，德国之所以不愿拯救欧元，背后想的是与美国分享更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市场。
比利时著名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帕耶在西班牙《起义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是美国领导下对欧盟的一次战术及战略进攻。他认为，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权债务集中发动了一场“袭击”，下调这三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特别是对希腊在几个月时间内连续多次降级。同时，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关于欧元区有可能解体的言论在投资者中引发了恐慌。这次对欧元的攻击有一个战术目标，也有一个战略目标。战术目标是，造成欧洲资本市场的恐慌，把外国资本引向美国，以应对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局面。战略目标是，瓦解欧盟，促成横跨欧洲和北美大陆的经济联盟的建立。
从这一角度出发，帕耶认为，德国对欧债危机的态度与其支持建立跨大西洋经济联盟的立场是相符的。
按照帕耶的分析，欧盟的建立是符合德国利益的，使德国的比较经济优势在欧盟中得以发挥。欧元区“吸收”了3／4的德国出口。然而，危机爆发后，德国的政要和银行家的声明、表态都使针对欧元发动的攻击更加有恃无恐。德国似乎并不担心这些攻击，因为它从这些攻击中可能受益。比如，受到冲击后，欧元贬值，使德国对欧元区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得到提升。德国便可以更好地缓解自身的赤字压力。
从长期看，德国已经对欧盟不太感兴趣了。这是因为，德国已经决定要加入一个更大的集团，那就是跨大西洋大市场。欧盟由此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欧盟的问题是各成员国的舆论越来越关注国内问题，而在各成员国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信任和意见分歧。危机使这种趋势更加严重。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使某些欧盟成员国产生了一种幻觉，特别在2008年雷曼兄弟金融公司倒闭后，许多国家的舆论以为回归民族国家就可以让它们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主权债务危机袭来时，这种想法导致的后果使危机更加严重，使欧盟走出危机的努力更加难有效果。
当2010年危机刚刚爆发时，德国与希腊的舆论就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一些评论家、政治家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把欧洲历史的伤口又撕开了。不仅德国与希腊互相指责，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分裂。一方面，受危机冲击很大的国家埋怨欧盟核心国家不尊重这些“外围”国家的现实，要求它们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太紧。另一方面，那些尚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成员国则认为它们背上了包袱，甚至被危机国“出卖”了，因为它们没有遵守欧盟的规则，甚至在债务问题上撒了谎。它们担心，未来欧盟会成为一种“财政转移支付联盟”，它们这些富国将永远为那些穷国输送援助。
欧盟内部各国舆论对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给欧盟决策平添了许多烦恼，也使欧盟在做干预市场的决定上更加犹豫不决，给市场投机力量创造出许多赚钱的机会。
2.5 欧元区危机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2009年底，希腊政府的财政“黑洞”逐一曝光之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幕正式拉开。随即，欧洲主权债务经历了一个“传染”期，危机传导到其他几个金融泡沫破裂的国家，又传染到经济增长乏力、公共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直到债务危机有可能蔓延到欧元区核心国，法国与德国都受到威胁时，欧洲舆论才意识到，这似乎是一场关系到欧元这个欧洲统一货币生死存亡的斗争。此后，事情似乎开始出现了转机，欧洲中央银行发表声明，要大幅干预市场，大力买入“问题国家”的债券，把这些债券的利息水平与欧元区核心国的利息水平拉近到合理的距离。
从那儿以后，欧元区债务市场上的风暴似乎逐渐平静。但从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争论仍在继续：欧元区这种不同经济结构组成的共同货币区能否度过危机，能否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存活甚至发展壮大？这些事情似乎必须看欧盟国家如何努力应对。理论上的争论永远会落后于现实的发展。
从2009年底到2010年4月这段时间可以被称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债务危机主要涉及一个欧元区成员国：希腊。2009年底，国际舆论开始热炒希腊是否会对到期的债务违约。欧洲债务市场上压力增大，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收益率开始攀升，预示着危机有可能爆发。
在“希腊危机”阶段，欧盟及其成员国更多地将希腊的债务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个案”，并没有意识到其将会在短期内迅速地在欧元区引发连锁反应。应该说，欧洲舆论及世界舆论都没意识到，希腊的危机可能引发更大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甚至最终可能危及欧元的生存。当时，欧洲舆论都把希腊陷入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其政府没有认真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规定。在第一阶段，欧盟及其成员国面对“希腊危机”很有默契地采取欧盟相关条约中的“不救助”原则，将“希腊危机”视为希腊自己的“国内事务”。
然而，2010年，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深化。5月份，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希腊政府经过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后，终于在希腊债务救助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希腊未来3年将获得高达1100亿欧元的救命贷款，远超于原先商定的450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IMF。这一方案提出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似乎安定了一些，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也略有上浮。这是欧元区自1999年成立以来，首次被迫出台救助成员国的方案。
为重塑市场信心，2010年5月10日，欧盟成员国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这套史上最庞大救助机制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欧盟委员会以《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从金融市场上筹集600亿欧元。这600亿欧元来自欧盟财政预算。第二，4400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这4400亿欧元救助款项被命名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根据欧盟成员国申请，提供总额为25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然而，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没能阻止欧债危机蔓延之势。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11月开始了欧债危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欧债危机”的传染期。从2010年5月开始，“希腊危机”频频引发欧元的动荡，并且迅速向其他欧元区国家传导。
爱尔兰于2010年11月步希腊后尘，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这回，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了675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计划，用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走出来。
金融危机导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裂，爱尔兰政府为帮助银行业堵住巨额坏账窟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由此陷入危机。爱尔兰政府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围绕启动救助机制的谈判随后展开。为了满足获得救助的条件和重塑市场信心，爱尔兰政府公布了一项为期4年的财政紧缩计划，提出到2014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欧盟要求的3%之内。后来，根据欧盟财长们批准的救助方案，爱尔兰实现赤字达标的期限被宽限至2015年。
进入2011年后，葡萄牙债务成为众目睽睽的目标。3月23日葡萄牙总理提交的财政紧缩方案受挫，总理请辞。这令市场更加担忧葡萄牙可能继爱尔兰和希腊之后，成为在危机中倒下的第三个欧元区成员。
为避免寻求救助的命运，2010年葡萄牙政府推行了诸多财政紧缩措施。政府表示，如不推出进一步措施，将无法完成在2013年将预算赤字削减至GDP3%以下的任务。因此，总理苏格拉底领导的政府于2011年3月21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最新财政紧缩计划。然而，23日，葡萄牙议会否决了政府提交的最新财政紧缩方案，总理苏格拉底向总统席尔瓦正式递交辞呈。苏格拉底辞职，使葡萄牙原本雄心勃勃的削减赤字计划遭遇重大挫折，葡萄牙政府在财政方面已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截至2010年年底，葡萄牙的公共负债已占GDP的83.3%。4月和6月，葡萄牙将分别有42.3亿欧元和49亿欧元的债务到期。而其现金储备仅有约40亿欧元，机动余地十分有限。
苏格拉底政府下台，虽然在大选前看守政府可以行使一定权力，但一定程度上产生的权力真空将导致葡萄牙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实施赤字削减计划，同时使未来可能展开的援助谈判复杂化。由于市场信心匮乏，葡萄牙融资成本已处于历史纪录高点，5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8.14%。
继葡萄牙后，西班牙债务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西班牙债务是由银行引起的，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将西班牙30家银行的评级下调一档或多档。西班牙银行业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早前国际评级机构就多次预警欧洲其他地区的银行业风险。穆迪表示，对西班牙银行业评级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压力的加剧对许多实力较弱银行的综合影响上升。随着银行业的整合，许多小型及地区性银行的重要性不断降低。未来整个欧洲地区对银行业的支持趋向弱化。
2010年12月，穆迪将西班牙银行业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的贷款损失由2009年预期的1080亿欧元上调63%至1760亿欧元。穆迪称，该国银行系统可能面临的净资产短缺约为170亿欧元。假如最坏的情况发生，银行系统总体贷款损失最高可能升至3060亿欧元。穆迪表示，西班牙将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困难、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局面，而且政府财政紧缩政策将给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资本化及从市场中获得融资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市场担心，除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债务状况堪忧，也有加入申援队伍的风险，届时有效放贷规模仅为2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无以为继。为此，欧盟成员国决定，在2013年临时性救助机制到期后，启动永久性金融稳定机制，并提高救助基金规模，扩大救助基金使用途径。
欧元区几个成员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这又引发了欧洲商业银行间的流动性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流动性危机很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逐渐放弃原先“不救助”的刻板原则，建立债务危机的救助机制。欧元区国家先是联合IMF推出金额为1100欧元的救助希腊的方案，之后欧盟又联合IMF推出了资金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在这一阶段还推出了证券市场购买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SMP），开始通过二级市场来购买欧元区国家政府的国债，同时欧元区商业银行也可以用主权债务作为抵押品在欧洲央行融资。
欧元区已经先后为救助危机拨出了巨款。希腊（人口约1000万）已接受过欧元区两次援助，第一次为2010年3月末1100亿欧元，第二次为2010年5月10日7500亿欧元；爱尔兰（人口380多万）接受了675亿。但据当时预计，2011年，欧元区还有葡萄牙（约1000万人口）需要救助380亿欧元、比利时（约1000多万人口）需要救助850亿欧元、西班牙（约4000万人口）还需要救助2100亿欧元、意大利（约6000万人口）需要救助3470亿欧元等。这些早已算好、等待救助国家的最少金额达约7000亿欧元之多。
在2011年开始不久，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就举行了系列会议，围绕建立欧元区的救助机制进行了密集磋商和艰难谈判。3月12日结束的欧元区峰会通过了“欧元公约”，各成员国同意于2013年启动永久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该机制认缴资本总额为7000亿欧元，其中实际资金仅为800亿欧元，其余62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承诺可随时支付的款项和担保组成。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将分别承担约27%、20%和18%的份额，机制的有效放贷能力为5000亿欧元。此外，各国还同意将现行的临时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有效放贷规模由当前的2500亿欧元扩大至4400亿欧元。
欧盟27国领导人2011年3月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天的春季峰会。此前，市场普遍将此次峰会视为欧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预计欧盟将最终出台一套应对危机的综合性方案，包括临时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永久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规则、经济治理改革措施以及增强成员国经济竞争力长效举措等重要内容。
分析人士原来预计，欧盟期望推动上述方案于该峰会上获得通过，从而为市场对欧债危机延续了一年多的恐慌情绪画上“休止符”。但是，法律程序、政治因素和成员国分歧等因素，导致有关危机全面应对方案的谈判陷入停滞。因此，欧盟又把推出综合应对方案的时间推迟至6月份。
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这段时间可以被看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个特点：一是主权债务危机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向核心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是法国蔓延；二是主权债务危机和欧洲商业银行系统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加剧；三是欧洲中央银行开始成为稳定金融市场和应对欧债危机的主角。
在2011年底之前，欧洲央行的政策一直还是以物价稳定为核心，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深化与扩展，欧洲央行果断地推出两轮总规模约1万亿欧元、期限为3年的LTRO（Long Term Refinance Operation，即长期再融资操作），主要目的是向欧洲的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缓解银行业的流动性短缺问题，避免欧洲银行业受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而爆发危机，欧洲央行的此项措施一举稳定了金融市场。LTRO是欧洲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但一般期限为3-6个月，并且利息浮动，银行为获取资金需要向欧洲央行提供合格的抵押品。但这两轮LTRO期限延长为3年，并且放宽了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抵押品的质量和条件。同时也扩大了交易对手的范围，原来有500多家商业银行可以向中央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在此次LTRO的操作中放宽到800多家，欧洲央行以1%的固定利息向商业银行提高贷款。这实质上等于欧洲央行在向欧洲的金融机构提供近乎无限的流动性，欧洲央行逐渐在向“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迈进。
第四个阶段为2012年7月至今。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欧洲央行实质上充当了“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自己重新解释了其货币政策的“范围”与“内涵”，突破了欧盟条约的限制。在欧洲央行启动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计划，宣布准备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多至3年期的国债之后，市场上针对欧元区解体的各类投机资本基本上都被吓退了，欧元区的国债市场趋于稳定。
从整体上来说，金融层面的欧债危机基本告一段落。欧洲人下一步必须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核心症结：即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和如何完善以建立财政联盟为目标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