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结果。作为在西方已经辉煌发展200年的艺术形式，钢琴随着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引入而逐渐被中国民众认识并接受，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各类音乐院校中音乐学生学习的重要乐器，从而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得到广泛流传和运用。最终通过各种音乐活动和教育手段，使西方钢琴音乐在中国得到很好的传播。
中国的钢琴音乐钢琴是适应欧洲音乐的需要而产生的，到今天为止，最伟大的钢琴音乐也是由欧洲人创造的。当克里斯托弗里制造出第一台钢琴的时候，不会想到他的乐器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当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等等作曲家写下他们的钢琴曲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欧洲听众，却未必想到中国人。然而，后来，出乎意料，钢琴与中国人的音乐生活却发生了日益密切、有增无减的关系。这是中西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中，最令人惊奇、意义深远的现象之一。其中，有三个因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第一，钢琴不愧为“乐器之王”，它的无比强大的艺术功能，使它竟能适应远离它的诞生地的中国音乐发展的需要。第二，伟大的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为欧洲人写的音乐，同时也具备了超出欧洲的全人类的审美意义。第三，中国音乐凭着自己深厚的传统，而具有吸收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巨大能力。没有这三条，钢琴就不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留下来。中国作曲家在这个时期对钢琴音乐开始了初步的创作探索，尽管技术还不成熟，风格还没有形成，但这是中国风格钢琴音乐的萌芽期。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有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1915年）、萧友梅的《哀悼引》（1916年）、赵元任的《偶成》（1917年）、《小朋友进行曲》（1919年）、李荣寿的《锯大缸》（1921年）、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1923年）、黄自的两首《创意曲》（1930年）等作品。此外，还涌现了一些优秀的钢琴伴奏作品，这是钢琴创作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青主的《大江东去》（1920年）、萧友梅的《问》（1922年）、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年）、黄自的《春思曲》（1932年）等作品。这一时期钢琴音乐创作的特征是构思简单、曲式短小，专业技巧程度还较浅，且都是能在钢琴和风琴上弹奏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