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也许其中有着消极的思想，但去粗取精，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思想，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这些都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我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痴迷者，年轻时就喜欢阅读各家古文书籍。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后来由于大学学习专业的变化，孩童时代悬壶济世、救病于水火的美好愿景就半途而废了，但在文学与中医理论学习中沉淀的深厚的古文功底却为后来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治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业余时间，读史是我每天的必修课。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我每晚几乎都是在对中国史的研读中入眠的。读《道德经》五千言，天再寒也不觉冷；念《管子》治国牧民，肚再饥也不觉饿。当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都是践行道家黄老思想的结果时，我决定了攻读博士专业的研究方向——历史学道家思想研究。
汉初道家思想吸收了名、墨、法、儒等各派思想学说，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通过清净少为而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至有为。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出身于草根的统治集团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一系列统治措施，如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道家的黄老思想取代了法家思想，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相结合，并盛极一时。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无疑是文景之治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家将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融进政治的血液之中，为许多政治人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其实，道家的思想在军事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道家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柔克刚”，这一思想在《道德经》中有多处体现，如“上善若水”、“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柔之胜强，柔之胜刚”等。按老子的想法，战争中的正义之师多实力较弱，以柔克刚可以确保在己方消耗最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取得战争的控制权，把战争利益最大化。
道家思想中的军事思想在各个战场名将身上都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如蔺相如与廉颇，前者是文臣，后者是武将，一柔一刚。当蔺相如与廉颇发生矛盾时，蔺相如就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使廉颇心甘情愿地臣服的。道家思想在军事中起到的作用数不胜数，其诸多的实例表明了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古今思想总有相通之处，道家思想在古代军事上的应用到了现代军事领域也一样卓有成效，如现代西方军事所主张的“先发制人”、“以少胜多”等都与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
“无为而治”、“官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为而下有为”等道家思想学说，对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影响是深刻广泛的。唐初统治者实行宽刑薄赋政策，贯彻慎动兵戈、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开启、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虽然表面看来，唐太宗以儒家思想为尊，但检视贞观年间所实施的各种治国之策，实际上是对道家思想的贯彻。
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或者说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凡事奉行道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的王朝，就会进入比较繁荣、文明、发达的历史阶段，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因为，道家从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解决了权力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解决了权力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功效的问题。“无为无不为”等思想中包括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包括了给人民、给社会以自由、自行发展空间的深刻主张。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历史上，这样的境界是绝无仅有的。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其思想文化内涵丰富、体系庞大，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活水源头之一。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道家思想对我国古代哲学、政治、科技、道德、经济、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精神的铸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道家思想的最大体现还在于人生的感悟哲学。作为庄子哲学中的精华篇章，《逍遥游》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彰显了一种非政治化的个体生命意识。作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智慧，“逍遥游”是庄子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为人类找到的一种最佳契合的方式。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道家思想对人生最深沉的感悟。淡泊名利才能致远，看不清世俗的人会毕生为名利所羁绊，何以能逍遥自在？魏晋时期的阮籍是我国古代有名的隐士，也是道家思想淡泊名利的典型代表。他纵酒狂歌、风神洒脱、放荡不羁，敢于怒骂黑暗的朝廷，视名利于无物。所以在阮籍的晚期诗中都表现出了一种道家的淡泊风骨。
道家以其深邃的哲理、直率的批评意识、包容的文化精神、辩证的思想以及无比丰富的思想边缘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耀眼之光，并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我从小就生长在陈楚文化的发源地沈子国（古代为楚地，隶属陈，现为沈丘），陈楚文化兼具南北之长，既有尚实际、重思辨的北方文化传统，又有重想象、尚浪漫的南方文化色彩。我每每读《庄子》，不仅为其“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所吸引，而且为“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闻一多）”所倾倒。常常萦绕心头的是先贤圣者“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一个潜心研究中国史的学人的生命意志何尝不是如此。
在写作过程中，虽殚精竭虑奈何终究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我的思考却是真诚的。如果能够引发读者的一些共鸣，抑或从中得到些启示，使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承，使道家思想能在现代社会再一次得到有效的传播，其愿也足矣！
是以为序。
刘黎明
2014年初夏于沈丘刘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