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用了较多时间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他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在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在他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1915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触及：“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经济不外看史”，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10页史书），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在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下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他自己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在1917年８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他治学济世的思想已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然而并未放弃对国学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看来，一师时的毛泽东曾经颇有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的想法。
“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
在长沙一师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教师莫过于杨昌济。杨昌济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近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看待和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他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1914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这一思想观点。文章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老师的这些观点，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弟子。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在1917年８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他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即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认同的理想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这一理想世界一直深埋在毛泽东心中。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1917年８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关于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２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听讲船山学术
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不仅广泛研读古籍国学，也崇尚知行结合，抛开案头的经典之外，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得到杨昌济的鼓励。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
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成为一时风尚，名家辈出，如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毛泽东也不例外。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就参考《船山遗书》进行讲解。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有更充分的反映。[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有人据“毛选”五卷统计，毛泽东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研究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