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它独特的精神气质，都有它自己的精神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学越是成熟，它的精神气质就越是明显，精神传统也就越是强大。
深沉的苦难意识、强烈的宗教意识、强大的自由意识和热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基础和精神传统，使它成为一种充满道德诗意和批判激情的高贵的文学。
现实主义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是俄罗斯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总是向生活提出尖锐的问题，总是向现实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它敢于批判世俗的权力，敢于讽刺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
将道德诗意化，将诗意道德化，是俄罗斯文学又一个重要特点。它不能容忍道德上的粗野和趣味上的粗鄙。俄罗斯作家不允许自己随随便便写出低级趣味的作品。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笔下，你几乎看不到哪怕一行不堪入目的描写。
由于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在信仰问题上显得特别虔诚，在善恶问题上显得特别敏感。他们总是表现出求善的热情和对世界的祝福感，总是表现出对罪恶的反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他们自觉地塑造优秀的人物形象，充满热情地描写人物在道德上的升华和精神上的复活。
整体上看，俄罗斯文学天然地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而不是唯美主义的文学。对宗教和人道主义的信仰，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特殊的功利主义气质。它充满了从道德上影响人和改变人的内在热情。对俄罗斯作家来讲，文学既是一种美学现象和艺术现象，更是一种宗教现象和伦理现象。没有信仰基础和道德目的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和力量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像契诃夫这样的近乎无神论的作家，也有自己在文学上的道德目的，也通过写作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信仰基础。
文学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阐释是：作为行为，它是一种近乎游戏的“编码”活动，它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可能表现真理，因此，对它不必过于认真；作为结果，它是一个消解了意义深度和雅俗之别、真假之辨、善恶之分的纯粹的符号体系，于是，包含着主体意识和修辞目的的“作品”一词，就必须让位给被定义为“空筐”的“文本”这个术语。这种相对主义的阐释，与其说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揭示，毋宁说是对文学价值的根本否定。
其实，一种可靠的判断是，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创造价值和发现意义的活动，是向世界显示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力量的行为。它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和人类的精神解放，实在是一种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高尚而高贵的事业。它的目标在彼岸世界，在接近上帝之国的地方。它是人类精神生活向上的运动和向善的努力，致力于从此岸世界的苦难和罪孽中把人拯救出来。因此，金钱和权力从来就不是它追求的目标，不仅如此，它鄙弃那种法利赛人的市侩习气，常常向那些粗俗的事物显示尖锐批判的态度。
如果说英国文学更多地表现了对虚荣、贪婪、残忍、忌妒等人类缺点的讽刺的才能，法国文学更多地表现了心灵的浪漫激情，德国文学表现了理性沉思的倾向，那么，俄国文学则更加完美而强烈地体现了人类追求真理、光明与美好生活的理想境界和道德诗意。是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首先是一个伦理现象，其次才是文学现象；或者说，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其次才是一个诗学现象。在俄罗斯文学中，人们很少看到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俄罗斯作家把文学当作探寻生活意义和追求精神信仰的手段，而不是视之为一种被剥离出来的纯粹的形式。弗兰克说：“他们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活着。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个‘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加入完善世界和最后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16]弗兰克所说的“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首先就是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
作为伦理现象的俄罗斯文学，有两个伟大的精神特征，一是善良，一是高贵。善良对应着人道主义，意味着他们对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爱意，对陷入逆境的不幸者充满同情；高贵对应着批判精神，意味着他们不仅在傲慢的权力面前保持着体面和尊严，而且，还毫不宽假地对暴戾恣睢的权势者施以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他们是恺撒的敌人，而不是他的盟友，更不是他的奴仆。
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俄罗斯作家，不仅有足够的勇气和自由拒绝做工具式的御用文人，而且能够自觉地与权力保持距离甚至做暴政和集权的敌人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得从他们的宗教背景上寻求答案。《圣经》上说：“恺撒之物归恺撒，上帝之物归上帝。”别尔嘉耶夫说：“朝圣者拒绝服从世俗政权。”[17]在贡斯当看来，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皆因它才得以产生和存在。他用充满激情和充满诗意的语言这样写道：“宗教是一切正义、爱情、自由和仁慈观念的共同核心，它在我们朝生暮死的世界中构成了人类的尊严，使人类不受时间左右、不为邪恶控制地团结在一起。它是一切美好、伟大、善良的事物得以摆脱时代的堕落与不义的永恒条件，是用自己的语言昭示美德的不朽声音，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尘世走向天堂的吁求，是一切被压迫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神圣后盾，是受害的无辜者和被践踏的弱者的最后希望。”[18]无论我们怎么评价宗教，我们都必须承认，正是强大而神圣的宗教力量，消解了世俗权力的绝对性和唯一性，从而为思想的生长和精神的伸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这样，以追求正义、真理和自由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也才得以在道统与政统之间，建立自由的学统秩序，从而形成了道统、政统和学统“三统”分立的局面。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三统”分立，西方在近代艰难的文明转型中，才较为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才以最低的代价遏制并铲除了暴政和独裁，才避免了让权力拜物教成为流行价值观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然而，宗教从来不曾在中国获得足以与世俗权力对等的地位和对抗的力量。虽然佛教也曾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宣言，但是，宗教的道统总是被世俗权力扼住咽喉，总是被迫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最终被变成“勤王”的工具和权力的附庸。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从宗教那里获得巨大的支持，借以对抗恣睢的权力，借以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的价值。一切权力归于王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知识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学得百般艺，货与帝王家”，要想经世致用，只得供人役使，难怪李世民要得意而轻蔑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是的，在世俗权力主宰一切的封闭世界里，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无论这个人多么卑鄙，多么凶暴，都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大唱赞歌，把他当作英明的统帅、超凡的英雄、不死的超人。而像《诗经·小雅·节南山》“嘉甫作诵，以究王凶”、《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黄宗羲的《原君》“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中国文学里，则是很少听见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形成强大的传统。我们更多看到的，乃是《水浒传》里的赞词：“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一样的话语幻象，不过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而已，但中国的御用文人，硬是将这种拍马颂圣的游戏玩了几千年！
但是，在俄罗斯，由于宗教力量的制衡和知识分子的对抗，除了个别极为特殊的时期，权力很少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就国家性格和文化气质来看，俄罗斯正像它的双头鹰国徽所象征的那样，具有欧亚文化的双重性：一方面，从政治上看，它是一个封闭、落后、专制的亚洲国家；另一方面，从文化上看，它又是一个富有宗教气质的欧洲国家。这种文化上的二重性造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极为独特的生存境遇：他们有着欧洲式的宗教气质和自由灵魂，却必须与亚洲式的专制暴君周旋。恰达耶夫说：“人们都说，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就算如此吧。但是，还必须证明，人类除了被称之为西方和东方的两个方向外，还有第三个方向。”[19]在我看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循着“第三个方向”前进的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理想就是：一方面，帮助俄罗斯从世俗的亚洲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要使她避免成为欧洲的任性的个人主义、泛滥的拜金主义和可怕的暴力主义价值观的牺牲品，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在基督之爱照临下的人人皆兄弟的“特殊的世界”。
如果说，“斯拉夫主义者”更多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欧洲价值观的严重威胁，那么，“西欧主义者”则致力于从政治上否定亚洲式的“拜权主义”价值观和专制制度体系。后者的任务无疑更为艰巨，付出的牺牲也更为巨大。许多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曾罹受来自专制政府的迫害和折磨。但是他们意志坚定，从不屈服。他们以一种平视甚至俯视的姿态，与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沙皇进行对抗。
事实上，几乎所有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勇敢地站在沙皇的对立面，高傲地显示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俄罗斯因此有了令世人尊敬的伟大的知识分子：拉吉舍夫、普希金、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乌斯宾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恰达耶夫、格拉诺夫斯基、巴枯宁、彼得拉舍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柯罗连科、别尔嘉耶夫……。即使在后来的更为黑暗的时代，在更令人绝望的生存境遇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火仍然在燃烧，仍然出现了像蒲宁、索尔仁尼琴、扎米亚金、帕斯捷尔纳克、西尼亚夫斯基、弗兰克、布罗茨基、雷巴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什梅廖夫、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等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生存境遇一直都是险恶的：缇骑四出，爪牙密布，广场上高竖着狰狞的断头台，西伯利亚的矿井便是流放者葬身的墓坑，古拉格群岛简直就是可怕的人间地狱，但是，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无所畏惧，毅然前行。他们面临的威胁是：要么失去自由流放北方，要么失去祖国流亡西方，要么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很多人在贫病交加和政治迫害中英年早逝，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自由而正义的神圣事业。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20]在他看来，那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共同的主要特色”，就是“对官方俄罗斯，对周围的环境，怀着深刻的否定情绪，力图超脱这环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灭它”[21]。虽然有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自己身上的“东方性”占据上风的时候，也曾表现过“肯定”的情绪，如普希金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作诗歌颂沙皇，如别林斯基因为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为博罗金诺战争欢呼、为征服者的“合理性”辩护，但是，他们不仅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勇气改正自己的错误，直到最终回到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
是的，对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讲，至高无上的是上帝，而不是沙皇；是良心，而不是强权，因此，当信仰、良心与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是宁愿死也不屈服于强权的。拉吉舍夫被别尔嘉耶夫称作“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他预见并且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他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22]的确，对于人类苦难的担当，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权力的无畏和不屈，成了他们基本的精神特点。而俄罗斯诗人和作家，被公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的完美体现。
普希金的《自由颂》（1819），就是一首向沙皇和集权政府挑战的战歌：
来吧，把我的桂冠拿走，
敲碎我的懦弱的竖琴：
我要对世界歌颂自由，
我要抨击宝座上的罪愆。
……你专制暴虐的恶汉，
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宗室，
我以恶意的欢欣来观望
你的倾覆，你儿孙的灭亡。
人们在你额上可以看见
人民的诅咒的烙印；
你是天降的灾殃，自然的耻辱，
你在人间是渎神的非难。（缪灵珠译文）
沙皇读到这首诗，便下令把诗人逐出彼得堡。但是，这并没有让诗人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终于，1825年11月7日，流放普希金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猝死在俄国的海港城市塔甘洛格。更加残暴的尼古拉一世即位。他是一个乏味的人，从未读过普希金的诗，但却打算赦免他。他把二十六岁的诗人从叫作三山村的流放地召到宫里。他希望诗人承诺“不再写反政府的诗”，希望他成为感恩的模范和服从的榜样。他知道普希金与刚刚被镇压的十二月党人交往密切，便问道：
“在被我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之中有不少人是你的朋友？”
普希金抬起头说：“是的，陛下，我与他们之中不少人很要好，我敬仰过他们，至今依然如此。”
皇帝皱着眉头问：“你怎么会喜欢久赫尔别凯这样的流氓呢？”
“您把他当作疯子，我感到惊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是聪慧和善于思考的人。”
皇帝脸上露出微笑，他觉得勇敢而诚挚的普希金很可爱。他接着问：“你最近写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写，陛下。审查得太严了。”
“你为什么要写审查通不过的东西呢？”
普希金回答说：“有许多无辜的作品在审查时被扣压。所以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假如你在圣彼得堡，会参加12月14日的暴动吗？”
普希金的眼睛闪闪发亮，回答说：“毫无疑问，陛下。朋友们都参加了这个阴谋，我当然不会同他们分道扬镳。”[23]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内里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感和冲突感。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普希金。他绝不用高贵的尊严换取廉价的自由。他的应对不卑不亢，正气凛然，充分体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高贵气质和勇敢精神。不仅如此，1827年，普希金写下了《寄西伯利亚》，以更加无畏的精神赞美沙皇的敌人——十二月党人：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
你们的思想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面，
会唤醒你们的刚毅的欢颜，
一定会来的，那渴盼的时光：
爱情和友谊一定会穿过
阴暗的闸门找到你们，
就像我们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服苦役的黑窝。
沉重的枷锁定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卢永译文）
我们从果戈理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普希金面对权力的那种高贵的精神姿态。果戈理本质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因为天性的善良，他才写出了《外套》这样的对“小人物”充满同情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及“同情心是俄国文学的基调”时说，“全部俄国文学都出自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但是，果戈理对权力的态度却是傲岸的、嘲讽的。事实上，对集权和暴政的批判，是他的文学成就的另一个特点。他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要说，对集权的不从和对抗作为俄国文学的另一个“基调”，是由果戈理确立的。就此而言，完全可以说，全部俄国文学都出自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钦差大臣》这部喜剧的最后，“市长”斯克伏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强烈地感受到了“希望的破灭”，因为，他这个欺骗过所有人的人，现在倒成了一个受骗者：“我做了三十年官；没有一个商人，没有一个包工头，骗得了我，连最狡猾的骗子也都被我骗过；就连那些一手瞒过天下的老狐狸，老滑头，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吃过我的亏，上过我的圈套；我骗过三个省长！……省长算什么！（挥手）省长用不着说……”[24]言下之意是说沙皇也被他骗过。难怪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亚历山德拉剧院看完演出之后，对一群满脸尴尬的官员说：“嗬，这个剧本！大家都挨了骂，而我挨得比谁都多！”沙皇知道自己挨了骂，但却并没有惩罚果戈理，这实在令人意外，就像斯大林没有处死扎米亚金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令人意外。
在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中，赫尔岑也许是对沙皇的本质认识得最清楚的人。在他笔下，沙皇尼古拉的形象是丑恶的、冷酷的、缺乏人性的：“他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没有一张脸会像他的脸那样无情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前额急速地向后伸展，下颔发达，补偿了顶骨的不足，这一切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贫乏的思想，以及麻木不仁的残忍。但主要是那双眼睛，它们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慈祥，那是一对冬天的眼睛。”[25]这与那些动辄把独裁者写得平易近人、神采奕奕的拍马文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冬天的眼睛”，多么传神的描写！他写出了所有那些冷酷无情的暴君的本质特征。
赫尔岑将反对沙皇当作自己毕生从事的高贵的事业。他曾经两次因为结社罪和言论罪被流放。第一次被逮捕时，他才二十一岁。监狱并不能使他屈服，而只不过是给他的意志淬火而已。流放和监禁把赫尔岑变成了沙皇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在他看来，沙皇尼古拉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因为，他不仅给穷人造成了饥饿、寒冷和死亡，而且还从根本上毁伤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尼古拉通过暴力手段平息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事件”。他统治下的俄国随后经历了“平静的十五年”。然而，这样的“平静”与其说是福祉，不如说是灾难，因为，“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26]。为了“年轻的一代”，“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27]。“他们”是指十二月党人。“他们”已经被镇压，但反抗的事业必须继续下去，于是，赫尔岑接着说：“现在轮到我们了。”赫尔岑的战斗意志是坚强不屈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站在麻雀山上，和奥加辽夫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过自己的斗争“誓言”：尽管“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28]。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恺撒的毫不妥协的敌人。他对沙皇制度深恶痛绝，经常尖锐地抨击沙皇，并因此惹恼了他的一位叫捷尔辛斯基的亲戚：“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道：“依了你，即便动用棍棒，头头还是头头……头头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部下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部下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29]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的是这样一个真理：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一切外在的“客体化世界”都是为人服务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都不能使自己高人一等。这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认同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它让人联想到别尔嘉耶夫的一段同样深刻的话：“国家和帝国再伟大，也不能与人相提并论。国家的生存为了人，不是人的生存为了国家。政权和政府仅是服务而已，仅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有限功能的护卫者。”[30]
然而，就自然倾向来看，人是很容易把人与“国家”“政府”“政权”的关系弄颠倒的，是很容易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记得过去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对卓娅日记里摘录的巴比塞《斯大林》一书中的一段话记忆深刻：“在红色帐幕上，他的侧面像挨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人——这是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这是创造了先有的和创造着将要有的东西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需要这位朋友。无论你是谁，你的命运里最好的部分，都在这个为所有的人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的人的掌握中。这是一个具有学者的头脑，工人的面孔，穿着普通兵士衣服的人。”[31]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法国人过于热烈的情感抒发和过度夸张的修辞风格。但是，这种对于权力的令人害羞的赞美，在优秀的俄罗斯作家笔下，你是很难看到的。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描写那些掌握着绝对权力的人。例如，西尼亚夫斯基笔下的斯大林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斯大林对军衔、军饰和军人作风的崇拜达到了极点，以至于他给自己封了大元帅的头衔。即使在革命初期，斯大林也总穿靴子、厚大衣，留着为人们所熟悉的小胡子，这不仅展示他高加索人的特征，更证明自己属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军人阶层。……列宁掌权时一直签自己的名字为乌利扬诺夫·列宁，非常低调。而斯大林则想忘掉他的真名朱卡斯维里，马上为自己取了响亮的从钢铁一字衍生出来的‘斯大林’，以此来概括新的钢铁时代。”[32]如果说巴比塞在描写斯大林的时候是跪着的，那么，西尼亚夫斯基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则是站着的。站立作为一种姿势，有时不仅显示着我们做人的尊严，而且也影响着一个作家是否能全面地观察和正确地叙述——正是因为站着，所以，西尼亚夫斯基描写的斯大林形象，就更为真实可信。
事实上，我们在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由站着的作家塑造出来的真实的斯大林形象。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到斯大林，但斯大林的影子却无所不在。透过那些穿着条形囚衣的人群，我们分明看见了那个“我们的父亲”与“最最英明的人”。几乎每一个囚犯的命运都与他有关。是他用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那些无辜的人送到这个地方的。巴比塞的话不错：无论你是谁，你的命运，都在“这个人”的掌握中，只不过与其说是命运里“最好的部分”，毋宁说是恰恰相反。
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一部直接描写斯大林的小说作品。在雷巴科夫笔下，斯大林被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他虽然具有异乎寻常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个被权力异化的人。雷巴科夫深刻地叙述了斯大林性格和心理上被扭曲的一面。他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理念。在他看来，为了达到目的，牺牲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为了加强权力，“恐惧”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维持这种恐惧。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此提供了全部可能性。……伟大的统治者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善于通过恐惧使人爱戴他。这种爱戴之心会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下的全部残酷都归罪于执行者，而不是归罪于他。”[33]
由于“恐惧”是必要的，因此，一切都可能成为制造“恐惧”的理由，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恐惧”的牺牲品，成了那个唯一自由的人的牺牲品。大学生萨沙因为一首调侃班上的“劳动积极分子”的打油诗和一句说最高领导人“不应该骄傲”的话，就被抓进监狱，被流放到处于边鄙之地的莫兹戈瓦村，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事实上，成为牺牲品的，不只是萨沙这样的普通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常常也在劫难逃。基洛夫是级别很高的干部，多年来一直支持斯大林，“支持他的路线，和他的敌人作斗争，提高他的威信”[34]，但是，最终，他还是被“清洗”掉了。而斯大林与他的牙医之间的故事，则从细微的生活层面，揭示了斯大林极其狭隘、任性的性格特点。本来牙医冒着惹怒斯大林的危险，替这位握有绝对权力的人，提供了最好的装假牙的方案。斯大林喜欢金的，他推荐的却是“普通”的，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更舒适、更好。事实证明大夫的建议是对的，于是：
第二天午餐前斯大林把利普曼传来。
“作为自我批评我应当承认您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假牙更利索，更舒服。可是它可能会碎掉。请您为我做一个备用的。”
利普曼高兴得笑容满面。
“好吧，哪怕做十个。”
“用过早餐没有？”
“是的，当然吃过了。”
“呶，这有什么关系，和我一起再吃一点。”
……晚上，斯大林在签署文件的时候对托夫斯图哈说：
“找另一个人代替牙医生利普曼。”
接着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把他从克里姆林宫医院辞掉，但不要去触动他。”[35]幸运的利普曼！他虽然失去了工作，但却保住了性命。
雷巴科夫曾说，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使命，就是回答“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在这部沉重的作品，针对自己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他提供的答案是：只有彻底反思并清算独裁者的罪恶，只有摆脱对权力的盲从和膜拜，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手段控制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个社会才有可能避免巨大的政治悲剧的重演，才有可能避免严重的人道灾难的发生。如果那些制造灾难的人，依然被供奉在神坛上，依然被当作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的圣人，那么，恐惧的记忆和可怕的威胁，就依然存在；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服从，就依然是一种严重而普遍的现象；而正直的萨沙，还会被流放；忠诚的基洛夫，还会被暗杀，善良的牙医利普曼，还会被赶走甚至被处死。
过去的那个世纪，是现代恺撒们任性妄为的世纪。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了像太阳一样普照寰宇的上帝，把自己打扮成了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救世主。权力成了新的宗教。人们都成了匍匐在恺撒脚下的精神奴隶。由于这样的情势，批判权力崇拜和集权政治，无疑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内容和主题。
为了未来的光明和幸福，就必须面对一切形式的黑暗和灾难；要想回答那些“最迫切的问题”，就要有勇气站在恺撒的对立面。站在恺撒的对立面，便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而只有站在真理一边，一个作家才有可能进入信仰之光照耀下的文学的国土。
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昭示给世人的深刻启示和伟大经验。
2006年3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