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
在一次聚会上，一个以研究文学为职志的朋友，颇显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了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好的小说全都要写坏人的；偷情和杀人是小说的基本主题，而坏女人和杀人者则是小说里的主要形象。
斯人者而有斯言也，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他的阅读经验，往远处寻，连接的是《金瓶梅》和《水浒传》，前者写的是“偷情”和“坏女人”，后者写的是“杀人”和“杀人者”；往近处找呢，则是当下的“文学经验”——在我们时代的相当多的叙事文本里，以“偷情”和“杀人”为主题的，的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以这样的经验为依据界定小说，我们可以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特称判断，却无法得出任何形式的全称判断。因为，只要把眼睛往别的世界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些事实：小说也可以写好人，也可以不写“偷情”和“杀人”；或者，即使写，其命意却别有所在的，也真的很不少呢。
其实，认为小说的“主业”就是写坏人，并不是个别人的看法。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坏人是复杂、有趣、真实的——他们有勇气蔑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原则，而且语言刻薄、俏皮，行为越轨、放诞，因而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发泄的快意和摆脱约束的解放感；而好人则是简单、刻板、虚假的，因而是乏味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对于好人的这种误解，甚至见之于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例如，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美好人物的确塑造得很成功，但列夫·舍斯托夫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作品中的“美好人物”大都写得很平庸、很失败，于是，他便发出这样的疑问：“《卡拉马佐夫》的‘主人公’是谁？如果根据前言来考虑，可以认为是年幼的卡拉马佐夫，即阿辽沙，还有修道院长老佐西马。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把有关阿辽沙和长老的篇章写得最无力最平淡？”[138]不仅如此，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在其内心深处倾向于那些‘坏人’”。但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赖因哈德·劳特不同意舍斯托夫的观点：“今天已经有可能证明，舍斯托夫及其追随者错误地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前无古人的真诚坦率产生了错觉，把他公开承认自己有怀疑和破坏的动机当作了他用‘实定’思想巧妙地掩盖起来的真正想法。”[139]
那么，为什么会对“好人”产生这样的偏见甚至反感呢？这是因为在严重异化的现实生活里，“好人”不仅被简单地理解，而且被当作工具和符号过度利用了。这些“好人”作为一种“纯粹”的人，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丰富的情感，没有可爱的趣味，没有自由的精神。他们的突出特点是简单和幼稚、盲从和轻信。他们对人的态度有两种：要么是“无限”的爱，要么是“无限”的恨；在他们眼里，人也只有两类：要么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要么是必须消灭的敌人。他们富有献身精神，乐于被当作机器上的螺丝钉；缺乏现代的公民意识，所以必然把对权力的服从当作无限的幸福；没有怀疑的勇气和反思的能力，所以轻易就接受极具欺骗性的话语的控制；因为被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只知道涕泗横流地感恩。最终，他们便顺理成章地被当作道德楷模而成为供人学习的榜样。显然，这些所谓的好人不仅“假大空”，而且全然是卑贱的人格奴隶，是苍白的道德符号。这里的“好人”意味着欺骗和谎言；而欺骗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不仅不再相信假的好人，而且丧失了对真的好人应有的敬意。而在文学写作方面，一些小说家则对丑和恶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恋污癖式的浓烈兴趣，津津乐道，大加渲染。恰像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说的那样：“如今的人个个头脑昏迷，/道德只能让我们打打瞌睡，/在小说里恶也讨人喜欢，/它已经在其中耀武扬威。”
然而，我们必须恢复对美好人物的信心和信念，必须相信他的存在，肯定他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价值。在那些伟大的作家看来，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无限的可能性，通过持久而艰难的努力，它完全有可能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力量，完全有可能被升华成真正人性的东西。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人们不是仅仅由无赖构成的；也有真正的圣人——这是怎样的圣人啊！他们自己是光芒四射的，并且为我们所有人照亮了道路！”而创造美好的人物同样需要这种信心和信念，需要一种深刻的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反对浅薄的悲观主义和消沉的厌世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K.列昂季耶夫（亦译‘列昂捷夫’——引者注）对其纪念普希金的发言持反对意见而激怒，他把这些反对意见的实质概括如下：‘不必祝愿世界完美，因为早已注定它将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而尖锐地驳斥了这种厌世哲学：‘在这种思想中，有一种轻佻的造孽的东西。此外，对普通生活来说，这种思想太轻松了：既然大家都不免一死，那又何必卖力气，何必做好事？凑合活着算了。’”[140]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人生来就是天使，相反，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罪和恶总是缠绕着人的灵魂，是人必须与之周旋、搏斗的消极力量；而且，正是在这种惊心动魄的较量过程中，人展示了自己的精神的丰富和伟大。正像赖因哈德·劳特深刻地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的邪恶，不是为了诅咒邪恶，不是为了说明人性本恶，也不是因为要证明，没有上帝的宽恕，人就不能行善。他是另有目的：他想把人的整个本性充分揭示出来，他想证明人的多方面性，为的是从这个现实主义基础出发，达到对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特点的理解。”[141]
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往往同时就是宿命论者和决定论者；而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肯定人的意志的自由，赞美人根据自由意志所创造的一切伟大的业绩，反对一切贬低和否定人的“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属于后者，因为他断然拒绝那些把人降低为外部力量的奴隶的“决定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我”坚信“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而且决不会失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142]。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位“神秘的访客”对佐西玛长老说：“天堂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现在它就在我的心里隐伏着；只要我愿意，明天它就真的会出现，而且会终生显现在我的面前。”[143]他说人类必须先经过一个“孤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只相信自己，但是：“……肯定总有一天，这种可怕的孤立的末日终会来到，大家都会猛然醒悟，互相孤立是多么不自然的事。等到那样的时代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将会惊讶为什么会这样长久地呆在黑暗里，看不见光明。”[144]这是一种对人类的创造能力、道德精神和未来命运持信任态度的观点，包含在其中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积极的人文主义思想。它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类的意志自由，相信人类有能力克服自己内心深处的“邪恶”，正像美国的苏珊·李·安德森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反对心理学利己主义的特殊决定论，而且反对关于人类行为的任何决定论。他相信，人类并非连贯一致地行事。我们拒绝接受任何社会科学家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任何“自然法则”的限制。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甚至用它来做“肯定是有害和愚蠢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在自由的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有选择地行动，而不改变先行的条件，我们是所选择的行动唯一的原因。此刻，我可以选择下窜上跳，也可以选择不这样。如果我选择这样做，我就做；如果我不选择这样做，我就不做。关于意志自由（free will）的这种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理解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决定论认为，每个事件——包括一切人类的行动——在既定的条件下，必定不可避免地发生。决定论主张：一切人类行为原则上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因果关系统治着人的行为。这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否定的。[145]
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主张“意志自由”，虽然反对“决定论”，但无论在认识论领域，还是在伦理学领域，他都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更没有沦为“恶之花”的赞美者。他既不是萨特式的消极的“存在主义者”，也不是尼采式的任性的“唯意志论者”，而是表现出对善的稳定而绝对的道德态度。苏珊·李·安德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反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个人与/或社会有权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成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和尼采与萨特哲学的基础”[146]，而且相信宗教的“绝对价值”对于人类生活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批判了无神论改革者，他们希望通过践踏一些人使世界变得更好。那些抛弃上帝和宗教的绝对价值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很危险的”[147]。为什么无神论改革者“是很危险的”？因为，由无神论者统治的国家“能够剥夺个人的自由，并且能够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为所欲为”；为什么需要那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绝对价值”？因为，正是依赖这种“绝对价值”，“理想的社会”才能形成，人的自由和每个人的价值才能得到尊重和承认。而对小说写作来讲，只有依据这样的“绝对价值”，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创造出“美好的人物”。
当然，正像做一个好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样，要想在小说中塑造一个美好的人物，也同样很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在道德境界和伦理精神上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认识到了塑造美好人物的意义和必要性，但他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他在写给他的外甥女索·亚·伊凡诺娃的信里，谈到了自己写《白痴》时的想法：“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描写一个正面的美好人物。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尤其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包括在内，只要动手描写美好人物，没有不自认失败的。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任务过于重大。美好的人物是一种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文明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形成这种理想。”[148]
是的，美好的人物是一种理想，一种有着充分现实性的理想。没有现实性，他是空洞、虚假的；没有理想性，他是灰暗、贫乏的。因此，对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来讲，他既必须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要有勇气直面生活中令人战栗的苦难和罪恶，同时，他又必须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充满对生活和人性充满无限的爱意和热情，竭尽全力发现和表现任何苦难和罪恶都难以毁灭的人性的伟大和神圣。只有这样，他才能完成描写“美好人物”这一“过于重大”的任务。即使对那些所谓的“坏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放弃在他们身上发现尊严和美好的努力。《诚实的小偷》中的小偷叶梅利亚是个贪杯好色之徒、寄生虫，因为酗酒被开除了公职。他为了喝到酒偷了收留他的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的一条裤子。他虽然矢口否认是自己偷的，但他的良心显然是不安宁的，甚至为此哭泣。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真相，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吐了一口气，就这样归天了……”[149]这篇小说典型地表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写作上表现出的道德理想和伦理境界。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也要让人物表现出人性的光辉，让他们完成精神的成长和人格的升华，从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美好”感受。
从对象主体方面来看，一个美好的人物，并不是指那种性格和心理结构单一得近乎透明的人，或者其道德形象几乎天生就完美无缺的人。毋宁说，恰恰相反，复杂和残缺正是塑造一个美好的文学人物所需要的。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不曾犯过错误，不曾做过一件坏事，或者不用经过艰难的努力就维持着人格的高尚、道德的纯洁和良心的清白，这无疑是幸运的甚至令人尊敬的，但他似乎并不适合被以直接的方式写入文学作品。他也可以被塑造成美好的人物，但是，为了与他在道德上的完美构成一种必要的对照和平衡，作者往往让他们在心智状况或世俗意义上的生存能力方面显得异乎寻常的低下。我们在许多伟大的小说作品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灵肉、善恶、智愚等两极冲突的对立结构。《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是至善的化身，但是，却像孩子一样单纯，而且体质极差，来彼得堡之前刚刚大病初愈；不仅如此，作者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傻子”，“不认识世界的道路并且在其中没有位置”。与梅什金一样，伟大的堂吉诃德虽然没有道德上的瑕疵，但他的行为却有着孩子般的率直和简单；辛格笔下的吉姆佩尔也是单纯而善良的，但却也实实在在是一个“傻瓜”。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小说的世界，美好人物的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是一个从低处向高处运动的过程，是一个从犯罪向救赎努力的过程，是一个从死亡走向再生的过程。先难后获，失而复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文学在塑造美好人物上常见的情形。换句话说，文学上的“美好”，通常是一种经过考验的德性，是从罪恶和卑污中艰难地升华出来的神圣和高尚，是精神实现自我超越和精神复活之后结出的伟大果实。
所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美好人物的前身通常都是妓女、小偷、杀人犯、失意者、流放者、疯子、“荒唐的人”、怨妇和孽子。就连佐西玛长老这样的人物，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罪孽”。他做军人的时候，曾经打过勤务兵阿法纳西，“把他的脸都打出血来了”；他还由于嫉妒和愤怒，羞辱那位娶了自己心上人的地主，要求与他决斗。但是，长老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和“卑鄙”。他终于放弃了决斗，并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赞美。因此，正像列昂捷夫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道德上崇高的东西，肯定要以生命的难以忍受的悲剧为前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对此的印证”：“一方面是悲伤、屈辱、激情、罪行、嫉妒、压抑、错误，另一方面是意外的慰藉、善行、宽恕、心灵宁静、冲动、献身、单纯、心灵欢悦。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和在这片天空下唯一可能有的和谐。这是一种和谐的奖惩规律。这是把光明与黑暗诗意般地调和在一起。”[150]别尔嘉耶夫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的精神崇拜艺术取决于他揭示了精神上的火山现象的根源，描写了内在的精神革命。他表现出内心的崩溃，从他那里开始了新的精神。”[15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善于调和两种尖锐对立的因素。不仅如此，他总是善于在生活和精神的“崩溃”境遇里，创造出新的“精神”。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的这种伟大的创造激情和升华能力上。
是的，没有残缺就没有圆满，没有冲突就没有和谐，没有悲伤就没有欢悦。肯定的结果需要一个否定的前提，积极的答案出自一个消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规律，又是一个伦理学意义上的规律。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黑暗、混乱的世界发现和塑造美好人物。在他的伟大的作品里，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精神炼狱，罪恶得到了惩罚，良心获得了安宁，精神得到了升华，拯救之舟终于将陷入苦难境地的不幸者送达彼岸。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拉斯柯尼科夫是一个冷酷的虚无主义者和愤怒的个人主义者。他因为悲惨的生活境遇和可怕的生存哲学而杀死了放高利贷的阿寥娜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他虽然为自己找到了杀人的充分依据，但他在杀人之后，良心却几乎不曾安宁过，精神很快便陷入巨大的煎熬和痛苦中。事实上，在他的杀人动机中，在他为自己所做的辩解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些近乎正当的东西，这使他的杀人行为包含着复杂的人性内容和深刻的道德内含。他对妹妹杜尼娅说：“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你只消仔细瞧瞧，你就会看清楚！我也想为人类造福，我本来可以做出成百成千件好事来弥补那一件蠢事……虽然我是个杀人犯，但我要一辈子做个勇敢和诚实的人。”[152]在这部小说里，正像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样，作者细致地表现了“生活和理论如何在一个人内心中进行搏斗，表现这种搏斗如何把一个人弄得筋疲力尽，表现生活如何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小说的宗旨”[153]。而格罗斯曼对拉斯柯尼科夫形象的分析就更加深入细致：拉斯柯尼科夫的“发展到极点的个人主义，在充满智慧的人类生活的简单法则面前崩溃了。……这个曾经冲进熊熊燃烧着的大楼救出过两个婴儿的穷苦大学生，终于明白了行善和利他的最高意义。穿上囚服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在彼得堡那间像棺材盒一样狭小而又闷热的斗室里产生的思想悲剧，终于在波涛汹涌的额尔齐斯河岸和广袤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上得到了解决。在用苦难洗净道德上的罪愆以后，在把‘充满理智、光明、意志和力量的王国’放在自己心坎上以后，获得新生的拉斯柯尼科夫将重新为伟大的祖国服务。通向新生活的道路开拓出来了——这部描写一个人的堕落与复活的伟大作品就是这样收尾的”[154]。
在《穷人》中，杰符什金对瓦尔瓦拉说：“文学是好东西，瓦连卡，很好的东西。这是我前天从他们那儿知道的。文学是深奥的东西！它能使人的心坚强，能指导人的心灵……”[155]这其实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文学的确能对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只有真正的文学，才能与他人的内心生活发生积极的关联。
文学的确是“好东西”。它是与信念、良心和同情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它关心的是人类的拯救与解放，致力于为陷入绝境的人们提供希望和勇气。它是预言和象征，是关于生活真理和未来出路的启示录。而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力量，通常是借助“美好人物”体现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它为人们创造了多少可爱而又不朽的“美好人物”。
那么，何为“美好人物”？他对人类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意义？
美好人物就是指那些懂得爱和同情的价值，从而体现出对生活的“肯定指向”的人物；是指那些懂得做人的信念和原则，从而在道德情操和人格境界上达到很高水准的人物。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伦理方面。他以其情感的纯洁和行为的高尚，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伦理学准则”。他虽然经受了苦难的折磨和灾难的打击，但却没有被压倒，没有被异化成一个阴暗、怨毒的人，而是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保持着对人类的热烈的爱，保持着对生活的镇定和乐观的态度，保持着对人性的自我完善的信心，保持着对“绝对价值”的积极的肯定态度。美好人物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爱因斯坦在一篇题为《科学定律与伦理准则》的短文中说：“只有由具有灵性的个人所体现的人类道德天才，才有幸提出如此全面而且基础牢固的伦理学公理，以致人们在大量独立情感经历中将其作为依据接受了。伦理学公理的建立和检验与科学公理没有什么不同。真理是那些经得起经验考验的东西。”[156]他还在写给珀恩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这就是作出纯洁的榜样，从而有勇气在犬儒主义者的社会中严肃地保持道德信念。长期以来，我都力求——带着变换不定的成果——这样行事。”[157]爱因斯坦深刻地解释了我们所谈论的问题。他所说的“道德天才”和“纯洁的榜样”，接近我们所说的“美好人物”。他们在伦理精神上显示出高度一致的内在相似性。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那位“神秘的访客”说：在“孤立的末日”结束之前，“偶尔总还得有人哪怕是单人匹马地忽然作出榜样来，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哪怕甚至被扣上疯子的称号。这是为了使伟大的思想不致绝迹的缘故。……”[158]而只有“美好的人物”，才能“做出榜样来”，才能“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同样性质的话，佐西玛长老也讲过：“人最终将只在教化和慈爱的功业中寻到他的快乐，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在残忍的欢愉，例如贪食、淫荡、虚饰、夸耀和互相嫉妒竞争中寻找快乐，难道这只是一个梦想么？我深信决不是梦想，而且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159]的确，在很多时候，“美好人物”是孤独无援的。他们永远是被嘲笑的少数，被误解的异端，因为拒绝沦为驯顺的奴隶，甚至被当作疯子。他们怀疑那些似乎天经地义的“现实原则”，献身于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生活理想，期待着那最后的“弥赛亚”的来临。
是的，“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美好人物的预言，就是可靠的真理。我们愿意相信他，也愿意接受他的真理。在寒冷的季节和绝望的时刻，“美好人物”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和慰藉，让我们看到被沉重的黑暗层层遮蔽的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他们还从伦理精神和生存理想的高度，给我们提供启示和方向。这就是“美好人物”的意义。
然而，这样的“美好人物”，我们在自己时代的小说作品中，能找到几个？
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但愿它很快不再是一个问题。
至少，不再是一个如此令人尴尬的问题。
2006年8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