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园还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杜月笙来到台下，仰着笑脸问道：“这位先生，可认识在下？”
“是杜先生！”顾永园连忙拱手说，“我叫顾永园，对杜先生仰慕已久了。”
杜月笙也抱抱拳：“让你见笑了。既然顾先生看得起杜某，能否赏光到我家里，和交易所的朋友们一同叙谈？”
“恭敬不如从命。”顾永园马上走下台。
大队人马都走了出去，纱布交易所的秩序恢复正常，时间也快到中午了。
一行人到了杜公馆，顾永园与交易所的人都坐下来，双方当面交谈，杜月笙和虞洽卿充当仲裁人，张小林躲在自己家里不过来露面。
顾永园理直气壮，一口咬定这次棉纱涨价有毛病，要求查封账目揭露内情，否则他要告到法院。交易所的人最后只好说出实情，承认在暗中故意炒作打击空头一方，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不知如何了结。大家都等杜先生拿个主意。
“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杜月笙说，“官司就不必打了，纱布交易所午后正常开业。不过，请各位反过来操作，一开拍行情就要下跌，一连跌它几个星期，回到多方、空方两不吃亏的原价，让非法获利物归原主。”
纱布交易所的人立刻照办了。正巧，原理事长穆藕初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大家就推举杜月笙接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
洗黑钱开张办银行
杜月笙有了稳定的政治靠山之后，为了减少对鸦片及赌博生意的依赖，极想开辟正当的经济来源，向工商实业方向发展。这时，上海金融巨头之一钱新之建议杜月笙首先开办一家银行。钱新之是浙江吴兴人，蒋介石政权建立后，钱新之曾出任财政部次长和浙江省财政厅长。此时，钱新之正在担任上海“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兼四行准备库主任，他是能够勾通南北金融势力的人，其建议正合杜月笙的心意。
杜月笙又找来自己的两位谋士苏嘉善与田鸿年，向他们询问开银行的可行性。苏嘉善是杜月笙的经济顾问，善于经营，算盘极精。田鸿年是杜月笙的跑街先生，杜月笙与各银行的业务往来、头寸调转都由他负责。
“可以做。”苏嘉善表示赞同，“办银行，第一讲究信用，其次要看老板兜得转兜不转，这两项，杜先生都是条件充分，毫无问题的。杜先生你立身处世40年，谁都知道你最讲究一个信字，黄浦滩上到处在说：‘杜先生闲话一句’，这‘闲话一句’就是你最大的本钱。”
田鸿年也认为杜月笙应该开办一家银行，他说：“杜先生，你用钱都是大来大往，你为什么不开一家银行，一来进出有账，二来临时需要，也可以在自家的银行里调拨一下，来个自摸不求人！”
两人这一番话，让杜月笙大感欣慰，终于下了办银行的决心。接下来，三个人又具体估算了资金方面的情况。
田鸿年估计，要开一家资本金额为50万元的银行，只要收足25万元，银行就可以开张。苏嘉善又分析了存款户的情况，他认为有两笔款项是有把握吸收进来的。一笔是“堆花”。当时上海银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一家新银行开张营业的第一天，各银行都要存一笔钱进去，还不收利息，这笔钱就叫“堆花”。另一笔是鸦片、赌博生意的存款。在上海滩上开土行、赌场的，都要仰承杜月笙的关照，他们会把钱存到杜月笙的银行。
1929年3月7日，取名“中汇”的银行，在八仙桥附近的爱多亚路97号开张成立，杜月笙自任董事长，周文瑞、朱如山、魏晋三等人任常务董事，田鸿年任总经理。揭幕之日，各界来贺，车水马龙，宾客盈门。听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上海滩豪富、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以及时任通江信托银行经理的朱如山，向中汇银行投资成为股东。
按贯例，各银行存入“堆花”，三日后即收回。然而，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开张，同业间送来“堆花”存款，不但数额比往常大，而且期限也延长。
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杜月笙经营烟、赌可以，办银行学问太大，他一窍不通，恐怕赚不到什么钱。事实上，众人都小看了杜月笙的法道。杜月笙虽然不懂经营，但他可以请银行界中的大亨，如陈光甫、李铭、钱新之等人为他出谋划策；何况一些银行界的经理人才还是他的门生，他也可以请来主持经营中汇银行，经营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像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开张之初的中汇银行以储蓄、存款为大宗，只要将存款利息压低，放贷利息拉高，又何愁不赚钱？借钱不还，在别家银行可以商量，在中汇银行谁敢拖欠？凭着杜月笙手眼通天的关系，中汇银行刚一成立就可以向国民党中央银行领用钞票，在当时，向国民党中央银行领用钞票的银行都能得到一笔补贴。
中汇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杜月笙的鸦片贸易及其他黑色生意的收益，开辟进入合法生意的渠道，也就是洗钱。杜月笙无论能从银行赚到多少钱，都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洗钱”，二是“洗人”，钱洗白了人的身份也就变了。其实，杜月笙心里很明白，依靠鸦片生意终究不是稳妥之计。
当时，上海的金融业逞现畸形繁荣的景象。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等，属于帝国主义国家办的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大四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北四行”，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小四行”，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南三行”，属于官僚资本控制的国家银行。此外，还有数百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小银行。
杜月笙进军金融业，开办一家自己的银行，就可以参加银行公会，而银行公会的重要成员，即为江浙财阀，他们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无疑也是全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杜月笙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首先要脱离黑道，在工商界另起炉灶。与银行家们搭上钩，正是捷径。
通过办银行，杜月笙与金融界的关系密切起来，为一些金融事宜，不断与他们进行磋商，这大大提升了他在社会上的声望。通过与一班银行巨头的交往，杜月笙进而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拉上了关系。
后来杜月笙又耗资150多万元兴建了中汇银行大厦，可见此前赢利不俗。1934年9月28日，中汇银行迁入中汇大厦内办公。这幢大厦位于延安路与河南路交界处，解放后长期作为上海博物馆使用。大楼呈装饰艺术派风格，虽然层数不高，但形体高耸而美观，让人感到中汇银行的实力不凡，起到了很好的广告效用。
1935年接管中国通商银行，是杜月笙在金融界更上一层楼的转折点。
中国通商银行在近代中国地位特殊，是中国第一家华人创办的商业银行，发起人为鼎鼎大名的洋务先驱李鸿章和盛宣怀。曾得到盛宣怀大力栽培的傅筱庵，于1919年担任了该行董事长，后来又当选为上海市商会会长，是上海滩上一言九鼎的资深“闻人”。杜月笙在1925年年末经济困难时就找他借过钱。
傅筱庵在政治上不识时务，比较反动。北伐战争爆发，蒋介石从南方打过来，暗地里与他联络，要他接济，竟被他一口回绝。不仅如此，傅筱庵还出钱出力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对抗北伐军。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到达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到处为孙传芳筹措军费，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1927年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傅筱庵下了一个通缉令，吓得他逃到大连托日本人庇护，潜居3年不敢露面。在此期间，傅筱庵也没忘记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表示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月笙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才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充任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制造厂董事等职。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国民政府调查了以前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查清了中国通商银行的现金存量。于是，在宋子文、孔祥熙的支持下，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在暗中大量收集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而后，突然发动各大存款户一齐向该行要求兑现。
此时，傅筱庵正在河南路投资1000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手头吃紧，无力应付挤兑风潮，国民政府立即斥责通商银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傅筱庵不愿服从，国民政府再次下令对他通缉查办，傅筱庵又逃到日本控制的大连。杜月笙托人带信给傅筱庵，要他回到上海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说“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傅筱庵回来后，七拼八凑，又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300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
经孔祥熙、宋子文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杜月笙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和官方代表。傅筱庵虽然下台，但国民政府给了他一个面子，他被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
杜月笙这个昔日的“黑社会人物”，已俨然成为国民政府在金融界的代言人。此后，杜月笙成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又当上了国信、浦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到30年代后期，杜月笙更担任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大银行的董事，在金融界牢牢扎下了根，地位显赫。
杜月笙虽然不懂业务，但与国民政府高官要人有特殊关系，又有特别惊人的敏锐性，且掌握大量社会信息，行事作风稳重大气，遇事善于决断，竟然成为令银行家们信服的金融界领袖。只要不涉及银行具体业务，这些银行家一般总会听他的话。
在银行经营方面，杜月笙还会时常请教陈光甫、钱新之、徐新六等人，或延聘银行界人士为自己服务。杜月笙接管通商银行后，这家银行的管理层，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门客”，有些人是从其他银行拉拢过来的管理人员，有些人是在中汇银行任过职的旧人，杜月笙如臂使指，用起来得心应手。
杜月笙曾多次与银行家们一起，为蒋介石提供巨额资金，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命脉。同时利用银行家们的资金服务社会。在他的带动下，向来清高的银行家们也越来越热心社会活动，比如慈善事业等。这使上海银行家作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势力，越来越为人们所注目，增强了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