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滟波译
演绎法的研究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他的瓶子，又从整洁的山羊鞣皮盒里取出一个皮下注射器来。他用修长、白皙、有力的手指调好精细的针头，卷起左手衬衫袖口。双眼注视着自己强壮的前臂和手腕沉思了一会儿，那儿布满了无数的针孔。终于，他插入针尖，按下了细小的活塞，然后坐进绒面扶手椅里，满足地长吁了一口气。
几个月来，我亲眼目睹他每天三次这样做。然而，我对此并没有习以为常，相反，见此情形，我的焦躁日渐加重。一想到没有勇气制止他，我的良心夜夜不安。我一次又一次想对我的朋友说出心里话，然而他那冷峻、淡漠的神情，让人感到难以随意向他进言。他才能卓异，气度非凡，我多次领教过他那超乎常人的本领，这使我在想要劝阻他时，胆怯畏缩。
可是，那天下午，不知是午餐时我多喝了酒，还是他那若无其事的态度激怒了我，我突然感到再也忍不住了。
“今天注射的是什么？”我问，“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正在看一本老黑体字印的书，无精打采地抬起头来。
“是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我才不试呢，”我粗暴地回答说，“我的体质还没有从阿富汗战役中恢复过来，再不能给体内注入任何毒素了。”
他对我的激烈措辞付之一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想，这对身体有害。不过，我发现它能强烈刺激和清醒大脑，所以，其副作用就不值一提啦。”
“可是你要想想！”我严肃地说，“想想代价！像你说的那样，你的大脑兴奋了，激动了，但这正是一个致病的过程，它会加剧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会留下永久性衰弱。你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多么可怕，这肯定是得不偿失。为什么要为一时的快感而丧失你那卓尔不群的才智呢？我不仅是对你的身体负责的医生，而且还是你的朋友，才说这番话的。”
看来，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尖顶在一起，双肘靠在围椅的扶手上，像个颇喜欢交谈的人。
他说：“我的大脑不能停止思考。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难解开的密码，或是最复杂的分析工作，让我回复到属于我的气氛中。这样，我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厌倦枯燥乏味的生活，渴求精神上的兴奋。这就是我选择这种特殊职业的原因，或者说，我创造了这种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吗？”我抬眼问道。
“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他回答说，“我是侦探界的最高上诉法庭。当格雷格森、雷斯垂德、阿瑟尼·琼斯遇到难题时——这是他们常有的事——难题就会摆到我的面前。我以专家的身份审查材料，发表专家的意见。我这样做并非图名，报纸上并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为我的特殊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所带来的快乐，就是对我的最大回报。你不是也领略过我在杰弗逊·霍普案中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吗？”
“的确如此，”我诚恳地说，“那是我平生印象最深的事件。我已把它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取了个新颖的题目：《血字分析》。”
他不满地摇摇头。
“我粗略看了一遍，”他说，“照实说，不敢恭维。侦探是一门，或者说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应该用同样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论述。你试图给它染上浪漫的色彩，无异于将爱情故事或私奔事件掺杂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里。”
“可是确有那么浪漫，”我抗议道，“我不能篡改事实！”
“有些事可以不提，至少在处理它们时应知道孰轻孰重。此案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奇妙的分析推理，从结果中找出原因，我就是运用这一方法，成功地破获此案的。”
我的作品是专为讨他的欢心而写的，他的批评使我大为不快。我得承认，要求书中的每行每字都必须描写他个人的特殊行为的利己主义激怒了我。我和他共住在贝克街的那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觉察到，我朋友那冷静和说教式的态度里，隐藏着些许虚荣。我没吱声了，只是坐着护理我受过伤的腿。不久前，我的腿上挨过枪子儿，虽不妨碍走路，但每到变天，就感到疼痛难忍。
“最近我的业务已发展到欧洲大陆了，”过了一会，福尔摩斯装满了他那支欧石南根做的旧烟斗后说，“上星期福朗斯瓦·勒·维拉德向我求教，这个人，你也许知道，近来在法国侦探界出人头地。他具有凯尔特民族敏感的直觉力，但缺乏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所必备的广博知识。案件关涉到一份遗嘱，有点意思。我教他去查看两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是1857年发生在里加市的案例，另一个是1871年发生在圣路易市的案例，这两个案例给他揭示了破案的真正办法。这儿有一封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他寄来的致谢信。”
他说着，递过一张皱巴巴的外国信纸。我看了一眼，信中尽是赞美之词，什么“伟大”“高超的技艺”“有力的行动”，足以证明这位法国人充满了热切的感激之情。
“他像是个跟老师说话的小学生。”我说。
“噢，他过高地评价了我给他的帮助，”福尔摩斯轻声说道，“他天赋极高，具备一个理想的侦探家应具备的大部分素质。他有观察能力，有推理能力。他只缺少学识，总有一天会获得的。他正在把我的几篇作品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哦，你还不知道吧？”他笑了，大声说道，“很惭愧，我写了几篇专论，都是技术方面的。比方说，有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辨别》。此文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卷烟、烟斗烟丝的烟灰，并附有彩色插图，以说明烟灰的区别。这是刑事审判中常常出现的重要证据，有时还是案件的重要线索。举例说，如果你断定某一谋杀案系一个抽印度雪茄的男人所为，显然缩小了侦查范围。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印度雪茄的黑灰与‘鸟眼’牌的白灰的区别，正如白菜和土豆的区别一样大。”
“你具有区别细节的非凡才智。”我评价道。
“我十分注重细节。我写了一篇关于脚印跟踪的专论，里面谈及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谈及职业对手形的影响，并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排字工、纺织工和磨钻石的工人的手形插图。这对于科学的侦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在无人认领的死尸案中和显示犯人原有经历时有用。我的爱好让你乏味了吧。”
“一点不乏味，”我恳切地答道，“我对此极有兴趣，特别是能有机会亲眼目睹你对它的实际应用。你刚才说到观察与演绎。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啊，不一样，”他回答说，舒舒服服地靠在扶手椅里，从烟斗里吐出一股浓浓的蓝色烟圈，“举个例说，根据观察，我知道你今天早上去了韦格摩尔街邮局，但根据演绎，我才知道你在那里发了一份电报。”
“对了！”我说，“两点都对了！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发了一份电报，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这个太简单了，”他说道，对我的惊奇暗自一笑，“简单得没必要解释，但解释一下有助于区分观察和演绎的界限。我观察到你的鞋面上沾有一些红色的泥土。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挖出的泥土就那样胡乱地堆在路上，走进邮局难免踩进泥里。那个地方的泥土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附近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红色。这就是观察，其余的就是演绎了。”
“那么，你是怎样推断出那份电报的呢？”
“那当然，我知道你没写过一封信，因为整个上午我就坐在你对面。我还看到你桌上有一整张邮票和厚厚的一扎明信片。你去邮局不是发电报又是干什么呢？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剩下的就是事实。”
“此事确实如此，”我略加思索，回答说，“这事儿，如你所说，太简单了。如果我让你这套理论接受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你会不会认为我无礼呢？”
“恰恰相反，”他回答说，“那样我就用不着再来一针可卡因了。我很乐意探究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听你说过，一个人用过的日用品很难不留下他个人的印记，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此一目了然。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近得到的手表。你能否告诉我这表原来的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吗？”
我递过表去，心中暗自欣喜，因为我知道这种考验是行不通的，算是给他平时那种武断腔调的一个教训吧。他咂摸着手表，细审过表壳，又打开后盖，先是用肉眼，继而又用高倍放大镜察看机件。他合上后盖，把表递给了我，看到他那张沮丧的脸，我差点笑出声来。
“几乎找不到痕迹，”他说，“这表刚清洗过，把最有启发性的痕迹洗掉了。”
“不错，”我答道，“我拿到之前就清洗过了。”
我暗自责备我的朋友竟用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即便是一只没有清洗过的手表，他又能找到什么痕迹呢？
“尽管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观察并非毫无结果。”他说道，茫然无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如有不对，请你指正。我断定这只表是你哥哥的，是你父亲传给他的。”
“你无疑是从表面的H.W.两个字母猜出来的吧？”
“的确如此。字母W代表你的姓。这表大约是五十年前制造的，缩写字母和表一样旧，因此是上一辈人刻上去的。珠宝通常是传给长子，长子很可能袭用父亲的名字。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所以这表一直在你哥哥手里。”
“说的都对，”我说，“还有什么？”
“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非常不爱整洁而且粗心。他本来有着美好的前程，但他放弃了所有的机会，有段时间生活潦倒，偶尔也有境况好的时候，最后因嗜酒而死。这就是我推断出的全部。”
我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极度的酸痛涌上心头。
“你这就不对了，福尔摩斯，”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会转而说出这个。你已调查过我不幸的长兄的履历，此时假装用玄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你别想让我相信，这是你从这块旧表上观察到的！你太无情无义了，说白了，你玩的是骗术！”
“我亲爱的医生，”他和蔼地说，“请接受我的道歉！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没想到它会触痛你的隐私。但我保证，在你把表递给我之前，我决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
“那你究竟是怎样推断出这些事实的呢？每一点都绝对正确。”
“啊，那不过是侥幸罢了。我只是说出了某些可能性，确实没想到会如此准确。”
“那么，并不是猜测啰？”
“不，不，我从不猜测。那是个坏习惯，有害于逻辑推理。你感到奇怪，只因为你没跟上我的思路，也没注意到重大事件是靠某些细小的事实推断出来的。比方说，我一开始说你哥哥很粗心。看看这块表，不仅下面的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面尽是伤痕，这是因为他习惯把硬币、钥匙之类的硬物和表一起放在同一个口袋里。这么随随便便地对待价值五十英镑的手表，说他是个粗心的人，不算过分吧。一个继承了如此贵重之物的人，说他在其他方面亦所获甚丰，不算牵强附会吧。”
我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推断。
“在英国，当铺老板的惯常做法是，用针尖在表壳内刻上当票的号码。这比贴标签更为方便，号码既不会遗失，也不会混淆。我用放大镜看过，表壳内这类号码不少于四个。结论是：你哥哥时常拮据困顿。另一个结论是：他有时境况不错，否则就不会赎回自己的典当品。最后，请你看看上弦的钥匙孔，孔的四周有无数印痕，那是插入钥匙时留下的痕迹。头脑清醒的人上弦怎么会留下这些痕迹呢？但醉汉的表没有不留下这种痕迹的。他夜间上弦，因而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这有什么玄妙的？”
“经你一说，昭如白日，”我答道，“多有冒犯，后悔莫及。我应该充分相信你的非凡才智。请问目前是否正在进行某项案件的调查？”
“没有，所以注射可卡因。离开思考，我不能活。离开思考，活着为了什么？请站到窗前来。难道有过如此沉闷、凄凉、毫无生趣的世界吗？看吧，大街上黄尘滚滚，飘过一幢幢灰暗的房屋。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更卑俗的吗？医生，当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的才智又有何用？犯罪是寻常事，苟活是寻常事，寻常又寻常，在这个世界上，才智如粪土！”
我正想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辞，突然传来响亮的敲门声，我们的房东进来了，托着铜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先生，有位年轻女士求见。”她对我朋友说。
“玛丽·摩斯坦小姐，”他念道，“嗯，这名字生疏得很。赫德森太太，请她上来。别走，医生，我欢迎你留在这儿。”
案情的陈述
摩斯坦小姐走进屋来，步履稳健，仪态镇静。她是个年轻的金发女郎，轻盈、秀美，戴着手套，穿着十分得体。但她那朴素的装束表明她的生活并不优裕。她的外套是暗灰色的斜纹呢料的，没有装饰，没有镶边，戴一顶暗灰色的小帽，只在帽边上插了一根白色的翎羽。外貌谈不上美丽，情态却温柔可爱，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神采飞扬，含情脉脉。我到过三大洲，见过许多国家的女人，还不曾见过如此优雅聪慧的美貌。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时，我看见她嘴唇微微颤动，手轻轻发抖，表现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帮助过我的主人赛西尔·弗里斯特太太解决过一桩小小的家庭纠纷。你的仁慈和技术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赛西尔·弗里斯特太太。”他思索着反复念着这个名字，“我好像是帮过她一个小忙。但我记得那个案子非常简单。”
“她可不这么认为。至少你不能说我的案子同样简单。我几乎想象不出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奇异，更令人费解的事情了。”
福尔摩斯搓着手，双眼放亮。他坐在椅子里，倾身向前，轮廓分明的、鹰一般的脸露出全神贯注的神情。
“请陈述案情。”他以生气勃勃而又郑重其事的口气说。
我感到我在场有些不方便。
“请原谅，失陪了！”我说，一边站起身来。
令我吃惊的是，这位年轻的女士抬起她戴着手套的手留住了我。
“如果你的朋友愿意留下，他会给我很大的帮助的。”
我又坐回到椅子上。
她继续说：“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家。母亲去世后，我在英国举目无亲。我被送到爱丁堡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直到十七岁才离开那里。1878年，我父亲——他是兵团里资深的上尉——请了一年的探亲假。他从伦敦发电报给我，告知已平安到达，住在朗格汉旅馆，催促我前往会面。我记得他的电文里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驱车赶到朗格汉旅馆。旅馆里的人告诉我，摩斯坦上尉确实住在那里，但头一天夜里外出后尚未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天，毫无消息。那天夜里，按旅馆老板的建议，我与警方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早上，各家报纸都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毫无结果。打那以后，至今没有我不幸的父亲的消息。他满怀希望，回家寻找安宁与舒适，可是……”
她将手放在喉部，泣不成声。
“日期？”福尔摩斯问，打开了记事本。
“他是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差不多10年了。”
“他的行李呢？”
“留在旅馆。里面没有可提供线索的东西——一些衣服、一些书，还有大量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曾是那里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城里有朋友吗？”
“我们只知道一个，叫舒尔托少校，和他同在一个兵团，驻孟买的34步兵团。少校在我父亲回来前不久退伍，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与他联系过，但他竟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回国。”
“奇怪的案件！”福尔摩斯说。
“最奇怪的事我还没讲呢。大约6年前，确切地说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时报》刊出征询玛丽·摩斯坦小姐住址的广告。广告上说，如果她回应，对她有利。没有署名也没有留地址。当时我刚到赛西尔·弗里斯特家当家庭教师。按照她的建议，我在报纸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就在当天，我收到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闪闪发亮的珠子。只字未留。从那以后，每年的同一天，我都收到一个同样的盒子和同样的珠子，寄件人的线索一点也没有。据专家鉴定，这些珠子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你们自己看看吧，珠子确实很美。”
她边说边打开一个扁平的盒子，我看到六颗平生从未见过的最美的珍珠。
“你所说的有趣极了，”福尔摩斯说，“还发生了别的事吗？”
“是的，就在今天。所以我来找你。今天早上，我收到这封信，你自己看看吧。”
“谢谢，”福尔摩斯说，“还有信封。邮戳：伦敦西区，7月7日。啊，信封角上有一个男人的大拇指印，也许是邮递员的。最好的纸张，六便士一扎的信封。此人非常讲究。没留地址。
今晚七时请于莱西姆剧院外左第三根柱处等候。如见疑，请偕二友同来。你是受屈女子，将获公道。切勿带警察，否则尽皆徒劳。你不知名的朋友。
啊，这真是一桩小小的怪事！摩斯坦小姐，你有何打算？”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那我们一定得去。你和我，噢，还有华生医生。信中不是说‘请偕二友同来’吗？他和我做过搭档。”
“他肯去吗？”她恳切地问道。
“如能为你效劳，我将无上荣幸。”我热切地说。
“你们俩真好，”她答道，“我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可求助的朋友。我六点到这儿，行吗？”
“不能再晚了，”福尔摩斯说，“还有一点，这封信的笔迹与珠宝盒上地址的笔迹相同吗？”
“我全带来了。”她说着便拿出六张纸。
“你是一个模范的委托人，考虑周到。好，让我们看看吧。”他把纸全摊在桌子上，一张接一张飞快地扫视了一眼。“除信之外，全做过手脚，”他说，“但必须承认这是原作。请看这个希腊字母e显得多么突出，再看末尾的s的弯法。毫无疑问，全出自一人之手。摩斯坦小姐，我无意给你奢望，但这手迹与你父亲的手迹无任何相似之处吗？”
“绝无相似之处。”
“我就希望听到你这样说。我们等着你，六点。请允许我留下这些纸，我想去之前再研究研究。现在才三点半，好吧，再见。”
“再见！”我们的客人答道。善良的明眸一个个看了我们一眼，把珠宝盒塞进怀里，匆匆走了。
我立在窗口，看着她轻快地朝街那边走去，直到她那灰暗的帽子和白色的翎羽消失在阴郁的人群中。
“多么迷人的女郎！”我转身对朋友说。
他又点燃了烟斗，合上双眼靠在椅子里，懒洋洋地说：“是吗？我没注意。”
“你真是一台机器——一台计算机，”我嚷道，“有时简直没点儿人性。”
他温和地笑了，大声说道：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判断力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对我来说，委托人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问题里的一个因素。情感的特质有损于清醒的理智。我认识的最迷人的女人，为了保险金毒死了三个小孩，结果被绞死。我认识的最不讨人喜欢的男人，是个慈善家，他捐了近25万镑给伦敦的贫民。”
“可是，这一次……”
“我从不把任何事当作例外。例外证伪法则。你不是研究过笔迹特征吗？对这个人的笔迹，你有何高见？”
“字迹清晰、规整，”我答道，“是个有商人习惯且性格坚强的人。”
福尔摩斯摇头道：
“看看他写的长字母。它们差不多都没高于一般的字母。d像个a，l像个e。有个性的人无论字迹写得多么潦草，字母的长短总是分明的。写k时犹豫不决，写大写字母时充满自信。我要走了，去了解一些情况。我介绍一本书给你——一本最杰出的著作，是温伍德·瑞德写的《殉道者》。我一小时后回来。”
我捧着书坐在窗前，但思维全不在本书作者大胆的推测上，我在想着刚才来过的客人——她的笑容、深沉圆润的嗓音、威胁她生命的怪事。如果她父亲失踪时她只有十七岁，那她现在二十七岁了——芳龄正妙，这个年龄的人稚气已脱，经历已使她变得成熟。我坐在那儿这样幻想，直至脑子里产生危险的念头，于是赶紧坐到桌前，仔细研究一篇最新的有关病理学的论文。我是什么人，一个军医，跛着一条腿，银行里没存几个子儿，怎敢有这样的妄想呢？她只是案件中的一个单位，一个因素——再不是别的了。假如我的前途黯淡，也得像个男子汉直面它，而不能凭缥缈的想象使它变得光明起来啊。
寻求解答
福尔摩斯五点半才回来。一办起案来，他便乐观、兴奋，心情极好，不再心灰意冷、沮丧无聊。
“这案子没什么很神秘的，”他说着，端起我为他泡好的茶，“事实表明只有一种解释。”
“什么！你已经弄清楚啦？”
“还不能这么说。我找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事实，极有启发性，但还需要增加一些细节。在查阅旧《泰晤士时报》的合订本时，我发现住在上诺伍德的前孟买34步兵团的舒尔托少校，死于1882年4月28日。”
“可能我太迟钝了，福尔摩斯，我看不出这能启发什么。”
“看不出？真让我吃惊。那么，这样来看看这个案子吧。摩斯坦上尉失踪了。他在伦敦可能拜访过的人只有舒尔托少校。舒尔托少校否认听说过他在伦敦。四年后舒尔托死了。死后一周，摩斯坦上尉的女儿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以后每年收到一次，现在又收到一封信，说她是个受了委屈的女子。除了失去父亲外，她还有什么委屈呢？为什么舒尔托刚一死，她就收到了礼物呢？莫非是舒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秘密，以此弥补罪过吗？你对此有何异议？”
“如此补过，不可思议！再说，他为什么六年前不写信，到现在才写呢？还有，信中说要给她公道。她能得到什么公道呢？这不是比设想她父亲还活着更离奇吗？你又不知道她是否还受过别的委屈。”
“令人费解，确实令人费解，”福尔摩斯沉思地说，“但今晚之行会使案情真相大白。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摩斯坦小姐在里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下去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拿起帽子和我那笨重的手杖，看见福尔摩斯从抽屉里取出他的手枪，塞进口袋里。显然，他认为今晚的事情极为严重。
摩斯坦小姐披着黑色的斗篷，她那张敏感的脸上保持着镇定，但显得苍白。如果她对我们今晚将要进行的冒险行动没感到任何不安，那她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然而，她的自制力极强，很快回答了福尔摩斯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她说：“舒尔托少校是爸爸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信中总是提到这位少校。他们俩都是安达曼群岛驻军的指挥官，所以常在一起。另外，在我爸爸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无人能读懂的神秘纸条。我想这东西也许并不重要，但你可能想看看，所以带来了，就是这张。”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平铺在膝盖上，然后用双层放大镜有条不紊地审视了一番。
“纸是印度当地出产的，”他说，“曾被钉在木板上。纸上的图案好像是一所大建筑物样图的一部分，有许多大厅、走廊和甬道。有个地方用红墨水画了十字，十字上方用铅笔模糊地写着‘左3.37’。左角处有一个神秘的符号，像左右相连的四个十字。符号旁潦潦草草地写着‘四人签名——乔纳森·斯茂、默哈米特·辛格、阿巴杜拉·克汉、多斯特·阿克巴’，我实在看不出这张图与本案有何关联，但它确实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这张图一直被小心地保存在皮夹子里，因为两面同样干净。”
“我们是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的。”
“请好好保存，摩斯坦小姐，也许对我们有用。我现在觉得，此事比我当初想象的更玄妙，更令人费解。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
他靠在车座里，从他那紧皱的眉宇间和那凝注的眼神里，我看出他陷入了沉思。摩斯坦小姐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眼下的行动和可能的结果。但我们的朋友始终保持着捉摸不透的沉默，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
九月的夜晚，还不到七点，天已变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般的浓雾笼罩着这座大都市。灰暗的云团阴郁地低悬在泥泞的街道上空。河岸两边的路灯有如蒙！的睡眼，斑斑点点，将暗弱的微光洒在泥泞的人行道上。黯淡的黄光透过商店的橱窗，穿过空中迷茫的雾气，照在拥挤的大街上。在我看来，朦胧黯淡的灯光照在络绎的人群的脸上，显现出荒诞和怪异：有人忧郁有人欣喜，有人憔悴有人快乐。所有的人正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走向黑暗。我并非是多愁善感的人，但阴郁、沉闷的夜晚，再加上我们即将卷入的事件，使我不禁紧张沮丧。从摩斯坦小姐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只有福尔摩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把笔记本摊放在膝上，借着随身携带的电筒光，不停地记着数据和其他材料。
莱西姆剧院的两旁入口人头攒动。剧院前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如流水一般辚辚而至，卸下穿着礼服的男人和披着围巾、戴着珠宝的女人。我们刚走近约定的第三根柱子边，一个黝黑矮小，马车夫装束的精明的男子向我们打招呼。
“你们是和摩斯坦小姐同来的朋友吧？”他问道。
“我是摩斯坦小姐，二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说。
他用尖锐而疑惧的目光逼视着我们。
“请原谅，小姐，”他说，态度强硬固执，“向我担保你的同伴中没有警官。”
“我担保。”她答道。
他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一个街头流浪汉引来一辆四轮马车，打开车门。我们坐进车厢里，和我们搭话的男人跳上车夫座位。没等我们坐稳，车夫就扬鞭策马，马车急速冲过雾蒙蒙的街道。
处境奇特。我们既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邀请我们要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是难以置信的假设——要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旅行会带给我们重大的结论。摩斯坦小姐的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决而镇定。我极力鼓励和逗乐她，讲些我在阿富汗经历的冒险故事；说实话，我自己对我们的处境感到惴惴不安，对我们的命运感到前景未卜，致使我的故事讲得乱七八糟。至今她还拿我讲的一个故事取笑我：深夜一头滑膛枪钻进我们的帐篷，我拿起双管小老虎开火。起初，我还能辨别经过的路线和方向，但没过多久，由于车速太快，大雾弥漫，更加上我对伦敦不够熟悉，我迷失了方向，除了知道走了很远的路程外，其他一概不知。但福尔摩斯没有迷路，当马车穿过广场，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时，他喃喃地说出了所有的地名。
“罗彻斯特街，”他说，“现在是文森特广场。现在我们到了沃克斯霍尔大桥路。显然，我们正前往萨里坡。是的，没错。我们上桥了。你们可看到河了。”
我们果然看到了泰晤士河的景色，灯光映照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但我们的马车仍在奔驰，不久就驶入了河对岸弯弯曲曲的街道中。
“沃兹沃斯路，”我的朋友说，“修道院路，拉克霍尔小巷，斯托克威尔街，冷港小巷。马车似乎没有把我们带往上流社会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确到了一个可疑又可怕的地方。只有拐角处酒吧里粗俗刺眼的灯光，映照着长排长排灰暗的砖房。接着是几排两层楼的住宅，每幢楼都有一个小花园，随后是一片显眼的新砖房——这座大都市在郊区扩建的建筑群。最后，我们的车子停在一条新街的第三栋房屋前。其他的房屋都没住人，我们停车处的那栋房子和周围的房屋一样漆黑，只有厨房窗户里射出一线微弱的光。我们一敲门，立刻就有一个印度仆人开了门，他围着黄头巾，穿着宽大的白褂，系一条黄色饰带。在郊外一幢二等住宅的门前出现一个东方仆人，显得很不协调。
“主人一直在等候你们……”没等他说完，里屋就有人高声喊道：“吉特穆特迦，带他们来我这里，直接来我这里。”
秃头的故事
我们跟着印度人穿过一条肮脏的普通甬道，光线暗淡，陈设简陋，走到右边的一个门时，他把门推开了。昏黄的灯光从屋里照射到我们身上，灯光下立着一个矮小的男人。高而突出的头上一圈红发，秃顶油光发亮，就像枞树林里耸起的一座山峰。他站在那里，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时而微笑，时而皱眉，一刻也不能平静。天生耷拉着下唇，露出一排错落不齐的黄牙，他不停地用手遮掩下半张脸，但无济于事。他虽然秃了头，但看上去还年轻，实际上不过三十来岁。
“摩斯坦小姐，愿为你效劳，”他不断高声重复道，“先生们，愿为你们效劳。请到我的小房间里来吧。小姐，这房间很小，却是按照我的爱好摆设的。这是伦敦南郊荒凉的沙漠中一片小小的艺术绿洲。”
我们被请进房里，里面的摆设使我大吃一惊。破烂的房屋与里面的陈设极不协调，就像一颗上等的钻石摆在一个铜托子上。墙壁上挂着极华丽精美的窗帘和花毯。花毯结着环，露出裱贴精致的油画和东方特色的花瓶。琥珀色和黑色的地毯又软又厚，踩在上面舒服极了，就像踩在一层苔藓上。两张大虎皮横铺在地上，屋角处的席子上立着一个高大的水烟筒，更显出东方特色的富丽。屋顶中央一根隐约可见的金线悬挂着一盏银鸽式的吊灯。灯火燃烧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我叫塞笛厄斯·舒尔托，”矮个子说，脸上肌肉抽搐着，笑得极不自然，“你自然是摩斯坦小姐，二位先生是——”
“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华生医生。”
“哦，医生？”他兴奋地叫了起来，“你带了听诊器吗？我能否请你——你是否愿意？我担心我心脏的二尖瓣有毛病，请你帮个忙。我的大动脉还不错，但我想听听你对我的二尖瓣的看法。”
按他的请求，我听了听他的心脏，但没发现任何不正常，除了因极度紧张而全身发抖外。
“心脏正常，不必紧张。”我说。
“请原谅我的焦虑，摩斯坦小姐，”他轻快地说，“我苦难深重，一直疑心心脏不好。听说正常，我很高兴。摩斯坦小姐，如果你的父亲能克制自己，没伤害他的心脏，他或许仍健在呢。”
我愤慨已极，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这种微妙敏感的事情，他竟若无其事，轻轻松松地说了出来。摩斯坦小姐坐下来，面色苍白。
“我的心里早已明白父亲已经去世。”她说。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他说，“并且，我会替你主持公道。无论我哥哥巴索洛谬会说什么，我也会替你主持公道。很高兴，你的两位朋友不仅能护送你，还能对我所要做的、所要说的做个见证。我们三人可以大胆地对付巴索洛谬，但不得有外人参与——不能有警察和官员。无须外人干预，就能圆满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巴索洛谬最讨厌将事情公开。”
他坐到一把矮靠椅上，眨巴着他那无神的、噙着泪花的蓝眼睛，期待地望着我们。
福尔摩斯说：“我个人担保，严守你说出的所有秘密。”
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好极啦！好极啦！”他说，“摩斯坦小姐，可以敬你一杯香槟酒吗？或者托凯酒，行吗？我没有别的酒。我开一瓶行吗？不行？那好吧，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我抽烟的，不会反对这种东方烟草的香气的。我有点紧张，我发现，我这水烟是一种无价的镇静剂。”
他把点烟的蜡捻儿放在了大烟斗上，烟从烟斗里的玫瑰香水中轻轻飘出。我们三人围坐成一个半圆，头凑在一处，双手支着下巴。神情怪异，面肌痉挛的矮个子，将他那高而发亮的头凑在我们中间，局促不安地喷出一团团烟雾。
他说：“当初决定和你取得联系时，就应该告知我的住址，但我疑心你会忽视我的请求，带来一些不合适的人。所以，我冒昧做出这种安排，让我的仆人威廉斯先和你见面。我完全信任他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嘱咐他，如果情况不对，当即了断。预先做此安排，还请见谅，因为我是个性情孤傲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情趣优雅的人，而警察最为粗俗不堪。我天生厌恶粗俗的实用主义，极少与粗鄙之徒来往。如你们所见，我生活于优雅的情调中。我自命为艺术家，这是我的嗜好。这幅风景图画是柯罗[6]的真迹。尽管有的鉴赏家可能怀疑那幅萨尔瓦多·罗萨[7]的作品，但这一幅毫无疑问是布盖洛[8]的作品，我对法国现代派情有独钟。”
“请原谅，舒尔托先生，”摩斯坦小姐说，“我们被请到这儿，是因为有话见教，时间不早了，我想我们的谈话愈简短愈好。”
“最好先别忙，”他答道，“因为我们一定得去上诺伍德与我哥哥巴索洛谬会面。如果我们想胜过他，必须一同前往，他对我采取的合乎情理的步骤气急败坏。昨晚我们吵了一架，你们简直想象不出他发怒时样子多么可怕。”
“如果要去上诺伍德，最好立刻动身。”我冒昧地说。
他笑得涨红了脸。
“这样做太冒失啦，”他说，“如果突然带你们去，我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不，我必须告诉你们咱们如何相互配合，好让你们有所准备。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段故事里尚有几点连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我仅能就我所知告诉你。
“我的父亲，也许你们已经猜到，就是以前印度兵团里的约翰·舒尔托少校。大约十一年前，他解甲归田，住在上诺伍德的樱塘别墅。他在印度发了财，带回一大笔钱，许多贵重的古玩，还有几个当地仆人。有了这些优越条件，他给自己买了别墅，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只有两个孩子，巴索洛谬和我，我们是孪生兄弟。
“我清楚地记得摩斯坦上尉失踪所引起的轰动。详情是从报纸上得知的。由于了解到他曾是我们父亲的一个朋友，所以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地谈论过此事。他常和我们一道揣测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会把整个秘密埋藏在自己的心里——只有他一人知道阿瑟·摩斯坦的命运。
“但我们确也知道，神秘的恐怖威胁着父亲。他不敢独自出门，还雇了两名职业拳击手在樱塘别墅当保镖。今晚给你们驾车的威廉斯就是其中一个。他曾获得英国轻量级冠军。父亲只字不提他究竟害怕什么，但他十分厌恶木腿人。有一次，他朝一个木腿人开枪，结果那人只是一个兜揽生意的并无恶意的商贩，我们只得赔偿一大笔钱了事。哥哥和我以为这只不过是父亲一时的冲动，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改变了看法。
“1882年春，父亲收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此信如晴空霹雳。他打开信后差点昏倒在早餐桌旁，从此一病不起。信的内容我们一概不知，但他拿着信时，我看到上面只有潦潦草草的几行字。他多年来一直患有脾肿大，这一来，病情急剧恶化，四月底我们得知他已毫无希望了，想最后见我们一面。
“当我们走进他房间时，只见他靠着高枕，呼吸急促。他恳求我们锁上门，站到他床边。然后，拉紧我们的手，给我们讲述了一桩惊人的事，由于极度激动和痛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我尽量给你们复述他的原话。
“他说：‘在我临终的时候，只有一件事仍压在心头。我亏待了摩斯坦可怜的孤女。我一生的罪孽是万恶的贪婪，它使我独吞了她的财宝，这些财宝至少有一半应属于她。然而我自己也没用过这些财宝——贪婪真是既盲目又愚蠢！强烈的占有欲使我不能忍受与他人分享宝物。瞧，奎宁瓶旁边那个珍珠项圈。连它我也不忍割舍，尽管我是特意挑选出来送给她的。你们俩，我的儿子，要把阿格拉财宝公平地分给她。但不要给她任何东西——包括那项圈——在我死之前。说不定，病成我这样的人，还会好的。’
“他继续说：‘告诉你们摩斯坦是怎样死的。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但他瞒着其他人。只有我知道。在印度时，他和我，由于一连串的怪事，获得大批财宝。我把财宝带回英国，摩斯坦回到英国的当天晚上，就径直找到我这儿，领取他的那份。他从车站步行来到这里，已故的忠实的老仆人拉尔·乔达给他开的门。摩斯坦和我对财宝的分配有分歧，我们吵了起来。摩斯坦盛怒之下从椅子里跳了起来，突然手按胸口，面色惨白，向后一仰，头撞在财宝箱角上。我弯下腰发现，天啊，他死啦！
“‘我坐了很久，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头一个冲动，自然是报警；但我意识到，肯定会指控我谋杀了他。他是争吵时死去的，头部有伤口，都对我不利。再说，警方调查时定会引发出财宝之事，这是我特别要保守的秘密。他已告诉我，他来时神不知鬼不觉。所以，似乎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我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抬头忽然看见仆人拉尔·乔达站在门口。他悄悄走进来，随手关好门。“别害怕，主人，”他说，“没人知道你杀了他。把他藏起来，还会有谁知道呢？”我说：“我没有杀他。”拉尔·乔达摇摇头，笑了笑。他说：“我全听见了，主人。我听见你们在争吵，还听见了撞击声，但我会守口如瓶的。屋里的人全睡了，我们一起把他弄走吧。”他的话让我下了决心。如果我自己的仆人都不相信我是无辜的，又怎能指望在陪审团十二名愚蠢的商人面前澄清事实呢？拉尔·乔达和我当夜处理了他的尸体。几天后，伦敦各家报纸就登出了摩斯坦上尉神秘的失踪。从我的话中你们可以看出，此事很难说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是，我们不仅隐藏了尸体，还隐藏了财宝，我得了自己的一份，还霸占了摩斯坦的一份。所以，我希望你们物归原主。把耳朵凑到我耳边来，财宝藏在——’
“就在这时，他的脸色煞变，可怕极啦；他双眼直瞪，下颏下坠，用一种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声音喊道：‘赶走他！看在上帝的分上，赶走他！’我们俩一齐回头朝他双眼紧盯着的窗户望去。黑暗中一张脸正朝屋里注视着我们。我们能看清他那在玻璃上压得发白的鼻子，满脸的胡子，凶狠的眼睛，凶神恶煞般的表情。哥哥和我奔向窗户，但那人跑了。当我们回到父亲身边时，他已垂下了头，停止了心跳。
“我们当晚搜寻了花园，除窗下花圃上有一只明显的脚印外，没发现任何不速之客的痕迹。但是，仅凭这只脚印，我们或许还会怀疑那张凶狠的脸出自我们的幻觉。然而，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更确切的证明，我们周围有神秘的人物在活动。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父亲房里的窗户被打开了，橱柜和箱子全被搜寻过，他的胸前别着一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四签名’。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秘密来客会是谁，我们从没弄明白。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尽管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动过，但父亲的财物并没有被盗走。哥哥和我自然把这桩怪事与他平日的恐惧联系起来，但至今仍是个谜。”
矮个子没说了，重新点燃他的水烟筒，沉思地吸了一会。我们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述这个离奇的故事。讲至她父亲死时，摩斯坦小姐面色惨白，我担心她会昏倒。我悄悄地从旁边桌上的威尼斯式的水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喝了水后才振作起来。福尔摩斯靠回椅子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睑罩过了闪亮的眼睛。看着他，我不由得想起，就在今天他还抱怨过人生平淡无味，至少此时此刻的问题是对他智慧的最严峻的考验。塞笛厄斯·舒尔托打量了我们一番，显然因他讲述的故事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骄傲，他吸着水烟又讲起来了。
“哥哥和我，你们想象得到，为父亲提起的财宝兴奋不已。几周，几个月，我们挖遍了花园里的每一个地方，但没找到藏财宝的地方。想到藏宝之处刚到嘴边他却死了，我们简直发疯了。从他拿出的那个项圈我们便可断定，失去的财富有多么贵重。哥哥巴索洛谬和我讨论了那串项链。珠子无疑很值钱，他难以割舍，对待朋友，他有父亲同样的缺点。他也曾想过，如果我们放弃项圈，可能会引起闲话，最终将招致麻烦。我所能做的是说服哥哥，让我找到摩斯坦小姐的住址，然后在固定的时候寄给她一颗拆下来的珠子，这样她至少不会感到贫困。”
“你的心肠真善良，”我的朋友说，“你的做法感人至深！”
矮个子摇手反对。
他说：“我们只是你财产的受托人，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哥哥巴索洛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我们自己有够多的钱，我无需更多的钱。再说，如此卑劣地对待一位年轻的女子，情理难容。‘卑劣为万恶之首’，法国人对此做了精练的概括。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所以我建了自己的家，离开了樱塘别墅，还带了一个印度仆人和威廉斯。然而就在昨天，我得知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财宝找到了，我立刻与摩斯坦小姐联系。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驱车前往上诺伍德，拿取我们的那份。昨晚我和巴索洛谬解释过我的想法。也许我们不是他欢迎的客人，但他会等我们的。”
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不再说话了，坐在舒适的矮椅上不停地颤抖。我们都沉默不语，都在想着这桩怪事的新进展，福尔摩斯第一个站起来。
“先生，你自始至终做得很好。”他说，“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还不知道的事情，以作为对你小小的回报。但正如摩斯坦小姐所说，时间不早了，事不宜迟，赶紧行动吧。”
我们的新朋友小心翼翼地盘好水烟筒管，从幔帐后取下一件羔皮袖领的轻便长袍。尽管夜里天气闷热，他还是严严实实地扣上了长袍，最后戴上一顶兔皮帽，并用帽檐盖住耳朵。这样除了那张表情多变而又清瘦的脸，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看不见了。
“我身体有些虚弱，”他带我们走出过道时说，“我只能是个体弱的人了。”
马车正等着我们，这一切显然是预先安排的，因为车夫立刻驱车疾驰。塞笛厄斯·舒尔托说个不停，声音高过了轧轧车轮声。
“巴索洛谬是个聪明人，”他说，“你们猜猜他是怎样找到财宝的？他最后断定财宝在屋内的某个地方，于是他计算了整座房屋的体积，量过了每个地方，没漏掉一英寸之地。他算出整幢房屋高74英尺。他钻穿了楼板，量了厚度，然后把每间房的高度和楼板的厚度加在一起，但发现只有70英尺。还剩下4英尺，那显然是楼顶了。于是他在顶层的用板条和熟石膏做的天花板上打了个洞，在那儿，就在那儿，他发现了一个封闭的，无人知晓的小阁楼，财宝箱就放在正中的两根椽子上。他从洞口放下箱子，当即开箱，他估计珠宝的价值不少于50万英镑。”
听到这笔巨大的数目，我们全都瞪大眼睛看着对方。如果我们确保摩斯坦小姐得到她应有的那一份，她将由一个贫穷的家庭教师变成英国最富有的继承人。当然，一个忠实的朋友会为这种消息感到高兴，但羞愧地说，自私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的心变得铅一般沉重。我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然后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连我们的新朋友说了些什么也全没听见。他显然是个疑病症患者。我朦朦胧胧听见他没完没了地说出一大串病症，并恳求我告诉他无数江湖秘方的配方及其作用，有些秘方他还随身带在口袋的皮夹里，我想他可能记不起那天晚上我给他的任何回答了。福尔摩斯说他听见我告诫矮个子不要服用两滴以上的蓖麻油，并建议用大量的剧毒番木鳖碱作镇静剂。不管怎样，直到马车戛然停下，车夫跳下车开门时，我才松了口气。
“摩斯坦小姐，这就是樱塘别墅。”塞笛厄斯扶她下车时说道。
樱塘别墅的惨案
我们到达当晚冒险行动的最后一站时已快十一点了。大都市潮湿的雾气已抛在身后，夜色宜人。暖风从西边吹来，厚厚的云层缓缓消散，半圆的月亮不时窥破云层。已经能够看清较远的地方了，但塞笛厄斯·舒尔托还是从马车上取下一盏边灯，好让我们一路上看得更清楚。
樱塘别墅建在独自的一片广场上，四周围有高墙，墙头插着碎玻璃。一张窄小的铁夹板门是唯一的入口，我们的向导像邮递员那样在门上砰砰敲了两下。
“谁？”里边的人粗暴地问道。
“是我，麦克默多，你一定知道我会在这时敲门的。”
传来一阵抱怨声，接着是窸窸窣窣的钥匙声。门沉重地向后打开，一个个头矮小，胸脯厚实的男人立在门口，昏黄的灯光照着他向外窥探的脸和两只眨巴眨巴的多疑的眼睛。
“塞笛厄斯先生，是你吗？另外几个是谁？我没听主人说还有别人要来。”
“没听说？麦克默多，你真让我吃惊！我昨晚告诉了哥哥，我会带几个朋友来。”
“塞笛厄斯先生，他今天还没出过他的房间呢，我没接到吩咐，你知道我必须守规矩，我可以让你进来，但你的朋友必须等在外面。”
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塞笛厄斯看着他，不知所措。
“麦克默多，你太不像话了！”他说，“我为他们担保，够了吧！还有一位小姐呢，总不能让她在这个时候站在外面吧。”
“非常抱歉，塞笛厄斯先生，”看门的毫不容情地说，“这帮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但不一定是我主人的朋友。主人待我不薄，我得尽职尽责。你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识。”
“噢，麦克默多，你认得的，”福尔摩斯和蔼地说，“我想你还记得我吧。四年前的那个晚上在爱里森场子里为你举行拳击赛，一个业余拳击手和你拼了三个回合，还记得吗？”
“这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吗？”这位职业拳击手嚷道，“我的天哪！我怎么没认出来？你站在那儿不吱声干吗，上来在我的颏底下来几下你的交叉拳，不就早认出你了吗？啊，你的天赋浪费啦，浪费啦！如果你爱好拳击，造诣一定很深了。’
“华生，你瞧，如果我一事无成，还有一种科学的职业等着我呢，”福尔摩斯笑着说，“我想，我们的朋友不会让我们站在外面受冻的。”
“请进，先生，请进！你和你的朋友都进来吧，”他答道，“很抱歉，塞笛厄斯先生，主人的命令很严，让他们进来之前必须搞清他们是你的朋友。”
院内，一条砾石铺成的小径穿过一片荒芜的空地，弯弯曲曲通向一所方方正正、普普通通的大房子。整座房屋隐现在暗影中，唯有一缕月光照着房屋的一角，在顶楼的窗户上隐隐闪现。这么大的房屋，死一般寂静，让人不寒而栗。就连塞笛厄斯·舒尔托也显得局促不安，手中的提灯不住地抖动，嘎嘎作响。
“我实在不明白，”他说，“一定出了什么事。我明明告诉过巴索洛谬我们会来，可他的窗户里没有灯。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总是这样戒备森严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他沿袭了我父亲的习惯。你知道，他是我父亲的爱子。我时常纳闷，父亲告诉他的要比告诉我的多。月亮照着的那扇窗户就是巴索洛谬的。很明亮，但里面没有灯光，我想。”
“是没有，”福尔摩斯说，“但我看见门旁边那扇小窗户里闪烁着灯光。”
“哦，那是管家的房间，博恩斯通老太太住在那里。她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不过，请你们在此暂候一会，因为她没听说我们要来，如果我们都去，会吓着她的。可是，嘘！什么声音？”
他举起提灯，手瑟瑟发抖，灯光在我们四周摇晃。摩斯坦小姐抓紧我的手腕，我们站住了，心怦怦直跳，侧耳倾听。寂静的深夜，从那所巨大漆黑的房屋里传来一阵阵声嘶力竭的悲惨恐怖的声音——是一个受惊吓的女人发出的凄惨的哭声。
“是博恩斯通太太！”塞笛厄斯说，“屋里只有她一人，等着，我马上回来。”
他奔到门口，以他特有的方式敲开门。一个高大的老太太一看到他，如见亲人，请他进屋。
“哦，塞笛厄斯先生，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塞笛厄斯先生！”
我们听到她不断重复这些高兴的话，直到门关上了，还能隐约听到。
向导把提灯留给了我们。福尔摩斯慢慢地转动提灯，仔细地查看房子和堆在空地上的大堆垃圾。摩斯坦小姐和我手拉着手站在一起。爱情真是奇妙，我们俩站在一起，在这之前不曾见面，不曾对话，不曾递送秋波。然而，在这危难时刻，我们的手本能地握在了一起。回想起此事就感到惊奇，但在当时我走向她是那么自然；她也常说，当时是本能地转向我，寻求我的安慰与保护。于是，我们像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站在那儿，尽管周围险象环生，但我们的心中平静无惧。
“多么奇怪的地方啊！”她说，环顾四周。
“好像英格兰的鼹鼠在这儿都被释放了。我曾在白拉莱特附近的山边见过类似的情景，那里是探矿工工作的地方。”
“原因完全一致，”福尔摩斯说，“都是探宝者留下的痕迹。别忘了，他们已找了六年。难怪这地方像个砾石场。”
就在这时，门猛地打开了。塞笛厄斯·舒尔托奔出门外，双手朝前伸出，眼睛里充满恐惧。
“巴索洛谬出事了！”他大声叫喊，“吓死我了！受不了啦！”
他惊恐万状，那张从羔皮大领里探出来的脸不住地痉挛，苍白无血；哀求帮助的表情，就像一个惊骇失措的孩子。
“进屋去！”福尔摩斯斩钉截铁地说。
“好，走！”塞笛厄斯·舒尔托恳求道，“我真的不敢领路了。”
我们跟着他一同走进了管家的房间，房间就在过道的左边。老妇人搓着双手，惊恐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但摩斯坦小姐的出现给她带来了一丝安慰。
“老天爷，多么甜美、文静的脸！”她歇斯底里地哭诉道，“见到你，我好多啦，哦，我今天受够了！”
我们的朋友轻轻拍了拍她那双粗糙干瘦的手，嘀咕了几句温柔、安慰的话，才使老妇人苍白的脸恢复过来。
“主人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不和我答话，”她解释道，“我整天都在等他的吩咐，因为他常常喜欢一个人待着；刚才我担心出了什么事，于是上楼从钥匙孔里偷偷地看了看。塞笛厄斯先生，你必须上去，必须上去亲自看看。十年来，我见过巴索洛谬·舒尔托先生高兴的样子，也见过他悲伤的样子，但从未见过他现在这副面孔。”
福尔摩斯提着灯，在前面引路，因为塞笛厄斯·舒尔托已吓得牙齿咯咯地响。他被吓成这个样子，上楼时我不得不伸手搀他一把，因为他的双膝直哆嗦。上楼时，我们看到福尔摩斯两次从口袋里拿出放大镜，仔细察看楼梯上棕毛垫上的痕迹；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点点看也看不清的灰斑。他慢慢地一级一级向上走，低提着灯，从左到右细细观察。摩斯坦小姐留在后面陪伴受惊的管家。
上了第三级楼梯，前面是一段较长的甬道，甬道右边有一幅很大的印度挂毯，左边有三扇门。福尔摩斯小心谨慎地沿着甬道缓缓前行，我们紧随其后，把长长的黑影投在身后的甬道上。第三扇门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福尔摩斯敲敲门，没有回应，接着转动门钮，想猛地推开。但当我们把灯贴近门缝时，才发现门是从里面用一根又宽又结实的插销闩上的。钥匙已经扭转，但钥匙孔还没全被堵上。福尔摩斯弯腰朝里面看去，但立刻直起身来，倒吸一大口气。
“有异常情况，华生，”他说，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你看怎么办？”
我弯腰朝钥匙孔看去，吓得缩了回来。隐约闪动的月光照亮了屋子。一张悬在空中的脸注视着我，脸部以下全浸在黑影里——那正是我们的朋友塞笛厄斯那张脸。同样高而发亮的头，同样一圈红发，同样苍白的脸。然而露出恐怖的狞笑，龇牙咧嘴，肌肉板滞。在寂静的、月光照射的屋子里的狞笑，比任何凄惨痛苦的脸或是扭曲变形的脸更令人毛骨悚然。这张脸和我们的矮个子朋友的脸如此相像，我不由得回头看看他是否确实还在我们身旁。我又回想起他说过的话，这两兄弟是双胞胎。
“太可怕了！”我对福尔摩斯说，“该怎么办？”
“门一定要打开。”他答道，朝门猛撞，将全身的重量压在锁上。
门嘎嘎作响，但没被打开。我们一齐朝门猛撞，这时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我们进了巴索洛谬的卧室。
房子布置得像个化学实验室。门对面的墙上摆着双排带玻璃塞的玻璃瓶，桌上摆满了本生灯、试管和蒸馏器。墙角处是一些放在柳条编的篮子里的装酸的瓶子。其中一个好像有点漏，也许已被打破，流出一股黑色的液体，空中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柏油气味。屋子的一边，在杂乱的板条和灰泥上，立着一架梯子，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得可以穿过一个人的洞，梯子下零乱地放着一卷很长的绳子。
在桌子旁边的扶手木椅上，坐着房屋的主人，头靠在左肩上，脸上露出恐怖的、令人费解的笑。他已变得僵硬冰冷，显然已死去数小时了。在我看来，他的脸孔和四肢都蜷曲成了十分怪异的模样。扶在桌上的那只手旁，摆着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根木纹细密的棕色木棍，上面用粗麻线捆着一块像锤子的石头。旁边放着一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字。福尔摩斯扫了一眼便递给了我。
他对我使了个眼色：“你看看吧。”
在提灯的灯光下，我惊恐地看见上面写着“四签名”。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是谋杀！”他说着弯腰察看尸体，“啊！我猜到了，你看！”
他指着扎在耳朵上方头皮里的一根黑色的长刺。
“像是根刺。”我说。
“正是一根刺。把它拔出来。要当心，有毒。”
我用拇指和食指拔出长刺。刺拔出后头皮上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只有一个小血点。
“不可思议的难解之谜，”我说，“不仅没弄明白，反而更糊涂了。”
“正好相反，”他答道，“很快就会明白的。只须弄清几个遗漏的环节，案情就会真相大白。”
进屋后我几乎忘记了我们的同伴，他仍站在门口，神情恐惧，绞着双手，独自悲叹。可突然间，他失望地尖叫起来。
“财宝不见了！”他说，“他们抢走了财宝！我们就是从那个洞口取下财宝的。是我帮他取下的！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昨晚离开他下楼时听见他锁了门。”
“什么时候？”
“十点。可现在他死了，警察会来的，他们肯定会怀疑是我干的。哦，会的，会被怀疑的。先生们，你们不这样想吧？你们肯定不会认为是我干的吧？如果是我害了他，还会带你们来吗？哦，天啊！哦，天啊！我会发疯的！”
他的手狂乱地抽搐，不停地跺脚。
“舒尔托先生，你没有害怕的理由，”福尔摩斯拍着他的肩膀温和地说，“听我的话，驾车去警察局报案。答应全力协助他们，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
矮个子茫然地听从了福尔摩斯的话，我们听到他摸着黑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