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最后以《神之黄昏》收场。写这部乐剧的他，自身不也有个“神之黄昏”？原先对他视若神明的尼采，同他分手，反过来揭露了“神”的虚假性。
历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神之黄昏”。
贝多芬生前倒并未成神，只有一个“人之黄昏”。临到暮年，他的音乐不为时人所喜了。一来是因为罗西尼们的歌剧风靡一世，二来是因为，他的音乐进入了新境界，有遗世而独立之趣。但贝多芬身后，虽曾几乎被淡忘，接着又被重新发现，而且愈来愈受尊崇，乃至过火到也成了神与圣了。所好，神终于复归于人。正因是人，读其传——肯于说真话的，也就不难发现不少并不高尚可敬之事。
其中对金钱的计较，事例不少。比方，在他向出版商斯坦纳推销已作钢琴奏鸣曲“作品101”的一封信中写道：“只要有六十枚硬邦邦响当当的杜卡（一种金币，按1984年价格换算，这笔钱可抵一百八十英镑），新的奏鸣曲马上搞出来。”“101”是一篇重大作品，只要看人们直呼其作品编号，而不用一般的曲题，便可知其不凡了。三十二首奏鸣曲中，还有这种别名的只有“106”。当人们倾听这样的作品时，肯定不愿它和铜臭有什么沾染的吧？
那么，应该认为是全人类无价之宝的《第九交响曲》，你想他要价多少？六百弗洛林（按照1984年的价格，相当于四百英镑）。这笔交易，他是向巴黎、美因兹和莱比锡三地的三家出版商同时提出的。
为了推销另一部纪念碑性作品《庄严弥撒》，他更是煞费苦心，采取的办法是亲自致函欧洲各国王公与名流，征求预订，这么办可以免得印（或抄写）出来卖不掉而蚀本。这批信件中的称呼以及信件如何呈递才合适，都很需要仔细斟酌一番。那段时间，我们的大师深深陷在同宫廷间文牍往还的烦冗事务之中，而且与此同时还得跟七家出版商分头洽谈。
人们会感兴趣的是，这批通信征订的对象当中有歌德和凯鲁比尼。后一位乐坛大名人，贝多芬对他非常倾倒，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给二公寄去的征订信都写得谦卑，可叹的是都不见回音。歌德在日记中明明记下了他收到此信。
1815年，臭名昭著的维也纳会议时期，贝多芬名利双收。由于参加庆典交际活动，得了四千古尔登银币（按1984年价约合两千零八十英镑）。
那是个什么年头？奥匈帝国的秘密警察活动猖獗，侦查对象家里字纸篓中废纸也由佣人天天呈交警方。共和主义者贝多芬耳聋心不聋。在他那“谈话册”上有一条手迹：“另找时间再谈，密探汉式尔在此！”
说到晚年贝多芬，“谈话册”是不能不提的一大话题。他不得不借助纸笔同人对话了。从1818年到1827年去世，这种册子累积下四百本。其中大部分只是对方的话，除非在公共场合贝多芬不便明言的话才写出来。但后人今天仍旧可以从这些本子上了解双方的交谈。假如“谈话册”完整无缺也未经窜改，那十年间的记录抵得一个大人物的电话录音和席间交谈的实录；再辅以信件，手书等等，要再现当事人的生活细节便足够用了。可气的是，他的门人兼秘书（有时还兼杂役）的辛德勒，偏偏干下了大逆不道之事，不但销毁掉三分之二，更塞进了他自己编造的私货。弄得这份价值连城的原始资料变得难以尽信也不足为据，并且淆乱了是非。对于贝多芬崇拜者，这位大学生、小提琴手，也是贝多芬传记早期作者，真可谓“其罪上通于天”矣！
似乎也不好一味责怪辛德勒。还在大学里读书时他便成了梅特涅的叭儿钉梢的目标，因而心有余悸。删改“谈话册”，原因之一正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但还有一部分与之无关，也被削去。辛德勒说那都是琐屑之事，则我们有理由推测，可能是他怕有损其先师形象尊严的内容。
其实，也许正是这种不加矫饰的言行，对于后人感受贝多芬的性情，让这个“人”活起来，有很大的价值。
这样的资料，幸好他还未能芟除尽净。
贝多芬确也操心于种种好像是不值得一位“乐圣”一顾的事物：住房、听差、饮食、新式磨咖啡机、可托住下部的游泳带，乃至床垫子里要重换填充物，老鼠夹子上的诱饵要添新的……他还对一种新产品无臭马桶发生了兴趣！
从他的好读杂书也可知其思想与兴趣之多面。“谈话册”中有他的“欲读书目”，其中包括了烹调、植物学、禽鸟学、马车制造、旅游、医药。人们也了解到，这个人涉猎了康德和谢林的高深的哲学著作，虽然他连乘法都搞不清，计算5×17，只好把17连加5次。
莎士比亚，他恐怕读得并不多，但在他用的摘句本上，荷马的诗句抄了不少。对荷马描述日常生活细节之生动，大为钦佩。
虽已近“黄昏”，且遭时人冷落，他雄心犹在。死前四年还曾告诉别人：“我已经写的，并非自己最想写的。写这些，无非是要钱用，不过这也不是说我写作只是为了钱。等过了这段时间，为了乐艺，也为自己，我要写《浮士德》！”
遗憾不遗憾，不仅他终于未能了此宏愿，而且《浮士德》的作者对他的这个愿望竟是那么冷漠！（歌德所期待的人是莫扎特。）
恐怕，最显得“人”与“神”之不和谐的画面是在《第九》行将脱稿之际，他却面临着一场家庭官司。这在“谈话册”上留下了印记。辛德勒用笔同老师“耳语”道：“女佣人对我讲，她家太太手拿通火条，守在门廊中，准备用它对付您。我不知所措，只得编了个谎，骗您说令弟想睡，不能见您。”
此处牵涉到他弟媳。他看不起这婆娘，所以在他想去弟弟家探病时，几乎演出一场闹剧。
如此欠雅的小市民气，同无比崇高的《第九》，岂非构成了人间的奇特的别一种交响？而此种精神上的地狱，不也更加反照出《第九》之诞生真正是一种奇迹？
其实这部伟作首演之日的情景，也绝非如《欢乐颂》里为之高唱入云的那种和谐。当时，“谐谑”乐章奏到定音鼓戏剧性地插进来，这前无古人的手法，立时博得掌声如雷，把演奏也打断了。“再来一遍！”买不起好票的后座听众禁不住喝彩了。待到掌声第五次爆响，临场督察的“警犬”也狂吠了：“肃静！”
然而也真有点讽刺味，贝多芬动不动便想去找警方来处置他同别人的纠纷，这种脾气真是很不那么民主了！对听差是如此，对亲属他也如此，听到弟媳品行不端，偷人养汉，他便曾诉之于警方，要求干涉。
对于王公大人，他不屑效歌德之低首下心，这是美谈，然而对佣人这般粗暴，又很不像个向往平等博爱的公民。有个场面，辛德勒是在场目睹者，简直应该收进西方《世说》。那次他一进老师家门，只见两个仆人都溜了。原来夜间有过一场大吵，闹得四邻不安。起因只是夜餐难以下咽，便把已上床的仆人叫将起来训斥。辛德勒等只听见房门紧闭的卧室里，哼唱夹着咆哮与顿足之声，乐圣正唱着一段自己写的赋格曲。
仆役都是些混蛋，一无例外，这就是贝多芬的看法。他有时甚至并不顾忌动拳头，也不管人家是男是女。用现代人眼光看，最不堪的是他让佣人相互监视。他写信给某夫人，请其协助训练女厨子以对付管家的。“将不时予以奖赏，惟此事切勿使其他仆役得知！”
撕毁《英雄》题献词一事，美谈已成常谈。其实并不足以完全说明他对拿翁、对民主共和的态度。因为，后来他对波拿巴的看法又有改变也是事实，而人们或无所知，或避而不提了。1809年他在维也纳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那位法国皇帝原定要御驾亲临的。对此人，他纵然不像歌德那样保持着永远而且绝对的崇仰，却也怀着一种钦慕之情。1809年一位造访过他的法国军官告诉人：“他几次向我谈到皇帝了不起。我以为，假如皇帝把荣誉军团勋章颁赐给他，他必定引以为荣。”
如果认为此话出自拿破仑部下之口，难以尽信，则在1801年，贝多芬的确曾有意于将《C大调弥撒》题献给皇帝。而且后来又曾对车尔尼说过：“此人，我曾觉得受不了，不过现在的想法不同了。”当时是车尔尼陪他上咖啡馆，刚巧一份报纸上有司各特《拿破仑传》的出版广告。车尔尼指给他看，他说了这番话。时为1824年，“滑铁卢”已过去快十年了。
也就在这年，复辟了的路易十八收到《庄严弥撒》征订函后，答赠金质奖章一枚。贝多芬似乎灵机一动，马上写给《维也纳邮报》一信，建议发表一篇报道：“发此消息，对鄙人与法君均有价值。此举足以显示，他乃一位慷慨的君主，也是有教养的人。”
有关《英雄》题献问题这桩公案，斯特拉文斯基说得最干脆：题献给谁又有何干？最重要的在于他的作品！
在贝多芬晚期之作中，有些不协和音，刺耳得厉害。论者以为：像这样一个聋子在心想其乐时受得了的，许多听神经健全的人都感到吃不消！
贝多芬本人，不也正是一种响彻了不协和音的奇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