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用文字说话。
其实我一向不善言辞，与人交往，常常说完话就后悔，曾经有感而发写过几行心情凌乱的句子：
如果生命可以选择，我希望我能做一片树叶，不说话。
上帝赋予人类语言，于是人类成了万物之灵长。
于是，人们以为说得多说得好就是智者。殊不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人类一开口，上帝就皱眉。
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身边，这个沉睡的男人发出了人类第一个惊喜的声音：“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真有趣，上帝用爱开启了人类的语言功能。
上帝是希望我们一直在爱中生活和繁衍吗？
然而，爱的语言很快变成了谎言。
蛇的谎言，女人的谎言，男人的谎言……一枚禁果让我们失去了整个伊甸园。
人类的第一场谋杀，罪恶的外衣也是谎言。
巴别塔里充斥着登天的欲望，上帝便变乱了人们的语言，欲望消散在了断瓦残垣。
今天，我们在重建巴别塔。
巴别塔里，有野心没有爱。
一万年的阳光里，只有树叶不说话。它安静地看着我，是一种最清凉最温柔的沉默，和一种最心平气和的安抚。我觉得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是眼睛，那样的注视散发着灵魂的香味。
像上帝一样。
上帝也这样看着我，不说话。
树叶，不说话。
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妹看到这段文字就掉泪了，说，真好。
然后她对我讲了她那天“说什么都是错”的经历，我的文字让她产生了共鸣，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哪怕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不会说话”，这种“说话”竟然也会变得有意义，它会呼应其他生命的心灵。
从心灵里面发出的声音，一定会和另外一些心灵相遇。
也许，这就是“说”的意义。
所以王小波说：“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与人交流》）
而无论是“独白”还是“交流”，关于“说”的最终意义，英国大文豪约翰生如是表达：“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约翰生这样一针见血的表达。
作文课上，学生有时候会问：“我可不可以不写？”
我有时候竟然会答：“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话想说，你可以不写。”
我不是纵容他们，我只是不愿意看假话、空话、套话。
叶圣陶说：“我们试问自己，最爱说的是哪一类的话？这可以立刻回答，我们爱说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顺着这两个倾向的，自然会不容自遏地高兴地说。如果既不是表白，又无关感兴，那就不必鼓动唇舌了。……倘若没有什么想要表白，没有什么发生感兴，就不感到必要与欢喜，就不用写什么文字。一定要有所写才写。若不是为着必要与欢喜，而勉强去写，这就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怎样写作》）
所以，你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
然而，张爱玲说：“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写作的基本问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死在阁楼上。比较于天才，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大半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都会有一点真切的生活体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但他们从没想着要把他们记下来，事过境迁，也就湮没了。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了。”（《论写作》）
在张爱玲眼里，写作不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且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植物开花一样自然，它只是出乎生命的一种本能。作文，本来就是这么一件很自然的小事。
就好像一棵树，必定能够用种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开花。你可以用花瓣开花，那是一棵树的笑颜；你可以用叶子开花，那是一棵树的手掌；你也可以用果实开花，那是一棵树的眼睛。如果你什么也没有，至少你可以用年轮开花，那是一棵树的灵魂。
赫尔曼·黑塞在《花的一生》中说：“它以第一抹微笑，向生命舒开了忐忑的心，学习如何把握，好梦相随的短短一生。”
写作就是生命的花开，将这件小事持续下去，一生便会有好梦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