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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6顾炎武马背驮书

第二章6顾炎武马背驮书

——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KG(3x〗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人走上社会往往却并不优秀。他们读了许多书,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差距,“尽信书”会让我们与生活实际发生脱节。〖KG)〗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江苏昆山人,是明朝末年的生员。他从小就比较聪明。读书时一目十行。他看到明朝心学兴盛而误事,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京城失陷后,侍奉继母王氏躲避兵祸到了常熟。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了义军,顾炎武便投靠了杨永言。后来清军继续南下,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南明的唐王朱聿键征召他为兵部职方郎,因为母亲的丧事没有赴任。顾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但是不得一展,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五台东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后来在陕西的华阴县住下来。他认为“陕西人仰慕经学,尊重不在朝做官的读书人,支持公正的评论,这些都是别的地方所缺少的;而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虽然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的人,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要走十里路就可以了;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

顾炎武生平精力过人,从少年到老年,没有离开过书本。他去什么地方,常常用二头骡两匹马马装载了书籍,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掌故的曲折经过,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符的地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如果是在平原旷野,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释。他曾经和朋友在谈论学问时说:“一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说心说性,而使人茫然得不出它的正确解释。命和仁,是孔夫子很少提到的;性和天道,是子贡所没有听到的。性命的道理,在《易传》有所提到,而未曾屡屡告诉别人。他回答问学的士人,就说‘行已有耻’,做学问,就说‘好古敏求’。孔子告诉鲁哀公要取得聪明善良的成效,首先是博学。颜回几乎是圣人,还说‘博我以文’。从曾子以下,笃行诚实没有超过子夏的,谈到仁,就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起几十上百宾客学生,和他们说心说性,舍弃多学习而增长知识,却求得用一种道理贯穿于事物中的方法,把天下的困苦贫穷搁置一旁而不述及,却在讲什么危言微旨精粹纯一,这难道是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比孔子高明,而他们的学生都比子贡贤良吗?《孟子》这本书里,说到心和性时都是教诲不倦,乃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提出的问题,和孟子的回答,常常在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因此性、命、天这些道理,孔子很少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时常谈起。进退去留辞受取予的辨别,孔子、孟子常常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很少谈起。我认为圣人的主张就是‘对礼乐制度的学识广博,凡自己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这样的两句话。从自我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是要学习的事。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至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都存在是否可耻的事。作为读书人而不首先说是否知羞耻,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于圣人的言行,离开圣人的言行其实是越来越远了。”

顾炎武的学术,大抵主张抑制徒有浮华而注重实际。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无不深究始末,考证得失。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外有《肇域志》一编,是在考证求索之余,将文字和地理图合在一起所写成的。而他的《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造诣精深的书,是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心得所写成的。书中论及治国之道时能综合事物的名称和实际加以考核,对礼仪教化尤其小心谨慎。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堤防就会崩溃,从没有礼仪这一点来权衡,常常要用古代的制度作为天下的楷模。

智慧解读:

书本上的东西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和升华,却并不等于现实。正因为书本和现实有偏差且无法再现现实,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到现实中去实实在在地感受。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者,受到后世极力推崇。做为一名青少年,我们应当学习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践和验证自己在书本中所学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