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叶才痛苦地意识到，复杂而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对他们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自己吃的每份面包，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有赖于对某些原则争论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式，而此前，他们对这些原则从未注意过。在他们的眼中，哲学家就是那种好幻想的人，而其幻想与现实是丝毫不相干的。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巨着，在他们眼中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徒劳无益的游戏的变种。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冷漠背后的意义及其原因，及可能产生的结果。
1932年，华沙出版了一本稀奇古怪的书。这是一部两卷集的长篇小说，书名为“永不满足”（Nienasyconeserce），作者是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他是哲学家、画家和作家。这本书同他以前的作品《告别秋天》一样，没有很大的读者群。作者的语言晦涩难懂，而且他还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并在以大量篇幅探讨胡塞尔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GustavAlbrechtHusserl，1859-1938），着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之父、卡尔纳普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Carnap，1891-1970），20世纪着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生于德国。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卡尔纳普是学物理和数学出身的，在耶拿大学（UniversityofJena）曾受教于弗雷格（FriedrichLudwigGottlobFrege，1848-1925）门下，研究逻辑学、数学、语言的概念结构。受罗素和弗雷格的着作影响。和其他当代认识论理论家的同时，插入了许多情色场面的大胆描绘。此外，很难令人判定，作者是在认真地写作，还是在作滑稽描写，甚至连该书的主题也令人觉得是纯粹的幻想。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波兰，故事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未来，也可能是现在，可能是1930年代、1940年代或者1950年代。书中描写的人物有音乐家、画家、哲学家、贵族和高级军官，整部着作都是对崩溃的探讨，书中涉及的主题包括：疯狂而不和谐的音乐、性反常、麻醉品泛滥、徒然寻找支点的思想空虚、虚假皈依天主教和复杂的精神错乱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第一次受到来自东方军队的威胁，即受到来自蒙古军队的威胁的时候，因为蒙古军队那时控制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疆土。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幸的，他们缺乏信仰，深感一切活动都没有意义。这种无序和失落的气氛笼罩着全国。那时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大量秘密出售一种被称为“穆尔提丙”的药丸的小贩。穆尔提丙是位蒙古哲学家，他成功地通过有机途径生产出一种能导致改变“世界观”的药物。而这种“穆尔提丙世界观”构成了蒙古军队的强势。“穆尔提丙”以某种浓缩的形式包含在丸药中。人们只要吃了这种“穆尔提丙”药丸，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以前很执着地为一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人，吃了这种药丸后，会突然认为，他曾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今天看来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现在，他反而会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那些至今仍为某些问题大伤脑筋的人们。尤其，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敏感而又无法解决的哲学本体论的问题（特别是作者本人十分热中这个问题），都觉得微不足道。吞服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对任何玄妙难解的因素都不再敏感，把种种“永不满足地追求形式”的艺术乖张视为过往愚蠢的举动。他已不再把蒙古军队的入侵当成自己文明的悲剧。这样，他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之中，就犹如一个健康的人生活在一群疯子中间一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穆尔提丙”药丸，而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的平静就与周围的神经质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本书的尾声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出现了东西方军队相遇的情况。但在一场大战役开始之前的决定性时刻，人们无限信任的西方军队统领主动去了敌方的总司令部向自己的对手投降，结果换来的却是被光荣地斩首。东方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人们开始了实现“穆尔提丙”主义的新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从前曾为哲学的“不懈求索”而受尽折磨，如今他们去为新制度服务，以谱写进行曲和颂歌来取代旧日不和谐的音乐，以对社会有益的绘画取代了旧日抽象画。但是因为无法完全改变自己的个性，他们最后都成了着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关于这部作品我就先说到这里。该书作者不止一次表示确信：宗教、哲学和艺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正在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可他又认为，缺少这一切，生活似乎又毫无价值可言（他是与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四十多个范畴，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此外，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单子论有关联的本体论体系的创始人）。1939年9月17日，他得知红军已经越过了波兰东部边界，便服用大剂量的佛罗拿佛罗拿（Veronal），即巴比妥，一种长效催眠剂和镇静剂，割腕自杀了。
维特凯维奇的预言，如今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毫厘不爽地得以实现。但也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悲剧所引起的紧张情绪。也许，阳光、大地的气息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慰藉，埋头工作让人忘却发生的变故，会使这种紧张情绪有所松弛。可是，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的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西方人通常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和强制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除了普通的恐惧，除了躲避贫苦和肉体消灭的愿望以外，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内心和谐与幸福的渴求。那些和维特凯维奇一样始终一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的命运，在在警醒着不少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在自己周围能看到许多吓人的例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不愿妥协的人们的身影——他们打从心底抵制任何社会活动，他们在实行域内流亡，并且因为自己内心深处所怀有的这种深仇大恨而与现实格格不入。除了内心的仇恨，他们一无所有，像个空心的核桃。为了能了解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所身处的环境，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保持心态平衡的——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宣传新信仰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充实的生活！但是，“穆尔提丙”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诱惑，远远超出对农民甚至对工人的诱惑。知识分子就像飞蛾，围绕一支蜡烛飞来飞去，为的是最终扑向火焰，带着翅膀折断的响声投入火焰之中烧成灰烬，以显示人类的光荣。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自我牺牲的渴求。无论是在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中洒下的热血，还是今天人们踏上的新信仰之路，这一切都是在为欧洲的传统偿还债务。这件事与前述的暴力、强制之事相比要严重得多。
我试图深入那些伟大的渴求，对它们进行一番论述，就像真的可以分析那种本是人的热血和肉体的东西。如果想让我描述某人成了革命者的原因，当然我既不会言辞过激，也不会含蓄隐晦。我承认，我景仰那些与邪恶作斗争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是对还是错。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适应了现实，他们的狂热和执着也随之与日俱增。
我觉得，在他们成熟到接受“穆尔提丙”哲学的原因中有几个中心结扣。
空虚
在维特凯维奇展示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没有宗教了。在人民民主国家，就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宗教早就不是整个社会——也就是所有阶级——信奉的哲学了。但是，只要一些最聪明的头脑仍在为神学讨论大伤脑筋，那就可以说，宗教仍是整个社会组织的一种思想体系，公民就切身关注的一切事务都还会求助于宗教，并以宗教的语言来解释。然而，这一切已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失去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地步，而那种共同的思想方法本可把赶马耕地的农民、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缺乏联系致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疏离感和空洞感，特别是使那些“文化创造者”感到压抑。哲学取代了宗教，却越走越远，进入一个对哲学外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境界。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有关胡塞尔的谈话，基本上不能引起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水平读者的兴趣，而那些平民百姓在情感和传统上还一直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缺少智力的敏锐和革新的能力。音乐、绘画或者诗歌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变得十分陌生。不断扩散的艺术理论用艺术取代宗教；强调艺术形式的作用：“形而上的感情”要在“纯形式的张力”中表现出来，于是形式就占有了对内容的绝对优势。甚至有些人开始将古老民族的艺术内容解释为畸形的艺术，完全脱离历史根基，脱离原始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感觉。
“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极其渴望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分子。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许多曾经受到以希特勒德国为样板的极端极权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走上了皈依新信仰的道路。虽然显而易见，右派的极权主义纲领是异常贫乏空洞的。它唯一令人心安的是，能给人带来集体的温暖：众多的人群，张开呼喊口号的大嘴，涨红了的脸庞，列队行进，伸出手臂挥舞着棍棒。然而，其弊端则在于缺乏理性原则。无论是种族崇拜，无论是对别的出身的人们的仇视，无论是对自己民族传统过分的美化，都无法消除这整个纲领都是临时用于对付现存问题和悬在空中的即兴举措的感觉。然而，“穆尔提丙”哲学则完全不同，它有科学的依据，可以将那些过往时代的残余一举扔进垃圾堆：后康德哲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遭到人们普遍的蔑视；艺术只服务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否认此前他们曾利用色彩和声音的排列组合追求所谓的“绝对”，是缺乏勇气将自己对事物的想法坚持到底；农民的思维则是魔幻-宗教的混合体。这一切都为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这与他们的老板和给出版社送手稿的作家所读的书是一样的；工人和历史研究家在此种共同阅读的经历下能彼此了解。当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智力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与中世纪的神学博士和乡村铁匠之间的差别没什么两样。但是，基本原理却是共同的，精神上的巨大分界早已消除。辩证唯物论体系使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哲学（这里指辩证法）重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本领，孩子每天要吃的面包、要喝的牛奶，自己的快乐和安全全都有赖于它。当初在银行或邮局工作，赚钱糊口，并用闲暇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再次变成了有用之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重又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那些迄今把他视为无害的怪物的人——那些乘坐漂亮轿车出入工厂的厂主、那些看重的只是科学和艺术中他认为是假斯文的东西的高高在上的贵族、那些忙于挣钱的商人——统统都被剥夺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如果有幸找到了衣帽间侍者的工作，就会高高兴兴在这个岗位上为自己昔日的雇员——那些在战前被说成是“好像在写点什么”的人——递送大衣。不应简单地将这种现象视为个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满足虚荣心只是社会需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其实它们每一步都在强化翻身的感觉。
荒谬
虽然从未有人提及那些可能导致人的政治观点完全改变的形而上的动机，但这些动机确实在起作用，可以在那些极敏感、极具智慧——极神经质的人身上观察到。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与维特凯维奇小说中描写的某个国家十分相似的某一城市，在春季的一天，他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正在外出散步。周围荒谬无稽的一切折磨着他。这些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们毫无意义的匆忙，他们的笑容，他们为金钱而劳碌奔波，他们那些具有兽性而愚蠢的娱乐活动，这一切存在的意义何在？只要稍微有点洞察力就很容易将这些过路人分为几类，并猜出他们的阶级属性、他们的习惯以及此刻使他们忧虑不安的东西。可以在压缩得很短的时间内深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孩提时代、成年和老年，挤成了一团，就像过眼云烟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路人曾经待过的地方只剩下空气。如果从生理方面来研究这个路人，而不是另一个路人生存的特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有人能深入到这些路人的头脑中，就会发现前所未闻的荒谬无稽。这些路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诸如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服装、动作、千姿百态的笑容、信仰以及观念等，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产生他们的历史体系。他们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惯性力量的化身。他们有种错觉，认为自己还是自己，其实根本不是。或许，把他们说成是教会所说的幽灵，或者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游魂会更贴切些！但是就连那种信仰也早已被一笔勾销，荡然无存。最后，留存下来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生活细节和理念，从而使每一种现象都能独立存在：像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下一步该做什么呢？这一切都要继续下去吗？为何要继续下去？这种疑问与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心理几乎是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