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平衡也被打乱了。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我们当中没有人出身无产阶级，全都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在欧洲的这个角落，知识阶层与没落贵族或者中下层家庭是同义语。伽玛的父亲是位退休军官（正如我先前所述）；诗人耶日是一位外省律师的儿子；诗人特奥多尔（作为党的宣传员，后被波兰地下组织枪杀）甚至有个豪门贵族的姓氏，但他母亲只是一个银行雇员；亨利是一位演说家、作家、政治家（后被德国人杀害），是火车司机之子，这位火车司机拥有波兰最着名的家族姓氏，且引以自豪；诗人斯泰凡后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出身于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家庭，是半个德国人，母亲是一个德国巴伐利亚邦里根斯堡商人的女儿。而我的家庭则属于立陶宛贵族，父亲从乡下移居到城市，成了一名工程师。大家造反，通常是因为对自己出身的环境感到羞愧。我们所有人的社会身份全都模糊不清：觉得自己已经是20世纪的人了，家庭的传统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束缚在那些自己都认为荒谬而落后的观念与习俗上。我们这些人被悬空并非特例。国家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羸弱不堪。至于工人，在某些人眼中，只是满脸灰尘的大老粗，只知道拼命喝酒、干活；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工人简直是神，应当受到顶礼膜拜。社会被分成两个阶层，一个叫作“知识阶层”，另一个叫作“人民”，工人和农民属于后者。可我们在“知识阶层”中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知识阶层更喜欢回到过去，而不是面对未来。相较而言，我们类似于美国南方第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想有个依靠，但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有人称我们这帮人是“知识分子俱乐部”，与“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格格不入。
那个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居民都成了无业游民。大学生没钱过日子，同时又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而产生激进情绪。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是像伽玛这样的人，一进学校就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民族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而其具体实践则是敌视犹太同学，因为那些犹太人作为未来的律师、医生，将会成为他们求职的竞争对手。与民族主义者相反的就是“左派”，其纲领因集团不同而有异，但大都在社会主义和变相的“新政”主张之间摇摆。在“兄弟互助会”（类似管理学生宿舍，以及称为“门撒”的学生食堂等学生自治机构）进行年度选举时，两方阵营总会打口水仗，有时甚至拳脚相向。
无论是毕苏茨基约瑟夫·毕苏茨基（JozefPil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总统。政府还是共产党都在争夺“左派”（所谓“左派”其实是由几个性质不同的团体组成的大杂烩）。毕苏茨基的半独裁统治是温和的，他并没有明确的活动纲领，仅是小心翼翼地拉拢青年，希望争取他们的领导人向他靠拢。看到大学里的激进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政府以许诺改革来争取“左派”期间，我们成了政府所倚靠的力量，政府企图借由我们来巩固它在大学生当中的地位。当时，我们的同学斯泰凡和亨利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家。但这些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最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与政府决裂，进一步向左转；某些事件在运作上所采取的手段将政府推向了越来越右倾的方向，民族主义（如果还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地方版的极权主义的话）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政府不再致力于拼凑“官方左派”，转而与民族主义者调情。
权且让我这样描述吧，这些已经足以构成一幅如今已被熔岩掩埋的庞贝城之政治画面。我所描述的是发生在前后好几年里的事。那些年的春天，每当我们要准备考试时，树木就变得一派葱绿蓊郁——后来我再也不觉得哪里的绿色能像那儿的绿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河面上常有小船载着游人，划到近处的沙滩；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校园的拱廊下漫步。拂晓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射下划桨击水，看湍急的河水在砂岩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真是太惬意了！我们还时常到附近的湖泊上去游玩，湖中央的小岛像一些大束鲜花插在湖面上。岛上的青草长得茂盛，人的足迹还没有伸向那里，柳丛中能听见夜莺的欢快鸣叫。我们一群人纷纷跳进水中游泳，游了很远，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云影和树影都被我们打乱了。休息时我们躺在水面仰望蓝天，嘴里哼着含糊不清的赞美歌曲。我们经历了恋爱中的背叛、考试不及格的悲伤、彼此间算计和妒忌的不快。我们所写的文章和诗歌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我们吃着食堂里硬邦邦的肉丸，谈话的题材也不时发生变化：对诗歌隐喻的争论让位于讨论索雷尔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Eugène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的理论，之后又转向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伽玛很快就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他也极少对“官方左派”和天主教左翼表示好感。他的诗作发表在我们群体编辑的刊物上，但并不成功。与特奥多尔、耶日以及我个人的诗作有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发表后既没获得赞誉，也没遭到批评，批评家们对他所写的诗歌沉默以对。应该说，伽玛缺少诗人的天赋，尽管他掌握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技巧，但诗作却呆板没有意境。在我看来，他所妒忌的那些人写的诗，尽管有些愚拙，但风格具有个性，诗歌中那种有节奏的叠句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其中的愤怒和讥讽吸引并打动读者的心。伽玛的诗则是用精心选择却言之无物的隐喻堆砌而成。
我们这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官方左派”失势之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左派？”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欧洲大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即易于妥协而又软弱无力。我们的讨论话题中开始频繁出现“俄国”这个词。我们所住的维尔诺离苏联边境不到一百英里，但并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就比远在巴黎的居民多。由于边界封锁，我们住在一个与东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两个世界生活之不同，差距之大，就像是两个星球。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东方世界。当我们将之与我们能就近观察的现状相比较时，东方似乎就是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理性的审视，我们明白未来属于东方。我们的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广大群众对政权没有任何影响；人为的社会过滤致使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不能进入中学、大学读书，因为学费——尽管费用比其他国家低——大大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极端的沙文主义精神消解了极具复杂性的少数民族问题（波兰曾属于少数民族比例很高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和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迫使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波兰最关注的是邻邦德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德国已发出了战争威胁，并扬言要粉碎波兰。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说时，我们希望能在俄国人那里找到办法，以消除困扰波兰的所有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人们把苏联看作唯一能够从将来的苦难中拯救波兰的国家，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让波兰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对民族性的概念要进行完全的重新评价。在许多个世纪里，波兰人一直处于同莫斯科的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间，波俄两国实力相当，波兰的国王们率领的大军甚至曾一度叩“东方罗马”之大关。但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莫斯科，终于在整个19世纪，波兰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沙皇国家的一个省。如果要波兰接受共产主义，那就必须承认，以往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仅仅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且得忘却过去彼此的敌意。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波兰——《凡尔赛和约》获得的短暂独立之后——一旦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将会再度成为俄国的一个省。在这点上，莫斯科的企图毋庸置疑。波兰东部的领土——包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城市——将直接被合并到苏联，因为莫斯科认为这些领土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显然也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的共产党人从未掩饰这样的纲领。
放弃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根除在中学及大学的教育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这就是进步道路上所要付出的代价；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并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我们这个群体解散了。“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活动家”斯泰凡和亨利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耶日和我则撤了出来。那些同意付出高昂代价的人，认为我们太软弱，是思想不坚定的诗人，是无力采取行动的颓废分子。也许，这种评价离事实并不远，但是我不知道，这种铁的结论是不是人的最大美德。
伽玛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我觉得，他写那种毫无激情的诗，心里也不会舒服。他生来不是吃文学创作饭的，每当他坐下来铺开纸张写作，他总会感到内心的空虚。他体验不到创作者那种内心的愉悦——也体验不到创作过程本身的兴奋，当然更体验不到那种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欣喜。从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伽玛来说，是一个走投无路，做了毫无意义的试验和悲观失望的时期。
那时共产党在我们国家力量异常薄弱而且非法，参加共产党要受到法律惩处，法律条文认定，一切试图使国家脱离它的部分领土的行为都是犯罪。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解到，从事非法活动终将一无所获，便竭力通过那些未直接参与活动、但同情党的人来影响公众舆论。在波兰出现了一批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刊物，企图慢慢争取那些思想还没准备好的读者。伽玛所在的小组开始编辑出版一份这样的杂志。当与党的特派员秘密接触时，碰面地点经常是在附近的森林里。这时，我们当初那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已毕了业。由于正值西班牙内战，共产主义者站上了“保卫文化”的前线，他们尽了一切力量招募最大数量的自由主义者。
伽玛撰写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积极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每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劳动节。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规定每年5月1日这一天为国际劳动节。游行等活动。后来当局查封了期刊，逮捕编辑部人员，并把他们送上法庭，伽玛和其他人一道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审判引起了巨大轰动，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因为政府寄予最大期望的那些年轻人这么快就转向了共产主义。当局对具有才情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法学和哲学博士所采取的严厉做法，激怒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当时出面为他们辩护的，是全城最好的律师。但这些被告在辩护中也说了很多假话，以大脑的训练有素战胜了检察官——他们对法律规章的了解并不比后者逊色。最终，他们仅受到温和的判决，伽玛则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
“二战”爆发前几年，伽玛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成了文学研究专家，出版了一本论述短篇小说结构的书，在该书中他一点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此外，他还出版了两卷诗集，但也很难发现作者在其中表现出某种特殊的革命倾向。后来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个女儿，他整天为生活拮据而发愁。他不能指望在政府里谋到职位，因为他是知名的共产主义者。他只能依靠写文章赚点钱维持生计。他还时不时在左派刊物上发表一些温和的文学评论文章。伽玛在等待自己的时刻。
这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德军推进的速度快如闪电。苏联红军从东方赶来与德军会师，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依据，占领了党的纲领一向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这些日子，波兰受到两面夹击的画面，好比蚂蚁窝着了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你挨我挤地布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回家；警察竭尽全力脱掉制服抱头鼠窜；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寻找自己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武器。这是一个大迁徙的时期。人群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从西部逃往东部躲避德国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发生这类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伽玛响应了战时动员，但他只在军队里待了几天，因为很快就战败了。苏联慷慨大度地把维尔诺城送给了立陶宛，立陶宛享受这种友谊仅仅一年，然后自己就被这个强大的邻居吞并了。渴望行动的伽玛从维尔诺迁移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最大城市利沃夫利沃夫（Львов），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利沃夫州首府。在此他结识了其他一些亲斯大林的作家，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并得到新政权的支持——就像所有受到制度关怀的作家应有的那样——他们得到了住房。他们在那里开办了食堂，并开始了新式写作，但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做不太过火的宣传工作。伽玛在新的环境里很快获得了那些文学专家的信任，他们是由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委派从俄国来到那些新占领的地区从事“文化经营”的。他心意已决，态度坚定。伽玛的很多伙伴虽然在理论上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经历过人格二重化。祖国的不幸，实在不可思议，使他们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征服者的野蛮及其对所有波兰人的敌对态度也使他们惊惧：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新的、严酷的世界，迄今人们只是从美化的描绘中了解它。但伽玛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疑问。对我而言，能作为某种解释的是伽玛的嗓音和他那特别的笑声，他的笑是令人不快的干笑，从中可以觉察，伽玛的感情生活总是相当原始。他当然懂得什么是愤怒、仇恨、恐惧和热情，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陌生的；这大概与他创作天资不足有关。伽玛只会用教条的干瘪语言写作（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发乎内心）。他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字，都属于在群众集会上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喊出来的简单宣传口号，或者是在宣传性报刊上写的空洞无物的东西。当然这就会影响到他情感的表达，也就是说，他只会用一种单调的腔调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成功（不是指他写作上的成功，而仅仅指他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精通俄语。归根结底他是半个俄罗斯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与新统治者沟通，因此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