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了。戴尔塔作为战士应征入伍。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波兰与苏联交界的东部地区。当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友好会师时，戴尔塔被俄军俘虏，而后苏联红军将部分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队士兵交给了德军。因此戴尔塔变成了德国战俘，被遣送到德国腹地的一个战俘营。在那里，他度过了五年半。与其他战俘一样，他被强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那时战俘们通常被德国富农雇用。戴尔塔根本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具备体力劳动的能力。很难想象，像他这样根本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是怎样填饱肚子的，这是最重要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他还是活了下来——这个古怪的衣衫褴褛的宫廷小丑，一边挥舞着铁锹，一边朗诵着罗马诗人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公元前65-前8），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着名的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诗艺》等。的诗歌。我猜想也许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帮了他的忙。
此时，华沙却被恐怖笼罩着：欧洲民族主义的狂热造成了可悲的结果。那些不久前还尊崇德国的人，如今却成了被追赶的猎物，他们不是死在行刑队枪下，就是惨死在集中营。那位曾作为戴尔塔庇护人的右派杂志编辑，如今却是地下反抗组织里最积极的活动家，变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咖啡馆，同时也是地下活动秘密小组的驻地和印刷地下刊物的场所。他那张犹太人瘦削的脸庞，充满决心和干劲（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排犹分子都是半个犹太人），怒火在他眼中燃烧，从紧咬的嘴唇里发出行动的号召。不久后，盖世太保发现了地下组织活动的踪迹。咖啡馆里的所有人——即那些他最亲近的合作伙伴，全部被捕，这位前编辑本人也在华沙的监狱中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武装到牙齿的宪兵用卡车拉到了刑场。他们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森林里枪杀了他：一片沙地，松柏成林，一声命令。这还算是一种幸运的死法。如果这位编辑作为半个犹太人，被收编进三百万波兰的犹太人行列，他的死法就会更加惨烈。如果他被关进德国占领者当局下令于1940年建于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那么他肯定会与其他人一样难逃被送进集中营，在瓦斯房中熏死的命运。
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处都在行进的队伍，群情激昂的人群！1939年的惨败使一切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对人类疯狂行为的苦涩回忆。**开始全面实施排犹计划，而不是单纯地抵制犹太人的商店、骚扰犹太商人——当然也不是戴尔塔那样的文学讨伐。我虽然亲眼目睹了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发生的悲剧，依然很难用言语完整表述。只有当这悲剧已成为过往的回忆，我才能动笔去写它。犹太人隔离区燃烧的惨象跟我成长岁月的所有经历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致我无法平静地叙述。我只想在此说一件事。当我坐在巴黎咖啡馆的凉台上，或者漫步在这座大都市的街道上时，我时常感到特别压抑。我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她们头发蓬松，骄傲地扬着下巴，挺胸昂首地走着，姣好的身材令人赏心悦目、浮想联翩，随即，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位犹太姑娘的身影。那时她大约二十出头，身材高大丰满，看上去很活泼。她双手举过头，挺胸在大街上狂奔，同时大声尖叫着：“不！不！不！”她无法理解她必须死这一事实：死亡是由外力强加给她的，她热爱生命，她还年轻，她没有任何准备，她不想去死！在她尖声大叫反抗之际，党卫军用自动手枪射中她，子弹霎时钻进她的躯体，出现了她的机体惊愕的瞬间，生与死在这一瞬间交会，这位姑娘满身是血，还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党卫军用皮靴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在数百万人中，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生命在蓬勃发展阶段突然终结。每当我沉迷于与人们交往的喜悦时，这一惨痛的画面就会固执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很值得深思。它也许与原始部落集体放荡的性行为属于同一范畴。在那些部落里，所有女人与男人都需要有不同的性伴侣，他们的特性都一样，即一夫一妻制无法满足他们宣泄性的冲动。换句话说，这就是对人类的爱的基础：这种爱可能无法令人理解，一旦看见人群中欢笑的妇女，就不可能不想起这位犹太姑娘曾像她们一样，曾是她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始终存在于她们之间。在戴尔塔描写他在德国生活的那些最美的诗作中，有一首是描写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女子在被捕后，被发配到第三帝国而死亡的故事。这是一首情色诗，威尼斯女子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是作为青春美丽的化身，拥有美丽的乳房、手臂、双手和臀部，但这一切最后都被死亡摧毁了。
1945年，戴尔塔与其他同样被奴役的人们一起热烈欢迎英国部队到达他所在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军队也参加了对德国的战斗：他们在这里会师，纵情喝酒，高声歌唱。他们花光了手里所有的钱，喝光了所有的酒。之后，戴尔塔到了法国。就像1939年曾经在波兰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又是一个大迁徙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在旅行，数百万被抓到德国的劳工、囚犯和战俘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另一批数百万人，不是逃离自己的家园，就是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戴尔塔每到一处，都能遇到为数众多的波兰人。他写了许多爱国和反俄的诗篇，因而深受这些人的欢迎。他向自己遇到的所有移民委员会敲诈钱财。战前喜爱他的读者为他的生还感到无比高兴，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他。
戴尔塔越来越厌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生活。在那里他的诗歌印刷量十分有限，加上他的读者分散在不同国家，因此他手头也越来越拮据。戴尔塔逐渐意识到，他已沦落为一个普通的贫穷难民，谁也不会理睬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们失去了对他诗歌的兴趣，就连最得意的玩笑也无人肯听。移民生活既郁闷又苦涩，每天面对的只有悲哀、空虚和失败的辛酸。那些能激发他热情前行的民众在何处？那些民众在他的祖国。戴尔塔的爱妻也在国内，德国占领期间，她在那里熬过了整整五年半的光阴，现在，她在华沙一家餐厅当服务员。每当戴尔塔读过来自波兰的报刊杂志之后，他就更加坚信，国内的政治路线是自由的，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自华沙的政府特使也向他保证，不会清算他在战前所犯的右倾错误，而人们也会不计前嫌地欢迎他。
戴尔塔回归波兰，伴随着各种相应的丑闻：他一到港口（因为他是乘船回来的）就已醉醺醺，但他始终处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在他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每到一站，他就给爱妻发电报。后来他终于到达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他的妻子迁移到这座城市），伴在他身边的还有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女友。妻子见此情景反应十分激烈，立刻将他的这位女友赶出家门。戴尔塔的妻子身材矮小、瘦削，头发乌黑，具有东方女子美的特征：鼻子稍弯但很挺，一双黑亮的眸子，还喜欢在自己漂亮的手上佩戴闪闪发光的手镯。她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家庭，看上去像是高加索的圣母马利亚。她生性温顺，很有女人味，她拥有生意头脑，也很懂得掌控丈夫。
戴尔塔回归故里，对那些掌管文学-宣传大权的人来说十分有利。这一时期，正亟须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甚至需要激起一点沙文主义的情感。这是一张制胜王牌：解放、“主权”、国旗、憎恨德国人。戴尔塔曾是一位受欢迎的诗人，曾作为右派的追随者而知名的诗人，这大大增加了他的价值。对政府主办的杂志而言，争取到像他这样的诗人，比争取那些过分积极的左派诗人是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