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西方的一些新鲜事物，对莫斯科中央的客户来说并不易注意到。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常常是史无前例的：大众文明的崛起，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且对高雅的人来说，可能不合口味，但它保证了数百万民众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获得应得的份额。当然，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很轻易地与他人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文明生活：能买到一条由机器生产、电影明星穿过的裙子的廉价复制品，能开上一辆老式的却是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能欣赏逗乐的牛仔影片，家里能拥有电冰箱；而相对地，在列宁格勒近郊库尔斯克集体农庄里的妇女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到，她的曾孙女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有一天也能接近类似的平均水平。美国民众的“愚蠢”，纯粹是出于对新文明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令东欧知识分子感到极为不快。在一个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分为不同阶层的国家受教育长大的人，首先想要寻找的通常是由作为革命变革发酵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一旦他看到西方社会中根本没有中欧和东欧国家概念里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实在无法理解，因而也无法用他熟悉的概念来观察这样的社会。而且在那里看到的“思想”显然早已过时，已经被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只会用纯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难题，认为美国人无法接受抽象的概念（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拥有特别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述两种现象使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如果承认美国这些特点对欧洲而言是“落后”的，但美国技术力量之强却又远远超过欧洲！而欧洲人所认为的美国的“愚蠢”现象，其实不正是美国强大之所在吗？
迄今为止，有一种不断完善和利用新发明的速度没有受到阻碍。在这一点上优势属于西方。日本想要超过西方的努力并未成功，而且被美国打败了，尽管美国当时处在和平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的罗斯福时期。俄罗斯靠抄袭西方的汽车模型、仿造飞机、喷气发动机、雷达、盘尼西林、电视机、原子弹、德国的潜水艇，现在业已加入了竞争。东欧最年轻的一代，成长于对俄罗斯科学崇拜的年代，他们开始相信俄罗斯的科学技术领先全世界；老一辈却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他们不能确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实施计划经济，并为科学研究和实验投入大笔资金的俄国是否处在创造奇迹的转折关头。与此相反的说法是，俄罗斯当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只是臣服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众所周知，最伟大的发明都是在众多学者长期、无私的工作过程中完成的，这些工作通常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与事实相违地，俄罗斯的舆论宣传坚持把众多发明归功于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无论是在桥梁结构还是在生产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甚至在很多极小的细节上，都抄袭了美国的技术）。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通常使人感到可笑，只能证明他们缺乏自信，例如，他们在销往人民民主国家的瑞典制造的机器上打上了俄罗斯制造的标记。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其实就是为了打消俄罗斯的自卑情结，以此来提升俄罗斯的“技术士气”。这一切只能证明，莫斯科中央十分重视科学竞赛。谁知这种意志的集中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我们还得承认——东欧和中欧的人也都承认，此刻，西方在生产技术——以机器取代人工（这意味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工作的界限被逐渐冲淡）等各种潜能方面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可现在西方民众头脑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精神是不是陷入了梦境？一旦觉醒，斯大林主义会不会成为它唯一的表现形式？基督教在西方不是正渐渐消亡吗？那些民众不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吗？无疑正是如此。他们的大脑是不是一片空白？是的。那么他们是否会用沙文主义、侦探浪漫故事和毫无艺术价值的电影来填补这种空虚？是的。这样一来，西方到底能奉献给我们什么？有的方面自由太多，有的方面太少，但比起人们为某种前途而努力争取的自由来说，可能还是要少得多。
我们可能把这些问题提得太原则化，但是问题毕竟提出来了。诚然，可以用别的问题来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点知识者的子弟）抱怨民众精神贫乏，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心中所渴望的那个帝国，是一个物质匮乏、技术匮乏外加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他们想象，福利和技术外加斯大林主义会是多么有意思，因为这是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现象。帝国要培育新人，是在跟贫困（既是它造成，也是它要克服的）作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也是在提高技术（既是它破坏，也是它要建设的）的口号下进行的。如果这两股强大的推动力均不存在，那将会怎样？可以想象到，那个巨大机器的齿轮可能只会空转。实现了的共产主义阶段对于信仰它的人来说是“至圣所”，是人的目光不能企及正视的光明之境，那就是天堂。不要试图去看穿你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人们如果敢于把天堂具象化，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天堂与人人都有工作时期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会发现（甚至可以说恐惧有所减轻，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在那里，民众过着纯粹的生理上的生活，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发展却遇到了一个以学说形态出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种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把人从对物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某种东西；而根据其学说，这种东西本身却又毫无意义。
当然，类似的思考都是乌托邦式的。但如果不能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大伤脑筋，那么他们在帝国的弟兄们就无法摆脱这类思考。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想活着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因为，那可能会非常乏味。”当伟大的教育工作结束，令人痛恨的“形上学的本质”在人心中彻底消亡，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问题是，党模仿基督教礼拜仪式而在领袖肖像前举行的群众性典礼是否会让人民真心感到满意。
两眼盯着西方，希望在那里能产生点什么新玩意儿；这种观望，在东方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比在西方感觉到的还要普遍得多，但他们观望的并不是西方宣传的东西。而是盼着出现：新一代天才作家，新的社会哲学，新的艺术运动，科学上的新发现，绘画或音乐方面的新原则。不过似乎很少能找到那种新玩意儿。因为东方人习惯于严肃对待的只是那些有组织和以群众性规模出现的社会生活现象。除了电影、畅销书和插图杂志以外，西方的文化领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这种规模。西方有头脑的人士从不会严肃对待这些大众娱乐传媒的大部分；而在东方，凡此种种类似的东西（在那里一切都拥有大众特性）都被升华到“西方颓废文化”唯一代表的高度。嘲笑多数西方电影、小说或文章的愚蠢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评论者不需任何努力就有颇丰厚的稿酬，而且还免去承担对莫斯科歌功颂德的更加痛苦的义务），因此大多数东方记者乐意为之，而他们的评论文章对公众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真正的西方文化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那里，东方的知识分子偶尔会遇到多变的表象，因为，模仿与创新、颓废与健康的现象并存不悖，大肆宣扬低俗的作品，故意贬损伟大的杰作。有人在战前去西方旅行时所看到的各种流派继续存在，这令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他的大脑中，这些流派早已不合潮流，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首先正是这些继续存在的流派引起了他的关注，而不是那些艰难地在森林的枯树朽木丛中生根发芽的新现象。
西方文化价值中最受谴责的是它的精英性，脱离普通民众。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诗歌、绘画，甚至音乐，在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时，总会犯有诸多风格上的弊病。与此同时，这些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似乎比肤浅的观察者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比如所谓“艰涩”和“朦胧”的前卫绘画创新，会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们对广告、妇女时装潮流、舞台布景以及室内装潢设计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普遍使用的机器的外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这种潮流相比，“苏维埃帝国”风格是在巨幅画布上绘着成群不同姿态的高官，这种风格与日常生活完全脱节。通过摧毁艺术实验，莫斯科中央把它的实用艺术（如果可以说它存在的话）局限在对西方实用艺术笨拙的模仿上，其实西方的实用艺术由于画架画的实验而在不断更新。捷克人和波兰人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他们要通过深入民间范式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实用艺术，而他们的努力似乎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家具、墙饰织物或者妇女穿的裙料跟绘画和雕塑有相互依存关系。当绘画和雕塑皆被要求表现对丑陋的崇拜时，一切大胆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那么实用艺术就脱离了自己的源泉，只能成为艺术的荒漠。
西方生活的多姿多彩场景是源于它潜移默化的法则。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没有意识到，一个住在阁楼里的画家，一个不太出名的音乐家，或者一个专门写些莫名其妙诗句的诗人，都是为他自己在生活中所重视的一切赋形的魔术师。统治者也很少去考虑这类事情，他们认为，不值得为这些琐碎的事浪费时间。西方实施的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去帮助每一个在不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因此，这些人在无私地追求自己的奇思怪想的同时，不得不孤军奋斗，忍受贫困的生活，常常有些艺术家死于饥饿；在他们身旁，愚蠢的富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们的钱财而花天酒地，听凭他们昏暗的神智引导挥金如土。这类事情会令来自东方的人感到愤愤不平。在他的国家，有才能的人都能有用武之地，而在西方，同样的人则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西方在人才管理上的浪费简直令人沮丧；有限的成功者把自己能获得承认常常归功于纯粹的运气而不是自己的职业才华。在信奉新信仰的国家，将适应政治路线的能力作为选择淘汰的标准，其实与上述这种浪费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按照既定标准去做事，最平庸的人通常可以获得最大的声望。尽管如此，东方的艺术家或学者们要比西方同行容易谋生得多。虽然，唯物辩证法的压力是沉重的，但那些物质补偿也不应轻视。许多有机会逃往西方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并没有选择逃亡，因为他们认为反正都得作曲、作画或写作，这比去教书或在工厂打工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他们真正的职业更好。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又返回自己的国家，原因不外乎此。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对待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冷酷无情普遍感到恐惧。他们说，跟一个聪明的魔鬼打交道要比跟一个和善的傻子好得多。聪明的魔鬼懂得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允许他们以一把刻刀、一支文笔或画笔为生，关心客户，并对他们提出要求。但是和善的傻子不懂这种互惠，既不给予关心，也不提出要求，在实践中这等同于客气的残酷。东方人相信，基本的生产资料应当属于国家，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将收入用于卫生、教育、科学和艺术；在他们之中寻找资本主义的信徒是幼稚的。在西方，人们追寻的东西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时激动人心的口号。如果有人提出工厂和矿山应该属于私人这一论点，东方人定会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回应。他们寻求什么完全由一个事实出发，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理解新信仰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新信仰在这方面严格把关的一切尝试，都会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迫使他们确切阐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会回答，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希望在这个制度里，人不必在唯物辩证法蛇样的缠绕中拼命挣扎。因此他们在期盼某种征兆，以证明真正的文化价值可以在唯物辩证法之外产生。但这种价值必须是持久的，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过时意识的产物，如果真能如此，那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和对它的肯定。新信仰国家的民众都知道，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作品。也许在一个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的工作室里，已经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在自己的时代同样是孤独的马克思或达尔文的发现？但谁知他们在何处，怎样去接近他们呢？
东方知识分子对于任何从西方渗透而来的事物都像一个严格的审查官。他多次感到失望，不希望得到过多廉价的安慰，这种安慰此后会成为更大的压抑。战争让他具有揭开欺诈和虚伪面具的能力，但也使他多疑。战前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书籍，绘画和音乐中的许多流派，现在已经被他抛弃，因为它们没有经受住考验，人类思想的作品本应受得住残酷、赤裸裸的现实考验，如果经受不住，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只有在遭到死亡威胁的人眼中，能够保持活力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在一座正在进行残酷斗争的城市的街道上，有个人躺在机关枪的火力之下。眼睛凝视着石砌的路面，他看到了一幅令人着迷的景象：鹅卵石都竖立了起来，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子弹打中它们，使它们移动了位置而倾斜着。这种时刻，人的意识里在对诗人或哲学家作出判断。他想到也许某位诗人在文学咖啡馆里曾是受欢迎的人物，每当他走进那里，迎面而来的都是人们好奇和赞叹的目光。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想起他的诗歌，他的作品便露出了自己的病态，并表现出唯美主义者消遣的所有特点。所观察到的鹅卵石景象无疑是真实的，而那些根据同样赤裸裸的经验所写出的诗歌，理应能够胜利地活过谴责人们借以为生的幻觉那一天。在经历了“战争的噩梦之后”，东欧知识分子心中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削减感情奢侈的现象：心理分析小说激起他们轻蔑的大笑；西方仍在流行的情色文学他们视为垃圾；对抽象绘画的模仿令他们厌倦。他们都很饥饿——但他们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开胃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