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座的七个团体，都是从事征文考献的工作，给台湾的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将原料整理删除编整的工作，都远为重要。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编志，新方法也好，旧方法也好，都不免经过整理，许多材料不免受编志总纂主观的取舍。甚至毁去一部分材料，或隐藏一部分材料。经过这一阶段，往往将有价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为制造品。我们以现代新的眼光来看，与其编志，不如做搜集材料、发表材料，继续搜集材料、随时发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件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很简单的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至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造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献委员会对于搜集材料、保存资料的工作能够继续，而且要特别的看重。不要存一种搜集资料就要编志的观念。
还有今天我在台大参观人类考古学系，看到有关高山族的考据，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个大类，这个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只是在开始搜集材料，还没有到搜集齐全的时期。有关民族、语言、方言等等的调查纪录，就我所知，目前还不够，尚待继续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开始搜集的时候，很不容易有一个结论。征文考献亦复如此，应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几年中将各地通志都写起来。至少在我这个半个台湾人看来是不必如此的。而应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请台大、师院及历史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各方面以新的方法来搜集新的材料。
这是我这半个台湾人回到第二故乡，向各位负征文考献责任的先生们，以我外行的一点小意见贡献给大家。我想许多文史专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见，黄先生可以请他们多多发表，我只是以我粗浅的意见供大家的参考，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意见。
（这是胡适1953年1月6日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的讲词。收入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的《胡适议论集》甲编，又收入台北胡适纪念馆编章、出版的《胡适演讲集》下册，又收入台湾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第26册）
格致与科学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这确是科学的目标，所以当时译科学为“格致”是不错的。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更缩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 来。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
一九三三，十二，十九
（本文作于1933年12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这个题目很重要。从人类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一方面要修正我在《中国哲学史》上卷里所下哲学的定义，一方面要指示给学哲学的人一条大的方向，引起大家研究的兴味。
我在今年一二月《晨报副刊》上发表杜威先生哲学改造的论文，今天所讲，大部分是根据杜威先生的学说。他的学说原是用来解释西洋哲学的，但杜威先生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的学说要能够解释中国或印度的哲学思想，才能算是成立。
杜威先生的意思，以为哲学的来源，是人类最初的历史传说、跳舞、诗歌、迷信等等幻想的材料，经过两个时期才成为哲学。
（一）整齐统一的时期 传说神话变成了历史，跳舞、诗歌变成了艺术，迷信变成了宗教，个人的想象与暗示，跟了一定法式走，无意识的习惯与有意识的褒贬，合成一种共同的风尚，造成了种种制度仪节。
（二）冲突调和的时期 人类渐渐进步，经验多了，事实的知识分量增加范围扩大，于是幻想的礼俗及迷信传统的学说，与实证的人生日用的常识，起了冲突，因而批评的调和的哲学发生。例如希腊哲人（Sophist）之勃兴，便是西洋哲学的起源。Sophist对于一切怀疑，一切破坏，当时一般人颇发生反感，斥哲人为诡辩，为似是而非。Sophist一字，至今成了恶名。有人觉得哲人过于激烈，应将传统的东西保存一部分，如Socratea辈。但社会仍嫌他过激，法庭宣告他的死刑。后来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调和变化，将旧信仰洗刷一番。加上些论理学、心理学等等，如卫道护法的工具，于是成了西洋的正统哲学。
归纳起来说，正统哲学有三大特点：
（1）调和新旧思想，替旧思想旧信仰辩护。带一点不老实的样子。
（2）产生辩证的方法，造成论理的系统，其目的在护法卫道。
（3）主张二元的世界观，一个是经验世界，一个是超经验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不能活动的，尽可以在理想世界里玩把戏。现在要拿杜威先生关于正统哲学的解释，来看是否适用于中国。我研究的结果，觉得中国哲学完全可以适用杜威的学说。
中国古代的正统哲学是儒墨两大派，中古时代是儒教，近世自北宋至今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的理学。
现在分论古代、中古、近世三期。
中国古代的哲学原料，诗歌载在《诗经》，卜筮迷信载在《易经》，礼俗仪容载在《礼记》，历史传说载在《尚书》。在西历纪元前两千五百年，初民思想已经过一番整齐统一。一切旧迷信的旧习惯传说已成了经典。
纪元前五六百年老子、孔子等出，正当新旧思潮冲突调和的时期，古代正统哲学才算成立。老子是旧思想的革命家，过激党，攻击旧文化，攻击当时政治制度。古代以天为有意志有赏罚，而老子说天地不仁，将有意志的天变为无往而不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天，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老子这样激烈的态度，自然为当世所不容，他很高明，所以自行隐遁。邓柝比老子更激烈，致招杀身之祸，没有书籍流传后世，可见当时两种思想冲突的厉害。
于是调和论出来了。孔子一方面承认自然主义的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方面又承认有鬼神。他说：“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他总舍不得完全去掉旧信仰舍不得完全去掉传统的宗教态度，但在一般人看来，他仍然是偏向革命党。偏向革命党的苏格拉底不免于死刑，偏向革命党的孔子不免厄于陈蔡，终身栖栖皇皇。这是第一派的调和论。
第二派的调和论是墨子。墨子明白提倡有鬼，有意志的天，非命，完全容纳旧迷信，完全是民间宗教的原形。但究竟旧思想经过动摇，不容易辩护，于是不得不发明辩证的方法，以逻章为武器。我们看他用逻章最多的地方，是《明鬼》和《非命》两篇。他提出论辩的三个标准：
甲、我们曾经耳闻目见否
乙、古人说过没有
丙、有用没有用
譬如说有鬼，第一，曾经有人看见过鬼，或听见鬼叫的；第二，古书上载鬼的地方很不少，故古人是相信有鬼的；第三，我们相信有鬼，则我们敬爱的人死了，我们尚可得到安慰，且而可以少做坏事，信鬼有利无弊是有用的。因此墨子是当时的正统哲学。
中古时代之整齐统一期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秦时，李斯别黑白，定一尊；第二步是汉初，宗教迷信统一于长安，秦巫晋巫各代表一个民间宗教。汉武封泰山，禅梁文，一般方士术士都来了。这是道教与古供迷信冲突时期。
戴上儒家帽子的墨教出来调和，便是董仲舒所创之新儒教。以天人感应为基本观念，替民间宗教作辩护，可谓古代迷信传说之复活。故中古期的正统哲学是新儒教。
从东汉到北宋，儒释道三教都来了，没有十分冲突。唐时以老子姓李，道教几乎成为国教，到了北宋真宗，崇道教，拜天书，封禅老子庙。道教之盛，达于极点，以至仁宗神宗时代，产生了许多怀疑派。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李觏等，对于思想制度古书都怀疑，对于迷信的道教是一种反动，对于极端个人主义的禅宗是一种调和。于是在古代诸大思想系统中找出儒家，以五经为旧经典，四书为新经典。《大学》里找出方法论，《中庸》里找出心理学。静坐不是学佛，是求敬，是注意，是为自己的修养，故自北宋以来，正统哲学是理学。理学调和的分子极多，以儒家为根据，容纳道家佛家一部分思想，且兼容古代的宗教，为涵养须用敬之“敬”，完全是宗教的态度。
结论 我所以讲这个题目，是要使大家知道，无论以中国历史或西洋历史上看，哲学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果。而我们研究哲学，是要教哲学当成应付冲突的机关。现在梁漱溟、梁任公、张君劢诸人所提倡的哲学，完全迁就历史的事实，是中古时代八百年所遗留的传统思想，宗教态度，以为这便是东方文明。殊不知西洋中古时代也有与中国同样的情形，注重内心生活，并非中国特有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哲学是什么，研究哲学的职务在那里，才能寻出一条大道。这是我们研究哲学的人应有的觉悟。
（原载1925年5月31日《国闻周报》第二卷第20期。为明宵记录稿。录者附言：“这个题目，是胡先生五月十七日在北大第二院为哲学研究会讲的。当场记录的人很多，但是胡先生说他的原稿不久要正式发表，所以至今在报上没有看见一篇笔记出现，然而这个演讲代表适之先生最近的思想，又非常重要，特先将我的笔记刊登于此，以飨阅者。此篇只算是笔述大意，脱误之处，一定很多，尚望胡先生和当日听讲诸君的指正。”）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