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派近代的思想。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儒家，想把历代的儒家相传的学说，加上了佛家、禅宗和道家的思想，另成一种哲学。他们表面上要挂孔子的招牌，不得不在儒家的书里头找些方法出来。他们就找出来一本《大学》。《大学》是本简单的书，但讲的是方法。他上面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变为中国近世思想的大问题。程朱一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须得亲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个个的去格他。等到后来，知识多了，物的理积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贯通。陆象山一派反对这种办法，以为这种办法很笨。只要把自己弄好了，就是“格物”。所以他主张：“吾心即是万物，万物即是吾心。”物的理都在吾的心中，能明吾心，就是明万物。吾心是万物的权衡，不必要像朱子那么样支支离离的格物。这种重视个性自我发展的思想，到了王阳明格外的明了。阳明说：他自己本来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的。他有一位朋友去格一枝竹，格了五天，病起来了。他就对这位朋友讲：你不能格，我自己去格。格了七天，也病了。因此，他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别地揭出“良知”二字来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恶的就是恶，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陆王这两派支配九百余年的思想，中间“格物” 的解说有七八十种；而实际上还是“名”和“实”的嫡派，不过改变他们的方向罢了——格物还是从内起呢，还是从外起？
思想必依环境而发生，环境变迁了，思想一定亦要变迁。无论什么方法，倘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便有一种新方法发生，或是调和以前的种种方法，来适应新的要求。找出方法的变迁，则可得思想的线索。思想是承前启后，有一定线索，不是东奔西走，全无纪律的。
（这是胡适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国语讲习所的讲演，则华超记录。刊于1921年11月20日《教育杂志》第十三卷第11号）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做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了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那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贫穷。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贫穷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实没有一个时期不贫穷的。贫穷到了为一角钱惹出人命，女太太因为一二个铜子而至打架吃鸦片上吊，因为五寸鞋面布而至于婆婆打死儿媳妇。这种消息是常见于报纸的。所以中国的穷不仅由于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产的不发达。中国人未尝富过，没有一篇旧小说是描写富的。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着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其遗族如契丹及羌氏女真蒙古等皆莫之能抗，只要外国民族稍强盛一些，我们即不能抵抗。其原因即由于内邪所致。以工愁善病之质，弱不禁风之躯，如何去与他们对抗呢？
在历史上我们的武力虽然不如人，然我们的文化却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我们被外族征服了之后，外族却常被我们同化过来。也被我们这五种内邪所迷惑，这五种病症所传染。结果匈奴、契丹、回纥、蒙古满洲皆被我们所同化，皆传染上此五种病症，都是这几种外感文化低于我们的缘故。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派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所幸历史上并无文武全才的文化来侵略我们，他们有武力，我们以传染病尚能勉强抵制几千年。而印度只有鸦片烟，没有武力，我们也仍能存在。这样的征服一次，犹如打一次吗啡针，使我们增加抵抗力，而更放出灿烂的文化来。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支持着。
但是现在的时期已不同了，我们到了另一个时期，文化后面有武力，武力后面则是整个的文明，内邪既凶，外感益亟；从前仗着自己所谬认的“精神文明”，一次抵抗，二次抵抗，对付外来的文化和武力，而现在则武力文化经济科学万管齐下，所以不能再得幸免。所以九一八以后历有一年，还是毫无办法，竟至于请出班禅喇嘛来念经，叫民国以来的一切罪人，都来作念经救国运动。传染病终于抵敌不过内邪外感的夹攻了。
中国的五鬼，没有一种是可以持以立国的。在这新的世界，立国不但要靠武力，尤其要靠文化；外国人的科学没有不在我们之上的。最新的美国，立国虽仅一百多年，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余如耶鲁、哈佛历史亦久。俄国更是新式的国家，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至于欧洲，更不必说，意大利有一千多年的大学，英国的剑桥也有八百多年，最新的柏林大学是创设于一八一〇年，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日本，东京的帝大，已七十多年，何以一个五千多年的老大国家，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没有一处文化人才建设集中的地方？除了科举求功名以外，便没有人想到文化，在文化上努力的所谓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国子监学生是可以拿钱捐的，只是一种官职。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一所大学，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医药。直至现在我们看小说要到日本去，在本国住着感觉不惯；所有的统治领袖，只要自己能登台统治，大家也就容忍着，任其妄为统治，其故犹是愚昧。
此种现象，在过去犹可勉强维持，我们可以去几千里路，没有见到一个兵，一个警察，因为我们的祖宗，积几千年的经验，自有办法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和平。比如无钱举办选文官制度，便用科举方法，以功名为饵。国家但订法制，即可向全国拔取人才，欲求功名者，亦自来应考。如想做官，只花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教科书买齐，再花二元钱，请一位老师，便可以读书赶考。起始考八股，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才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国家略夺划建造的人，尚能够以制度来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感觉（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义。此外更有旁的办法如御史制度，道员制度，也可有相当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试方法来甄拔人才，在原则上很不错，而是最好的办法，虽然用八股是不对，那只是枝节的问题。当时因为激于内邪外感之夹攻，因怀疑八股科举，便将这考试的精神也一并除去，使二三十年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用人只是亲戚故旧，于是以前一点较好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了，一点统一国家的影子都没有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站不稳的。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那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 在中国最早的宗教是道教，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章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拍拉图比孟子，然而拍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馀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 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拍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四）母教 妇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连做人的资格也给剥夺了，一向对待女人，视同牛马，且更缠足以困之。这样的女子，那里能够给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妇女在以前也是颇受歧视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学 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淫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这是胡适1932年10月25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由陈振汉记录，载《南开大学周报》第1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