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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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哲学家首先是真实的人

哲学家要负起解释人生意义的使命,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本书中,尼采把学者当作对立面,再三强调这个论点。

他指出:“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一个真实的人何尝脱胎于一个学者呢?”真实的人,即是对世界和人生有丰富而深刻的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因此,他仿佛成了“整个世界的原型和缩本”,能够“从自己身上获取大多数教导”。他具备两个相辅相成的特点,既有独特的眼光,能“初次地看事物”,亦有独特的个性,自己是一个“被初次看见的事物”。相反,学者“让概念、意见、掌故、书本横插在自己和事物之间”,总是借助别人的意见来看自己和事物,因此在自己身上和事物上面都只看见别人的意见。[30]

哲学上的独创性,其根源在于一个哲学家的独特的内在体验,在于这种体验的力度和深度。如果没有,脑袋再聪明,工作再勤奋,也不过是搜罗更多别人的意见,对之做一番整理和转述罢了。对于别人的意见,其价值也须依据包含多少真实的生命体验加以判决,而在能够做这样一个公正的判官之前,一个思想家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31]

真实地生活和体验,这是一个前提,在此前提下,哲学家还必须诚实地思考和写作。尼采认为,在这一点上,叔本华也是楷模。他是在“对自己说话”“为自己写作”,一个这样的作者必定是诚实的,因为他不能欺骗自己。他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明白,从不做似是而非之论。所谓似是而非之论是那样一些意见,作者自己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只是用来哗众取宠,它们充斥在出版物之中。二是质朴,甚至排斥诗意的或修辞的辅助手段。这倒好理解,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时当然不会用美文。正因为此,叔本华“善于质朴地说出深刻的真理,没有华丽辞藻却抓住了听众,不带学究气却表达了严密的科学理论”。相比之下,尼采感叹说:“诚实的作家如此之少,因而人们的确应该对一切搞写作的人报以不信任。”[32]

当一个诚实的思想家面对社会时,要能坚持他的诚实,还必须具备一种品格,就是正直。如同叔本华那样,真正的哲学家必定拥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如果一个天才想使居于他身上的更高的秩序和真理彪炳天下,他就不可畏惧同现存的形式和秩序发生最敌对的冲突。”相反,学院里的哲学教授们以“纯科学”名义宣讲的“真理”,却似乎是一种恭顺的、随和的、讨人喜欢的东西,不会给任何人造成麻烦,因此他们自己也不会惹上麻烦。尼采写道:“所以,我要说,哲学在德国必须越来越淡忘‘纯科学’的身份:而这正是叔本华其人的范例。”尼采把康德算作相反的范例,在本书中多次批评他“固守大学,服从政府,维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信仰”“不脱学者的故态,患得患失,低声下气,在对国家的关系上有失风度”,因此“他的范例主要产生学院教授和教授哲学家,便是很自然的了”。仅就行为而言,尼采说的是事实,康德谨小慎微,看重职称,屡次忍气吞声地向当局递交申请,直到47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用“真实的人”这个标准衡量,尼采惋惜他“也未成正果,虽然天生其才,富有潜力,但直到最后仿佛仍然处于蛹化状态”,即停止在从学者向哲学家蜕变的半途上了。[33]

哲学家追求智慧,学者服务于科学,二者的区别源于智慧与科学的不同。“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智慧和神圣都是灵魂的事,知识层面上的科学和习俗层面上的道德则和灵魂无关。科学“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科学不论在何处都只看见认识问题,在其视野内苦难原本是某种与己无关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它为自己谋利的程度,正相当于它对其仆人的损害,它把自己的特性转嫁给了他们,因此而仿佛使他们的人性变得僵硬了。”[34]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标本观察到,许多学者“盲目地、过早地为科学献身,从而以一个驼背为其特征”。[35]

写作本书时,尼采自己已经做了6年学者。以前做学生,现在做教授,他从老师和同事身上对学者也有近距离的观察。这个有着一颗哲学家灵魂的学者以解剖学者为乐,在本书中列举了学者的13个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天性冷漠,没有爱和热情。“他的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而且乏味。”“感情贫乏而枯燥。这使他适合于从事活体解剖。”

第二,资质平庸,没有创造性。“自视甚卑,是的,谦虚。即使被圈在一个可怜的角落里,他们也丝毫不感到是牺牲和浪费,他们仿佛总是刻骨铭心地知道自己不是飞禽,只是爬虫。”“学者在被推上某一条路之后,就在这条路上做惯性运动……这种天性的人是目录和植物标本的搜集者、讲解者、制作者;他们之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学习和探究,只是因为他们未尝想到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他们的勤奋与极其蠢笨的重力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常常十分多产。”“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好。书本是他的慰藉:这就是说,他倾听另一人如何思考,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漫长的日子。”“学者在本质上是不孕的——他的来历的一个后果!——而且他对有创造力的人怀着本能的仇恨;所以,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

第三,追逐名利,没有纯净的心性。在“谋生的动机”支配下,仅仅为“有利可图的真理”效劳,因为“它能够直接带来薪金和职位,或者至少能够讨好那些分发面包和荣誉的人”。“学者还相当大量地怀着想要发现某一些‘真理’的冲动,目的是向权贵、金钱、舆论、教会、政府献媚,因为他相信,如果主张‘真理’在它们那里,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有些学者“想尽可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就选择冷僻古怪的项目,最好这些项目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经费开支、旅行、发掘以及大量的国际联系”。“如今,当老师的只要善于开辟一块地盘,让庸才们在其上也能做出一些成绩,他就准会一举成名,求学者立刻蜂拥而至”。一方面是师生之间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则是提防同行,“所有同行之间都满怀嫉妒,互相监视”。总之,大学是十足的名利场罢了。[36]

我忍不住要大量引用尼采的原话。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一百三十多年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他莫非是在说今天我们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