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当前金融业的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加入WTO后，国际金融机构将大量涌入我国，这就给当前已经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内金融市场，增加了更多的竞争性；二是国内区域之间的金融业竞争也将更趋激烈，国内各区域性股份制金融机构在地区间的大力扩张和渗透，将使各地金融业的区域界限变得更为模糊，服务水准和创新能力将成为各金融机构竞争取胜的关键因素；三是证券、投资、保险等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手段和工具的创新，互相间的渗透也非常厉害，业界之间的竞争也更趋复杂。
金融是“社会发展的血液”，“长三角”联手打破条块分割的要素配置体制，建设相互融通的区域经济功能与服务体系，必将促进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浙江金融业应主动接轨上海，以公司化进行运作，为区域内所有企业、个人和公共部门提供存贷款、个人投资理财、企业上市辅导等所需的各种金融服务；加快建设区域票据市场。另外，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还应学会利用上海的资本市场和融资环境进行资本运作。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有头脑的人。如果能在融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及时捕捉机遇，浙江人必能凭借其勤劳与智慧而立于不败之地并大有所作为。
跳出浙江谋求发展
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当大批农民带着商品经济意识投身工商业之时，恰逢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体制嬗变中进发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掩盖了浙江经济的诸多先天不足。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仅有“先发优势”已难于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
近年来，浙江的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建设用地是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的数以千计的企业在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能源荒”是最令浙江人焦虑的问题。2003年浙江全省发电量增加17％，外购电量增加51％，但仍然不得不拉闸限电，而且近两年缺电的局面还将延续。据介绍，2003年“非典”疫情对浙江生产总值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的影响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浙江发展之路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从浙江自身来看，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仍不高；中心城市的功能不强，辐射力偏弱，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土地、水资源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城乡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还不够合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待完善等等。从区域竞争态势来看，浙江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相关城市相比，在科技水平、发展后劲和开放程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经济实力与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的地位还不完全相称。尤其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动作大、进展快，使浙江面临的港口腹地竞争、货源竞争更加激烈。从城市竞争力来看，浙江人才竞争力比较弱，集中体现在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反映在人才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科技竞争力基础薄弱，科技创新的投入偏低，成果档次不高，产业基础薄弱；资本运作能力不强，现代金融入才缺乏，服务能力不足，金融工具创新滞后，不能满足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新兴产业的需要。这些都是浙江在前进道路上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比较劣势在于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要素集聚流动的平台不完善。
同时，科技创新能力较差，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于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8个城市中处在倒数第2位，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员排在倒数第5位，授权专利数和科技成果鉴定数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人口、服务产业集聚不足是其中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城市对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能力偏弱，金融体系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源严重不足，影响了要素供给能力，并反过来影响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浙江经济也遭遇到“成长的烦恼”。特别是水资源、电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任重道远。此外，本地的高科技人员匮乏，市民的文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很多地方小富即满，小富即安情绪滋蔓。吃小海鲜，过小日子，精明中少一点高明，保守中少一点闯劲，尚实中少一点浪漫，精巧中少一点大气，多多少少束缚了浙江发展的大思路、大步伐。
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性产业结构重组步伐加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使得我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我国受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风险加大。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国内的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仍然不够合理，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所以国际国内这些有利或不利因素，对宁波未来发展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
所幸，浙江人对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努力创新，走出困境。一些企业在政府的牵头下，正有计划地跳出浙江寻求发展。
2004年5月中旬，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带队，率领400多人的党政官员及企业家组成的经贸代表团抵达重庆。在重庆，浙江企业一口气签下了10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134．06亿元。稍后，浙江、湖北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在武汉举行。在随后举行的两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双方共签约176个，浙江方面投资375亿元。
而此前半年间，浙江近200家企业的老总，组成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前往黑龙江，一举签下了包括工业、农业、房地产开发在内的95个投资类项目，浙江方面投资76．15亿元。之后，鞍山市市长张杰辉、沈阳市市长陈政高也先后带队到浙江，带来了当地200个招商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了800多亿元。
据悉，几番来回，目前浙汀流入东北的资本已经在500亿元上下。还有报道称，频抛绣球的山东企业吸引了400亿元浙江民资投向鲁南。而近日，华东一个县到浙江招商，短短两天，被该县引入的浙江民资据称也有50亿元，这一数字足以支撑起当地城市化的建设。
东奔西走，浙江资本频频出手，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达新疆，全国各地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至少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已进入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仅温州一地，就至少有1000亿元资本流向外省市区。有专家指出，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活跃程度看，浙江都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
浙江资本还不断的进入国际大市场。据统计，近5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3倍，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同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